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太拉胯了！| 地球知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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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267-东德太拉胯
作者：越向
校稿：朝乾 / 编辑：扑棱蛾
德国制造，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从“街边货”逆袭为高品质产品的代名词。
不过，人们很容易发现，自己耳熟能详的德国品牌都来自联邦德国（西德），而极少出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
曾经的东德
相当于现在德国东部的五个州+东柏林▼
以现在世界五百强中的德国企业为例，大众、戴姆勒、安联保险、蒂森、博世、西门子、拜耳等等，都出自原来的西德。而源自东德且依然独立生产的世界知名品牌，一个都没有剩下。
为什么会这样？知名品牌的背后，是势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技水平，而西德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经济总量一直领先于东德。
叫得上号的，基本扎堆在西德故地（横屏）▼
1989年，东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西德的14.9%，人均GDP也只有西德的一半。
是压制对象还是培养对象？产生此差距的缘由，首先在于双方在二战后的不同遭遇。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德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水平没有重大差别。只是西部（鲁尔区、萨尔州、巴登符腾堡州）侧重于重工业（煤炭、钢铁）较多，而东部则侧重于化工、机械和轻工业。
二战结束后，因无条件投降而彻底丧失主权的德国被盟军分区占领，其中的位于西部和南部的美、英、法三国占领区演化为西德。
1947年-1949年，美苏英法占领区域
相应的，柏林也分成四块占领区（图：wiki）▼
冷战既因美苏双方对德国的争夺而发端，也形塑了两个德国的经济格局。美国为西部德国阻挡了苏联索要战争赔款的要求，随后又让西德从“马歇尔计划”和“政府对占领地区的援助和救济计划”中受益。
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各国的援助额
除了英法两国外，西德也拿了不少▼
美国战时动员起的产能，在战后过剩
正好可以向百废待兴的欧洲地区输出
（重建的德国工厂，图：NARA）▼
此外，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大批订货也让西德的大小厂商获利颇丰，成了西德经济的助推器。
不过，最为重要的是，西德通过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WTO的前身）连入了世界市场。描述西德战后经济迅猛增长的人常称其为“经济奇迹”，但西德加入其实是一场由美国推动的全球经济繁荣。
经济繁荣使得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商店里东西多了，就是最直观的体现
（图：壹图网）▼
相比之下，东德在失去与鲁尔区的连接后，不得不建立自己的重工业，而且必须从苏联和波兰获得重要的原材料。大量私营企业被作为战犯财产而遭到没收，苏联在自己的占领区还拆卸了大量的工业，作为战利品或战争赔偿。
战争打烂了苏联很多工业设施
于是从德国找补，拆回去用于重建
（图：histclo.com）▼
这一系列打击导致东德在成立之初在经济上就远远落后于西德。究其原因，是苏联在战后初期对德国未来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设想。
战后德国应该是压制对象还是培养对象？其实美苏两大集团内部均有争论。美国纠结于“化德国为农业国”的“摩根索方案”与相对温和的“史汀生方案”之间；苏联则纠结是尽可能多的获得“战利品”和战争赔偿，还是尽量将德国人争取到社会主义一边来。
此时，德国成了被美苏拿捏的棋子
棋手就是杜鲁门和斯大林
（图：National Library I of Wales）▼
美国的纠结在1947年初马歇尔担任国务卿之后宣告结束，美国决心复兴西欧以遏制苏联，为此不惜放弃德国东部，一心扶植西部德国，重新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引擎。
苏联那边的纠结时间则长得多。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苏联一方面以获得实际利益为优先选项，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德国人的拉拢。
