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拍战报」长春共7幅商住及商业用地成功出让
2020年5月15日，长春市经开区、净月区、莲花山区域和绿园区，共7幅商住及商业用地成功出让，区域土地成交如下：
经开区，共3幅用地成功出让，其中1幅为商住用地，由长春市鑫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达洲）竞得，成交楼板价为4349元/㎡。另2幅商业用地成功出让，分别由吉林大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长春豪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众置业）竞得，成交总价分别约为21436万元和7087万元。
净月区，1幅商住用地成功出让，由保利（长春）恒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成交楼板价为5889元/㎡（竞拍124轮）。
莲花山区域，2幅商住用地成功出让，分别由吉林省国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长春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成交楼板价分别为2884元/㎡（竞拍16轮）和2603元/㎡(竞拍5轮）。
绿园区，1幅商住用地成功出让，由长春金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星宇）竞得，成交楼板价为2862元/㎡。
陈可辛成立泛亚洲制片公司,看低中国要跑路？（完整篇）
————————《陈可辛 自己的路》读后感
新千年以后，香港本土和海外市场都急剧萎缩，曾经的东方好莱坞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和以前的“表姐”、“阿灿”、“大圈仔”、“省港骑兵”、“北姑”潮水般涌入香港不同，香港电影人纷纷开始北望神州。
特别是到了2003年，中央政府为了促进陆港融合，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协议）。
从此香港电影人进入内地，更加不受以前合拍片的限制（以前一般必须和大陆八大国营制片厂、或是和中资设在香港的银都机构合作，例如徐克的《黄飞鸿三》，成龙的《警察故事三》），内地借鉴香港的人才、经验，香港借助内地的场地、市场，大家互取所需，解决了当时香港无片可拍，大陆无片可放的局面，本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事情。
在去年举行的釜山国际电影节上，著名导演、监制陈可辛宣布创立泛亚洲制片公司——Changin’ Pictures，并准备开拍由章子怡主演的《酱园弄杀夫案》。
一时间，陈可辛不满大陆的审查制度，要接受扫遍亚洲的Netflix等海外资本了？要跑路了？甚至香港导演放慢北上的进度了？种种新闻都甚嚣尘上。
对于这一切，陈可辛似乎懒得争辩，也没有站出来为自己发声，因为在2012出版的《陈可辛 自己的路》这本书中，他似乎早就给出了答案。
在这本书里，陈可辛首先较多的谈到了自己的父亲陈铜民。
因为家庭和谐，父子关系融洽，小时候父亲什么都可以辩论，自己输了、错了都会认账，而且尽可能创造机会让他尝试，这估计已经让现在所谓的“原生家庭负罪”的小伙伴羡慕了。
其父亲陈铜民，原名陈养民，是泰国二代华侨，中国出生，最早承父业在泰国教书，1956回国到北京，本来准备就读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遇到1957年全国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华侨的身份审核比较复杂，又在此时认识陈可辛的母亲，就回到香港结婚以及工作。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过长城、凤凰等左派电影公司的编剧，六十年代到金庸创办的《明报》任编辑。
后主要从事电影宣传方面的工作，如就职于国泰公司（新加坡国懋陆运涛旗下）宣传部，邵氏公司宣传部等。
当时国共在香港的意识形态斗争很激烈，从左派公司转到右派公司，要登报纸，证明自己加入张善琨成立的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也意味这从此和左派电影界划清界限。
没错，邵氏当时也是划为右派公司，因为当时大陆封闭，邵逸夫要海外市场，而且邵氏拍的都是资产阶级情调的爱情戏、武打戏。所以只有左派电影公司，如长城、凤凰、新联（长风新）等，拍摄的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在文革之前才能进内地放映。
当然邵逸夫后来在大陆搞慈善，到处兴建逸夫楼，证明中国心是没有变的，很多事情碍于时局，是无可厚非的。他也可以谈，他也可以爱国。
后来梁家辉跟随李翰祥到大陆拍摄《火烧圆明园》，尽管因为饰演咸丰帝，获得金像奖最年轻影帝，却因为被台资封杀没有戏拍，要去摆地摊，也是这个原因。
好了，有点扯远了，再次说回陈家。
