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法」的本意是什么？从字源学来看有什么说头？

“法”字，不管繁体字或简体字，字象字义都有“氵”而读“发”的音，为什么“法”字要读成“发”的表音呢？！就要从字的原始字象形(图画或符号)、字义、结构来解意，“法”字由“氵、去”组成，有“效”之意，如果大家都知道“四”字的来由，就会知道为什么有“发、死、试”之意，说出来亦简单，“四”的原始图画为女生产时的象形，胎儿头发和阴毛齐平之象，有“发”之象，如胎儿头长时间不出来就会有“死”之象，而“试”有生与死之间之意，所以“法”字即水(氵，指羊水)去而见发(头发)。

汉字「法」的本意是什么?从字源学来看有什么说头?

【法】的本意是法律。

字由一“氵”和一个“去”字组成，在汉字中还有一音、义相同的“法”字，写作“灋”，且“法”字是由“灋”字演变来的。

“灋”字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氵”，一个“廌（音zhì）”字和一个“去”字。与“灋”字相比，今天的“法”恰好是少了一个“廌”字。

金申老师谈佛像之一||一捧唐朝的泥土，为何到现在依然熠熠生辉

善业泥，即用模子脱成的泥制浮雕佛像，唐代这类泥像制作了很多。善业泥之名也是因为唐代有的泥像背后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诸字而得名，所以凡是这种小泥模制佛像也都可统称为善业泥像。尺寸大小不等，多数在10厘米以内 。

这种小型模印佛像，早在北魏即已出现了，北魏和西魏的泥模像一般较唐代为大。笔者自己收藏的一尊西魏泥佛像，高度约10厘米，为释迦佛坐像，高肉髻，面相清丽，着褒衣博带式大衣，衣脚纹褶密簇，趺坐于拱形龛内，与北朝石窟造型一致。迄今所知有明确纪年最早的泥像为西魏大统八年（524年）扈郑兴造三佛像。此外在咸阳张底湾北周独孤信墓也出土了一尊。

善业泥像在清代乾隆、嘉庆朝以后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兴起也逐渐被人注意。道光十九年初，刘燕庭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见到了善业泥，以后为鲍昌熙摹入《金石屑》，这是最早著录善业泥的文献。

▲ 唐代善业泥

▲ 唐 善业泥 背面拓片

▲ 唐 善业泥佛像（附背后拓片）

▲ 西魏善业泥

▲ 唐代善业泥

▲ 唐代善业泥

▲ 唐代善业泥

▲ 唐代善业泥

▲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泥拓片

▲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泥

▲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泥 背面

▲ 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等共作

近代则有黄濬（伯川）集拓有《尊古斋陶佛留真》，收善业泥拓片数十品，卷上有吴大澂的题跋∶唐善业泥像，出长安城南雁塔下，寺僧耕地，往往得之。刘燕庭方伯游雁塔时，拾得完像十余种，为前人所未见。余视学关中，亦得完像二，残像八，此其一也。塔下有褚河南圣教序碑，疑此像为唐太宗所造。可知在大雁塔下经常出土善业泥。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善业泥像在西安西明寺遗址，太平坊的温国寺（又名实际寺），义宁坊积善尼寺遗址等地均有出土，尤以慈恩寺雁塔附近出土为人多知。西安还出土带有清明寺文字的善业泥，背后有文十六字∶大唐善业清明寺主比丘八正一切众生。

清明寺当年在唐长安城内的位置待考，从中可以知道唐代长安城非常流行制作善业泥。在敦煌莫高窟也发现了许多方模印而成的佛像、佛塔。不论长安和敦煌这些善业泥的图案都大同小异，估计当年有很多相同的模具，被带到各地。

唐代的善业泥大小规格不一，样式有长方、正方、及半圆上部如拱龛者。题材有佛禅定坐像、佛说法坐像、佛倚坐像、佛立像、佛白骨像、地藏菩萨像、观音菩萨像和多宝佛塔等多种。因系模压而成，所以画面虽同模所出，然清晰程度不全相同。

唐代善业泥数量虽多，但是带年号和发愿文的并不多见，陈直先生曾于《文物》1959年8期介绍过三品，文中将此三品的作者、古寺名等考证的至为详确，是首次系统研究善业泥的文章。

