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克GL8不再孤单！静态体验上汽大众Viloran

文：懂车帝原创 史景旭

[懂车帝原创 产品]在中大型MPV市场，别克GL8的销量基本没有对手，而这也让其有着独霸这级别MPV的资本。相信大家实际也深有体会，去机场或者去机场的路上，肯定少不了它的身影。不过，未来在同样的地方，或许你会发现多了一个新“成员”，那就是上汽大众Viloran。

其实早在2019广州车展上，上汽大众Viloran就已经发布。不过，当时上汽大众并没有公布其内饰设计。而4月17日，上汽大众正式公布了该车预售价格，并且首次亮相了Viloran的内饰。如今，我们也有机会来进行简单体验，一起来看看它如何！

外观：不像常规MPV的MPV

上汽大众Viloran基于大众MQB平台打造而来，而它也是上汽大众国产的第二款MPV（第一款为途安）。不过，与常规MPV方正的造型不同，大众Viloran车身加入了更多灵动的线条，使其看起来多了一丝居家的风格。

Viloran前脸采用了大众最新家族化设计语言，其大尺寸前进气格栅造型抢眼，与全新一代途锐造型比较相似。此外，前格栅六根横向镀铬装饰条与LED大灯融为一体，配合贯穿式前包围，进一步拉升了横向视觉宽度。值得注意的是，Viloran还配备有L2级别驾驶辅助系统，具备交通拥堵辅助、前部辅助系统等功能。

Viloran侧面造型修长，多腰线的设计让其充满层次感。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346/1976/1781毫米，轴距为3180毫米。通过数据可以看出，Viloran除了车身高度，其他长度、宽度及轴距都已经超过了别克GL8（别克GL8长宽高分别为5219/1878/1799毫米，轴距为3088毫米）。

实拍车还配备有20英寸双色密条幅轮辋，轮胎品牌为马牌UC6轮胎，前后轮胎尺寸规格为235/50 R20。此外，它还采用双电动侧滑门设计，方便后排乘客上下车。值得注意的是，Viloran外后视镜还提供有转向灯及360度全景摄像头。

相比车头，Viloran的尾部造型设计较简洁，其尾门中间镀铬装饰条与两侧尾灯连为一体。同时，它还使用了大众全新扁平化车标，在其下方标有Viloran的英文标识。而后包围同样加入了镀铬条装饰，这也与前包围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Viloran采用了隐藏式排气布局。

内饰：首次亮相，整体风格与大众途昂相似

此前Viloran一直没有公布其内饰，此次是首次公开亮相。不过，其造型与大众途昂比较相似。相比途昂，仅对空调出风口、空调控制区、方向盘等细节进行了改动。实拍车内饰采用全棕配色，同时它还提供棕+米双色内饰供用户选择。

新车中控台配备有一块9.2英寸触控屏，内置有全新智联系统，具备导航、语音识别等功能。此外，实拍车还采用了黑色钢琴烤漆触控面板，质感不错。

Viloran还采用了全新造型的方向盘，风格与全新一代高尔夫一致。当然，全液晶仪表盘+全景天窗它也有配备。

乘坐空间：采用2+2+3式座椅布局

作为一台MPV，后排空间及座椅自然是重点。Viloran全系均采用2+2+3式座椅布局，其中第二排为独立座椅，不仅采用电动调校，还提供按摩等功能。同时，第二排座椅还配备有电动腿托功能。

实拍车座椅采用真皮面料包裹，其靠背及坐垫均加入了菱形网格设计，进一步提升了豪华感。而进入第三排可从第二排座椅中间过道或翻折第二排座椅进入，其第三排座椅坐垫宽大，对腿部支撑比较到位，整体乘坐空间表现不错。

空间方面同样是Viloran的优势，在第三排座椅使用的情况下依然有436升容积的表现，第三排座椅放倒后后备厢容积可扩展至2100升。此外，实拍车还配备有电动尾门功能。

动力：搭载2.0T发动机，有高低两种功率调校

大众Viloran搭载一台2.0T发动机，并有380TSI和330TSI高低两种功率调校。其中380TSI车型最大功率为220马力，与之匹配的为DQ500 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底盘方面，新车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结构。

从实际体验下来可以感受到，Viloran有着大气的造型，并且内部配置也相对丰富。特别是深色隐私玻璃、双电动侧滑门、遮阳帘、第二排“航空”座椅等配置，这些足够满足第二排乘客对私密、豪华舒适的需求。相信凭借大众在国内的品牌影响力，未来会受到不少人的关注。不过，35万元内起的预售价不算低，而它最终的市场指导价将于5月28日揭晓，你期待吗？