因为这些原因，再加上邵氏当时比较复杂的人事斗争，陈铜民在邵氏呆的并不开心，就自己出来拍电影，如《大地双英》1972，《夺命客》1973，《赤胆好汉》(1974)。
值得一提的是《赤胆好汉》这部电影，电影是讲孙中到香港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有人要暗杀他，陈少白就招募有理想的革命青年保护他，于是各路英雄汇聚香港，陈可辛在里面还演了男主角的儿子。
想到了什么有没有？和《十月围城》的大致剧情几乎完全一样有没有？其实在《十月围城》的编剧一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陈铜民的名字，由于《十月围城》也有陈可辛参与，也算是父子之间在作品上的传承和延续。
如果说陈铜民还只是一颗红心，时刻心向祖国的老华侨，那么陈可辛谈到母亲，更是略带自豪的口吻，因为母亲更加算的上“根正苗红”。
陈可辛的外公，曾就读黄埔军校，和周恩来是同期，并跟随彭湃参与海陆丰起义，是那种即使有文革，判他死罪，仍忠于党，忠于组织的老共产党员。
因此他坚持要把子女送回大陆读书，接受祖国教育，这样陈可辛父母两位华侨才在北京相遇、相恋，陈可辛说父母那一代人对于新中国有种特别的浪漫，一心想回国建设，只是不断遇到反右、文革等运动，自己又要谋生养家（陈可辛母亲生他时难产，可辛这个名字也是为了纪念母亲），所以不得不搁置计划，但他们至今朋友聚会仍唱左派歌曲。
至于陈可辛的舅舅，因为五、六十年代东南亚恐共，甚至一度因为经历了文革，护照被泰国拒签不得不长期滞留香港。
陈可辛坦言自己最想拍的电影就是父母对于祖国的情怀，但最终不得不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真的可以回去的时候，已经年老，又感觉在故乡也变成陌客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确很适合陈可辛，已经出品的《双城故事》、《甜蜜蜜》都有这个故事的影子，只是没有上升到国家这一高度。
读到这里我都感动了，虽然其父母未必为新中国做过什么大事，但真的称得上”满门忠烈”，爱国之心拳拳，溢于言表。
由于这本书主要在香港出版，我想陈可辛没必要为讨好大陆观众故意说这些，讲述的应该都是从小自己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东西。
说完中国，陈可辛又比较泰国，他直言从小不喜欢泰国，觉得泰国都是不好的东西，也不喜欢呆在泰国，后来父亲过世才在泰国呆了两个月，甚至妹妹都受他影响，很讨厌泰国（真的是他本人书中采访讲的，一点面子没给泰国留，个人喜好也无可厚非，不是我有意破坏中泰友谊）。
最后谈到的是老婆吴君如，吴君如也算是演艺世家，吴君如父亲夏春秋，原名吴耀冬，在亚视和TVB都有演出和支持节目，这样看两人结合也算门当户对。
1996年吴君如“自认为以前演的喜剧很浮夸”，于是手执导筒处女作——文艺片《四面夏娃》，结果赔了自己港币400万，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得到了金马奖和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从此步入“演技派”的行列。也因此得以参加各种影展，认识了同时携《甜蜜蜜》参加的陈可辛，两人也因此结缘。
2005年之后，吴君如也随着陈可辛一起征战大陆市场。而目前两人唯一的女儿陈是知，名字则来源于“实事求是”。
说完了家事，接下来书中谈到陈可辛的电影生涯。
陈父生在大陆，长在泰国，发展于香港，最后魂牵于大陆，而陈可辛香港念小学，泰国念中学，美国念大学，最后也回到大陆发展。
1982年放暑假回香港，经父亲介绍，遇到吴宇森和蔡澜去泰国拍摄《英雄无泪》，当时泰国拍片，人工便宜，而且因为和邵氏斗争激烈，泰国也能避免走漏消息，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等也是在泰国拍摄。陈可辛于是充当中英泰三语翻译（很多资料把陈可辛弄成监制，是不对的，再有关系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当大公司、大导演的监制），也兼任部分制片工作。
哎，多国语言环境，父亲又有人脉的，找工作好简单有没有？当然，陈可辛也不讳言从业初期父亲对于自己的一些帮助。在这部片里，陈可辛还认识了自己后来的工作搭档，时任副导演的赵良骏。
虽然帮陈可辛开了个好头，但《英雄无泪》这部电影本身却命途多舛，由于吴宇森过于追求真枪实弹，导致剧组死了人，这部片子也被嘉禾押后几年，到1986年才在香港上映，票房也只有2833051港币，一度搞得吴宇森差点退役，后来在徐克电影工作室帮助下，拍摄了《英雄本色》才得以翻身。
接着陈可辛继续在电影行业狂刷经验值。
1987年曾志伟成功游说香港漫画大王黄玉郎，于1987年成立了“好朋友”电影公司。
公司由谭咏麟、泰迪·罗宾和曾志伟三人合组，陈可辛担任总经理，并与潘迪生达成合作，摄制影片在“德宝”旗下院线上映。
1989年,陈可辛离开嘉禾,加入了“艺能影业”，帮张国忠、叶伟忠管理公司，但他认为艺能全无管理，，却又觉得不仅是艺能的问题，连整个香港都要吐槽，认为香港人可能就是做事第一，要说理论那一套东西也不会说，能够说的都是实际操作上的经验和心得，而且香港演艺业至今仍是有工种，却没有良好制度，尤其是剧本版权不受保护，BlaBla.
