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州需要几天?
汉高祖刘邦病逝后,冒顿单于寄给吕后一封调侃的“情书”,愤怒的吕后找南越王赵佗出气,给他传去一道圣旨:一,不再和南越国交换铁器;二,汉朝只给南越国给公的牛羊马。
这道是圣旨可以说有点霸道,甚至拿南越王出气的份,所以这道特殊的圣旨,可没我们想象的那样,立刻就发到南越国,而是经过了丞相府。
为何吕后的圣旨要经过丞相府,最后这道圣旨是经历了那些波折才到南越王手中?南越王赵佗看了又有什么反应呢?
首先我们要摆脱一个误区,吕后发出这道圣旨,可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直接说:来人啊,给我送过去,士兵上马就一溜烟没影了。
在汉朝圣旨要颁布下去,是经过一定的流程,并不是说写好就能发出去。刘邦读书一般,并且对于儒家的一套繁文缛节不感冒,但是作为丞相的萧何却把秦朝的流程都全盘接了过来,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调整。
所以按照当时的规矩,吕后这道圣旨还得经过丞相府,皇上不是一言九鼎吗?为何要经过丞相府才能发出圣旨。
根据典籍记载,萧何按照秦朝的做法,对汉朝未央宫内传出的圣旨做了规定,圣旨是不能直接发往各地,需要在当班时间送到丞相府,丞相府阅读盖章,觉得没啥不妥后。
才被安排送出去,当然特别紧急情况,当天就安排送出去,收到的时间就需要看送信的人快慢了,如果是十万火急的军情,那么就动用八百里的快驿。
虽然这道圣旨有点奇葩,特别是会惹怒南越王赵佗,并且出现不可收拾的结局,但是当时的丞相基本被吕后一家人架空了,所以虽然这明显在挑事的圣旨,依然还是被丞相发了出去。
但是发之前,丞相府还得做一些事情,首先得找人来抄写留档,因为这份圣旨还好,只是给南越王的,所以就抄写一份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碰上全国大赦这种的圣旨,那么丞相府就要忙开锅了,汉朝延续秦朝的郡县制,最多的时候郡县多达一百多个,所以如果是颁布给各地统一的诏书,就都需要抄写一百多份。这还不算郡收到后,还需要传抄发放下面管理的地方,一级一级的抄写分发。
等这些诏书都抄写完毕,那么就会有人开始安排路线,怎么发给各地。这时的汉朝其实比秦始皇要好多了,因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还统一了度量衡同时还在各地建立了驿道和驿站,
汉朝直接就找搬了过来,没啥改动,只是加强了驿站和驿道的开括,所以送过去选择方式很多,可以走水路和陆路。
可是这道圣旨送出去非同寻常,因为当时南越王赵佗刚归顺汉朝,建立佗城不久,这也算汉朝最早传到广州(佗城)的圣旨之一。
当时去南越国只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向东走到五岭,再折返向南进入南越国,另外就是从水路到达南越。
当时岭南很多地方都是荒芜一片,并且还有许多百越族在深山密林中,这倒是给送圣旨带来了难度,这么选择最好的路线,又快又安全的到达南越国,
这就成了难题,最终负责规划路线的官吏,还是选择了陆路驿站,而不是水路。
为啥放弃便利的水路,还有更短的距离,舍近求远的这样做呢?
其实因为当时陆路更靠谱,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汉朝最强盛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1639个驿站,驿站之间一定的距离。
特别是当时关中到中原一带,是最发达的地区,所以驿站非常的完善,走陆路确实更靠谱,而水路因为岭南在秦朝时才收复,还掌握在南越国赵佗手中,只是归附于汉朝,所以水路并不安全。
更重要的,俗话说欺山莫欺水,当时水路翻恻的机率风险很大,一道圣旨掉水里被冲走,那么是找回来,也会有失体统。
所以陆路驿站更安全一点,所以这道圣旨,就被发出了长安,一路经历了许多个驿站,来到了五岭,在这里开始这道圣旨就遇上些麻烦。
什么麻烦呢?
因为南方一带水网密布,当时桥梁不多,山路崎岖,必须翻山越岭才能到广州,而这路途中,路途中因为南岭的天气不定,经常会刮风下雨,各种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圣旨来到这里,必须调整运送的方式。
开始要选择多种交通工具一起使用。所谓多种,就是步驿,马驿,水驿等一起使用,要不光靠马匹是到不了广州的。
可这样一来,速度就会比之前慢了许多,所以最终圣旨到南越王的手中,差不多要耗费一个多月的时间,这还是当时最快的速度,如果是普通的人,自己从长安出发送到南越,那么就更久了。
为啥要一个多月那么久?