其最高目标是创造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退而求其次是允许建立一个完全中立的德国，底线是将已经占领的部分变成一个受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现实仅容许苏联守住底线。从1953年8月起，明确目标后苏联改变了对东德的政策。苏联放弃了对剩余赔偿金的要求，取消了东德的债务，另外提供了4.85亿卢布的贷款，并将33家苏联股份公司(SAG)移交给东德，还规定未来驻东德苏军军费的四分之三由苏联自己承担。
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东德加大支持力度
曾经拆除东德工厂的苏联，送来了拖拉机
（图：壹图网）▼
然而，等苏联转而扶植东德才发现为时已晚。1950年，东德的GDP仅相当于西德GDP的14.2%。两个德国之间形成的生活水平差距导致东德的居民（尤其是青年人、专业技术人员）大量逃往西德。
1961年竖起的“柏林墙”打击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但同时人们也可以预测，如果边境没有关闭，东德迟早会在经济上崩溃。
柏林墙是挡不住人们用脚投票的
（图：history.blog.gov.uk）▼
有商标而无品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东德GDP与占西德的GDP总量比例（1950年14.2%，1989年14.9%）看，东德只是在起跑时落后而已，东德的发展速度并不比西德慢。
光看GDP的确如此。但问题在于，西德的商品几乎都是针对市场需求而生产的，在品种、质量和售后服务方面要远超为应付指令性计划而进行生产的东德产品。
西德产品充分参与竞争，经受了市场检验
1950年，第100000辆大众汽车诞生
（图：volkswagenag.com）▼
严格说来，东德的产品只有“商标”，而几乎不存在市场经济中的“品牌”。做品牌，就为了使本公司的商品与市场上的同类商品区分开来，用品牌加持在商品上的信用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工厂按计划生产，各部门按计划采购
这种模式下，品牌建设就显得不太重要了
（东德工厂，图：wiki）▼
上文提到的那些西德品牌，大多已经在市场经济中搏杀了上百年。二战结束后，盟军本来准备严厉惩罚其中一些在纳粹统治期间助纣为虐的企业，但旋即又因为复兴欧洲的需要和冷战的爆发而将它们“从轻发落”。
即便是遭到盟军强行解散的法本集团，其拆分后形成的拜耳和巴斯夫等依然成了世界知名品牌。
拜尔(BAYER)和巴斯夫是制药，化工领域的巨头
（夜色下的拜尔商标，图：career.bayer.us）▼
而东德经济的中坚力量“人民企业”（VEB）是一种大型联合国企，它们是苏军占领当局没收了大量“容克”资产和苏占区土地改革的成果。每一个这样的大型联合企业都有自己的建筑部门、运输部门等等。
这种企业适合完整、精确地执行中央制定的经济计划，但因“大而全”而缺乏生产效率。而且东德企业本质上是在为国家生产，一般都没有独立的出口资格，其外贸由德意志国内外贸易部代理。
1951年，一场东德机车制造商展会上
VEB的标志非常醒目（图：wiki）▼
在统一之前，计划经济固有的“短缺经济”特性，还能让东德的消费者们“饥不择食”，以至于单款产品常常几十年遇不到竞争对手，生产企业也就难有动力去维护品牌，改进产品。
最为典型例子就是遍布东德的卫星牌小汽车(Trabant)。这款因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而得名的小汽车最初并不落后于时代。排量虽然小得可怜(0.6L)，但车也小呀。可是，这款车除了几处微调之外，自问世之后一造便是30年。老司机们对它怨声载道。
Trabant P50是该系列的第一款量产车型
大灯和引擎盖的弧线像一张笑脸，很呆萌
（图：wiki）▼
首先是动力不足。有这样一个东德笑话：如何让卫星牌小轿车时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很简单，把它从悬崖上推下去”。此外还有小毛病不断、火花塞易坏等等问题。
这种汽车最要命是结构脆弱，容易散架，以至于西德人都说“塔比”(Trabi，对Trabant的蔑称)是纸糊成的。
Trabant 601是该系列的第三代车型
（组装线，图：tumblr）▼
实际情况是，因为钢材短缺，卫星牌小汽车的框架中用了硬质塑料，而制造这种硬质塑料的原材料中可能包含过一些回收的纸张。
对于老司机们的抱怨，生产卫星牌汽车的萨克森灵汽车厂(VEB Sachsenring)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一车难求，一位意欲购车的东德工人通常要排十年队才能如愿以偿。
当两德合并，国内市场也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后，这类“商标”也就因乏人问津而消失了。
某种意义上，这款车也是东德时代的象征之一
当东德成为往事，它也走入了历史（图：wiki）▼
被收购的命运而那些确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东德品牌，几乎都逃不过被西德公司收购的命运。
比如，20世纪德国最有名的光学器材公司蔡司，在二战后在铁幕两侧分别分化出西德的卡尔·蔡司股份有限公司(Carl Zeiss AG)和东德的卡尔·蔡司·耶拿人民企业(VEB Carl Zeiss Jena)。
二战期间，蔡司为德军生产光学工具
德军用于配备测距仪的卡尔·蔡司观察双筒望远镜
（数数有几个 图：sportantiques.co.uk）▼
