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查了史书为古蜀国写的日记,解密三星堆的前传续集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三星堆博物馆馆藏。视觉中国供图
三星堆遗址2021年发掘现场,3号坑出土高70多厘米青铜尊。视觉中国供图
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金面具(左)。红星新闻 王明平/摄
最近的“顶流”可能非三星堆莫属。冷门的考古吸引了大众聚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等联合为C位出道的“堆堆”推出了电音神曲《我怎么这么好看》;央视频连续10天推出《三星堆大发掘》不间断直播大赏,原来考古也是可以“追番”的。
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众星拱月”,古蜀国文明便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最早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三星堆遗址,称得上“横空出世”,却从来不是没有故事。史书对古蜀国的记载,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互为印证,正在为我们拼凑出一幅古蜀国历史的悠悠图景。
随着遗址的再度发掘和出土文物的接连“上新”,三星堆考古再次举世瞩目,为我们留下三星堆的古蜀国,也有望借此进一步揭开神秘面纱。
对于古蜀国历史,李白在《蜀道难》中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追忆。其实早在蚕丛之前,巴蜀大地就已经鸿蒙初开,升腾文明之光。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也早已翻越巴山,趟过蜀水,在巴蜀先民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互动中,阔步展开。
蚕丛鱼凫,开国茫然
古蜀国历史久远,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言“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之说。在上古神话谱系中,盘古开天辟地后有天皇、地皇、人皇相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是为最原始意义的“三皇”。
人皇时期,在黄河上游活动的羌氐等民族,沿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向南迁徙。其中一支部落在今天四川松潘县的岷江森林河谷中,发现了桑树和野蚕。他们观察到野蚕蚕茧可以溶解抽丝,柔韧性和舒适度远胜动物皮毛和植物麻布,遂捡拾野蚕蚕茧抽丝制作衣物,成为华夏民族中最早的制丝部落。据《说文解字》,“蜀,葵(桑)中蚕也”,蜀即野蚕之意,盛产野蚕之山为蜀山,这一部落遂被称为蜀山氏。随着文明的扩散,蜀山氏的制丝技术逐步传播到相邻的西陵氏等部落。
黄帝时期,西陵氏、蜀山氏与中原文明发生深度关联。据《史记》《世本》,黄帝曾迎娶西陵部落女子为正妃,是为嫘祖,二人育有玄嚣与昌意二子。嫘祖将母族的剥茧抽丝技术传播到中原,帮助黄帝带领中原部落联盟制作衣冠,由此开创华夏衣冠文明。
借助黄帝与嫘祖的联姻,四川与中原亲上加亲。经嫘祖介绍,中原得知抽茧制丝技术最早源于蜀山氏。也许是为了学习更完整的制丝技术,黄帝还为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名为“昌仆”的女子为妻。黄帝驾崩后,昌意与昌仆的儿子高阳继承部落联盟首领,是为帝颛顼。颛顼即位后,“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蜀山氏加入中原部落联盟。
蜀山氏制丝主要依靠捡拾野蚕蚕茧,收获量较小且不稳定,不易扩大生产规模。野蚕生性孤独,在桑树上各据一叶,以保证食物充足。故扬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谓之独”;《尔雅》云,“独者,蜀”,唐朝孔颖达注疏言,“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
要将习惯独居的野蚕强制聚集一起,需使用器皿。蜀地盛产竹子,但原始石刀只能砍竹,不能将竹子劈成篾片。经过从尧舜到禹夏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技术摸索,中原终于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进入青铜时代。根据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推测,蜀山氏的一支从中原学习引进青铜技术,制作青铜刀具,将竹子劈成篾片、制成细眼竹筐,用以强制聚集饲养野蚕,并将其逐步驯化成家蚕。