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当时快马最多一天跑300里,当然十万火急的圣旨,最高速度可达800里,这已经是极限,所以也是八百里加急的由来。
虽然看上去感觉很快,但是但要考虑,汉朝地域广阔,境内山川众多,特别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和涵洞,崇山峻岭,江河湖泊是天然的阻隔,特别在长江和珠江流域之间,南岭是个分水岭,它的存在阻隔了中原和南越的交通。
秦汉早期南下路线必须经过这个战略要地,而千年以前的南岭高山密林,毒虫猛兽众多,还有中原人不适应的瘴疠之气。
所以哪怕是到了宋朝,在中原人眼里,五岭以南都是“人迹所绝”的地方,士大夫们谁都不想去,说这里是“蛮夷之地”。
不过南岭也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让岭南一带免受中原战乱的干扰,但是这却为送圣旨,加大了难度。
而圣旨和文书的传递,都需要人来完成,这些人当时叫做“驿使”,驿使算是古代最早的快递小哥,其形象是如何?
在甘肃省博物馆藏的魏晋时期《驿使图》画像砖,就反应了1600 多年邮驿日常生活,它也是现存发现的古代最早邮驿的形象资料。
所以,汉文帝这道一般会每隔20里的地方就会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驿员则立马按照每天300里的速度来进行传递。 汉朝设置了圣旨传递的制度之后,唐宋元明清基本都是沿袭这种制度,一级一级的下发,就需要传递,传递公文的方式分为步递,车递,马递,船递。
再以隋唐为例,唐代依然是以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到边缘的各地,并且是规定了30里设一驿站。而且唐朝已经对邮驿行程有一定的规定,陆驿快马一天基本走180里,最快300里,极速就是日驰500里;
步行日行要求为50里,河行和江行50里--60里;顺水情况下,规定为最高150米。能看出,当时一天走180里也是最为正常,唐朝的长安到广州,一道圣旨不超过一个月,大约20多天能到,而汉朝还要比这个速度还低一点。
为何唐朝比汉朝的驿站要跑得快?
其实主要是唐朝开设了梅关古道,这条道路是当年张九龄告老还乡的时候,可是来到了大庾岭的时候,却遇上了道路堵塞,好几天都过不去。
他就觉得这样对唐朝好,对于岭南来说都不是好事,就奏请唐玄宗开凿大庾岭新路,充分利用岭南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富裕,“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备唐朝的府库之用。
唐玄宗当时也正为这事发愁,觉得这个建议非常不错,下诏给张九龄让他来主持开凿。不久,在张九龄的主持下,梅关古道开凿出了一条长约20余丈、宽3丈,可两马车同时行走的山路,古诗有云,“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大道。
扩修后的大庾岭道,成为广东南北往来的主要陆路通道。不过除了这条道路,还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就是东汉建武十五年由桂阳太守卫飒修建。一条古道,它南起英德,北接骑田岭道,再连接湖南最终到达长安。
粤闽古驿道是古代连接粤闽的交通大动脉。粤闽古驿道依托东江、韩江两条支流形成的水网,与潮惠古驿道形成水陆通道。地理上,它覆盖了珠江三角洲、粤东和粤东北的部分地区。
魏晋至唐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岭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唐宋时期,岭南交通线功能完善向经贸服务业的转变,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南方交通的发展,它有可能赶超北方。
而宋朝的圣旨到广州又比唐朝要快,为什么呢?
因为两宋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并存。统一时间短,与唐代广大地区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交通的发展。这一地区的内陆交通线基本上沿袭了唐代,开辟了一些新的道路。宋代是封建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以经济城市为交通枢纽的交通线路发达。宋代的道路分为驿道和官道,其中许多与驿道重合。
以开封、临安为中心的内陆交通线不同的于唐代、宋朝加强了因为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广州成为两宋时期重要的交通枢纽。当时开封或者临安,走潮州、泉州、福州、临安,是通往广州的最短路线,例如宋仁宗下旨给包拯,不用二十天就可以到了。
明清时期,因为定都在北京,距离上虽然和长安接近,但是却是中国古代内陆交通发展的最完美时期。因为明朝继承了历朝历代的交通的发展和基本完善了全国内陆交通网络,当时的人们所做的就是修复道路,开辟一些便利的道路。
明清时期,康熙一道圣旨给尚可喜,只需要六天的时间,可以还说已经是极为快速了。并且当时还开辟出了主干道和小道。主干道是省会到地方城市的道路,小道是从城市到城镇的支线。
接回原文,当一个多月后,南越王收到了吕后的圣旨后,确实愤怒不已,当即自称“南越武帝”和吕后掌管的汉朝势不两立,还挥师给吕后上了一课,秦军可不是那好欺负的,要记得秦军当年是把匈奴赶到了大漠深处。
吕后当时也非常愤怒,就让人讨伐赵佗,可是这仗后来就不了了之,原因是吕后病逝了,诸吕被除后,汉文帝刘恒为了安抚南越王赵佗,给赵佗发了一道圣旨“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就得耐心地等待南越王回复,几个月后他收到了南越王继续称臣回复,汉朝和南越国冰释前嫌,继续边贸。
可见,古代驿站的驿使,其实是一份蛮辛苦的工作,他们负责可以说是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每天都在为传达命令与沟通军情而奔波,而这些人虽然不起眼,可是对统治辽阔的疆域皇朝是至关重要。
在大一统帝国内,他们和驿站和驿道一起,被比喻为血脉,认为他们是保证帝国能够畅通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他们身份地位不高,历史也无法将他们记录下来,可是作为后人,不应该忘记他们付出的努力和贡献、
茂名的历史?