罗汉堂陈龙：从《孤独的大众》理解时代的民族性

编者按：

在数智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说现在已经进入了“消费者主权”的时代，以消费者为中心洞察市场需求成为了重中之重。

但是消费者偏好和决策的形成，仅仅用年龄、经济、政策等因素解释，可能还不够。罗汉堂秘书长、湖畔大学执行教育长陈龙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的视角，论述了这一切的发生。

导语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也就是社会学家说的“社会性格”，还有消费者偏好和决策的形成，都在发生一些一下子说不清但是根本的变化。手忙脚乱中，商业在用九零后、Z世代、断舍离这样的归类，尝试抓住正在发生的趋势。但这些变化，并不是用年龄、经济、政策这样的因素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时代的民族性？要理解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定义时代开始。

在过去一万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人类最竭尽全力试图解决的，一直是生存和经济问题。

那么，当人的基本生存已经越来越不成问题，经济上已经没有原来那么要死要活，如果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富足的时代，就像中国的当下，人的生活、思考、情感取向会如何变化？人会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人会不会变得更加自由独立，更加有思想、有情趣？因为有时间去探寻，他们的感情和体验会不会更加深刻？

01 凯恩斯的预判

有很多人已经想过类似的问题。1930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写过一篇《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of our grandchildren）。在那个美国经济刚踏入大萧条的当口，他准确地判断说，我们既不应该因为觉得无能为力而悲观，也不应该因为害怕未知而扼杀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可能性。

然后他话锋一转，畅想孙辈长大了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他相信，那是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经济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虽然还有人负责解决经济问题，但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已经足够。那时候，是那些用心把生活当作艺术去探索去体验的人，在决定未来的方向。在凯恩斯看来，物质世界的丰裕意味着精神世界更多的自由和提升。难道不应该如此吗？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今年4月加拿大通过了“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以后每年会给每个家庭发放不低于2.4万美元的资金，以保证基本生存权。从经济的角度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方向，就是凯恩斯说的意思。

关键是，经济生活情况提高了，人的情感、思想、生活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凯恩斯的预测对吗？

02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诊断

凯恩斯写完那篇文章20年之后，在1950年，美国几位社会学家（Riesman，Glazer，和Denney）写了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叫《孤独的大众》（The Lonely Crowd），再次尝试回答那些问题。这是上世纪社会学家写过的最畅销的书，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曼的《市场和自由》，以及穆瑞的《失势：美国社会政策，1950-1980》一起，并列归为上世纪对美国社会心智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孤独的大众》

二战后的美国，告别了大萧条，经济复苏很快，城镇化欣欣向荣，消费主导，并且消费升级。一切看起来很好，但骨子里，整个社会却正在经历技术、文化和心理的巨大冲击，人处在动荡不安的情绪里。《孤独》这本书，就是社会学家对当时社会变迁的诠释。

是不是听起来分外熟悉？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本书的主要观点，顺便把问题也回答了。

《孤独》一书通过研究发现，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大概遵循一个S型：最底下的平线，对应的是农耕时代，人口增长很慢。但这是一个高生育、高死亡的时代。因为死亡率高，寿命短，如果生育率低，人口会很快萎缩。一个妇女生很多孩子，是常态。在数千年农耕岁月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制于土地和资源的限制，这是后来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推断的人口悲观论的典型场景。

然后是“S”往上延伸，人口高增长，对应的是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科学知识积累，死亡率显著下降，但出生率并没有，所以人口增长快。再往后，又到了“S”的上平线，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甚至负增长，但原因和原来的下平线完全不同。这一次，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人已经不愿意像原来一样生孩子了。第三个阶段，可以叫富足阶段，也可以叫大众消费阶段。三个阶段人口增长的差异告诉我们，在宏观层面，生育率是一个经济能力现象，也是一个社会心理现象，很难人为调控。

回到今天讨论的主要问题，在农耕、工业和富足三个阶段，人的生活、情感、思想状态，有哪些不同？

在农耕时代，因为人应对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生命苦短，世界就像是一个充满不定性的神秘空间，所以人的主要态度，是对未知的敬畏，对传统和规则的服从，对神的崇拜，反过来很少想到创新，想到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世界。