在艺能期间拍摄了《双城故事》，帮助曾志伟拿下人生第一个影帝，从此更加受到曾志伟的信任，也展开了两人“一生的纠缠”，直到现在曾志伟的儿子曾国祥，拍摄《七月与安生》，陈可辛仍在幕后充当监制保驾护航。
到了1991年，曾志伟、钟珍、陈可辛、李志毅、张之亮、阮世生、奚仲文、陈德森、郑丹瑞等当时香港最文艺的电影人，成立了电影人制作有限公司（UFO），陈可辛以导演费入股，是三位老板之一。
曾志伟主要在外面跑市场，当时香港电影主要靠外埠市场，除香港，台湾，新马泰，日韩、美加，港片真正的市场是侨胞，也就是海外华人。
当时电影制作预计票房二千万，要五百万制作成本，分期付款，开镜前20%，完成四分之一20%，完成四分之三20%，全部完成再付20%，上映完成后，按票房情况付款最后20%，若票房大卖超过二千万，会有收益。而台商看曾志伟的面子上，打款一般比较准时和积极。
公司内部的日常经营则主要由陈可辛、钟珍负责，陈可辛负责创作，钟珍负责行政管理，UFO定位中产、中上环、小资、都市，类比德宝电影、仝人制作社，也算在““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大卫·波德维尔语）的香港电影中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2000年，陈可辛、陈德森、冯意清又成立Applause Picture，公司创业作是为黎明带来首个影帝的《三更》。
Applause Picture的合伙人和出资人是谭咏麟、曾志伟、陈百祥、王晶等人控股的东方魅力（Star East），东方魅力卖给星美后，星美也成为Applause Picture的股东。
陈可辛第一次来内地电影市场试水就是跟星美合作《如果·爱》，后来的三个项目均与星美老板覃宏、覃辉合作，先是《神奇侠侣》，更有亲自执导的《等待》与《武侠》，可惜《等待》因为审查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运作。
2001年，为了运作电影《如果·爱》，陈可辛和老朋友安德鲁·摩根（Andre Morgan）——好莱坞最优秀的独立制片人，成立了Morgan & Chan Films Ltd。后来《春田花花同学会》2006，《投名状》2007，Morgan & Chan Films Ltd公司也均有参与。
2003年陈可辛正式进军电影发行产业，成立Go Film Distribution Ltd，公司成立后的首部作品是古天乐、陈奕迅主演的《豪情》。
2008年，陈可辛北上和内地第五代导演的代表黄建新合作，成立我们制作电影公司，他对黄建新评价颇高，两人不仅对电影的理解大致相同，而且认同黄建新的人品，认为“即使所有的香港导演未必互相是朋友，但他们肯定有一个共同的内地朋友，就是黄建新”。 2009年，在《投名状》发行得到于冬的极大支持后，陈可辛、黄建新又和保利博纳成立了人人电影公司。
至此，陈可辛几乎做遍电影行业的所有重要岗位，和港、台、中、美、东南亚资本都有过合作，在所有的角色中，陈可辛觉得自己最强的是宣传，其次是监制，其次是导演，最后才是老板，因为他觉得自己为人比较执拗，开公司也一般找人合伙。
说完了电影行业的从业经历，第三部分主要是陈可辛的作品介绍，不得不吐槽的是，几乎所有以电影为主题的书籍，最后都会变成影评集，因此书的后小半部分有点狗尾续貂，但深度影迷们还是能从中一窥一些电影制作的细节。
谈到最多的是令自己精神一度崩溃的《投名状》。2005年《无极》上映后取得1.75亿人民币的票房，陈可辛看到中影韩三平在宣发和渠道上实力（没提导演，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无极这么差票房都能有这么高，当然陈本人没这么说）。
立项后先是找钱，投资方面陈可辛和好莱坞制片人Andre Morgan各占25%，寰亚占50%，
演员方面，最初金城武作大哥，再加上谢霆锋和陈冠希，做成以前邵氏《刺马》偏青春热血、更具市场化的片子。
但Andre Morgan坚持要做海外市场，请了李连杰，投资也激增到3亿（网上信息是金城武1200万片酬，刘德华1600万片酬，徐静蕾200万片酬，李连杰开始1.2个亿，后来人情价1个亿。）因为这个金城武从大哥变成三弟，还有点不高兴。
选刘德华一开始也更多是资方的选择，陈可辛起初不欣赏刘德华的演技，但后来也佩服刘德华的勤奋和坚持，认为刘德华不是美食，是汉堡包，一直坚持，就成了全世界最好卖的食品。