东德蔡司除了可以生产战前蔡司的拳头产品康泰时相机(Contax)之外，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五棱镜单镜反光相机，取名为Contax S。
后因西德蔡司已经在西方注册“康泰时”品牌，遂又将其命名为“潘太康”（Pentacon，取“有五棱镜的康泰时相机”之意）。
位于东德的卡尔·蔡司·耶拿人民企业（图：wiki）▼
但这样一个具有“真材实料”的东德企业，在德国重新统一的同年即遭西德蔡司并购，其命运成为众多东德优秀企业的一个缩影。
如今，能在本行业取得绝对优势地位的原东德品牌，可能只剩下在1993年成功完成了管理层收购的起泡酒品牌“小红帽”(Rotk?ppchen)了。
有人喝过没？喝过的评论区点评一下
（图：shutterstock）▼
参考文献：
Rainer Land, Mitwirkung Ulrich Busch, Einleitung: Regime wirtschaftlicher Entwicklung in West- und Ost-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 Einheit unter den Bedingungen des Finanzmarktkapitalismus.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shutterstock
END
德国：柏林墙倒塌30年，东德与西德的差距为何没有缩小？
30年前的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而东德也爆发了数周的抗议活动。在形势和压力的双重压迫下，东德政府被迫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西德和西柏林。在不久后，柏林墙也被迫开放。
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柏林墙的最终倒塌，宣告了东德政府的统治走向尾声。
▲1986年的柏林墙，一面东柏林，一面西柏林，恰好象征着两个政权的分立
经过双方多轮的谈判和协定，在柏林墙倒塌四个月后的1990年10月3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最终达成了统一的意向，定都柏林。“两德”的统一，结束了自二战后双方长期分裂的局面，为“两德”的协同合作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统一前夕，东德人民警察等待勃兰登堡门的开放
对于当时两德的统一方式，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纯粹将原西德基本法进行修改，使权力从原区域扩展到东德的五个州，在宪制上确定双方的融合；二是把统一过程当作是东西德双方的合并，并重写一部宪法。最终，统一选择了第一个方案。虽然说这个方案程序较为简便，但等同于没把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对待，在当时引发了不小了的争议。
▲统一当夜，在国会大厦前欢呼雀跃的德国民众
2019年恰好是“两德”统一三十周年之际。经过了三十年的磨合和交融，东西部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差距，是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东德当初选择并入西德的初心，今天实现了吗？
▲经济方面，东德西德根本不是量级的
在历史上，东德西德就有着明显的差别。东德大多数是原普鲁士地带，旧思想和专制色彩浓重；而西德是德意志邦国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
而在地理因素上，西德较为接近商品经济活跃的荷兰与丹麦，水系发达，基础条件较为优越；而东德很明显不具备这样一些优势，社会经济水平稍显疲态。
▲鲁尔区地处西德，被誉为是“德国工业的心脏”
东西德的分离，还得从军国主义势力说起。由于纳粹德国的残忍暴行，二战结束之后，根据波茨坦会议中英、美、法、苏的共同协议，决定将战败后的德国一分为四，分别有四个战胜国占领。虽然是一分为四，但共同成立“盟国管制理事会”处理德国事务。
由于目标和诉求存在高度一致，美英法占领区逐步“抱成一团”，成立全新的国家——西德，并以西德作为复兴欧洲的一个中心。而苏联占领区因为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后来形成另一个国家——东德。自此，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对峙的局面形成。
▲英、美、法、苏四国对德国的势力划分
受制于原占领国政策导向的影响，东德与西德自成立伊始，就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西德实行与英、美、法三国同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且在经济和外交等立场上，高度跟随西方阵营的步伐；而反观东德，在苏联的影响下，建立起了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高度严苛的计划经济。