▲ 隋 兴福寺造佛泥像（附背后拓片）

▲ 唐 苏常侍普同等造泥佛像

▲ 唐 苏常侍普同等造泥佛像拓片

▲ 唐 苏常侍普同等造泥佛像（附背后拓片）

▲ 唐 比丘法律造泥佛像（附背面拓片）

▲ 唐 比丘法律造泥佛像（附背面拓片）

永徽元年至相寺比丘造多宝佛塔， 西安城南五十里百塔寺后院废墟，据考证即唐代至相寺遗址，泥像背后有文七行，每行七字，共四十八字∶大唐国至相寺比丘法律，从永徽元年以来为国王及师僧父母、法界苍生敬造多宝佛塔八万四千部流通供养，永为铭记矣。

泥像的正面为三层多宝佛塔，底层为双联龛，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其中，周围置佛禅定坐像十尊及二菩萨立像，最下方左右为二护法。其画面空白处则满布天花，喻释迦佛说法时，花从天降，构图极为丰满。

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题材出于《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说的是释迦佛于灵鹫山说《法华经》，忽然地下涌出安置多宝如来全身舍利之宝塔现于空中，发声赞叹释迦佛，证明法华。

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题材，最早出现于北魏石窟造像中。据发愿文可以知道，至相寺的比丘法律，从永徽元年（650年）起就为国王和师僧父母、法界苍生等制作了八万四千块这样的泥像，八万四千这个名数应该是模仿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收贮释迦牟尼佛舍利的典故。

另有一种同时所出的比丘法律造多宝塔像，文六行，每行六字，除去空格，共三十四字∶大堂，永徽年五月，至相寺比丘法律，为师僧父母造多保佛一部供养及法界众生铭记。文中大堂应即大唐的异写，多保佛即是多宝佛。这二种泥塔，构图大同小异，只在细部纹饰略有细微差异。

▲ 唐 合州令造泥佛像正面与背面

▲ 唐 合州令造泥佛像拓片

▲ 唐 地藏菩萨泥佛像

▲ 唐 泥佛像

▲ 唐 苏常侍等造泥佛像正面与背面

▲ 唐 苏常侍等造泥佛像拓片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此泥像呈半圆形，正中为释迦牟尼佛坐像，右手作指地降魔印，左手置膝上，左右各有一菩萨立像，佛像头有圆光，趺坐于方靠背椅上，下有束腰叠涩形方座，背后的文字为: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等共作。值得注意的是此泥像特意点明“印度佛像”，即是说这种图样是直接摹自印度传入的样本。

释迦牟尼佛身着袒右肩式大衣，螺发，双肩极为丰满宽厚，比较唐代其他泥像，一般肩部肥瘦匀停，不及苏造泥像体躯丰肥。大衣是无衣纹式的，仅仅在衣领部作出边缘线，在腿部也稍刻划裙的边缘线而已。

苏常侍造了许多种背面带有“苏常侍造印度佛像”文字的泥像，还有一种正面为一佛二菩萨，衣纹类似圆绳状，缠裹身上，印度佛像色彩浓厚。从佛像造型看，是直接传自印度萨尔那特地方制作的佛像样式的。泥像上带方形靠背的宝座，也是萨尔那特佛像上常用的佛座，所谓金刚宝座。

泥像的施造者苏常侍，陈直先生考证应该是宦官杨思勖， 泥像是唐中宗至武则天（684年左右）时所造。《旧唐书》“宦者杨思勗传”载：“杨思勗本姓苏，是罗州石城人，为宦官杨氏的养子，以阉进宫，因征讨李多祚有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开元十二年加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开元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余。”苏常侍造泥像的出土地点不明，但泥像的造型很可能借鉴了玄奘大师请回的佛像样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佛坐像泥像的下部还有四句偈语，文曰∶

诸法从缘生，如来说是因。

诸法从缘灭，大沙门所说。

这句偈语又名法身偈，缘起法颂，有多种译法，文字略有异同。法身偈是佛教根本教义所说的苦、集、灭、道四圣谛中苦、集、灭三谛的偈语。将此偈语书写或刻印于纸、布或印在泥上，然后安置于塔基、塔内或佛像腹中，谓之法身舍利偈。从法身偈我们也可明白善业泥的功用。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亦记有∶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襄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又复凡造形像及以制底，金银铜铁泥漆砖石，或聚沙雪，当作之时，中安二种舍利，一谓大师身骨，二谓缘起法颂，其颂曰∶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文中“泥制底”即泥造佛塔。这里的法身偈与苏常侍造泥像的法身偈大同小异。释迦身骨可称舍利，而缘起法颂也称为法舍利。