到了工业革命阶段，虽然世界仍然充满了不定性，但是人已经广泛尝试通过创新改变世界的力量，这时候的人类，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深思和自信，挑战世界的勇气。这是一个内心动力驱动思想的阶段。人类思想最丰富的时期，一个是在公元前数百年在欧洲和亚洲都发生的主要哲学思潮，一个就是工业革命时期。在这个阶段，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很多根本性的思想，都在改变我们如何理解世界。

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趋势应该随着技术和经济的进步而加强。但这恰恰是《孤独》这本书最重要的不同发现：1950年代的美国，已经进入了产品丰富，生活富足，大众消费的阶段。这时候，社会展现出来的最明显的特征，不是腾出时间来改变生活方式，追求深刻的东西，不是挖掘内心深处，而是通过可比群体的认同，或者说攀比，决定生活方式的品味。表现在以下方面：

■ 从工业时代的“内心驱动”到富足时代的“同伴认同驱动”。人最重要的诉求，不再是英雄主义，不是被尊重，而是被爱，被群体认同。一方面，这是因为生活的富足，使得年轻一代在失去经济学家熊彼特描述“创新型破坏”中的奋斗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化也让群体交往和协同达到从未有过的密度。如果曾经有荒原狼，那么富足时代的人，更像一群一群的羊。

说到认同和尊重的区别，我们不妨回味一下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递进的五层需求：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认同比尊重更重要，说明到了富足时代，大众的主流需求，会停留在社交层面。

■ 从“服从权威”到“群体表达”。“羊村部落”的形成并不意味着顺从；相反，他们会背离原来的服从体系。如果说农耕时代的社会性格是服从权威，工业时代的社会性格是崇拜英雄，那么富足时代的年轻人，更在意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并不特别在意自己的观点是否深刻。这种根本的改变，在“前浪”和“后浪”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英雄和权威都不再“酷”。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心态的改变，前浪很容易被后浪抛弃。倒过来，后浪在反叛权威的时候，并不自知，因为没有经历过前浪。

■ 同伴对比交流和大众传媒，成为影响心智最重要的方式。不再认同权威，不再苦读经典，而是同伴互相对比交流，同时电视、收音机这样的大众媒体，通过和不同群落对话，深刻塑造着大众的价值观。人类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如此关注周围看法的环境中。用《孤独》的话来说，人的注意力，从内心的陀螺仪，变成了时刻扫描世界的雷达。另外，对群体的认同，往往表现在群体内部的价值观的一致，以及对群体外部的反叛和不宽容。

《孤独》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心理脉动。在随后的60年代，反文化、反权威运动兴起，嬉皮文化诞生。如预测的一样，这是一个失去英雄的社会的反叛。让人震惊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或许在表达方式上有所改变，但富足社会带来的中产阶段的这些社会性格，本质上还在延续，在加深。

03 如何理解中国当下？

当下的中国，和前面描述的踏入富足时代的美国，很多现象何其类似！

工业革命和城镇化带来的富足趋势，和大半个世纪之前的美国并没有本质区别。互联网更让人时时刻刻生活在社区，在审视世界的雷达里。

想想一个人几个小时不看微信，不看看朋友们在关心和讨论什么，会何其难受。权威正在受到挑战，前浪常常被后浪漠视，或者不留情面地评价。没有经过深思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每天都在病毒般的传播；表达和情绪很重要，但不见得有很多对真相、对深刻的向往。在这个环境中，人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情感取向和世界观被影响，被塑造。

所以，世界并没有沿着凯恩斯的判断发展，也没有往马克思预想的越来越高的精神文明演进。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上中等收入以上、相对富有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开启新的追求和生活，而是继续赚更多的钱，并且消费。客观而言，无论从思想还是情感上而言，他们都没有更加深刻。

我想，之所以人类会这样，本质上是因为，人并非天然深刻，也没有意愿如此。任何深刻的体验，都需要消耗能量。所以历史上深刻的体验，都是在重重压力下、在突破现状中产生的。当富足让人类有余地和选择的时候，当压力越来越小的时候，大部分人的选择是过简单、从众、容易甚至肤浅的生活。这个选择，藏在我们的DNA里面。

当然，不会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会有人往深、往远、往自由的方向去。但我相信这不会是大多数，因为没有远足的动力。人本质上是孤独的，是需要引导的。在以往，他们服从权威，追随英雄；在今天，他们更在意彼此的评价而非深度。