▲“两德”领土的最终版。蓝色部分为西德，红色部分为西德，黄色部分为西柏林（美英法共同占领区）
再纵观此时的世界形势。虽然法西斯的噩梦已经褪去了，但无形的硝烟，依然在剧烈地弥漫着。政治领域上的角力，在几个大国之间暗暗较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展开了长达几十年冷战之争。
而此时被东西方阵营给硬生生撕扯开的德国，避免不了地成为了双方冲突的最前线。处于“铁幕”分界线下的“两德”，可以说是冷战双方一个缓冲的重要地带，一定程度上克制了对立的进一步升级。
▲冷战时期的欧洲。黑色作为一块“铁幕”，浅红色是苏联及东方集团，蓝色是以北约为框架的西方世界，浅绿色为不结盟政策的南斯拉夫，灰色则是保持中立的国家
“两德”差异明显，发展也是各有特色。首先聚焦面积相对较小的东德。紧随着苏联“老大哥”的步伐，东德在经济制度上，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推行五年计划、发展农业生产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创办大批国有企业……凭借着自身的工业基础和苏联的大力扶持，东德一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实力不俗。
▲特拉贝特轿车，是东德的“明星产品”。不止在国内销量可观，在其他东欧国家市场中，同样也是十分火爆
一山更比一山高。同个“娘胎”里孕育的西德，显然比东德还要更具竞争力。首先是国际方面的因素。美国放下仇恨，推行“马歇尔计划”，以帮助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恢复经济。该计划即符合美国在欧洲的长远利益，也达到了给东欧阵营国家树立典型的作用。
其次是自身良好的工业基础。以鲁尔区为代表的西德工业区，积极实现转型和升级，探索新时期的“工业法则”。在西德战后经济恢复的进程中，它们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为一个战败国，西德在20世纪60年代一举超过英法等欧洲大国，成为全欧经济总量的TOP1。
▲德国知名企业分布图，大多集中在原西德区域，原东德则少得可怜
有比较，就会有伤害。虽然东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表现尚可，但与光芒四射的西德相比，依旧是小巫见大巫。早在东德成立之初，就有很多民众宁愿冒着生命危险，逃往东德生活。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东德的经济状况，更是由于错误的方向，一步步日益衰退；作为孪生兄弟的西德，却在经济腾飞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人口变化也是反映经济情况的一块“晴雨表”。东西德的差距越拉越大，致使东德的人口数量呈现止不住的下滑趋势，且大多人出逃的目的地都是西德
出逃人数过多，这也是当初东德修筑柏林墙的一个重要原因。柏林墙最早始于1961年8月，是民主德国为了阻止东德居民通过西柏林前往联邦德国而修筑的。它全长167.8公里，由铁丝网、砖石、瞭望塔以及混凝土等组成，它的隔断有效地防止了非法偷渡人数的不断攀升。柏林墙的存在也被视作是分裂乃至冷战的一个重要标志。
▲柏林墙的修筑，东德可以说是费尽心思了。这样人身自由上的控制，更加剧了民众反抗的意识
西德强大的吸附力，让其成为东德眼里一块容不得的眼中钉。双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经贸、文化以及民间等方面，都几乎是零交流。“自己身在东德或西德，亲人则在另一头”。这样的情况，在两德屡见不鲜。
▲东德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对外贸易额情况，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占据上风。不止是西德对立，对西方阵营其他国家亦是如此
僵化的经济体制、狭隘的贸易市场以及有限的合作对象，让东德的发展之路，走得越来越坎坷。而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东欧国家，日子似乎也过得十分难捱。
1989年2月，波兰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原政权被推翻。从波兰开始，东欧阵营爆发了连锁效应，接连出现规模巨大的政局动荡。而置身于其中的东德，也没法安身立命。
▲“两德”于1990年8月签署的统一协议原本
在这波浪潮煽动之下，东德居民对现状不满的情绪，被迅速点燃。他们组织了连续数周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东欧剧变”开始之后，他们也渴望以相同的形式，去影响乃至改变国家未来的走向。这其中既有对改善经济的热切盼望，更有对完成国家统一的终极心愿。
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方式，完成了“两德”的最终统一。分裂了逾40年之久的德国，重新又走到了一起。虽然在形态上完成了融合，但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意识上实现一致，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分裂之前的“两德”共为一家，实力相差不大；但拥有鲁尔区为代表的原西德地区，工业基础又明显强于原东德地区。分裂之后经济政策上的不同走向，导致差距越来越突出而明显：原东德地区越来越落后于原西德地区了，即使是在完成统一之后，这样的情形一时间也逆转不来。
