“生活跟出身在底层的人，越追求稳定工作”你怎么看？

其实是一种

生活的无奈，

也是生存发展的必须。

出身和生活在底层的人，一没有殷实有力的家庭背景支撑，二也没有可供后人乘凉的前人所栽的树。自然，当他们踏入社会的时候，心里首先想要得到的是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解决最起码的温饱和生存问题，从而为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减轻负担。自食其力，撸起袖子干，慢慢谋求发展。

尽管，他们也是充满朝气，也一样怀着雄心壮志。可他们只能先求得稳定工作，让自己先活下去，靠自己的双手去辛苦打拼，一步步地慢慢积累，找寻机会，抓住机遇，去创造美好的未来。而这未来的美好，都必须建立在活下去的基础上，慢慢实现。

正如民国时期，上海滩上叱咤风云鼎鼎大名的杜月笙杜先生曾说过“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鲤鱼，修满500年道行，就可跃过龙门，而我原本就是河滨里的一条泥鳅，需要修满1000年道行，才化身为鲤鱼，再修满500年道行，最终才有机会跃龙门”

生活跟出身在底层的人，要想跃龙门，也只能先求稳，解决生存问题。而后一步步地历练，修行，才能最终实现

梦想成真

星际争霸如何聚兵?

传统观念下，稳定的工作更有面子。从父辈的经历出发，底层的人眼中成功人士的工作大多都是稳定的。而且，底层人的父辈多有着在大型企业工作的经历。即便没有此类经历，也免不了在稳定的公立学校读书、享受公有资源。他们自然而然的会希望继续稳定的发展，选择稳定的工作。再加上，那些能够保证稳定的工作，往往都是那些大国企、公有制单位、事业单位。如果能进到这样的单位，可以让底层的人得到一定程度的成就感，并且快速的获得社会认可。相比之下，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底层人再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就困难的多。要么就要功成名就，要么就要外表光鲜。

然而，错过了第一次的机会，没有了稳定的工作，再想成功就困难得多。因为，在失去稳定工作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可预见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机会。这使得人们对下一步的选择，有了至关存亡的意义。在流水的工作中，不稳定的公司也往往不具备职业培训的能力。人们在行业发展不稳定环境下工作，不可避免的需要通过‘试错’来选择工作。因此出现了“中期实习”的问题，即年轻人从一个行业离职。为了完成转型，需要去新的领域做实习生。不仅如此，对于底层人来说，同样是不稳定的工作机会。家乡的工作机会往往并不如意。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年轻人不得不成为“游牧青年”。随时准备向工作机会更好的区域流动。

‘工作迁移’使得这些“游牧青年”没办法持续他们赖以生存的“现金流”。同时，他们的每次流动，都会伴随着更高的生活成本。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翻身的机会更加渺茫。在‘中产阶级’消费理念的影响下，年轻人为了外表光鲜只得借债过活。而分期还款的利率往往超出了年轻人的想像。使得他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过度消费。债务也在滚雪球般的扩大。

同时，‘工作迁移’也使得人际关系变得不稳定，引发了年轻人情感上的焦虑。90后的年轻人，惧怕孤独终老，开始早早的计划组团养老。甚至早早的立下遗嘱。曾有报道称，浙江有位28岁陈姓姑娘立了一份遗嘱。生称要在百年后，将名下房产及各类虚拟财产留给闺蜜。委托闺蜜帮忙处理遗体捐赠事宜。然而，这种现象不是个例，此类遗嘱的办理在2019年比2018年翻了一番。

针对这些现象，日本经济学家橘木俊诏提出了“格差社会”的说法，指在商业社会中，阶层固化。经济和教育的不平等加深。资本的逻辑不仅挤压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还降了底层人民在精神层面的满足感。甚至有人开始觉得“寒门再难出贵子”。对比，2000年《哈佛女孩刘亦婷》仅仅凭借考学上的成功就得到了瞩目。2016年的电影《愚行录》则反应了一个寒门高材生，逐渐变得脆弱、分裂与自反的精神样貌。

从长远来看，稳定逐渐成为过去。越是依赖稳定，越会使人脆弱。现代的人需要随时适应社会变化，做好应对“黑天鹅”的能力。辨别信息的可信度，也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事。正如，塔勒布的《反脆弱》一书。一方面，提出了要敢于为未来冒险，鼓吹的‘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更强大。’ 另一方面，也片面吹捧小公司会收割大公司。但他所提供的信息不仅真假难辨，论点也难以让人信服。在不稳定中，生存和发展，也跟风险投资也越来越像。机会越大，风险也会越大。因此，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一般的底层人更愿意在稳定的工作中，享有哪怕片刻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