《说文解字》言,“丛,聚也”。掌握了聚集饲养家蚕技术的蜀山氏支脉,被称为蚕丛氏。家蚕吐丝稳定量大,蚕丛氏可以较大规模地剥茧抽丝制作丝绸,并将丝绸输入中原开展贸易。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的丝绸制品残留物,印证了蚕丛氏养蚕缫丝技术的发达。
比三星堆4号祭祀坑所处的殷商晚期更早一些,大致为殷商中期,古蜀国历史从蜀山氏发展到蚕丛氏阶段,统治中心从岷江上游茂汶盆地迁徙到成都平原。依靠丝绸贸易积聚的经济实力,蚕丛氏的青铜冶炼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创造了足以与殷商媲美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等大型青铜器,证明了古蜀国青铜技术的高超和青铜文明的发达。据《华阳国志》,蚕丛氏“其目纵”,以“纵目”即眼角上斜为形象特征。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纵目人面具,正是古蜀国蚕丛氏时期的考古印证。
武王伐纣时,蚕丛氏曾带领大军前往牧野助战,势力拓展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西周时期,深度联合起来的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团结在周天子的旗帜下,阔步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综合实力更上一台阶。曾经在青铜时代和殷商文明同场竞技的巴蜀大地,与中原逐渐拉开差距,被视为蛮荒之地,“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甚至没有资格参加中原各国会盟;“君长莫同书轨”,度量衡规制、政治制度、文化亦是自成体系。
平王东迁,周朝进入东周时代后,“周失纲纪”,对包括古蜀国在内的各诸侯国控制力减弱,蚕丛氏开始称王。但不久,以柏灌鸟为族名的氏族短暂取代了蚕丛氏的统治地位,三星堆遗址从第二期开始出土的鸟型器物,反映了柏灌氏的崛起。之后,善于驯化水鸟帮助捕鱼的鱼凫氏壮大,他们喜好渔猎,战斗力强悍,打败柏灌氏,成为新的蜀王。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鱼图纹饰和鱼鸟造型器物,印证了鱼凫氏取代柏灌氏的历史事实。
开明治水,望帝禅让
鱼凫氏的王位后来传到杜宇手中,他“教民务农”,带领蜀人发展农耕。杜宇身世相当传奇,据三国蜀汉来敏《本蜀论》,杜宇“从天下,女子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蜀王本纪》亦言杜宇“从天堕”。有学者推测,“女子利”是鱼凫氏女王,杜宇“从天下”且懂农耕,应该是由中原华夏而来。鱼凫女王利看中杜宇所掌农耕技术进而爱慕其人,遂与他结为夫妻,并将王位让给杜宇。
杜宇成为古蜀国国王后,“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将都城迁移到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区一带)或瞿上(今成都市双流区一带)。这一区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流密布,适宜农耕。郫都区北郊的杜鹃城,相传就是杜宇时期古蜀国都城遗址。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可能纵贯从蚕丛到杜宇的古蜀国历史。
战国七雄相继称王后,杜宇更进一步直接称帝,“号曰望帝”。随着蜀国农耕生产的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在成都平原大加挞伐,极力扩大统治范围,“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囊括成都平原、川西盆地、汉中平原以及贵州、云南大部分地区。
杜宇统治后期,成都平原洪水漫堤,相国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开明治水见效后,杜宇将全部国务都交给他打理,后又效仿尧舜禹禅让之事,“遂禅位于开明”。开明即位,“号曰丛帝”。
杜宇退位后到西山隐居,时值早春二月,杜鹃声声哀鸣,苦苦挽留不欲杜宇离去。蜀地百姓“悲子鹃鸟鸣”,听闻杜鹃鸣叫,心生悲戚,“鸣而思望帝”,怀念故君杜宇。后来杜宇成为杜鹃别名,唐朝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北宋李重元《忆王孙·春词》“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等诗词,即引用此义。
《蜀王本纪》对开明治水有更详细的记载,同时揭示了杜宇禅让的另外隐情。据此书,开明是楚国人,原名鳖灵。按东汉应劭辑录的《风俗通义》,“鳖灵从井出”,精通水性,通晓水利,去世后“其尸亡去”,尸身无故不见,“荆人求之不得”。原来,鳖灵尸身沿长江逆流而上,来到正在饱受洪水围城之苦的蜀国都城郫邑后,竟然复活,并“与望帝相见”。望帝杜宇见鳖灵不但会逆水上行,而且能死而复生,惊为天人,遂委任为相国。