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亦载；僧哲禅师,澧州人，归东印度，到三摩坦吒国，国王名曷罗社跋毛，其王既深敬三宝……每于日日造拓模泥像十万躯”。可知拓模泥佛像即是用模型所造的善业泥，这个习俗传自印度。

▲ 唐 大安寺沙门弟子造泥佛像

▲ 唐 大安寺沙门弟子造泥佛像拓片

《寺塔记》上“常乐坊赵景公寺”条记∶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时……满地现舍利，士女不敢践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万枚葬之，今尚有数万存焉。即将舍利收聚起来制成泥塔或用木塔储藏。可知有的小泥塔或小木塔是掺和了僧人逝后火化的骨灰作成的。苏常侍等共作印度白骨像这种泥像为半圆形，较前述苏常侍造印度佛像略小。正面为一站立的人骨架形，背后也有“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等共作” 字样。因为它的正面图样为白骨像，所以这个名字是笔者为与前像区别而起的。图样上站立的骷髅架，仅是象征性的略带漫画手法，又骨架四周有四朵类似云气纹图案。白骨像是佛学的九观法之一，又作想相生、骨想、枯骨想，为九想观中的骨想。

泥像的骨架周围之四朵云气纹，当是象征着“四大”，据《圆觉经》四大乃指地、水、火、风四大和合而成之人身，此皆为妄想，若能了悟此四大本质亦为空假，终将归于空寂，而非恒常不变者，故亦可体悟万物皆无实体。故世人亦称看破名利生死等世相，称为四大皆空。

善业泥像在清末开始引起金石学者的注意，伪品或真泥像而刻伪款亦在此时出现。在《尊古斋陶佛留真》即有多方泥像为伪作，还有数方真泥像而刻伪款，如所谓“大唐太和元年吴天成敬造佛一区”，阴刻笔划，拙劣粗俗，此外唐也没有太和年号，一望而知为后刻款。又有“大唐大中二年佛像”，字体柔弱，但泥像本身为真品。

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中也收入一方真品伪款的泥像，背后刻阴文“大唐贞观元年六月十日佛弟子苏瑛造瓦像一区”，通观历代佛造像发愿文，一般均点名所造系某佛，某菩萨，北齐时又喜将汉白玉石像称为“玉像”，还没有将佛像用砖瓦的质地来称佛像为瓦像的。又从此像的图样看，属唐代常见的一佛二菩萨，此泥像笔者就见过数方，还没有背后带款的，可知为真品添加伪款。

▲ 真品泥像背后伪款

▲ 真品不带刻款

作者简介

金申：回族，北京人，文革中到内蒙古上山下乡，后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 。 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研究佛教考古五年。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著作有 《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佛教雕刻名品图录》 、 《佛像的鉴定与收藏》、《佛像的系谱》(译作 )、《历代佛像真伪鉴定》、《西藏的寺庙与佛像》、《海外及港台藏古代佛像》、《金申趣谈古代佛像》、 论文集《佛教美术丛考》（第一、第二辑）等二十余部，二百万余字。 为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培训班和海内外高等院校讲授佛教文物考古，为国内外公私博物馆鉴定佛像。多年致力于佛教美术史和佛教图像学研究，成绩显著。在佛教文物鉴定方面，尤有独特功力。

近年来重整旧业，喜画禅僧及草原题材，画风独树一帜。

小中见大，什么是善业泥？

善业泥，即小型模压而成的泥制浮雕佛像，多见于唐代所造，因一些唐代佛砖背后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诸字而得名。凡是这种小泥模制佛像也都可统称为善业泥像（图 1）。

▲图1 唐善业泥正、背面拓片（刊《尊古斋陶佛留真》）

这种小型模印佛像，早在北魏即已出现，北魏和西魏的善业泥普遍较唐代的为大。所见西魏佛砖，仅安排释迦佛坐像一尊，佛趺坐于拱形龛内，高肉髻，面相清丽，着褒衣博带式大衣，衣脚纹褶密簇，与麦积山石窟西魏佛像造型一致（图 2）。迄今所知有明确纪年最早的泥像为西魏大统八年（542年）扈郑兴造三佛像。又咸阳张底湾北周独孤信墓亦出土“脱佛”一躯（注 1）。