而刘德华也“四处说陈可辛不喜欢他”，但这似乎是朋友间的调侃，陈可辛还是会全家去支持刘德华的演唱会，刘德华之前也去客串金鸡2，帮吴君如的忙。
女主最开始想找《甜蜜蜜》合作过，公认戏好的张曼玉，后来定的第一人选是舒淇，只是舒淇太性感，“扬州瘦马”的底蕴少了些，才选了书卷气更浓的徐静蕾。
接着剧本方面，《投名状》最初想讲太平天国，谈中国差点变成基督教国家，讲信仰方面的问题，后来请教香港大学教授，才知道中国政府关于太平天国的定位是农民革命。
刚好上海须兰之前写过一些关于土匪的书，剧本也拿给她修改，须兰为了电影调研为了很多资料，陈可辛认为她对剧本的贡献最大，只有内地人才对人性咀嚼的那么狠，里面最好看的地方都是她写的。
中国社会，在现实中胜负决定道德，在文学中道德决定胜负，他想摒弃这种简单思维，呈现人物的现实困境和情非得已，认为内地观众反而更加接受人物的剑走偏锋，因为较深的文化底蕴。
投名状原来是想加感情戏的，这也是陈可辛自认为最安全最放心的部分，但是后来，一是加了太多会影响主线，二还是对李连杰的感情戏没有把我，成片后，也认为李连杰在这方面的表演合格。
最后《投名状》由复仇片、动作片、爱情片，成了最后大家见到的偏历史、朝廷争斗的版本，所以虽然取材于清末四大奇案，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案，但内核却更像《水浒传》了。
最后是大家“喜闻乐道”的审核问题，影片也经历数次修改，陈可辛认为最可惜的是删掉了三兄弟结义死忠，纳投名状时的片段。
可我看了公映版本后，三兄弟结义的段落是有的，应该是最初的版本更加暴虐，有“血酬”和“原罪”的成分，真正的纳投名状，我们都看过水浒，那是必须要杀人见血的。
还有最后金城武被凌迟的戏，拍了整整一天，陈可辛也认为演的极好，但剪辑时自己认为情绪已经到位了，不需要了，不是审查的问题。
最后《投名状》内地票房2.02亿元，陈可辛也成为第一个票房过2亿的香港导演，只是海外票房未取得预期，因为虽然请了李连杰，却不是观众熟悉的动作片，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宫廷政治的明争暗斗，老外也看不太明白。
虽然《投名状》因为成本过高并未取得好的收益，但中影的韩三平却看到了陈可辛对大制作的掌控能力，又把《中国合伙人》的剧本交给陈可辛。
说回审查，陈可辛认为在内地审查遇到问题，会有一堆人过来帮你，有的东西可以商量妥协，大家还是希望你互相妥协把电影做成。
他反而更不喜欢好莱坞，他认为好莱坞是懂电影的，但这个电影必须是他们的“主旋律”，香港的很多电影在好莱坞也无法开拍，否则好莱坞的审查不可以讨论，更加不能动摇。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是源自于陈可辛自己的好莱坞经历。
在1996年《甜蜜蜜》大获成功后，好莱坞首屈一指的大导——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妻子凯特·卡普肖，看了电影之后非常喜欢，就力邀陈可辛导演，自己主演和监制，斯皮尔伯格梦工厂制作，最后便有了陈可辛目前唯一的好莱坞作品——《情书》。
除了对好莱坞的审核颇有微词外，陈可辛还认为好莱坞范式更严格，自己像是执行导演，创作里很多时候自己说了不算，如果想要去对抗，却连目标都找不到，所有一切都细微精确，华人导演在好莱坞只能作为补充，很难获得发言权。
所以陈可辛最佩服的导演是李安，认为李安是细腻的导演，不会浪费一个镜头，此外还觉得李安导演有很大的学问，能够真正把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
但对于李安的《色，戒》，认为汤唯的表演能说可以，但算不上出色，梁朝伟更加不好，表演的太紧了，所以他对香港那部分的戏比较喜欢。
大陆则比较喜欢姜文，认为姜文讲故事的镜头语言最出色，也喜欢李杨，《盲井》拍的很好看，但自己不会拍，因为电影特别是进入院线的电影，首先是一个商品，首先得对投资人和观众负责，搞成一个艺术品，则更多只是导演的个人追求。
他认为比较好的影片，是罗伯特·泽米吉斯《阿甘正传》，票房口碑都能兼顾，至于自己的电影也得过很多奖，认为奖项是顺带的，一个导演如果拍三部片子还赔钱，多半在业界就混不下去了。
