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的经济那么发达？
北宋初期的杨家将，在评书中是宋家朝廷的国防屏障，是舍家卫国的忠心耿耿的忠臣良将。杨家将这样的演义的话就是需要一个奸坏的人物的代表来衬托和显示杨家的忠勇。于是，评书人就划拉到了潘美这个人，在一次战斗中，由于主帅潘美计划措施不得利，致使杨家将的领军人物杨业身陷敌围，不得脱身，最后惨死于战斗中，血染沙场。正是这样，评书人把潘美的一切保宋功劳都抹掉了，说潘美在宋朝是靠溜须拍马爬上来的，是靠阿谀逢迎巩固的地位，不仅如此，潘美还主动把女儿献给太宗，充当西宫贵妃，来迷惑谄媚朝廷，达到把持朝政，上欺天子，下压群臣目的，培养家族势力，把武艺平常的儿子任命到军政要地，来篡权夺国。评书人把潘美抹黑到无恶不作，祸国殃民，馋害忠良，欺君罔上的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地步。简直就是黑惨了的典范。
地摊经济是什么？国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重新倡导地摊经济？
潘美在戏剧中被改名为潘仁美。
杨继业本名刘继业，北汉(刘汉)降将，改姓杨。
征辽时，潘美为正帅，杨继业为副帅先锋，潘美未能及时救援，致杨继业殉国。
杨只有一子杨延昭，杨延昭只有一只杨文广。没有杨宗保，更没有七郎八虎，八姐九妹，杨排风穆桂英佘太君！
承唐启宋 李建中的最美行书
李建中 《土母帖》（局部）
《土母帖》与《同年帖》，书者是五代宋初西蜀人李建中。《土母帖》是公认的中国书法十大行书，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等比肩同列，而《同年帖》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100传世书法”，它们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书法经典。而中国书法在由唐入宋过程中，李建中这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书家却不为大众所知。他的书法为何能够进入“十大行书”和“最美100传世书法”？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书法家呢？
门庭显赫 一生逍遥
李建中（945年—1013年），字得中，自号岩夫民伯，人称“李西台”，祖籍京兆（今陕西西安）。曾祖李逢，是大唐王朝的左卫兵曹参军。祖父李稠，先为后梁商州刺史，后避地入蜀，恰遇前蜀高祖王建自立（907年），国号大蜀，史称“前蜀”，遂为开国功臣，官至左卫将军，是前蜀功臣（《十国春秋》）。在祖李稠的时候，举家移居蜀中。945年，李建中出生于蜀，“自其祖仕于蜀，遂为蜀人”。（《宋史新编》）
李建中“幼居于蜀”，其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期均在四川度过。李建中幼年好学，14岁父亲去世，16岁时北宋立国，四川并入北宋版图，乾德三年（965年），李建中随母亲迁居河南洛阳，是年21岁。他在四川生活了整整21年，当然是真正的川人了。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建中进士甲科，此后宦海升迁，历太常博士、直集贤院，迁金部员外郎、工部郎中等，由于李建中禀性恬淡，为人秀雅，尤爱洛阳风土人情，曾经三次请求朝廷让他担任西京留司御史台的职务，所以人称“李西台”。当时，北宋首都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陪都设于西京（今河南洛阳）。西京留司御史台就是朝廷设于陪都洛阳的官署，设管勾台事一人，李建中就是以朝官身份充任御史台的。这是一个责任不重的官职，因此李建中后来过得十分悠闲，就构园池，号曰“静居”，到处游山玩水。他好吟咏，每游山水多留题词，年69岁卒，著有《李建中文集》30卷。
李建中因是蜀人，还曾得福。他早年入仕后曾因公务有过失而被降级授为殿中丞，监在京权易院。当时，四川中江人、状元苏易简（958年—997年）在朝廷当大官，说起蜀中文士李建中，皇帝宋太宗也知道他，任命他直昭文馆。
史书称李建中为五代宋初西蜀人。西蜀，在古代指成都一带，包括今四川成都、德阳、绵阳、内江、遂宁等地区，地域广阔。不过，根据他祖父李稠是前蜀皇帝王建的左卫将军来看，作为贵族后代，他应该出生、生活于前后蜀的首都成都。李建中的后代也出类拔萃，据《宋代人物辞典》记载：李建中长子李周道、次子李周士均为进士及第。
最美行书 如世间美女
《土母帖》，深牙色纸本墨迹卷，纵31.2厘米，横44.4厘米，10行，每行字数不一，共104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收录于《中国书法经典百品》《中国历代书法精品100幅赏析》《中国书法名作100讲》《中国行草名帖一百讲》等书籍。
《土母帖》是李建中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札，内容是给他的一位友人寄送“土母”，并述及“宅地基”“孙号西行”之事。“土母”可能是一种矿物质。《土母帖》原文翻译成白话，大意如下：“你想要的土母，现在得到一小盒，包装完好送过去，不知道合用吗？是河南新安县西的缺门山那里做的。不知道你要这个做啥？希望能讲一下。又是冬去春来，新年开始了。贤郎公子没头绪，家里的祖籍又不明白，无法商量。要是看到有合适的，但因为有成见，那又怎样派上用场呢？想知道你的意见。另外想问一声：孙号将要西行，但没交通工具，目前有一辆旧车，如果不想乘坐它去的话，就卖了它。” 一件扯白话的信札。
《土母帖》大部分字为行书，少数字用草法，用笔中锋，行笔沉着稳重，法度严谨，深得欧书神韵。结体凝重，字形以纵长为主，因势纵横，功力娴熟。章法行距宽疏，字距拉开，行气清新浓郁，格调高雅，气度雍容。字里行间虚实得体，字形大小、长短、疏密有致。线条粗细交出，枯笔运用自然。“耳”字字形修长，悬针渴笔，欹斜略左，独具韵味，在全篇中有点睛之妙。书风与唐、五代相近，上追晋韵而清丽圆润，姿态横生，甚得二王笔意。
除开《土母帖》，李建中传世真迹尚有《同年帖》《贵宅帖》两贴（册页）存世，现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同年帖》帖后又附书《怀湘南诗》，行书，纸本，信札，纵33厘米，横51厘米，15行134字。此帖结体遒媚，用笔醇古，存风骨于肥厚之内，如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语：“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肌而神气清秀者”，可见唐代敦厚向宋代清劲发展的意态。
在历代四川籍书法家中，同时列入“中国十大行书”和“中国最美100传世书法”，除了宋代眉州（今四川眉山）的苏轼之外，就只有李建中了。不同的是，苏轼是《黄州寒食帖》同一幅书法，而李建中是两幅不同的书法。从李建中的进士经历看，有人称“古代书家皆文人”，是言之成理的。
字中有笔 承前启后
李建中是北宋初期著名书法家，是唐代“尚法”派书法。他书学王献之、欧阳询，有唐人风韵，“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善篆籀、草隶、八分”。草、隶、篆、籀、八分皆工，真、行尤精。其书笔致丰腴肥厚，结体端庄稳健，遒劲淳厚，基本上沿袭唐代书法的余风，主要得力于欧阳询、颜真卿，并糅合了魏晋书法的风神，有一种丰肌清秀、气宇轩朗的特点，当时和后世好评众多。宋欧阳修说：“李公为人端重清方，为当时所重。不徒爱其笔迹也。”宋黄庭坚云：“建中如讲僧参禅。其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律。”元赵孟頫云：“西台书去唐未远，犹是唐人余风。”当代启功称：“名家汴宋存遗矩，只有西台李建中。”
在宋初书坛，李建中是无人敢望其项背的著名书法家，“国出五代无能书者，唯西台一人而已。”（《式古堂书画汇考》)李建中一生经历从五代入宋，是从五代至宋过渡时期的代表书家，被誉为是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宰相书法家杨凝式（873年－954年）以后的第一人。李建中在中国书法史上不如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地位显赫，但有着承前启后的独特作用，唐人的书法正是通过五代杨凝式、宋初李建中的继承和发展，才逐渐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宋代书法。
遗憾的是，李建中在四川很少被人提及，甚至有些忽视，作为书写了中国十大行书和中国最美100传世书法的书法家，他本应该在四川有着更大的影响，他书写的不朽经典《土母贴》《同年贴》是巴蜀历史中的两颗璀璨的明珠，是对巴蜀文化的重要贡献。