人死不能复生。据历史学家推测,事情真相应是:鳖灵可能因事被楚人定罪,判处死刑。“尸”在古语中不一定是尸体、尸骸,而是受监禁不能自由行动之人。鳖灵被定下死罪,故称其为“尸”。所谓“其尸亡去”,应是鳖灵逃奔蜀国,楚人通缉而不得。鳖灵一介亡命,入蜀投奔望帝得到重用,故云死而复生。
当时,岷江上游来水大涨,“望帝不能治”,遂“使鳖灵决玉山”,授予他治水全权。鳖灵组织百姓,经过数年艰辛努力,终于治水成功。中国古代方术中,象牙魔力可以殴杀水神。三星堆最新出土一百多根象牙,可以想见当时蜀人用象牙镇杀水中精怪的场景。
鳖灵在治水前线辛苦操劳、过家门而不入时,杜宇却在后方“与其妻通”。事后,杜宇良心发现,自认“德薄不如鳖灵”,就“委国授之而去”,将帝位禅让给鳖灵,“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后,“号曰开明帝”,其政权被后世称为开明王朝。
经过开明及其继任者带领百姓在成都平原持续不断的治水活动,古蜀国农业经济更上一层楼,“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成都平原“地称天府”,即是从此而来。开明王朝传至第九世时,迁都至今天成都市新都区一带,又占据秦岭脚下的“褒、汉之地”,与秦国持续摩擦。
兄弟阋墙,秦并巴蜀
由于地近相邻,古蜀国与秦国交往较多,亦不免冲突。秦立国之初,国力微弱,开明之子卢帝曾主动进攻秦国,攻打到当时的秦都雍城城下。秦国在关中平原站稳脚跟后,两国逐渐形成对峙之势。秦厉公二年(前475),蜀国主动“来贿(秦)”,求和,关系暂时缓和。
随着秦蜀同时向秦岭南麓的“褒、汉之地”拓展,两国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围绕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一带)展开激烈争夺。南郑本属于蜀国,是其北部门户,亦是秦国向西南扩展的重要阻碍。
秦国率先攻取南郑,并于秦厉公二十六年(前451)在南郑修建城池;十年后,秦躁公二年(前441),“南郑反”,被蜀国夺回;秦惠公十三年(前387),秦“伐蜀,取南郑”;但就在同年,惠公去世,秦国国君易位无暇外顾,蜀国又再夺南郑。
此后,秦国致力于变法图强,调转兵锋东向与六国争霸。蜀国亦把主要矛头对准楚国,曾于周安王二十五年(前377)“伐楚”,夺取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市、宜都市或房县境内)。蜀国对楚国的进攻,为后来秦国通过并吞巴蜀、迂回包抄楚国的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启迪。
由于秦蜀暂时调整进攻方向,两国关系再次缓和。秦惠文王即位时,蜀国曾派使臣专程到咸阳朝贺。据《华阳国志》,蜀王有次在秦岭山谷中打猎,与惠王不期而遇。惠王赠送蜀王“金一笥”,惠王回赠“珍玩之物”。不料惠王将珍玩带回咸阳后,“物化为土”。惠王被蜀王的障眼法欺骗,“怒”。群臣劝道,“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此乃天意昭示蜀国将成为大秦领土,惠王听后“喜”。为麻痹蜀国,惠王又利用“蜀王好色”的软肋,“许嫁五女于蜀”。这些记载虽带有明显的传说色彩,但透露出秦国君臣并吞蜀国的野心。
秦国欲攻伐蜀国,难在秦岭山高,蜀道艰难,无路可走。据《括地志》,惠王“刻石为牛五头,置金于后”,“伪言此牛能屎金”,哄骗蜀王此牛能够排泄黄金,源源不绝。惠王表示愿将此牛送给蜀国,示永结同好之意。贪婪的蜀王竟然听信惠王信口雌黄。为将石牛运回,蜀王下令“堑山堙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削平山谷,在群山环绕中硬是开凿出一条从咸阳到成都的道路。蜀国通过此道将石牛“致之成都”,秦国“遂寻道伐之”,此路“因号曰石牛道”。
据《华阳国志》,此事还有后续。蜀王“遣五丁迎石牛”后,发现石牛并无排泄黄金的特异功能,“怒,遣还之”。以农立国的蜀人不但将石牛遣返秦国,还嘲笑祖上为周天子养马放牧的秦人是“东方牧犊儿”。秦人笑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嘲笑秦人的蜀王不会料到,老秦劲卒的笑声和秦军铁骑的马蹄声很快便会响彻石牛道。而给秦国提供战机的,正是蜀王本人。蜀王曾分封其弟葭萌到汉中为侯,号称苴侯。葭萌不知何故,不与蜀王亲善,反倒与巴国交好。蜀王怒,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出兵讨伐葭萌。弟弟葭萌不敌兄长,只得投奔巴国。蜀国进兵到巴国索人,巴国无力对抗,只有“求救于秦”。
惠文王“欲发兵以伐蜀”,但又怕千里奔袭,“道狭难至”,无法速战速决,容易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正当惠文王未下决断时,“韩又来侵”,韩国从东面做出攻秦态势。惠文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而“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的境地,故“犹豫未能决”。名将司马错请伐蜀,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国相张仪反对,认为“不如伐韩”。惠文王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纳司马错策略,下决心起兵伐蜀。