让我总结一下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

第一，参看美国发展史，随着经济社会进入丰裕时代，一个社会性格的跳跃式断代正在发生。如果说改革开放前面几十年展示的是和工业时期对应的内心驱动的精神，那么现在正在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心态，我们或可称之为“群落共识时代”。历史还告诉我们，这个状态会延续下去。

第二，两个核心因素促成了新的社会性格的形成。第一个因素是更加安逸、有保障的生活，生存压力的减弱，是这个时代的福音，也是诅咒。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让年轻人失去了在思想、情感上深刻体验和洞察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让年轻人减少了精神负担，以及对权威和英雄的依赖，甚至产生反叛。年轻的一代不见得深刻，却可以反叛。

第三，第二个因素是前所未有的城镇化和移动互联，让每个人都随时随地连接在某个/某些“群落”中。精神的重心从内观转变成雷达。通过以群落为载体的更多更快的表达、认同、互相影响，以及数字媒体的传播，构成了新的社会性格的重要部分。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自媒体，而每个人也在自己编织的网络中无法逃遁。这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生活、消费、思想和情感偏好。

第四，整个社会对这些趋势的认知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准备。表现在前浪和后浪在思想甚至语言体系上的互不理解，既发生在社会上，也发生在大量企业组织内部。很多权威和英雄，在飞快被遗忘和否定。很多机构对病毒般传播的未经验证的观点和想法，影响到自身，却感到束手无策。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

结语

无论喜欢与否，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在走入富足/大众消费时代，社会心态则正在走入群落共识时代。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会持续很久。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一起来关注社会奔涌的暗流，一起帮助社会降低拥抱变化的代价，增加文明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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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读拉美︱奥尔特加，大众“反叛”年代孤独的思想“贵族”

思特格奇

【按】西班牙著名思想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曾经三访阿根廷，对拉美地区有重要影响。《大众的反叛》（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1930）是奥尔特加的代表作。2021年4月的商务印书馆译本由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张伟劼副教授翻译，系国内首次从西班牙文直译为中文的译本。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真读书”读书会由该所副研究员谭道明发起，主要围绕拉美经典著作进行精读活动，已经持续数年。本文系从读书会第63期的精读稿修改而成。

[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张伟劼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4月

《大众的反叛》是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在上世纪20年代的作品，全书由一系列报刊文章汇集而成。该书的主要观点如下：拜“技术”和“自由式民主”所赐，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与此相伴，一批“大众人”也顺势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些人的特征包括不求上进、欲望膨胀、没有责任感，同时他们又自以为是，喜好发号施令。在奥尔特加看来，这批人得势可能会令欧洲文明毁于一旦。在他看来，欧洲的前途应该是在领导世界的伟大目标之下团结起来。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

阅读《大众的反叛》，感受会比较复杂。奥尔特加对“大众人”的批评措辞极为严厉，堪称刻薄。我们如今生活的时代，要比奥尔特加的时代更为丰裕，笔者有时也难免会从自己身上找到“大众人”的影子，因此奥尔特加对大众人的批评也常让笔者自己不免赧然。此外，在一个民众权利已在道义上得到充分肯定的时代，奥尔特加批评大众人的尖刻声音也显得尤为刺耳。

除此之外，读者也很容易对奥尔特加的政治思想感到困惑。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能读到奥尔特加对于“自由式民主”的赞美，奥尔特加甚至认为这是与技术相并列的文明两大基石之一。但与此同时，奥尔特加又有着很强烈的精英色彩。他甚至说“（大众）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被领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必须把自己的生命与更高的层级连接起来，这更高的层级是由优秀少数人组成的…”（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张伟劼译：《大众的反叛》，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52页）。奥尔特加的复杂观点，让人难以把他和某种思想传统简单挂钩；他到底是一名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早已是难以定论的公案。查阅更多材料，还会发现奥尔特加早年与社会主义有些渊源，而他在西班牙动荡时期的立场甚至让一些人批评他是“法西斯”。奥尔特加与不同政治思想的复杂联系，让人眼花缭乱。

阅读奥尔特加的障碍也在于，奥尔特加的视野是庞大的。他行文旁征博引，上至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者，下至和他同时代的斯宾格勒都出现了在他的笔下。而在上承古人的同时，奥尔特加也进入同代或后代人的视野，略萨、加缪等人也对他青眼有加。奥尔特加的思想无疑与很多人有着渊源，足以构成一张复杂的网络。