▲图2 西魏佛砖（长14厘米，宽9.4厘米）

善业泥像在清代乾嘉以后随金石考据学的发达渐被人们注意。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刘燕庭在西安慈恩寺得见善业泥，后为鲍昌熙摹入《金石屑》，此为善业泥著录之始。《神州国光集》中亦有图片。近有黄浚（伯川）集拓有《尊古斋陶佛留真》（注 2），收善业泥数十品，其卷上有吴勖斋题跋云：

“唐善业泥像，出长安城南雁塔下，寺僧耕地，往往得之。刘燕庭方伯游雁塔时，拾得完像十余种，为前人所未见。余视学关中，亦得完像二，残像八，此其一也。塔下有褚河南圣教序碑，疑此像为唐太宗所造。”

又有日本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刻篇》中也收入了数方善业泥，多为唐代所制（图 3）。

▲图3 唐倚坐佛像（刊《支那美术史雕刻篇》）

20世纪50年代以降，善业泥像在西安西明寺遗址、太平坊的温国寺（又名实际寺）遗址、义宁坊积善尼寺遗址等地均有出土（注 3），尤以慈恩寺雁塔附近出土多为人所知。又有清明寺善业泥，背后有文十六字：

“大唐善业清明寺主比丘八正一切众生。”

清明寺今不详何处，陈直先生认为清明寺在长安，但不见于《长安志》（注 4）。但在龙门石窟的万佛洞、狮子洞、火烧洞内有三处清明寺比丘尼八正的造像记，狮子洞题为大唐仪凤三年（678年）。龙门清明寺在唐代是尼寺，李玉昆认为比丘尼八正与善业泥八正是同一僧人，清明寺很有可能在洛阳（注 5）。此外，在敦煌莫高窟也发现了多方模印而成的佛像、佛塔。（注 6）

唐代的善业泥，大小规格不一，样式有长方、正方及半圆上部如拱形龛者。题材有佛禅定坐像、佛说法坐像、佛倚坐像、佛立像、白骨像、地藏菩萨像、观音菩萨像和多宝佛塔等多种。因系模压而成，虽同模所出，画面清晰程度不全相同。唐代善业泥数量颇多，然画面精细、带年号和发愿文者并不多见（图 4-8）。

▲图4 唐善业泥像

▲图5 唐善业泥像

▲图6 佛说法像（长8厘米，宽6.2厘米）

▲图7 地藏菩萨像（长6.8厘米，宽5厘米）

▲图8 佛立像（长7.5厘米，宽5.5厘米）

陈直先生曾于《文物》1959年第8期介绍过三品：1.永徽元年至相寺比丘造多宝佛塔；2.苏常侍造印度佛像；3.唐善业泥像。陈先生文中将此三品的作者、古寺名等考证的至为详确，是研究善业泥具有指导性的必读论文（注 7）。笔者现将以上三品及所见其他泥像，再综述如下。

一、永徽元年（650年）至相寺比丘造多宝佛塔

此泥像是西安城南五十里百塔寺后院废墟，即唐代至相寺遗址出土的。背后有文七行，每行七字，共四十九字，文云：

“大唐国至相寺比丘法律，从永徽元年已本为国王及师僧父母、法界苍生敬造多宝佛塔八万四千部流通供养，永为铭记矣。”

像正面为三层多宝佛塔，底层为双联龛，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其中，题材出《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经云，释迦佛于灵鹫山说《法华经》，忽然地下涌出安置多宝如来全身舍利之宝塔现于空中，发声赞叹释迦，证明法华。释迦应邀入宝塔与多宝佛并坐。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题材，最早出现于北魏石窟造像中。又发愿文云“八万四千部”，当是模仿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收贮释迦舍利之典故。

另有一种同时所出的比丘法律造多宝塔像，文六行，每行六字，除去空格，共三十四字，文云：

“大堂永徽年五月，至相寺比丘法律，为师僧父母造多保佛一部供养及法界众生铭记。”

文中“大堂”应即“大唐”之异写，“多保佛”亦应作“多宝佛”。此二种泥塔，构图相同，然细部纹饰略有细微差异。唐高宗李治永徽年间，为公元650年至655年。

泥像正中为多宝佛塔，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内，两侧置佛禅定坐像、二菩萨立像及二护法神将。其画面空白处则满布天花，喻释迦佛说法时天花乱坠，构图极为丰满。（图 9）