是年秋天,惠文王派司马错、张仪、都尉墨率兵从石牛道伐蜀,在葭萌关(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一带)大败蜀军。蜀王逃至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一带),兵败被杀。蜀国国相、太子率领残余力量“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蜀国王子泮带领部分族人逃亡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后为西汉藩属南越国所灭。安阳国王室后裔又进入柬埔寨建立扶南国,最终灭于真腊之手。
秦灭蜀之战相当顺利,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当年十月就平定蜀国全境。司马错、张仪乘胜直取巴国、苴地,“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惠文王灭巴蜀后,封其子通为蜀侯,任命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共同治理蜀地。为压制当地土著,惠文王还迁移秦国一万余家百姓到蜀国。但在最初30年时间里,蜀地局势极不稳定。
秦并蜀仅5年,周赧王四年(前311),惠文王去世,秦武王继立,蜀相陈庄叛变,杀蜀侯通。第二年,即秦武王元年(前310),武王派司马错、甘茂、张仪入蜀平乱,斩杀陈庄,通子恽继立为蜀侯。秦昭襄王前期,蜀地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昭襄王六年(前301),蜀侯恽被秦国王后陷害,昭襄王不明真相,派司马错入蜀冤杀恽及其臣僚27人。昭襄王虽立恽子绾为蜀侯,但又在16年后因疑其谋反,“复诛之”。
但也有学者认为,蜀候通、恽、绾并非秦国宗室,而是蜀王子孙。秦国灭蜀后,为怀柔蜀人,故仍立古蜀国王室为蜀王。
蜀地屡屡与秦国产生摩擦,表面上是人事原因,实质上却反映出秦国在蜀地实行的分封制已经不能适应治理需求。为理顺蜀地体制,昭襄王诛杀蜀侯绾后,在蜀地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废蜀国为蜀郡,任命张若为蜀郡守,蜀地局势最终稳定下来。吞并蜀地,是秦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领土扩展,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张若之后,李冰接任蜀郡郡守。大致在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李冰在开明治水的基础上开始主持修建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设施,成都平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大量土地被改造成肥沃良田,如《河渠书》所言,“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在这些水利工程的滋养下,蜀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华阳国志》赞道,“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地由此成为秦军东向、剑指六国的战略后勤基地,最终助力秦国一统天下。
古蜀国文明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
有学者将华夏文明早期在黄河、长江、珠江、辽河流域等地的众多文化遗存比喻为“满天星斗”。四川成都新津区宝墩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青羊区金沙遗址的发现,印证了古蜀国文明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经过对其他地区文化的整合和自身的重组,在发展过程中逐步领先四方并形成辐射效应后,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带,是为“众星拱月”。嫘祖、昌仆为中原衣冠文明提供的蚕桑技术支持,成都平原为秦国横扫六合提供的后勤助力,无不是蜀地文明对“众星拱月”时代的重要贡献。
从蜀女嫘祖昌仆出嫁黄帝父子,到华夏杜宇入蜀教民农耕;从楚人开明赴蜀平治水患,到巴蜀归秦四海一统,巴山蜀水的历史发展与中原江南交织交融,文明进展与黄河长江交相辉映。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的古蜀国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吴鹏)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从“考古盲盒”到“马踏飞燕”,这个潮流你追了吗?
这样的“马踏飞燕”你见过吗?