（唐林/文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美术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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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成都日报
帝国、商业与宗教：佛教与全球化的历史与展望
帝国、商业与宗教，看似毫不相关的三者，如何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以此三者为主题，近期举办了“帝国、商业与宗教：佛教与全球化的历史与展望”工作坊，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了讨论。
参加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举办的“帝国、商业与宗教：佛教与全球化的历史与展望”工作坊的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摄影：倪天勇
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王颂教授首先介绍了工作坊的主旨。他指出：帝国研究方兴未艾，重新成为舆论和学术焦点，其直接原因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波折，一些原本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国家自认为成为了全球化的受害者；而那些受益国家，在内外汹汹面前也显得踯躅不前，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一部分人重弹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老调，鼓吹民族利益和本土文化；另一部分人则对启蒙运动以来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民主、自由、理性予以否定。这些都导致了对长期主导人类历史命运的帝国的回忆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帝国形态的憧憬。
在技术剥夺思想、力量代替审美的今天，帝国话题的崛起，或许可能成为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人文科学的历史发展机遇。因此，学者们希望不要将此话题限定于政治学领域，在大历史、全球史的视域下，从更多维度来拓展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帝国、宗教与商业，或许就是一个新的思考维度。自古以来，帝国作为一种无远弗届的大一统体制，必然匹配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意识形态，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帝国有扩张期的冲动，对暴力与征服的崇拜；有收缩期的恐惧，对和平与维系稳定的渴望，这些都将动员与耗费大量资源。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宗教武装其头脑，商业新鲜其血液。三者密不可分。工作坊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汇集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以期多角度、全方位地发掘相应历史资源，深化对此问题的理解。
陈金华：认识汉传佛教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助力角色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教授作为引言人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认为：任何世界性帝国的兴起与扩张，无不依赖于庞大的环球商业网络及提供普世价值的世界性宗教；二者可说是帝国腾飞的翅膀。帝国一方面需要商业的支撑，另一方面需要引领时代的普世价值体系；帝国的权力又与后二者形成一个相互关联且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
帝国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当中包括货物的全球化、货币的全球化、人才的全球化、但最重要的还是价值的全球化。全球化的企图与帝国的扩张同步，其中也贯穿着多层次的矛盾与张力。其一，追求全人类福祉的普世价值与根植于集团利益的地域价值之间的矛盾，这是始终存在而难以避免的矛盾，在帝国过了上升期之后则更容易凸显为主要矛盾。其二，主要依托于货币或者其他动产、旨在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贸易文明，与主要依靠不动产的农耕、手工文明之间有一种难以协调的对抗。这两对难以调和的大矛盾与大冲突最终导向农耕、手工文化对商业贸易文化的反噬，以及地域价值对普世价值的否定，进而帝国收缩，导致支撑帝国扩张的全球化崩解，这就解释了帝国为什么一定会有一个成住坏空的周期，为什么最后都会走向解体，也向我们揭示了所谓的“帝国之癌”的来源。
佛教在历史上曾经与数个大帝国发生过上述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体现在其为帝国全球化提供助力的方面。佛教之所以能发挥如此之功用，是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国际品格与商业精神。作为亚洲唯一的世界性宗教，佛教一开始就具有普世价值和世界主义情怀，所以虽然它起源于南亚却不会拘泥于一时一地，不会止步于南亚或中亚地区，而是不断向外扩张，最终横跨整个亚洲。除了国际主义的品格，佛教还具有天然的商业精神。所谓“商业精神”，即谋划财富累积、遵奉契约精神、拓展贸易空间、扩大商业规模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佛教恢宏的传播路线，差可比拟今日的“一带一路”，自古以来就是“一带一路”上商业活动的天然伙伴。佛教僧侣与商人的追求与使命固然不同，但商队的驼铃与僧人的锡杖却常常交相鸣响在黄沙古道上。二者的联合，有物质性的——如交通等技术手段，有精神性的——如商人寻求佛法的庇佑，多重原因，注定了佛教与国际贸易兴衰一体的格局。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与佛教相伴的帝国扩张与全球化努力。从南亚次大陆的阿育王、迦腻色迦王，到中国的梁武帝、隋文帝，特别是武周帝国的则天武后，以及日本的圣武天皇、桓武天皇，佛教的海潮之音都回荡在帝国的豪迈步伐中。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全球化所导致的发展瓶颈乃至两难，以及旧的全球化领袖日渐走向保守与孤立，而新的全球化领袖尚未完全脱颖而出的窘境。由此，研究佛教与全球化关系的历史，有助于探求汉传佛教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源头活水，有助于认识汉传佛教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助力角色。
圣凯：发出狮音，构建新的商业文明
清华大学哲学系圣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佛教与商业文明》。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探讨了佛教与商业的关系。所谓商业化问题，特指商业资本进入佛教道教领域，并借教敛财的现象。他指出：佛、道教的商业化问题目前成为政策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但在中国诸多宗教团体中，为什么佛、道教的商业化问题最引人关注？他集中回顾了建国以来佛教团体的经济发展情况，说明了商业化的背景。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后，寺院土地被没收，原本拥有农禅并重传统的佛教不得不开展一定的手工业、商业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改善佛教界经济收益异常窘迫的局面，中国佛教协会提出了自养事业的口号。各地寺院开始开办素菜馆、法物流通处，一些寺院还收起了门票。而如今，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一些乱象，这实际上侵害了佛教界的自身利益。如为了营建寺院，在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出现了寺院借贷、甚至承租等现象。行政部门的多头管理，旅游、文管、园林、宗教等九龙治水，也导致乱象难以根治。而由于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人们对佛道教又寄予了某种“代表传统”的意象，这些都无形中放大了质疑的声音。