这样的问题，新的德国政府也意识到了。他们开始积极地去规划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达到既能保证原东德地区的社会稳定，又可以促进国家奋进团结的目的。
▲大众汽车在原东德地区建设的现代化厂房
在“两德”统一之际，双方政府签订了经济和货币联盟国家条约。新德国政府将原东德地区自己的一套经济社会体系放弃掉，转变为以原西德模式为蓝本的国家发展模式。通过先进的西德经验进行政策扶持，帮助东德在新的历史时期下重新造血。
▲在货币上进行统一。东德一家庭因兑换到新的西德马克而欣喜若狂
除了政策上的助力，在实际的资金上，德国政府也想方设法地去援助原东德地区。统一后不久，德国政府就东德发展问题新增了一个税种——国家统一团结税。该项税收的税率为5.5%，广泛针对于各大纳税单位，所获得的收入最终用于东德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一系列支出。
截至2010年“两德”统一二十年之际，共计有1.4万亿欧元流向原东德地区。这些资金的“雪中送炭”，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东部原本落后的经济情况。
▲近十年来东德的经济总量，保持着一个逐步上升的趋势
虽然比统一前的衰败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原东德地区作为后来者，始终还是难以企及原西德地区。而共处于一个政府管制之下，使得人员的流动，比之前更加地顺畅且难以阻挡了。原西德地区的人口虹吸效应，开始侵蚀着本就脆弱的原东德地区。
▲西部，代表的是更广阔的机会和空间，自然也就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青睐。
在统一之后，德国政府针对原东德地区，展开了诚意满满地支持与援助。但基础上的差距、区位上的劣势以及人口上的流失等因素，还是没能让东德产生实实在在的质变。赶上西德，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未来，依然任重道远统一之后的原东德地区，并没有表现出极强的适应和融入能力。截至到2019年统一30周年之际，东德在生产力方面的表现，远不及西德。这对于将复苏重心放在工业的东德而言，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东德甚至没有一个地区的生产力能够匹配得上西德最弱的州
生产力的落后，让东德在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上，依然和西德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而这样的差距，也给双方的内心活动，带来微妙的变化。在一次对东西德对彼此看法的调查中，就能很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一个国家的公民，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心态
统一后东德的依然不振，让一些曾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民众，萌生了不少怀旧的心情。这便是所谓的“东德情节”，一种具有时代烙印的社会现象，广泛存在于今原东德地区甚至是东欧其他的一些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
▲在现在柏林的市场上，仍可以看到印有“DDR（东德）”字样的足球服出售
经济社会不景气、就业市场竞争大……这是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慢慢浮现出来的问题，而在本就基础薄弱的东德更是显著。而计划经济的高就业率和低贫困率，让不少过去生活在旧时代的人们，怀念不已。
▲团结税征收对原东德地区经济未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叫停的声音开始涌现
“两德”统一眨眼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团结的德国，无论对于东德还是西德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虽然仍存在差距，但已经改变不了它们彼此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亲密关系了。
作者：陈相成
编辑：Thomas (唐)
30年前的今天，我在奥地利大使任上亲历柏林墙倒塌
1989 年11 月10 日，许多西柏林市民爬上勃兰登堡门前的柏林墙。图/视觉中国
文/杨成绪
1989年11月9日深夜，存在了28年2个月零27天的柏林墙，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方式宣布开放。