此外陈可辛的其他代表作品《风尘三侠》、《晚9朝5》、《金枝玉叶》、《金枝玉叶2》、《嫲嫲·帆帆》、《三更之回家》、《如果爱》、《武侠》，书中均有提到一些台前幕后的趣闻，在这里就不一一展开。至于《十月围城》，他坚持认为那是陈德森的作品，自己只是作为监制帮忙。
看了陈可辛的家世和人生轨迹，其本人是对大陆有天然亲近感的，反而是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平和合理的心态，包容人才，包容创作，包容分歧。
如此，华夏文明才能更好的完善自己，走向世界，对海外华人、世界人民，产生更大的吸引力。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舆论的高地，你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有的同志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听不得反对声音,一触即跳，”“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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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成立泛亚洲制片公司,看低中国要跑路？
—————《陈可辛 走自己的路》读后感之家庭篇
新千年以后，香港本土和海外市场都急剧萎缩，曾经的东方好莱坞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和以前的“表姐”、“阿灿”、“大圈仔”、“省港骑兵”、“北姑”潮水般涌入香港不同，香港电影人纷纷开始北望神州。
特别是到了2003年，中央政府为了促进陆港融合，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协议）。
从此香港电影人进入内地，更加不受以前合拍片的限制（以前一般必须和大陆八大国营制片厂、或是和中资设在香港的银都机构合作，例如徐克的《黄飞鸿三》，成龙的《警察故事三》），内地借鉴香港的人才、经验，香港借助内地的场地、市场，大家互取所需，解决了当时香港无片可拍，大陆无片可放的局面，本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事情。
在去年举行的釜山国际电影节上，著名导演、监制陈可辛宣布创立泛亚洲制片公司——Changin’ Pictures，并准备开拍由章子怡主演的《酱园弄杀夫案》。
一时间，陈可辛不满大陆的审查制度，要接受扫遍亚洲的Netflix等海外资本了？要跑路了？甚至香港导演放慢北上的进度了？种种新闻都甚嚣尘上。
对于这一切，陈可辛似乎懒得争辩，也没有站出来为自己发声，因为在2012出版的《陈可辛 自己的路》这本书中，他似乎早就给出了答案。
在这本书里，陈可辛首先较多的谈到了自己的父亲陈铜民。
因为家庭和谐，父子关系融洽，小时候父亲什么都可以辩论，自己输了、错了都会认账，而且尽可能创造机会让他尝试，这估计已经让现在所谓的“原生家庭负罪”的小伙伴羡慕了。
其父亲陈铜民，原名陈养民，是泰国二代华侨，中国出生，最早承父业在泰国教书，1956回国到北京，本来准备就读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遇到1957年全国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华侨的身份审核比较复杂，又在此时认识陈可辛的母亲，就回到香港结婚以及工作。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过长城、凤凰等左派电影公司的编剧，六十年代到金庸创办的《明报》任编辑。
后主要从事电影宣传方面的工作，如就职于国泰公司（新加坡国懋陆运涛旗下）宣传部，邵氏公司宣传部等。
当时国共在香港的意识形态斗争很激烈，从左派公司转到右派公司，要登报纸，证明自己加入张善琨成立的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也意味这从此和左派电影界划清界限。