商业化治理既是一种神圣的回归，更需要一种教化的开展。戒律建构与诠释了佛教的神圣性，成为佛陀“人格化”的法律，成为保证僧团和合、安乐、清净的源泉，亦成为僧人的行为规范与僧团组织的运作制度。宗教团体本身要维护宗教的神圣性，依戒律进行治理；要与时俱进地发展，以国家法律法规为框架，规范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佛教界自身要认清寺院经济的本质，通过修道和弘法，让寺院经济回归“供养经济”的来源；加强制度监督与审计，加强内部的集体决策与监督，让寺院经济不要成为“个人所有”，回归“常住所有”。从大格局来说，商业时代是佛教从未遇见的根机，佛教界如果没有提前反思与应对，就会真正被“商业化”，佛教必须有“化商业”的勇气与智慧，这是两千年农业时代佛教的结束，也是新时代佛教的开启。其次，佛教界要对“新时代”有充分的认识，积极推进现代意义的佛教中国化——佛教现代与化现代。佛教需要去很好地面对商业，提倡新的商业文明伦理。应当以制度为保障，回归佛教的教化本位，就是要对这个社会潮流发出狮音，构建新的商业文明。
圣凯教授进一步指出，应该将佛教置于全球文明史的视野下予以考察，看看佛教与商业的关系到底如何。佛教是否具有天然的与商业结合的气质，佛教思想中有无重商主义的因素；还是因为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受现实客观条件的制约而不得不与商业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刘屹：“末法时代”佛法与王法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屹教授发表了《“末法时代”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从静琬题记说起》的报告。他以贞观二年（628）静琬石经山题记中一个缺字为线索，指出了一些记录房山石经的传世文献，以及调查研究房山石经的佛教学者长期存在的误解，即他们大都认为静琬发起刻经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防备未来再度发生的“法难”。细绎静琬题记的原意，刊刻石经的目的，并不是为在下一次发生“法难”时如何保存佛教经本，而是为了在千载万代之后，佛法在人间面临彻底消亡命运之时，还能保证有佛教经本可以传世。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世间王权对佛教的态度，究竟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佛教的历史命运？按照佛教自身的逻辑而言，世俗王权或王法或支持、或破坏，都不能决定佛法的命运。但是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中国佛教有时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注意调整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与静琬大体同时的费长房，取用了与静琬认知不同的“末法”何时开始的计算方法，从而避免了把隋代认作是“末法时代”，把隋文帝置于“末法时代恶王”的尴尬境地。
孙英刚：从佛教的角度看北朝的君主
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布发掩泥的北齐皇帝——源自犍陀罗的燃灯佛授记在中土的政治宗教意涵》一文，强调历史图景不是单线的、单画面的，从不同的视角，会看到历史真相的不同层面。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繁荣的时期，从佛教的角度看北朝的君主，会带来新的历史信息。除了跟转轮王有关的“皇帝菩萨”、“菩萨天子”、“月光童子”等有关的一类理念外，北齐文宣帝高洋有一种特殊的操作——他把自己打扮成燃灯佛授记里“布发掩泥”的修行菩萨儒童——也就是释迦牟尼的前世。多种文献记载，高洋视高僧法上为佛，自己布发于地，让法上践之。
早期汉文译经从史源上来说具有高度权威性，汉文译经对燃灯佛授记的描述符合犍陀罗的图像细节。 燃灯佛授记这一理念，具有高度的地方性。在犍陀罗现在所保存的本生浮雕中，其数量之多也令人惊讶，但是这一佛教艺术主题在印度本土非常罕见。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没有到过犍陀罗，但是他的前世被放在了犍陀罗，而且这个故事尽管是佛本生故事，但是却被放在了佛传故事的开端，成为佛教神圣历史的起点。通过燃灯佛的授记，儒童正式获得了未来成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为之后历经诸劫转生为释迦太子奠定理论基础。佛教的伟大志业，也都是从燃灯佛授记说起。在事实上，通过燃灯佛授记，将佛教的开端重新定位在犍陀罗。燃灯佛授记和弥勒信仰关系密切。弥勒授记也是从燃灯佛授记接续的，过去已经成功的授记，为弥勒授记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中国佛教将燃灯佛、释迦牟尼、弥勒视为三世佛。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燃灯佛授记和弥勒授记构成了过去与未来的准确对应。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燃灯佛授记，为弥勒信仰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北齐以佛教立国，佛教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慧光——法上这一地论僧团在北朝末期占据主流；同时来自犍陀罗地区的高僧那连提黎耶舍在文宣帝的政治宣传中地位重要。东魏北齐时有关转轮王的理念极为普及。燃灯佛授记的艺术主题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广为流传，比如在云冈石窟，燃灯佛授记的题材就达 10多幅之多。云冈18窟主尊很可能就是燃灯佛。 在布发掩泥的操作中，法上是燃灯佛的角色，那么布发掩泥的高洋，就是自比在此世修行菩萨道的儒童。法上为高洋授菩萨戒以及授记，就转变为佛为高洋授戒与授记。高洋自比修行菩萨道的儒童，就赋予了自己“菩萨”的身份——并且在遥远的将来通过累世的修行，最终成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土的转轮王内涵，实质是践行菩萨道的天子。不论是“皇帝菩萨”还是“菩萨天子”，都强调君主修行菩萨道的统治者的形象。这种意涵表述最为清楚的是武周时期新译《宝雨经》。
余欣：建造乐土——吴越的佛国政治与商业社会
复旦大学历史系余欣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建造乐土——吴越的佛国政治与商业社会》。他运用大量考古资料和域外文献，考察了唐宋之际雄踞江南的吴越国凭借佛国政治和商业网络经略一方；作为意识形态和宗教实践的佛教信仰如何在国家战略、地域社会、利益集团、精英阶层和普罗大众之间达成合致关系，共同建造东南乐土。
余欣指出，吴越作为唐宋变革期的地方政权的双重性格值得重视：一方面恪守保境安民，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立场，确保经济繁荣，社会安乐；另一方面具有世界主义情怀，在北方先后经历唐武宗灭佛、周世宗毁佛的情境下，东南一隅的吴越以阿育王传统的继承者自居，尤其是吴越国王钱俶“颇尊天竺之教”，“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批释氏之典”，在位三十年间，不遗余力推崇佛教，意在营造佛法昌盛的佛国。钱俶“奉空王之大教，尊阿育之灵踪”，追慕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藏舍利之故事，两次各造八万四千金铜、精钢阿育王塔，并在塔身内庋藏《宝箧印经》，广布四方，正是对佛教世界主义的承继。考古实物不仅发现于东阳中兴寺塔、黄岩灵石寺塔、金华万佛塔、温州白象塔、瑞安慧光塔、上海青龙镇隆平寺塔等吴越故境的佛塔内，而且在吴越国周边、中原地区、日本平安时代佛教遗迹中，亦有发现，并且在日本史籍中留下详细记载，在民间则出现数百座模仿阿育王塔的墓碑，而在韩国则有仿自吴越刻经的高丽本《宝箧印经》，可见其流风所被，在东亚世界影响之巨。