在大多数时间里，奥尔特加也绝非一个满足于旁观的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不仅研究学问，也曾投身教育、创办报纸、担任议员。他的著述犹如典雅散文，但又充满哲思，使他既像是文人又像是哲人；同时，奥尔特加还探讨艺术美学、阐发社会政治，涉猎不同的学科。这广泛的社会实践和思想活动，其实也在要求我们去寻找奥尔特加的某些核心追求，从而串联起奥尔特加的一生，厘清他的思想主张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思想传统。

本次领读想着重探讨的是奥尔特加的政治思想与诉求。当然，这实际只是奥尔特加思想的一隅，但是又有着很核心的地位。奥尔特加毕生关注着西班牙和欧洲的种种问题，《堂吉诃德沉思录》《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大众的反叛》等著作都是如此。奥尔特加兴办教育、报业，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借教育与媒体改变社会。《大众的反叛》中，奥尔特加较多地谈到了他对于时事的看法，本次领读也希望借这本书部分呈现奥尔特加政治思想的世界。

在核心观点上，本次领读较认同一篇论文《奥尔特加-加塞特：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他作为政治家的失败》（Roberto Bre?a S: ¨Ortega y Gasset: un intelectual liberal y su fracaso como político¨, Foro Internacional, Vol. 35, No. 3 (141) (Jul. - Sep., 1995), pp. 396-425）的论述，认为奥尔特加生活在以民众政治参与显著扩大为特征的时代剧变之中，这一时代特点很大程度上也能解释其思想的复杂性。

奥尔特加的生平

奥尔特加早年的人生，特别是求学生涯，是较为顺遂的。他出生于1883年，父亲是一名记者和小说家，母亲的家族也从事报业。他年仅21岁就获得了博士头衔，经历了几年在德国的游历求学后，又在27岁成为哲学教授。此后，他著书立说，创办报纸、出版社，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名望。应该说，奥尔特加在学术的经历，放在如今，恐怕也会令无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感到羡慕。

但如果说再综合考虑一些政治方面的因素的话，可能奥尔特加的人生就没有那么幸运和成功了。奥尔特加1883年出生的时候，西班牙最辉煌的时期早已远去。1898年的时候，即奥尔特加15岁左右时，爆发了美西战争，西班牙蒙受了惨败的耻辱。而在当时的欧洲，西班牙也属于较为贫困落后的国家。这些背景大致可以解释为什么诊断西班牙的种种问题成了奥尔特加诸多作品的主题。

从1874年开始直到1931年，是西班牙历史上的复辟时期，此时波旁王朝在短暂动荡后继续统治西班牙。奥尔特加人生中的大部分时期也与这一时期重合。不过，奥尔特加对这一时期评价不高：他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写道，“在复辟时期，人们丧失了对一切真正有力量、崇高、民主和深刻性的敏感。”（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王军，蔡潇洁译：《堂吉诃德沉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45页）但无论如何，复辟时期大部分时间还存在一定形式的选举民主，复辟时期早期也存在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竞争和轮替。但到后期，社会矛盾愈发激烈，西班牙的形势进一步恶化。1923-1930年，西班牙陷入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的独裁统治，奥尔特加也在1929年愤然辞去在大学的职位。此后新生的西班牙共和国一直未能摆脱内斗，直至堕入内战浩劫，最终落入新独裁者弗朗哥的掌控。

奥尔特加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在积极发表文章针砭时弊。而在1930年独裁统治暂时结束后，他也一度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在1931年当选议员并创立政治组织“共和服务团”。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很快结束，1932年他就因失望宣布退出政界，开始“政治沉默”并坚持终生，之后也只能在私人信件中能看到他对政治的评判。

1936年，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与内战双方都不睦的奥尔特加携全家流亡国外，先后居住法国、阿根廷、葡萄牙等国。1945年，奥尔特加首次回到西班牙，之后逐渐重新在西班牙定居，但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的专制政府保持了距离。在奥尔特加生命的晚年，他更多投入于哲学、文艺，但政治也给他的生活投下阴影，如他的作品出版遭到了当局的限制。

不同思想传统间的奥尔特加

从《大众的反叛》看，奥尔特加的政治思想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精英主义、对道德的重视、对社会“历史自发动力”的信赖。

奥尔特加所说的精英绝不是依靠血统进行传承的精英，但他在书中一再强调大众与优秀者的区别，并相信优秀的人只是少数，而多数人应该服从这些优秀的少数。奥尔特加相信历史上也一直都是由少数人统治的，而也正当合理，只要统治者确实属于“精英”。无疑，无法否认奥尔特加身上的“精英主义”气息。