从柏林墙倒塌到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只用了短短三百多天时间。德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和平的方式走向统一的第一个国家。
我从中学开始学德文，解放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德国文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先后在中国驻西德使馆、东德使馆和讲德语的奥地利使馆工作了近15年。柏林墙倒塌后，为研究德国统一问题，我奉国务院之命，率调研小组前往两德考察。可以说，德国的分裂和统一、柏林墙的修建和倒塌，与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着扯不断的不解之缘。
初见柏林
1956年，东德党政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应邀出席中共八大，会后偕夫人到上海和杭州参观访问。当时我在上海外事处工作，奉命为他担任翻译。
谨言慎行的乌布利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对中国当时的内外政策多少有些保留。在上海，他参观申新九厂时，这家工厂的资本家介绍说，他们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公私合营主张，经过国家批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乌布利希在听取介绍时，低声对我说：“不要相信资本家说的这套话。”当时，陪同参观的中国驻东德大使曾涌泉以为乌布利希想要讲话，趋前问他，乌布利希表示不想讲话。随后他悄悄对我说：“这只是对你说的。”
1958年10月，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是陪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长、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出席东柏林国际摄影家大会，为他当翻译。初次走进异国，年轻的我带着好奇心观察着一切。
在柏林市，坐汽车游览市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北京现代化多了，房屋整洁，几乎见不到贫民居住的地方。在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国营百货大楼里的商品看起来比我们国家的质量要好很多。中国人最乐意购买照相机、缝纫机和家用刀具等商品。
我们沿着市中心的菩提树下大街，朝着勃兰登堡门走去。过了勃兰登堡大门就是西柏林。我们小心地注意着，不要漫不经心走进了西柏林。
当时，东德和西德的人们未经许可不能相互往来，但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人们可以自由往来。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通过柏林出去，在西德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随着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日趋扩大，逃往西德的东德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50年代到60年代有300万东德人通过东西柏林通道逃亡西德。
正是这位乌布利希，1961年决定修建柏林墙。
经过周密的筹划，东德政府在1961年8月13日一夜之间，修建起了长达一百余公里、上面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混凝土墙——柏林墙。柏林墙的修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历史标志。
这期间，东德政府除了修建柏林墙、防止东德居民逃亡外，还规定出国旅游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
在西德大使馆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日趋加剧，一向支持苏联的东德和我国的关系也日趋疏远。而随着尼克松访华，中国和西方关系缓和。1972年，中国与西德建交。
1973年初，我被调往中国驻西德使馆工作。
初到西德，东西德生活水平的差距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深度冲击，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从北京出发，直飞西德。是日天气晴朗，飞机在法兰克福徐徐下降。通过机舱窗口，我看到这座城市周边小市镇星罗棋布，一座座红色小楼掩映在绿意盎然的树林中。
当时西德首都波恩只是一座人口三十余万的小城市。中国大使馆就设于波恩近郊的小村子中。
我经常在使馆周边散步，和村子里的居民交谈。他们大部分是工人、职员等中下层老百姓。有位小职员时而请我到他家小坐，喝咖啡，聊天。我了解到，战后初期西德老百姓也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生活。经过近30年的建设，当时西德已发展成繁荣强盛的西方工业大国。