佛国并非统治者单方面造就，区域性和国际性商业网络的发展，世俗供养的发达与地域社会兴起，也贡献良多。余欣认为，吴越佛塔出土文物是巨大的宝藏，并通过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乾德四年（966）舍利容器铭文、墨书，王延煦施入发愿文木牌，开宝七年（974）顾承达造石塔记，甲戌岁（974）彩绘贴金千佛砖及背面台州城下香客金太施舍供养题记，东方提头赖吒天王线刻铜镜勾当僧归进舍入供养题刻等新资料的细致解读，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官民僧俗、士农工商是如何上行下效、合意协力营造乐土的。
李雪涛：十九世纪……宗教是除科学以外的大规模传播网络的伟大缔造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李雪涛教授《十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信仰与知识的流动》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帝国、商业与信仰和知识传播的关系。他指出：十九世纪以来，技术进步使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不断涌现，特别是商业和民用轮船的使用，铁路的铺设，以及电报、电话的发明，真正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十九世纪在成为技术与商业革命的世纪的同时，也是一个信仰全球化的世纪。欧洲基督宗教的神职人员认为，他们行使着“文明化”的使命，向世界各地传教。此时的宗教是除科学以外的大规模传播网络的伟大缔造者。
从十九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真正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互动空间”，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所指出的那样：“所谓互动空间是指形形色色的文明彼此持续发生接触的区域，在这里，尽管矛盾和龃龉时有出现，但是各种混合形式的新架构和新格局也在不断形成。”东方的信仰和知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也不断影响着西方世界：印度哲学家辨喜于1894年在美国创立了第一个吠檀多学会，他本人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随后访问英国、瑞士、德国等。在他之后，“瑜伽”风行世界。太虚法师二十年底末的欧美之行，开启了华人欧美弘扬佛教的先河。这些都属于信仰和知识互动时代的一部分。
实际上，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学者开始使用现代性的概念和预设，从而导致了现代的知识和分类一直都是建立在所谓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知识的对立上。通过对这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知识迁移的考察，我们需要一种超越知识本身的研究，去甄别不同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素究竟是如何参与到知识的生产及传播过程中的。知识迁移永远不是静态的发展，而是一个文化间的动态调试、碰撞、融合的过程。因此，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并非真理的反应，权力关系才是知识建构的主轴。只有在一个全球互动和去欧洲中心主义的前提下，我们今天才可能采取更适当的方式去重新理解和建构知识流动和产生的模式。
王勇：圣德太子的信仰与“古代东亚物联网”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勇教授的报告内容是：《东亚视域中的圣德太子——新出资料的解读》。王勇教授认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汉化过程中，迅速传播至汉字文化圈周边国家，形成东亚区域特有的宗教体系，一方面中国古已有之的信仰被重新书写，另一方面东亚跨国交流的形式发生嬗变。南北朝高僧慧思在《立誓愿文》中发出了乘愿再来的预言，此后在东亚语境中被依次解读为托生东方、再诞日本，直至定格为转世成圣德太子。这一宏大的东亚转世传说，又促进了人员往来与物资交流。举例说，慧思曾在齐光寺造金字《法华经》秘藏石窟，等待弥勒下生时再现人世；圣德太子派出的遣隋使即肩负寻觅这部金字《法华经》的使命。虽然据信由遣隋使带回的《细字法华经》至今仍被奉为日本国宝，据学者考定实乃扬州人李元惠抄写的唐经，但这一信仰确实在日本掀起了“入唐求书热”。八世纪中叶日本的佛经总数甚至超过《开元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佛经被大量传抄，促进了写经业的空前繁荣。与此同时，以圣德太子“三经义疏”为代表，日本人撰写的章疏也开始回流中国。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维摩诘经》跋文，该经系圣德太子手抄百济高僧带到日本的“震旦善本”，再由遣唐使带至中国辗转而成的再抄本。虽然有关这部经的细节还需进一步考证，但慧思转世为圣德太子的信仰，促进了东亚书籍的传播、抄写、再造，这或许也可以称为由宗教所促成的“古代东亚物联网”。
王颂：唐帝国，日本人心目中的大佛
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王颂教授《大佛开眼——佛法东传与帝国的复制和建构》，以日本奈良时代营造东大寺大佛的历史为背景，分析了在日本试图效仿盛唐建立中央集权制帝国的过程中，佛教所发挥的作用。他首先以丰富的史料，探讨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究竟是谁主导了大佛的营建。通过对圣武天皇、光明皇后和自唐回国的留学僧玄昉等人在此事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说明了大佛营建绝不仅仅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宗教活动，而是一项具有强烈政治目标的国家事业。王颂教授进而以大佛营建过程中陆续登场的几位著名历史人物为线索，进一步分析了佛教在帝国构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孝谦天皇、吉备真备和藤原仲麻吕的政治斗争；行基如何从朝廷指责的蛊惑民众的“小僧”转变为负责营建大佛的大劝进，并进而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大僧正；而玄昉和道镜又如何从炙手可热的权僧沦落为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等等。通过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史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行基和玄昉、道镜的行迹在表面上大相径庭，分别被归属于民间僧和宫廷僧两大阵营，但他们实际上都是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代表。一方面有声望的僧人成为专制君主以及贵族的鹰犬和工具；另一方面，怀有野心的僧人又利用与君主和贵族的结盟来觊觎权力。僧人参政体现了僧侣集团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也反映了君主集权制尚处于不成熟状态，僧人不得不时时卷入新旧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
最后，王颂教授认为：日本尽管在奈良时代全面效仿唐朝，进行了诸多营建帝国的努力，但最终并未能获得成功。按照帝国的标准定义，它应该是不同政治体之间的一种差序结构，而当时的日本尚不具有有效控制他国或对他国施加影响的实力。更为致命的是，君主专制在当时虽然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仍然不能保持政治权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贵族威胁皇权、架空皇权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与日本尚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有关，但与日本统治者选择佛教而非儒教作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佛教虽然可以为君主统治打造神圣光环，为帝国征服提供普世主义理念，但它不能有效地提供维系统治秩序的等级制度，不能形成类似于儒生群体的拥有高度政治自觉性和忠诚度的统治集团。因此，日本虽然引进了诸如律令制等多项中国制度，但却缺乏贯彻、维持制度的思想自觉和利益驱动。