最近
甘肃省博物馆的创意文创
玩偶“马踏飞燕”爆火
相关系列产品也被抢购一空
咧嘴大笑的“小绿马”与
马蹄下眼神无辜的“飞燕”
形成反差萌态
又“丑”又萌的造型“圈粉”了无数人
玩偶“马踏飞燕”的创意来源
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
早前的铜奔马展示给大家的都是一本正经的“侧面照”
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官方微博
而当它的“正脸照”被大家发现后
沙雕、蠢萌、搞笑、魔性就成了它的代名词
吸引了大家的喜爱
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官方微博
甘肃省博借机推出了包括
口罩、表情包、头套、风筝等
一系列的铜奔马文创产品
并创造出了网红IP“神马来了”
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官方微博
近年来
在全社会重视文物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大背景下
“文博热”持续升温
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新的消费热潮
各大博物馆积极整活
争相推出兼具文物特色和创意的文创产品
这些优秀的文创产品
不仅成为了当地特色文化展示的名片
也为大家提供了旅游纪念和赠送亲朋好友的
最佳选择
“将文物带回家”成为了时尚潮流
作为文创界先行者的故宫文创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类丰富、受众广泛的
高质量文创品牌
一份“来自故宫的礼物”
成为了故宫的又一符号
拥有丰富资源素材的敦煌文创也深受大家喜爱
根据敦煌257号洞窟西壁中部
《九色鹿经图》中的九色鹿形象
创意出的“祥鹿踏云”流沙杯垫
还有敦煌博物馆精心设计的精美创意手机壳
都成为大家的“心头好”
谁不想拥有一个好看又独特的国潮文创呢!
还有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推出的
“川蜀麻将摆件”
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等等
优秀的文创产品
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桥梁
借助它们
我们得以与文物对话、与历史对话
越来越多文创产品的成功“出圈”
也恰恰证明了
承载着历史文化的文物
从来都不是小众的
更不是无人问津的
借助文博文创的新形式
文物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不过
在文创“出圈”的同时
也需要警惕抄袭创意和盗版产品
的情况出现
保护文创产品的知识产权
才能激发更多的文创创意
让文创的生命力更加旺盛的延续下去
另一方面
随着文创产品的不断丰富
如何在“万物皆可文创”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如何更好地兼顾市场需求和文化传播
创造出更多有审美、有内涵的、能出圈的
新产品
让大众从关注文创产品
进而转变为关注文物
需要有更多的思考和实践
来源: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三千年的三星堆,与我们一起向未来
三星堆出土的铜扭头跪坐人像、铜立发人像、铜小立人像(从左至右)。 受访者供图
三星堆三号坑出土的金面具。 受访者供图
许丹阳在三星堆发掘现场。
2022年伊始,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有为”?鲁迅先生的答案是,“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月4日,由《中国青年报》、优酷出品,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我们的太空创新实践中心联合出品的新青年跨时空问答短片《有为》正式发布。片中,有《觉醒年代》中鲁迅的扮演者曹磊、神舟十二号发射北京总调度“北京明白”高健、三星堆考古主力许丹阳等6位不同领域的青年,进行一场跨越百年时空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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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脸,戴眼镜,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熟悉各种流行词语,找女友理想型是刘亦菲……90后的许丹阳和我们刻板印象中“土里土气”的考古工作者不太一样。但作为三星堆4号“祭祀坑”的发掘负责人,年轻的他从大学毕业就扎根在了“土”里,考古工地是他的星辰大海。
考古就是拆开一个又一个盲盒
许丹阳的“对话”对象,已经在黑暗的地下等了他3000年。3000年的三星堆,遇到了90后的年轻人。面对镜头,许丹阳手拿一根亲手削的、刨过无数文物的小竹签,笑得比冬日里的暖阳还暖。在“可为”的时代做“有为”的事,许丹阳觉得自己很幸运。
从2020年10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1号坑和2号坑的区域,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陆续新发现6座“祭祀坑”,不断出土重要文物,被网友戏称开了6个“盲盒”。最近,8号坑“盲盒”又上新款,出土了一件“虎头虎脑”的青铜龙,似乎在迎接虎年的到来。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三星堆遗址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最早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三星堆遗址,算得上“横空出世”。1986年在遗址祭祀区发掘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尤以80余件青铜雕像为前所未见的重器。这些“惊世大发现”,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虽然是“横空出世”,但作为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三星堆却从来不是没有故事。关于古蜀国的历史,李白在《蜀道难》中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追忆。其实早在蚕丛之前,巴蜀大地就已经鸿蒙初开,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言,“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考古发掘证明,三星堆始建于夏,至商代中晚期基本成型,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而在本次考古发掘中出现的一些新器形——比如,首次出土的方形尊,此前出土的都是圆形的,尊的制作技术是从中原传到三星堆——既反映了它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