▲图9 唐永徽年善业泥

二、苏常侍造印度佛像泥

此泥略呈半圆形，正中为释迦坐像（亦有立像），右手指地作降魔印，左手置膝上，左右各有一菩萨立像，佛像头有圆光，趺坐于方靠背椅上，下有束腰叠涩形方座，背有铭文（图 10、11），文曰：

“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等共作”。

▲图10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

▲图11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拓片

值得注意的是此泥像特意点明“印度佛像”，表明佛像是直接摹自印度传入的样本。从佛的造型看，着袒右肩式大衣，螺发，双肩极为丰满宽厚。唐代其他泥像，一般肩部肥瘦匀停，不及苏造泥像之丰肥。大衣是无衣纹式的，仅仅在衣领部作出边缘线，又腿部也稍刻划裙的边缘线而已。从这种造型看，是直接传自印度萨尔纳特地方制作的佛像样式。萨尔纳特位于恒河中下游，佛成道地鹿野苑即在附近。笈多时代（约320～600年）以萨尔纳特为中心制作的这种无衣纹的佛像极为流行，著名的阿旃陀石窟在4至6世纪制作的佛像几乎无例外均是这种无衣纹佛像。此泥像上带方形靠背的宝座，也是萨尔纳特佛像上常用的，即所谓“金刚宝座”。之所以特意点明印度佛像，就是因为当时人们心目中认为现时流行的佛像样式已经脱离了印度传来的标准样式而逐渐中国化了，是中国式的佛像，故而这种正宗的印度样式受到时人的推崇。

又供养者苏常侍，陈直先生考证为宦者杨思勖，此泥像亦为中宗至武则天（684年左右）时所造。《旧唐书》“宦官杨思勖传”载，杨本姓苏，罗州石城人，为内宫杨氏所养，以阉从事内侍省，因征讨李多祚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开元十二年（724年）加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卒，年八十余。1959年西安东郊出土杨思勖墓志，为开元二十八年刻，文曰：公讳思勖，字祐之，罗州石城人，其先扶风苏氏，中宗朝自七品拜银青光禄大夫，加内常侍。杨思勖笃信佛教，造善业泥颇多。开元十二年十月为谢封虢国公之恩，在武则天所建的光宅寺七宝台内刻了一方石弥勒佛坐像，附有虢国公杨花台铭并序，此即有名的宝庆寺石雕之一，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图见拙作《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这种印度佛像的样本很可能是玄奘大师从印度携归的。玄奘大师于贞观十五年（641年）载誉返回长安，并带回了七尊佛像，内中有婆罗奈鹿野苑初转法轮像。这尊像虽然早已不存，但依据同时代印度鹿野苑一带的出土佛像样式可以推测出，应是当时流行的无衣纹式的佛像。玄奘大师自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后移住长安慈恩寺，并修筑了大雁塔以收贮从印度带回的佛经、舍利和佛像，大雁塔必然成为当时信徒瞻仰礼拜之地，而印度带回的佛像也自然成为造像画塑的标准样本。苏常侍造泥像不详何处所出，很可能也是大雁塔附近出土的，也可以说苏常侍造印度泥像的样式很可能是借鉴了玄奘大师请回的佛像样式。除了此泥像外，还有多方背面印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的泥像，佛的装束有的也属于这种袒右肩的无衣纹佛像，陈直先生也认为系初唐之物，可推知这种样式的流行应与玄奘大师带回的印度佛像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此像的下部还有四句偈语，文曰：

“诸法从缘生，如来说是因；诸法从缘灭，大沙门所说。”

此偈语又名“法身偈”，缘起法颂、法舍利，有多种译文，文字略有出入。此偈语是佛教根本教义所说的苦、集、灭、道四圣谛中苦、集、灭三谛的偈语。将此偈语书写或刻印于纸、布或印在泥上，安置于塔基、塔内或佛像腹中，谓之法身舍利偈（图 12）。

▲图12 北京房山云居寺辽塔砖上的法身偈

从法身偈我们也可明白善业泥的功用。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注 8 ）中亦记有：

“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襄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又复凡造形像及以制底，金银铜铁泥漆砖石，或聚沙雪。当作之时，中安二种舍利，一谓大师身骨，二谓缘起法颂。其颂曰∶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

文中“制底”即佛塔。又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注 9）中亦载：

“僧哲禅师者,澧州人也，……巡礼略周，归东印度，到三摩坦吒国，国王名曷罗社跋吒。其王既深敬三宝……每于日日造拓模泥像十万躯。”