营造大佛，无非就是以唐帝国为理想为蓝图，所以唐帝国可以说是上至天皇下至黎民百姓全体日本人心目中的大佛。然而正如佛虚无缥缈只在人们心中一样，繁荣昌盛的唐帝国在现实的日本也只是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日本的帝国模仿与构建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
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考古2021︱宋辽金元明清考古：清平堡靖边，泉州城申遗
卢亚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者按】新冠疫情持续，对2021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影响颇大。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继“考古2019”和“考古2020”之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三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9位学者撰写“考古2021”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度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依然延续迅速发展的势头，在城市、墓葬、手工业等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恰逢百年诞辰契机，又增添些许时代烙印，即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任务分工进一步细化，协调配合进一步加强。
百年回顾
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属于宋辽金元明清时期的考古发现总计12项。其中宋辽金元时期的遗址或墓葬9项，分别是内蒙古辽上京遗址、内蒙古元上都遗址、黑龙江金上京会宁府遗址、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及官窑遗址、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河南许昌白沙宋墓、广东“南海Ⅰ号”沉船、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宁夏西夏陵。明清时期的遗址或墓葬3项，分别是北京明定陵、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窑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以《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王伟光、王巍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的出版为契机，学者们对百年来宋辽金元明清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主要集中在该书第3卷中册与下册，内容涉及北宋东京城与皇陵、宋元时期地方城镇与墓葬、辽代都城与帝陵、贵族墓葬、南宋临安城、金代都城与墓葬、西夏考古、南诏大理国遗存、蒙元都城、明清城址与墓葬、土司遗存、宋元明清时期陶瓷、陶瓷器流通与销售（如窖藏、塔基、港口、沉船、外销瓷器）等。在第四卷上册与中册的专题研究中，如石窟寺与佛教寺院考古、道教考古、中古三夷教及其他古代宗教遗存、海上丝绸之路、长城考古、古代钱币与铜镜、古代金银器、古代漆器、纺织考古等专题学术史梳理中，也涉及百年来宋辽金元明清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第三卷封面及中下册目录
此外，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北京市怀柔区箭扣长城、陕西省靖边县清平堡、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沙梁子古城遗址等3项长城考古的新发现。靖边清平堡是陕北地区营堡中遗迹保存最好、最完整的明代长城城堡。作为明延绥地区三十六营堡之一，清平堡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清康熙平定噶尔丹之后废弃。明代名为显应宫的城隍庙遗址，由院墙、照壁、门厅、戏台、东西侧殿、大殿及寝宫等组成，除戏台外，其余建筑发现有保存完好的彩绘泥塑造像。箭扣南段长城151-154号敌台及边墙的考古工作也在有序展开。
靖边清平堡显应宫航拍图
靖边清平堡显应宫内泥塑造像
泉州申遗与考古发掘
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本次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具体如下：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
为配合泉州申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福建博物院对市舶司、南外宗正司、德化窑、安溪冶铁遗址等进行考古发掘，及时出版发掘报告与相关研究，如《安溪下草埔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泉州市“市舶司”遗址2019-2020年发掘简报》等。《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第6卷第3期作为泉州申遗特刊，刊出了学者对泉州城总体定位、考古遗址、建筑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景观等方面的论述与研究。
2021年度泉州城考古报告与研究
都城与地方城市考古
辽上京西山坡佛寺遗址位于皇城西部地势较高处。2021年，辽上京考古队继续对西山坡佛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寺院是由多路东向院落组成的大型佛教建筑群，以地处西山坡中央制高点的南院和北院为核心建置。2020年曾对南院的山门（JZ1）、中殿（JZ2）、后殿（JZ3）及两侧廊庑的重点建筑（JZ4、JZ5）进行试掘，可知西山坡南院的建筑，始建于辽代，经过长期使用和多次改建，到金代晚期废弃。2021年度延续去年的发掘工作，继续对西山坡南院山门JZ1、后殿JZ3、北廊庑配殿JZ4和JZ6以及南院以南附属院落的中殿JZ7进行了探方清理和关键性解剖。另对南院南廊庑配殿JZ8、南院东北角楼JZ9及南院、北院和佛寺墙址进行了探沟试掘。
2021年辽上京遗址西山坡佛寺遗址发掘全景（东-西）
河南开封州桥遗址，即汴州桥遗址，始建于唐建中年间（780-783年），五代、宋、金、元、明继续沿用，1642年黄河泛滥州桥被泥沙淤埋。1984年州桥开始局部试掘，201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州桥再次发掘。目前已揭露部分州桥青石桥面，东面桥台雁翅、地袱等，并在东侧桥面上发掘一座明代护河神庙。州桥南北跨度25.4米，宽近50米，仅桥面就有近30米宽。另出土鎏金铜造像、铜钱和保存完好的青花瓷器等。
黑龙江金上京遗址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围绕皇城东门展开，发掘的遗迹主要有皇城东门址、皇城内的三座建筑址、皇城内外的道路以及城内的排水系统等。皇城东门址系由南、北墩台和门道组成。两墩台夯土基础东西分别长约14.1-14.2米，南北分别宽约7-7.1米，残高0.6-1米。门道和两侧的墩台形成了三开间两进深的殿堂式城门结构。东门址通往城内有一条东西向道路，两侧有沟槽，沟槽内铺砌长方形石板，用以增强稳固性及承载力。排水系统较为完整，但坍塌严重，以暗渠涵洞为主。排水沟最深处约3米，以砖砌券顶的涵洞为主要形式。排水设施特征显著，年代大致有早晚两期。
金上京遗址2021发掘区航拍