在西德大使馆工作的8年间，我亲眼见到普通百姓在这里置地、建房，看着他们的房子“长”起来。西德人的习惯做法是，先盖起一层楼，有钱了再加盖一层。典型的西德民居是一栋整洁的小楼，带一座有树木和小片草坪的小院子。这几乎是西德老百姓的“德国梦”。
我到西德半年后，1973年7月，东德党政领导人乌布利希患中风去世。
乌布利希1971年5月辞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只担任主席这一名誉职务。埃里希·昂纳克成为乌布利希的继任者。
我在波恩工作期间，经常有机会到东柏林出差，要出入东西柏林的边防站。入夜后，西柏林灯火辉煌，商业大街上人群熙攘；与之相比，东柏林的灯火就暗淡多了。
东西德在建国之初，实力对比即已十分悬殊。30年来，西德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面对美日英法等国的强劲挑战，经济富有活力；而东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属工业强国，产品一向不愁销路，因而也没有革新的压力。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到西柏林时，印象颇深的是大众汽车的广告，推销甲壳虫小轿车，说是最后一批。那些年，西德大众、奔驰、宝马三大汽车公司不断推出新型轿车，而东德自建国后一直生产“特拉邦”小轿车，直到两德统一前再也没有新产品。
柏林墙倒塌前后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西德大使馆调回外交部，担任西欧司德国处处长。1982年又调到东德，担任公使衔参赞。1985年，我调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
1989年5月3日，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开始在边境地区拆除障碍设施。7月28日，匈牙利外交部长霍恩·久洛和奥地利外交部长阿洛依斯·莫克在世人注视下，象征性地剪断了铁丝网，宣布从此两国边境开放。当时，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关注。
中国驻奥大使馆和西德驻奥大使馆同在维也纳的梅特涅赫大街，两家是对门邻居。当天半夜十二点，有三四百东德旅游者拥挤在西德大使馆面前，吵吵嚷嚷，闹得我几乎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我问及西德大使，又看了媒体报道，才知道有东德旅游者知道匈奥边境开放，立即通过匈奥边境进入奥地利，来西德驻奥地利使馆申请进入西德的签证。
8月20日，有1400名东德公民取得了进入西德签证。这是东德1961年修建柏林墙之后出走人数最多的一次。
匈牙利的做法无疑是和西德秘密协商、确定的对策。德国总理科尔在《我要的是德国统一》一书中透露，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内梅特·米克洛什多次要求和科尔进行绝对秘密的会晤。
8月25日，内梅特在波恩会晤科尔时，强调匈牙利将始终为东德开放边境。对此科尔多次问内梅特，匈牙利是否期望德国给予回报，每次内梅特都挥手否定说：“匈牙利不是人口贩子。”最后，西德政府还是答应给匈牙利5亿德国马克贷款（两国就这笔贷款已经谈判了较长时期），对匈牙利人进入德国签证免签，同时保证在该国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时予以支持。
正是由于匈牙利开放边境，引起连锁反应，使得越来越多的东德老百姓要求去西德。最严重的一次，竟有七八万名东德老百姓拥堵在西德驻捷克使馆内外。东德以驱逐出境为名，放走了他们。
据估计，1989年，前往西德的老百姓高达34万人。
与此同时，东德的莱比锡、德累斯顿、爱尔福特等大城市相继爆发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放宽对东德老百姓出境的限制。
是年10月7日是东德建国四十周年国庆。应邀出席庆典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交谈时表示，面对当前的改革，“谁行为动晚了，谁就要受到生活的惩罚”。
戈尔巴乔夫此话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东德老百姓的强烈反应。东德各大城市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抗议示威游行，要求早日实现德国统一。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部分歧不断加剧。10月1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一届九中全会上宣布昂纳克“因为健康原因”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主管安全和青年工作的克伦茨。
1989年11月11日，民众参与拆除柏林墙。图/视觉中国
