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是不是就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只图自己不管父母道德吗?

只图自己不管父母，肯定是不道德的。自古忠效不能两全是指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上，要舍小家顾大家，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家庭和父母之上，并不是借此而对父母不管不顾，做可耻的不忠不效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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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观点：所谓的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之说，不能单纯的理解成只图自己不管父母的自私行为，根据不同的事情的轻重缓急程度，再做评价。至于是否道德也是要看他的目的是否为了顾全大局。

忠孝不能两全最早的雏形出自南朝时期《世说新语》：

“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

基本完整的语句是在《元史 列传 卷八十三》中被提到的：

是时有申荣者，平章山东行省，守东昌，荣见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间，不能全忠孝者，儿也。”父曰：“何为？”荣曰：“城中兵少不敌，战则万人之命由儿而废，但有一死报国耳。”遂自经。

基本含义是效忠君主和孝敬父母不能同时兼得，因为效忠君主一定含义上就是效忠国家，后来演变为报效国家和孝敬父母不能两头兼顾，尤其是驻守在外的武将，更是无法经常看望父母，更不要提能孝敬父母了。

孔子

提及这种孝道，离不开丁忧制度的发展。他的雏形至迟远在西周时期就有“父母去世，守孝三年”的说法，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孝道也没有消亡。到了西汉时期，尤其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的孝道更是影响深刻，身在朝廷的官员通常出现父母任何一方去世时，就会辞官，回到祖籍守孝“三年”，说是三年，其实是二十七个月。到了东汉时期更加严格，隐匿不报的，被查处后会有相应的惩罚。但是与丁忧制度一同发展起来还有“夺情“制度。夺情制度就是皇帝根据实际情况的缓急需要，可以让守孝期提前结束或者不解除官职，大大缩短守孝时间，甚至有的重要职位就不得回去守孝。“夺情”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早期。《孔子家语》记载：

子夏问：“三年之丧既卒哭，金革之事无避，礼与？初有司为之乎？””孔子曰：“吾闻老聃曰：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利者，吾弗知也。”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从伯禽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隋朝时期的姚察，在后母去世后，隋文帝就曾下旨“夺情起复”，诏曰：

“前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姚察，强学待问，博极群典，脩身 立德，白首不渝，虽在哀疚，宜夺情礼，可员外散骑常侍，封如故。”又敕侍晋王昭读。炀帝初在东宫，数被召见，访以文籍。即位之始，诏授太子内舍人，馀并如故。

当然最有名的“夺情”当属明朝的张居正事件。明朝的丁忧制度相当严格，无论官职大小都必须丁忧守孝，一律不许夺情起复。但是偏偏到了张居正刚刚掌权时，他的父亲去世了。此时明朝廷内动荡不稳，新政策又刚刚起步，为了稳固朝局，让新政策执行起来，张居正决定用“夺情”的方式继续掌政。但是这引来了政敌们的激烈反对，后来由万历皇帝出面才暂时平息此事。有意思的是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就是以当年的“夺情”事件抄了张居正的家。

张居正

所以忠孝不能两全，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只顾自己不管父母的自私表现。不管是某个人出发点是身在庙堂之高身不由己，还是报效国家，以大局为重，这些都不是自私的表现。再者在古代一切所谓的礼制，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再直接点说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天、地、君、亲、师”已经把这个意图说的很明了，“君”是排在“亲”前面的。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家里儿子要听父亲的，而父亲还是要听君主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提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以上这些归根结底，最终“孝道”都是服务于君主的，因为君主是所有人的“父母”。

总之由于君主是“天子”也是天下人的“父母”，所以“孝道”的最终解释权归君主所有。是否顾全大局或者是否符合道德则也完全取决于君主的需要。

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