扬州城2021年度的考古工作，在2020年发掘基础上，进一步明了夯土包砖墙体西段底部结构，新发现了夯土包砖墙体的中段、东段和南段部分遗迹，明确了夯土包砖墙体的东部、南部边界，为全面揭示夯土包砖墙体的整体结构及宋大城北门外的城市布局奠定基础。目前揭露的夯土包砖墙体最大范围是东西长85.6米，南北间距36.5米。夯土包砖墙体西段最东端折向东南，中段最西端折向西南，南段也折向东北，结合2020年度在D1529T3B探方内发现的3处重叠的道路（夯土包砖墙体中段与西段之间），故推测夯土包砖墙体具有南北两个对称的八字口结构，可能与桥梁遗迹相关。本年度的发掘亦发现明清时期的铺砖道路与铺砖地面。
河北正定开元寺南遗址，自2015年以来共进行了六个年度的考古工作，首次发现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7个时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发现遗迹现象326处，出土可复原器物7000余件。2021年度的工作，继续围绕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宋金至明清时期民居街巷系统等三个遗存系统，有针对性地开展考古工作，出土近400件日常生活用具、宗教遗物、建筑构件等遗物。2021年是开元寺南遗址考古的收官之年，经多年发掘，开元寺南遗址内各遗存系统布局的演变情况已基本厘清，并从寺庙结构、城市平面形态、城市功能分区三个层面复原了正定这一府、州级城市的布局和变迁。
正定晚唐五代时期城台（南-北）
泉州城遗址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组成的泉州城考古工作队，围绕泉州市舶司遗址西南区域、泉州罗城墙遗址（龙头山段）展开。在泉州市鲤城区竹街10号（原人民电器厂）院内继续发掘的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西南区域，揭露出夯土台基及相关基槽、石铺或砖铺地面、排水沟和排水暗渠、石砌的下河沟石铺台阶及其两侧边壁、石砌驳岸等宋元时期建筑基址遗存相关遗迹，出土有“市舶亭”文字砖、及墨书陶瓷器。泉州罗城墙遗址（龙头山段）的发掘，揭露出南侧有包砖墙的夯土遗存，东、西段的方向分别为121、122度，长约35、宽超过16米。出土砖上戳印有“嘉定二年修城官砖”“（同安）县嘉定叁年修城官砖”等文字，出土宋元时期磁灶窑、龙泉窑、景德镇窑、泉州东门窑等窑口的青瓷、青白瓷、黑釉瓷等瓷器残件，器形以碗、盏、盘、碟、壶等为主。
泉州市舶司遗址西南区域发掘区航拍图
2021年度，金中都在其外城的东部、北部、西南部、东南部发掘了五处地点，发现金代建筑遗址、灰坑、水井、河道、道路等重要遗迹，另外还有唐、辽、元、明清时期的遗存。在外城内西南隅发现的道路，属于次于门内大街一级的道路，为研究金中都城内街巷布局提供了实物资料。上述五处地点的发现推测与金中都外城东开阳坊、开远坊、显忠坊、南永平坊、南苑等密切相关，并对研究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城市更迭有重要作用。
在辽宁高句丽遗迹营口地区调查工作中，除确认的3处高句丽遗迹，尚见不早于辽金和明清时期的遗址。其中不早于辽金时期的遗址有海龙川、鹤羊寺（朝阳寺）、老爷岭（东升）、奋英（奋东）和孙家山（孙家窝棚）遗址，上述遗址周围的围墙和界墙，应附属于寺庙、私产或者墓地，部分遗址沿用到明清时期。明清时期的遗址有烟筒山、田屯东山、田屯西山、岳王庙、破台子等遗址，只在山顶修筑小段落人工墙，有的与天然石相结合成石砌平台，砌筑方式较为简易，用石杂乱，部分遗址采集到明清时期遗物。
海龙川遗址遗迹分布图和高程模型
新疆昌吉北庭故城，自唐代开始营建，后经高昌回鹘、蒙元沿用至元末明初。北庭故城内城可能是唐代最早建设的庭州城，后相继为北庭都护府、高昌回鹘夏都、元代宣慰司和元帅府的重要区域所在。2021年北庭考古队初步完成北庭故城外城南门附近6号佛寺遗址和内城南墙疑似南门位置的发掘，确认了6号佛寺遗址的时代主要为高昌回鹘时期。
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城址北部中央，清理出高昌回鹘至蒙元时期的景教寺院1座，结构规整复杂，沿用时间较长，出土了景教壁画。“宋元明清军政建置体系考古研究”之博乐市达勒特古城遗址明确了外城的基本形制与防御设施，明晰了外城南门的形制与沿革。出土的大量钱币、陶瓷器、金属器等遗物，对建立宋元时期典型遗物的年代标尺具有重要的作用。
唐朝墩古城中的景教寺院遗址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其历史与考古研究历程已见梳理。2021年度的工作重点是涂山门遗址和前朝区核心宫殿基址的发掘工作。涂山门是明中都外郭城的西门，为单门道券洞式城门，发掘工作较为完整地揭露出了城台、马道及其旁侧城墙的地上、地下结构。发掘揭示出前朝区核心宫殿总体呈“工”字形，由前殿、后殿和穿堂组成，总长约108米，均位于夯土台基之上。台基内承托柱础的磉墩采用一层石片一层土的“夹石扎”夯法，其余部位用素土夯筑，因此可以通过磉墩勾勒出殿址的柱网结构。发掘还揭示出了叠压在明代宫殿基址上的清代县学建筑的基本布局。县学为南北向长方形院落结构，有不断向南增扩建现象。该县学共已发现了五组建筑，与文献中的县学建筑及维修、扩建的记载基本吻合。明中都宫殿基址的考古发现，补充完善了中国建筑史元、明两代之间的关键缺环，为进一步理解明早期官式建筑在基础做法、用材与结构等方面的嬗变奠定了基础。
北京正阳桥遗址，位于东城区正阳门箭楼东南、前门步行街北端东侧、大北照相馆北侧。2021年的考古发掘中，在距现地表深2.5米出土一具明代镇水兽，长3、宽1.4、高0.48米，系用花岗岩雕刻而成，俯卧在雁翅石条上，头朝东南，俯向水面一侧；尾向西北，略弯曲，身被鳞甲，局部饰祥云纹。
正阳桥遗址出土的明代镇水兽
北京万寿寺东路考古发掘出清代虚空同体殿、静思报恩殿、西静院正房、元光门、屏门及甬路、游廊、灶等附属设施，还清理了明代、民国时期建筑基址各1处。基本厘清了清代万寿寺东路的建筑布局，并可与样式雷图相互印证。为研究明代至民国时期建筑形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工程做法，厘清万寿寺的历史沿革，提供了实物资料。
重庆奉节县白帝城陈家包建筑基址，为夯土包石台基建筑，坐西北朝东南，方向为北偏西9°，揭露部分南北最长处45米，东西最宽处46米，四周均未至建筑基址边界，建筑体量较大，已清理出房址、天井、道路、排水沟等遗迹。四级台基，由南往北逐级抬升，前后两级台基各构成一进院落，中轴线甬道有意识偏左，建筑规划呈左窄右宽的空间格局，台基外围北、东、西三面以高台基址围合，形成两进封闭的院落布局。陈家包建筑基址，推测是明代瞿塘卫右千户所的听政堂、寝息退思堂等核心建筑，丰富了明代的卫所材料，对研究明代的卫所制度、卫所公署建筑布局与营造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陈家包建筑，推测是明代瞿塘卫右千户所公署部分建筑
此外，浙江杭州新登古城在2021年经扩大发掘面积后，于南城门区域又相继发现唐代城门城墙遗迹、宋代道路遗迹、明清城门门墩遗迹及排水沟等遗迹。陕西西安张旺渠宋金遗址，发现沣河变迁和地震砂土液化迹象。宁波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考古发掘之后，保护展示及时跟进。
墓葬材料
2021年宋辽金元明清墓葬的发掘中，既有新方法新理念新装备的应用，又有新材料的出土，如西安元代赵氏家族墓、济南元代郭氏家族墓、太原东山明代晋端王陵园遗址、清乾隆第三女固伦和敬公主及其后裔园寝等。
考古方舱因三星堆考古而为大众所知。然而江苏板桥村的考古方舱却鲜为人知。苏州考古研究所在对板桥村墓葬发掘中，对位于同一封土堆之下的三座墓葬进行清理，三座墓葬方向一致、形制相近，从北向南依次编2021SYBⅡM3、M2、M4，其中M2、M4保存基本完好。为更好地保护出土文物、提取更多信息，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东基地、无锡吴都阖闾古城遗址管理处等多家单位，将M2、M4两座木棺整体打包运至华东基地，进行实验室考古，为墓葬量身定制了“考古方舱”，通过恒温恒湿以及其他科技保护手段，为出土文物创造最佳保护环境。这是江苏省首次启用“考古方舱”，为文物保护与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保障。M2出土买地券记载墓主下葬年代为“乾德四年”（966年）。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初步确定M4埋葬年代略晚于M2。两座墓葬的年代皆为五代吴越国末期。
板桥村M2、M3、M4俯视图（上为北）
湖南省地质中学操场工地墓群，处于长沙市政府公布的第19号文物埋藏区内（麻园湾文物埋藏区）。目前该墓群已发掘唐宋时期的土坑竖穴墓11座，出土物以瓷碗、瓷罐、瓷钵、瓷盘口壶、魂瓶及铜镜为主。其种介绍的宋代墓葬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南侧出土铜镊、铜镜、残漆木器、瓷洗、瓷注子（内有“开元通宝”铜钱1枚）、铁剪刀、铁针及骨簪等随葬品。