11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市委书记沙博夫斯基在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承诺所有东德居民都可以申请出境，政府将予以批准。此时，他接到一小纸条，当场念了一下，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决定开放柏林墙。有记者问，什么时候开放？他嘟嘟囔囔地说，那就从现在开始吧！
此话一经传出，成千上万的人冲向柏林墙，拆毁了一段柏林墙。东西柏林人奔向对方，狂欢庆祝，通宵达旦。
率调研组赴德考察
1990年3月，正当德国统一进程加快之时，我奉国务院之命，率六人调研小组前往东德，了解真实情况。当时我已从奥地利大使任上调回国，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当年6月调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小组其他成员来自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等单位。
调研小组刚到东柏林，东德副外长拜罗科夫斯基立即约见我，提出中国作为“二战”五大战胜国之一，理应在处理德国统一问题的2+4（两德和美苏英法）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出于种种原因，我对此予以婉拒。
初到东柏林，我们广泛接触了政府官员、学者和一些老朋友。我还记得其中有曾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汉学家贾思德。能感觉到，他们此时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认为德国迟早会实现统一；另一方面认为，从维护东德利益出发，需要从长计议，对早日统一不抱乐观态度。他们大多认为，谈判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
在东柏林的调研似乎得不到要领。我们又去了西柏林，与一所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座谈。他们开明宗义地说，科尔在德国统一“十点计划”中提出的东西德马克以1：1 的比率兑换，后患无穷。在东德，一台电子管电视机的售价是600东马克，而在西德，一台高质量的半导体电视机的售价只是500西马克，东德的产品难以和西德竞争。德国统一后，东德企业势必大量倒闭。
后来我们决定，每个人去访问一座东德城市，住民居，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民意。
我去的是德累斯顿。走出火车站，我在电线杆上找到了一则民房出租广告。这家的主人是一位柴油机安装师，经常出国出差，这几天正在家休息，见到一个会说德语的中国人兴致很高，不停地找我聊天。他说他生活过得不错，也还满意，他有不少亲友在西德，自己也常看西德电视。比比西德，东德还是要差得多，他希望还是早日统一好。
小组其他成员所到之处，都感到老百姓对统一热情很高，尤其是年轻人情绪高涨，对东西马克1：1 的兑换率特别感兴趣，期望早日统一，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
我们小组没有太关注东德媒体的报道。亲眼看到东德老百姓的反应，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德国的统一很快就会到来。
1989年11月12日，民众跑到柏林墙上庆祝拆除。图/IC
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这一判断。当年10月3日，德国宣布实现统一，并确定这一天为德国国庆日。
突然到来的统一，对德国政府而言，尽管事前做好了周密的安排，但是难以预料的事依然层出不穷。由于两个德国政治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特别是收入水平不一，东德人深感自己成了二等公民。根据柏林大学的统计，德国统一的经济代价约为1.5万亿欧元，超过了全国国债。
正如西柏林经济研究所预计的那样，东西马克的兑换率不切合实际情况。统一之后，缺乏竞争力的东德经济陷入瘫痪，工厂倒闭，失业率达到20％。相当长一段时间，德国东部需要每年一千亿欧元的补助。
时至今日，东部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对德国传统大党基民盟和社民党最为不满。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发迹于东部地区，决不是偶然的。最近，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州、勃兰登堡州和图林根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在这三个州（东部共五个州）中，德国选择党的票数都大幅度增加，得票率位居第二。
德国《图片报》称，柏林墙倒塌30年了，但德国东部和西部仍有巨大差距。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是东部地区很多民众沮丧、愤怒和失望情绪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