三星堆出土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以及玉戈、玉璋等玉器,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出土的琮则受到西北的齐家琮和东南的良渚琮的影响;三星堆文化的城墙夯筑技术、稻作农业的起源、早期的灰白陶传统,也都与良渚文化息息相关……
考古,揭开尘封历史。
考古“破圈”,我们一起来追“星”
从2021年春天开始占据新闻头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热度一直延续至今,大众第一次发现,原来考古也是可以“追番”的。
许丹阳说,以前大众对考古并不了解,有时还存在误解,“以为我们拿个罗盘就知道墓在哪儿,拿个探测器,就知道文物具体的埋藏位置,甚至以为我们是挖宝盗墓;还觉得我们都是风尘仆仆、老气横秋”……
近年来,随着考古走入大众视野,考古工作者一般在“地里”,有时也现身“台前”。就像许丹阳说的,“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活泼的,和其他行业一样,有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也有很积极很青春的年轻人”。
这场追“星”之程,不仅是考古工作者择一事终一生的事,还是普通人从好奇到了解再到关注的事。许丹阳笑言,自从参加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自己成了朋友圈里的“名人”,“在网上有一些我的采访或者视频,朋友们就给我发消息说‘又看到你了’。感觉他们开始认识我的工作、了解我从事的行业了,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这场追“星”之程,不仅是中国人的事,还邀请全世界的朋友一起来耍。三星堆博物馆自1997年10月开馆以来,已接待中外游客2200余万人次;三星堆文物多次走出国门,先后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
而从现在开始,8位外国青年导演将用影像讲述三星堆故事,电影《发现三星堆(暂定名)》和音乐剧《三星堆》也安排上了;“发现三星堆”系列纪实节目,将为全球观众展现探索、冒险、娱乐的妙趣中国;三星堆系列图书将在全球发行,其中“国际安徒生奖得主三星堆创作计划”将诞生系列绘本;“数字三星堆国际展”,将与世界知名博物馆合作举办联展……
当然,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土里土气”的考古遗址,正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IP。上一代考古工作者从一铲一铲挖泥巴的时代走来,而这一届年轻人既续接传统又勇于创新,让考古成为一部“历史+科技”的跨界大片。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里面有数个“考古发掘舱”,不仅能控制温度、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从外界带入的物质干扰。而眼前的考古工作者,更像在实验室工作,穿着全副武装的白色“防护服”,趴在“非接触式装置”上,悬在祭祀坑上方,拍照、清理……颇有科幻电影的即视感。
三星堆,正在“破圈”。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在考古界有一句老话——如果一个观点提出来10年还能保持得住,那一定是很了不起的。“我自己也提出了一些观点,刚提出不久就被推翻了,经常被‘打脸’。”许丹阳笑着说。
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奔流向没有尽头的时空,一代一代的考古学者,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一同走过。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探索与实践。
生逢其时的许丹阳很高兴、也很清醒,“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具有忧患意识、具有批判精神、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关于梦想,他说:“梦想不能当饭吃,但人活着又不仅仅是为了吃饭。梦想还是要有的,总要有所追求。”
有学者将华夏文明早期在黄河、长江、珠江、辽河流域等地的众多文化遗存比喻为“满天星斗”;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经过对其他地区文化的整合和自身的重组,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带,是为“众星拱月”。
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众星拱月”,古蜀国文明便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大约从三星堆遗址四期晚段开始(距今约3100年),三星堆古城开始衰落,而另一支与其文化面貌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悄然兴起,并达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延续至距今约2700年,那就是金沙遗址。
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的古蜀国历史,证明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而三星堆文明和它的“后传”,仍在成都平原继续辉煌发展。考古工作者对发掘信息进行了全方位采集,因为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的事,要把足够多的信息留给后代,为今后的发掘保护研究提供足够丰富的资料。
3000年的三星堆,和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一样,最终是走向未来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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