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村墓地，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连云港市博物馆进行考古发掘。简讯介绍了北宋早期墓葬M360的墓葬层位关系、形制结构、随葬品等，以及M147、M214分别出土的金耳环（M147：1）与瓷执壶（M214：1）；明清时期墓葬M106的墓葬层位关系、形制结构、随葬品等，以及M101、M144分别出土的陶油碟（M101：1）、银如意（M144：5）。
山西太原市阳曲县314省道与双阳路交叉口东南角建设施工时发现一座宋墓，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该墓为仿木结构砖雕壁画墓，坐北朝南，方向186°，由墓道、封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主萧君，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迁葬。
河北省固安县一处工地施工中发现辽代晚期单室砖墓4座，其中一座保存有少量壁画，出土石经幢、墓志及其他文物。
固安县辽代晚期单室砖墓
固安县辽代晚期单室砖墓墓室壁画
四川自贡市富顺县西湖龙凤桥附近发现的南宋中晚期墓葬，墓主为男性。墓室为仿木构单室墓，墓室内横枋内侧凿平磨光，四个方位以浅浮雕技法雕刻四神，墓室神龛位有高浮雕交椅一张，出土陶罐盖3件、铁器1件、铁件数十枚及陶瓷碎片、青瓦滴水、布瓦碎片。
西安曲江新区新小寨元代赵氏家族墓地，共9座，墓葬排列整齐，均为东南向，有台阶墓道砖室墓、台阶墓道土洞墓和竖穴墓道土洞墓三种，前两种规模较大，主要位于墓地西部，由阶梯墓道、过洞、天井、砖封门、土洞或砖砌墓室和左、右、后三个壁龛等结构组成，后一种规模相对而言比较小，主要位于墓地东部，由竖穴墓道、土洞墓室组成，部分在墓室后壁有后龛。由出土的朱书买地券可知，墓主有葬于至元四年（1267）的诸路质子千户赵伯杰，元故兴平县尉赵镐。墓地中多座墓葬有二次下葬、重修、扩建痕迹。9座墓葬共出土随葬器物500余件（组），其中以陶明器为大宗，另有瓷器、三彩器、铜器、金银器、铁器、玉器和石器等类型。陶明器主要有仿古陶礼器、日用生活明器和陶俑三大类。在大部分墓葬中出土有五方五色镇墓石或铁犁、铁牛等镇墓类随葬品。赵氏家族墓地是继刘黑马家族墓地后，陕西发现的第二处保存完整的元代家族墓地，9座墓葬贯穿元代，序列完整，排列清晰，是研究元代家族墓地布局、葬俗及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元代赵氏家族墓地航拍图（上为北）
元代赵氏家族墓地M45出土的仿古陶礼器
山东济南董家街道季家寨村元代郭氏家族墓群，共12座，编号为M7-M18。墓葬均为南北向，通长6.4-12.4米，均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其中1座为石室墓，11座为砖雕壁画墓，是山东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元代砖雕壁画墓群。7座墓葬中发现纪年文字，年代最早为泰定三年（1326），最晚为至正年间（1341-1368），5座墓的年代集中在至元四年、五年（1338、1339），墓主包括郭八公、郭十公、郭十一公、郭十二公、郭七翁母亲李氏、郭佳之父郭德。前后双室且纪年明确的元代砖雕壁画墓M12在山东地区是首次发现；M9墓室内青砖之下暗藏棺室的葬俗也是首次发现。
M17墓室内砖雕
M15墓顶莲花藻井及悬镜
山西隰县五里后墓地，清理出灰坑和洞室墓各9座，其中元墓4座，北宋、明墓各一座，出土陶器32件（套）、铜器53件、铁器17件、玉器2件、骨器8件、瓷器5件、漆器3件、墓志1盒，共121件（套、合），并将元至正元年（1341）所立隰州刺史韩昇墓碑搬迁到小西天文物管理所。
太原东山明代晋端王陵园遗址发掘，是山西地区首次系统开展明代藩王墓葬和陵园的考古工作。端王陵园范围清晰、整体布局和结构基本完整，陵园北墙、西墙南段以及中轴线上的建筑保存较差，陵园东、西陵墙分别以陵园发掘区域的的东、西道路为边界，南北呈长方形；端王朱知烊及王妃、继妃、夫人墓葬（M1-M3）位于陵园中部，坐北朝南，东西并列、一字排开；陵殿（F1），位于端王墓道之南，为五开间进深三间外带回廊的建筑。陵殿以南的中轴线上还有一座建筑，应为中门，再往南为神道两侧古柏，南有牌坊，即棂星门。M1、M3中室出土90件彩绘漆木俑，有文官、侍卫、出行仪仗等。M3内木俑保存较好，出土时位于中室两侧，位置和排列顺序保持原样。M1和M3出土各类纺织品40片，M3保留了4件基本完整的丝织品，是研究明代冠服制度的重要实物。
M3端王宠妾院氏墓的墓门
端王等墓出土丝织品提取
重庆巴南区明代品官刘春及其家族墓地布局已基本厘清。刘春墓地布局由东南向西北，依次为主墓（刘春夫妻合葬墓）、袝葬墓（子刘大年夫妻合葬墓）、神道及石像生、享殿、望柱等。
河南焦作市城东公园周边道路工程，在前期文物勘探发现古墓葬4座，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发掘。经发掘，M3应为灰坑，改编号为H1，M4改编号为M3。H1根据出土物判断年代为汉代时期。M1、M2南北并列，相距仅2.9米，墓葬建造方法、方向、形制、葬式均相同，应为家族墓。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物初步判断其年代为北宋中期；M3根据墓葬形制及填土内出土的瓷片判断年代为北宋时期。温县城东、张疙瘩村西北的“江山汇”考古工地，清理遗迹32处，其中宋代墓葬1座，明代墓葬1座，清代墓葬21座，明清时期水井（砖券）1眼。出土陶、瓷、铜等各类器物共计约94件（套）。
山东济南市莱芜区港里村发掘的汉魏至清代墓葬中，其中金元时期墓葬10座，有土坑墓、石室墓、石椁墓、砖石椁墓等。其中石室墓共6座，均为叠涩穹窿顶构造，由墓道、封门及墓室组成，除顶部及封门处有少量青砖外，墓室由白色石块叠涩砌筑而成，墓葬排列有序，疑为一处家族墓地。除2座被盗外，其余随葬品种类及数量较多，例如M19出土器物有瓷碗、瓷罐、瓷碟、瓷瓶、瓷盏、瓷缸、高足杯、陶匜、铜钱等。清代墓葬5座，有单石室墓、双石室墓、砖室墓等，墓葬均有壁龛，出土瓷罐、瓷盏、铜钱、铜簪、铜戒指、烟嘴等，双石室墓有明显的祔葬痕迹。
金元石室墓M15-M20合照（上为北）
山西晋中榆次区流村北墓地，共发掘墓葬112座，以明清墓最多（71座），汉墓次之（32座），宋金墓仅3座，唐墓最少（1座），另有时代难辨墓葬5座。宋金墓3座，编号M27、M28、M97，是长方形竖穴土洞墓，墓道南向，夫妻同棺合葬，墓底均放置5块镇墓石，墓门拱顶，用石块垒砌封门，此3座宋金墓葬可能属一个家族墓，由北向南分布，位于最北的M27时代最早。明清墓清理71座，其中明代墓葬2座（M29、M102）。确认为清代的墓葬68座，多为墓道南向的土洞墓，仅有1座砖砌单室墓（M62）。每棺及人骨基本随葬瓷罐和符瓦组合，瓷罐多置于棺盖板上，符瓦绝大多数覆盖于棺盖板上，个别符瓦倚立于棺尾外侧，亦有两种方式同出一墓的情况。
晋中榆次区流村北墓地宋金墓M27出土瓷盖罐
晋中榆次区流村北墓地明墓M29出土符瓦、瓷罐
晋中榆次区流村北墓地清墓M69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街道桃纺墓群，共发掘墓葬307座，其中战国墓70座、唐墓1座、宋墓89座、明墓27座、空墓120座，出土器物472件（套），另发掘宋代遗址一处，发掘面积625平方米。
桃纺墓群宋墓M42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
桃纺墓群宋墓M42随葬魂瓶
湖南邵阳市经开区数控机械产业园宋代壁画墓，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发掘，墓葬通长3.88、宽1.88、最高处2.4米，方向为北偏东17°。墓室用石灰砖砌筑，保存较好。墓室墓壁较直，左壁（东壁）厚0.36米，右壁（西壁）厚0.43米，后壁（南壁）厚0.36米，以上三面墓壁均为石灰砖砌筑，外用石灰砂浆涂抹；前壁（北壁）厚0.44米，墓口处有封门，用青砖砌成，封门砖朝外一面再用石灰砂浆密封。
山东济南裴家营东南墓地，清理墓葬84座，年代自战国延续至清代，其中宋元墓葬15座，墓葬随葬品较少，仅出土少量瓷碗、瓷罐、瓷钵等，出土的黄绿釉狮坐莲花灯，较为罕见。
黄绿釉狮坐莲花灯
临汾市甘亭新型工业园区，发现一座元代纪年仿木结构砖雕墓（编号M33），南北向，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耳室等五部分组成。此墓为洪洞县东孔村郭氏族墓，葬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郭氏祖茔因元大德七年（1303）洪洞发生的8级大地震受损，此后50年内，后世族人在祭祀时，不忍祖坟遭此破坏，于是仍选择在村西北的祖茔之地，修建了一座规模大、结构精巧、更加结实的砖室墓，将受损严重的先祖骸骨迁葬至此。