可知拓模泥佛像即“善业泥”，其俗传自印度。还有的泥佛像、泥塔是掺和了僧人逝后火化的骨灰作成，《寺塔记》上“常乐坊赵景公寺”条记（注 10）：

“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时……满地现舍利，士女不敢践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万枚葬之，今尚有数万存焉。”

即是收贮舍利所作的小泥塔或小木塔，故至今也偶可见唐代小泥塔。带印度佛像文字的小型泥像较多见，有的正面是佛立像（图 13、14），与坐像不同。

▲图13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

▲图14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

三、 苏常侍等共作印度白骨像

此像为上圆下方形，较前述苏常侍造印度佛像略小。正面为一站立的人骨架形，背后亦有文“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等共作”。因其正面图样为白骨像，为与前像区别，故笔者如此称之。此像图样颇罕见，站立的骷髅架仅是象征性的，略带漫画手法。骨架四周有四朵类似云气纹图案。（图 15）

▲图15 苏常侍造白骨像

白骨像是佛学的九观法之一，又作想相生、骨想、枯骨想，九想观中称为骨想。九想观又作九相、九想门，即对人之尸体的丑恶形相作九种观想：1.青瘀想，2．脓烂想，3．虫啖想，4．膨胀想，5．血涂想，6．烂坏想，7，败坏想。8．烧想，9．骨想。此为以智慧专心致志观想而证悟的修行方法之一，因观死尸之筋断骨离、形骸分散、白骨狼藉不净之状，借以知无常而除却贪欲执着之念。佛陀弟子优波尼沙陀即以此观而成道，亦称为不净观（见《观佛三味海经》卷二）。

骨架周围之四朵云气纹，当是象征着“四大”。据《圆觉经》，四大乃指地、水、火、风四大和合而成之人身，此皆为妄想，若能了悟此四大本质亦为空假，终将归于空寂，而非恒常不变者，故亦可体悟万物皆无实体。故世人亦称看破名利、生死等世相，称为“四大皆空”。

善业泥像在清末开始引起金石学者的关注，伪品亦在此时有所制作。在《尊古斋陶佛留真》中，即有多方泥像为伪作，如魏孝昌元年（525年）款泥像，其正面为一龛内造一趺坐佛像，袒右肩式大衣，手作说法印，龛下方有宝相花纹样。尺寸较唐泥像大，称为佛砖更为合适（图 16）。应是真佛砖而添刻北魏伪款。

▲图16 孝昌元年款泥像（真品添刻伪款）

从造像风格及传世品分析此像为北齐至隋时所造，至今尚有多方风格相同的传世品（图 17），但背面均无文字。

▲图17 北齐至隋时的佛砖（长17.2厘米，宽14厘米）

还有数方真泥像而刻伪款，如《陶佛留真》收所谓“大唐太和元年吴天成敬造佛一区”，阴刻笔划拙劣粗俗，此外唐代也没有“太和”年号，一望而知为后刻伪款。又有“大唐大中二年佛像”，字体柔弱，但泥像本身为真品。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注 11）中也收入一方真品伪款的泥像，背后刻阴文“大唐贞观元年六月十日佛弟子苏瑛造瓦像一区”（图 18）。通观历代佛造像发愿文，一般均点名所造系某佛、某菩萨，北齐时又喜将汉白玉石像称为“玉像”，还没有因佛像用砖瓦的质地而称佛像为瓦像的。重要的是泥像上都是阳文，盖因在模具上刻阴文易成。若泥像是阴文，则模具须是阳文，颇难操作。据此点亦可证此阴文为后刻伪款。又从此像的图样看，属唐代常见的一佛二菩萨，此类泥像笔者就见过数方（参见图5），还没有背后带款的，可知为真品添加伪款。

▲图18 真品善业泥及背面伪款（真品参见图5）

（本文原载《收藏家》1995年第6期。）

注 释：

1、 谭婵雪：《印沙、脱佛、脱塔》，《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2、黄浚：《尊古斋陶佛留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西安西部清理出一批唐代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4、7、陈直：《西安出土隋唐泥佛像通考》，《现代佛学》，1963年第3期；陈直：《唐代三泥佛像》，《文物》，1959年第8期。

5、李玉昆：《龙门杂考》，《文物》，1980年第1期。

6、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0期。

8、王邦维校注，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

9、王邦维校注，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

10、段成式：《寺塔记》。

11、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日本巧艺社，大正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