据记载,康熙年间平定吴三桂三藩叛乱,从大西南往京师传递军事情报,路程有5000余里,快马送信用了9天。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捷报从福建送到京师,路程也有4800里,也是用了9天。
依照清朝的传递速度平均每天可以跑500多里,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大约是2100多公里,清光绪时期将一里=576米,那么500多里相当于3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在清代,从京城传加急圣旨到广州大约需要7天左右的时间。
那么如果放在其它朝代,还有没有比清代更快的呢?我们来看看古代快递业比较发达的几个朝代,来加以比较一下。
商代需要大半年
其实时间追溯到商纣时代,我国最早使用的是烽火报信,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最能体现烽火报信的精髓。此外还有音传系统,比如击鼓,通过响亮的鼓来传递信息。
除了以上这两种古老的传递信息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步行。据甲骨文记载,商纣时期,一个年老的信使连续走26天,可行600多华里。商代的一里,根据历代尺长计算结果推算,商周时期一里约合现代406.8米。这么算下来,商朝人的速度就慢如牛了,要走大半年的时间。不过也可以理解,商代要从北往南走到指定地点,没有导航,都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想想那时候的交通是个什么状况。
秦朝需要25天左右
秦王朝开启了我国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时代,也开创了统一的邮驿制度。在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道路等等的同时,长途公文书信由“邮”统一传递,短途则派人步行送达。
“邮”是指边防上专门传送公文书信的机构,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沿着政府规定的固定路线,由专人一站一站的接力传达下去。
在邮路沿途,都设有固定的信使吃饭和住宿的地方。秦朝存在虽仅15年,但却有不少惊人的壮举,比如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交通和通信网络,秦朝的主干道称为驰道,它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但那时也不可能修路直通广州,不论如何,秦朝的交通状况已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据出土的秦朝简牍显示,秦汉时期,负责传递文书的邮差,送文书的考核速度是一天一夜要疾行200里才算合格,根据推算秦汉时期的一里约415米,也就是说,每天要走83公里左右,按照这个速度,从北京到广州大约需要25天左右。
晋代需要3天!!!
到了汉代,烽火传信和邮驿通信也更加发达,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与匈奴做战,以烽火传令,从河西传到辽东,中间有数千里之遥,只要一昼夜便可完成。
邮驿通信的等级分工也更细化,有邮行、马行和驰行,根据轻重缓急不同情况而定。特别需要提一下晋朝,在晋朝有种号称“千里牛”的快马速递组织。
据《晋书·苟晞传》记载,“每得珍稀,即贻都下亲贵”,“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发暮还。”,从衮州到洛阳,来回不下千里,他们能做到“旦发暮还”,按照时间来算,旦一般指早上,就算是六点左右,暮一般指下午 5 时正至 7 时,就算7点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一千里的距离13个小时可以搞定。
晋代的一里也按照秦汉算法约415米,从衮州到洛阳就是415公里,那么也就是平均每小时要跑31公里左右。
这样一算,在晋代,从北京到广州只需要三天左右,这这这是不是赶上现代交通了,话说“千里牛”有这么牛吗?这是“顺丰”的鼻祖吗?有待考证。
唐朝需要九天半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历来为史学家所称道。在这一时期的邮驿也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
驿道变得宽敞了,而且通往全国各地,经费也充足,出现了“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的繁荣景象,由此可见,传递速度也提了上来。
诗人杜牧有一首名诗,大家都知道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揭露的是唐玄宗利用驿传快马,为杨贵妃运送荔枝的丑行。我们来算算这其中的距离。
从荔枝产地四川涪州到长安,不仅有千里之遥,而且还有蜀道之难,在宋代史料《舆地纪胜》中有引旧志云:“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涪州志》云,七日到长安,不同。”
杨贵妃要收到荔枝,时间在三到七天,涪州到长安的路程大约有两千里上下,依照唐代急驿日行五百里的极限,三至七日间到长安,尚不至荒谬。
话说这荔枝产地是两广,如果从广州快递到北京,在唐朝要多少天呢?根据上述粗略算下,唐代一里合454.2米左右,大概需要九天半。
宋朝与唐朝相当,辽代胜出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在梁山一百单八将里有个神行太保戴宗。他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
这个速度是小说的夸张还是确有其事呢?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有载: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此处的急脚递最快日行可达四百里。
众所周知,岳飞在抗金前线一天之内接到十二道金牌,要他撤军。此处的金牌就是金字牌急脚递,“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
所以,要传圣旨,宋朝的速度也不慢,与唐朝相当。在辽代,除了金牌,还诞生了银牌,它的时限要求是最快700里,如果按这个速度,那么从北京到广州六天半就差不多了。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自唐代之后,到明清时期,官方传递情报的时间都差不多了。这也说明,在古代,我国的快递事业就已经在道上了,发展至今也不算是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