没错，邵氏当时也是划为右派公司，因为当时大陆封闭，邵逸夫要海外市场，而且邵氏拍的都是资产阶级情调的爱情戏、武打戏。所以只有左派电影公司，如长城、凤凰、新联（长风新）等，拍摄的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在文革之前才能进内地放映。
当然邵逸夫后来在大陆搞慈善，到处兴建逸夫楼，证明中国心是没有变的，很多事情碍于时局，是无可厚非的。他也可以谈，他也可以爱国。
后来梁家辉跟随李翰祥到大陆拍摄《火烧圆明园》，尽管因为饰演咸丰帝，获得金像奖最年轻影帝，却因为被台资封杀没有戏拍，要去摆地摊，也是这个原因。
好了，有点扯远了，再次说回陈家。
因为这些原因，再加上邵氏当时比较复杂的人事斗争，陈铜民在邵氏呆的并不开心，就自己出来拍电影，如《大地双英》1972，《夺命客》1973，《赤胆好汉》(1974)。
值得一提的是《赤胆好汉》这部电影，电影是讲孙中到香港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有人要暗杀他，陈少白就招募有理想的革命青年保护他，于是各路英雄汇聚香港，陈可辛在里面还演了男主角的儿子。
想到了什么有没有？和《十月围城》的大致剧情几乎完全一样有没有？其实在《十月围城》的编剧一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陈铜民的名字，由于《十月围城》也有陈可辛参与，也算是父子之间在作品上的传承和延续。
如果说陈铜民还只是一颗红心，时刻心向祖国的老华侨，那么陈可辛谈到母亲，更是略带自豪的口吻，因为母亲更加算的上“根正苗红”。
陈可辛的外公，曾就读黄埔军校，和周恩来是同期，并跟随彭湃参与海陆丰起义，是那种即使有文革，判他死罪，仍忠于党，忠于组织的老共产党员。
因此他坚持要把子女送回大陆读书，接受祖国教育，这样陈可辛父母两位华侨才在北京相遇、相恋，陈可辛说父母那一代人对于新中国有种特别的浪漫，一心想回国建设，只是不断遇到反右、文革等运动，自己又要谋生养家（陈可辛母亲生他时难产，可辛这个名字也是为了纪念母亲），所以不得不搁置计划，但他们至今朋友聚会仍唱左派歌曲。
至于陈可辛的舅舅，因为五、六十年代东南亚恐共，甚至一度因为经历了文革，护照被泰国拒签不得不长期滞留香港。
陈可辛坦言自己最想拍的电影就是父母对于祖国的情怀，但最终不得不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真的可以回去的时候，已经年老，又感觉在故乡也变成陌客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确很适合陈可辛，已经出品的《双城故事》、《甜蜜蜜》都有这个故事的影子，只是没有上升到国家这一高度。
读到这里我都感动了，虽然其父母未必为新中国做过什么大事，但真的称得上”满门忠烈”，爱国之心拳拳，溢于言表。
由于这本书主要在香港出版，我想陈可辛没必要为讨好大陆观众故意说这些，讲述的应该都是从小自己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东西。
说完中国，陈可辛又比较泰国，他直言从小不喜欢泰国，觉得泰国都是不好的东西，也不喜欢呆在泰国，后来父亲过世才在泰国呆了两个月，甚至妹妹都受他影响，很讨厌泰国（真的是他本人书中采访讲的，一点面子没给泰国留，个人喜好也无可厚非，不是我有意破坏中泰友谊）。
最后谈到的是老婆吴君如，吴君如也算是演艺世家，吴君如父亲夏春秋，原名吴耀冬，在亚视和TVB都有演出和支持节目，这样看两人结合也算门当户对。
1996年吴君如“自认为以前演的喜剧很浮夸”，于是手执导筒处女作——文艺片《四面夏娃》，结果赔了自己港币400万，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得到了金马奖和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从此步入“演技派”的行列。也因此得以参加各种影展，认识了同时携《甜蜜蜜》参加的陈可辛，两人也因此结缘。
2005年之后，吴君如也随着陈可辛一起征战大陆市场。而目前两人唯一的女儿陈是知，名字是爷爷陈铜民所取，来源于“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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