M33元代郭氏族墓墓内情况
M33元代郭氏族墓西北壁、北壁、东北壁
固伦和敬公主及其后裔园寝，是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北西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展的考古工作中发现。发掘出3座清代中期的大型墓葬遗迹，以及房址、水井、驮龙碑等遗迹。M1推测为固伦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合葬墓，规模最大，地宫南北总长30米，东西宽18米，但保存情况较差，有多次盗扰痕迹。地宫由南向北包括墓道、挡券墙、石门、门洞券、棺床及金券。另发现有固伦和敬公主及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谕祭碑。固伦和敬公主系乾隆第三女，母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墓道中部有二次夯筑痕迹，第二次墓道开挖于一次墓道之上，打破第一次墓道。
河北定兴杨家庄发现清代墓葬2座，编号M10、M18，为南北向的土坑竖穴木棺合葬墓，出土遗物有酱釉瓷罐、铜钱、朱书石片、镇符板瓦等。朱书石片五枚，分别朱书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焦作市孟州悦龙府项目工程范围内发现古墓葬8座，以洞室墓为主，仅有一座土坑墓。墓葬分布亦规整，经过规划，推测应为家族墓葬区。位于发掘区西部的墓葬朝向以南北向为主，发掘区东部的墓葬朝向以东西向为主。出土瓷罐、铜旱烟袋、银饰件、铜饰件、铜钱等各类随葬品共计19件（套），多数为墓主人生前所用之物。其中瓷罐均在墓主人头部附近，旱烟袋均在墓主人左手和盆骨交接处，银饰件、铜饰件均穿戴在墓主人身上，铜钱洒在墓主身下。根据出土人骨数量分为单人墓和合葬墓两类。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特征，初步判断焦作市孟州悦龙府古墓时代应为清代。这批墓葬分布规整，排列有序，带有明显的家族墓地特征。
甘肃天水市张家川圪垯川遗址发掘中，圪垯川仰韶聚落被汉、宋时期墓葬打破。宋墓为竖穴墓道偏洞室墓，4-10余座成组分布，判断为不同家族墓地组成的大型公共墓地。明墓主要为竖穴土洞墓，流行火葬，大部分棺内为烧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白鹤滩水电站库区开展了近2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对21处清代墓葬的碑刻等进行了资料提取。
河北邯郸后百家村北墓地2021年的考古发掘，共计清理墓葬465座（含车马坑2座），出土文物2400余件，主要包括战国、两汉至曹魏、隋唐以及明清四个时期的墓葬。
山西盂县金墓发现完整蒿里老翁壁画。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城北街道三星叶桥地块考古发掘，其中唐代中晚期到五代时期墓葬123座、宋代墓葬21座、明清时期墓葬共59座。
山东济南历城裴家营西北遗址发现商代至明清时期遗存，其中宋代墓葬3座、灰坑1个；明清时期的灰坑11个，水井5座，窖穴1个，出土器物主要有瓷碗、瓷罐、瓷瓶、陶盆等，以碗、罐为主，瓷器釉色有酱釉、白釉、青花等，以酱釉为主。
手工业考古及其他
2021年度宋辽金元明清手工业考古及其他发现以窑址、沉船与码头遗址、酒坊遗址为主，其中沉船、码头与桥梁遗址发现较多。
四川遂宁市境内梓江岸边发现一处宋代窑址。
湖南怀化市靖州靖黎高速藕团段齐家山、茶山垴处发现两处宋至明清时期的民窑，出土了千余件文物，以匣钵（窑具）、钵、罐、缸、碗、杯等为主，其中有大量夹砂陶、瓷釉器具。窑炉形式为“龙窑”，长约29米，宽约1.8米，文化堆积厚度在0.48米至1米左右。窑址周围分布大量红烧土、陶片、窑砖及成形器物。
江苏苏州陆慕老街明代金砖窑址群，共发现窑址12座、灰坑12个、墙址9处、井7口、路7条、沟1条，以及明清金砖等文物约50余件。
苏州陆慕老街明代金砖窑址Y2航拍
河北沧州南川楼建设工地发现宋金时期沉船，沉船位于地表以下约8米位置，已清理出部分瓷器、陶器。
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遗址钻探试掘和华光礁区域物探调查工作启动。石屿二号沉船遗址，2021年的钻探试掘分为表层调查、钻孔勘探和探沟试掘三个阶段，出水青花瓷器85件、青白釉瓷器31件、卵白釉瓷器17件、青釉瓷器10件、酱釉瓷器4件。有景德镇窑生产的元代青花瓷器，亦见来自德化、龙泉和磁灶等窑口的器物。
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遗址钻探试掘——水面工作平台
石屿二号沉船遗址钻探试掘——探沟抽沙试掘
湖北孝感城隍潭码头遗址主体基本清理出来，主体大部分为红砂岩堆砌，局部以少量青石或青砖堆砌，石块缝隙间以石灰砂浆填充。码头现残长约160米，宽2.4-8米，最高落差约6.5米。北部、中部、南部各有一平台做货场上下货使用，中部有倒八字形台阶以利于上下船或做生活码头使用。码头遗址整体保存较好，局部有裂缝现象。码头在明代始建，在其后的清代经历多次维修和加固。
孝感澴河码头遗址底部发现的木桩
孝感城隍潭码头遗址北段车辙印痕
浙江新昌县南明街道岙桥里遗址，发现一明代半圆形单孔石拱桥，南北向横跨于小溪流上。北端正对原吕衷谦大院台门，南端正对鼓山东路，方向为北偏东18°。桥全长7.5、宽2.7、净跨度5.9米，矢高2.6米。拱券为纵联分段并列式结构，最高处由5道纵联石构成，每道纵联石宽0.55米，拼接处以榫卯、铁钉相连，拱券顶东侧券石刻有“□霁桥”三字桥名。桥面两端是阶梯式石质坡道，坡道两边施垂带，垂带宽0.38米。南侧引桥及南北两岸以鹅卵石镶嵌。以榫卯结构加固的造桥工艺在新昌境内尚属首次发现。经查清康熙《新昌县志》载“光霁桥，在县治东北”，今岙桥里即位于原县府东北处，结合券石残存字样，推测岙桥里遗址的石拱桥是“光霁桥”。
安徽五河县临北古渡口为明清时期淮河岸边的一处重要渡口，对岸为明清凤阳府辖的临淮县城，发现了沿河砌筑的清代东西向石驳岸，揭露出石阶码头，并发现砖石铺砌的清代街巷道路和数座房址。临北渡口是明代南京—北京古驿道上的必经之路，过往人员多在此渡淮，其对岸有濠梁驿、临淮关，明代文学家程敏政、邓云霄、归有光等皆有过濠梁驿诗篇。清代时，临淮关仍是淮河上的最重要关口之一，曾在渡口旁修建浮桥。
大运河河北泊头段清淤时发现一艘明代沉船。沉船长约15米、宽约3米，发掘单位拟将沉船整体吊装上岸，转移到室内进行细致清理。
吉林省延边州两江镇白河屯发现的“长白山人参”石碑，为白色大理石质，碑体呈长方形，上部略宽，下部稍微束窄。正面及侧面加工后通体磨光，背面可见横向的刻凿痕迹。顶部两端抹角，底部两端为直角。底部中间有榫头，呈梯形，高度为10厘米，原应有碑座。出土的青砖多呈长方形，宽度一般在15厘米左右，推测是碑座的砌砖。石碑通体高88厘米，上半部分宽50厘米，下半部分宽45厘米，厚11-13厘米。正面纵向阴刻“长白山人?”五字，楷书。背面墨书两字，已无法辨认。石碑的树立年代，不早于金代晚期，最晚可能到民国时期。石碑，应与人参挖掘过程中的祭祀活动有关。
“长白山人参”石碑照片
宁夏大罗山及周围地区的考古调查中，发现汉代至宋代遗址4处，明代遗址3处，绝大多数遗址点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辖区内。
四川省宜宾市珙县洛表镇麻塘坝村的悬棺和岩画，电子科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以及四川省宜宾市博物院等组成的联合考察队，使用大型吊车近距离观察和无人机高清晰度拍摄，获取了清晰、准确的资料。除对已知岩画点进行复查核实外，还发现了许多新的岩画地点，如狮子崖岩画1号点、坟颈子岩画点等。与此同时，无人机还新发现了为数可观的悬棺。新发现的坟颈子岩画，经铀系测年，年代为距今380年前，亦即明代嘉靖年间的作品。九盏灯旁有一绝壁崖洞，被称“万人坑”，推测是明清时期的崖洞葬。
河北衡水市东明酒坊遗址，发现明末清初至近代酿酒作坊及相关遗存33处。其中房址11座、窖池3处、摊晾场2处、蒸馏灶1座、灶2座、窖坑3处、润料池1处、道路2条、灰坑7座、门址1座。东明酒坊遗址烧酒制作工序配套齐全，是华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为完整的一处烧酒作坊遗址，其独具特色的圆形地缸窖池的发酵技术开创了该地区酿酒技术的先河，填补了华北地区蒸馏酒业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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