在书中，奥尔特加表现出另一个特点是对道德、文明的强调。这也与奥尔特加的精英主义密切相关。他在对精英与大众进行区分时，会对两者做道德上的评价，认为精英是努力生活、有所追求、有责任感的，而大众则与此相反。他在批评大众时，也常使用“野蛮”、“原始”等词语，将大众的反叛视为道德的沦丧与文明的危机，而大众的道德则在于懂得服从精英。尽管对道德、文明的理解与一般人可能有所不同，但奥尔特加对道德、文明的强调却体现出他政治观中强烈的理想色彩。

最后，奥尔特加是怀疑国家权力而相信社会的。他相信文明的发展源于某种社会的“历史自发动力”，而认为被大众人加以滥用的国家权力很可能会扼杀这一点（《大众的反叛》，第158页）。关于文明的基本动力，奥尔特加也相信其更多来自个人：“社会生活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都以个人的、当下生活的某种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今天所公认的真理、审美范例和崇高价值，正是在某天诞生于某一个体的心灵深处。”（《堂吉诃德沉思录》，第16页）

从这些奥尔特加思想的重要元素看，奥尔特加徘徊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他的精英倾向、有等级色彩的道德观都使他更接近保守主义，但对历史自发动力的信任、对个人自由（可能只是精英的自由）的主张，则让他更倾向自由主义。

传统上认为，自由主义更多强调个人权利，强调社会的宽容，强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强调理性与进步；而保守主义则更多强调家庭，强调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强调共同的信仰而不是多元的思想，强调等级与权威，强调的是经验与传统而非理性与进步。

以此为观测尺度，奥尔特加的思想也确实位于两者之间。在探讨大众与精英的关系方面，奥尔特加无疑是保守的。但与此同时，奥尔特加也赞美自由，推崇个体。只不过，他所说的“自由”并非是从天赋人权角度出发的。奥尔特加曾写下这样的话语“我把‘自由主义’ 称为那样一种思想：将道德理想的实现置于部分人群的效用诉求之前，无论这些人群是一个等级、阶级或民族。”或许在奥尔特加看来，“自由”的价值不完全在于其本身，而更多在于其带来的效果，如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其他重要的道德理想。奥尔特加恐怕并不期待人们自由地定义并追求自己的“善”，不认为这是人们的权利，也没有认为文明和道德是多样的；他只是期待少数人可以利用自由实现特定的文明与道德；在这个意义上，奥尔特加对自由的理解也是保守、精英化的。奥尔特加指出密尔和斯宾塞对自由的理解是功利主义的、是从社会福利出发的，对个人较为残忍。但他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也没有完全跳出这一逻辑。可能只有在质疑国家权力方面，奥尔特加才最充分地体现出自由主义者的特点。

在看待共同体的问题上，奥尔特加也是保守的。奥尔特加对于西班牙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倾向并没有特殊的敌意，而是认为这反映了西班牙普遍性的利己主义和地区本位主义，甚至中央政府也存在这种病症。可以说，奥尔特加对西班牙的地方民族并没有出于民族偏见的仇恨情绪，但与此同时，从字里行间，也的确能读出他捍卫作为整体的西班牙的愿望。而在《大众的反叛》中，从不时流露出的对美国的竞争意识与对欧洲地位的危机意识，也能看出奥尔特加对欧洲保持世界领导权的渴望。从这些角度看，奥尔特加的确是一个西班牙或特殊的“欧洲层面”的民族主义者，可以算作保守的。

当然，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复杂关系，有时也让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辨显得很模糊。特别是在英国的光荣革命后，英国保守主义者所要保守的传统实际也就是一种自由主义意味的传统，从而实现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合流。而在一些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身上，往往也能看到保守主义的意味。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写下了《论自由》的名篇，但他也认为有财产应该是投票资格的前提，而精英拥有的投票权重也应高于一般人，这都体现出保守主义的等级意味；托克维尔热情赞颂美国的民主，也一向珍惜自由，但与此同时他对于贵族的消逝又充满遗憾和留恋。和这些人相似，奥尔特加大概也是一个兼容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而且保守、倾向精英的色彩相当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大众的反叛》中，奥尔特加多次表现出对英国的青睐，不吝赞美之辞。在法文版序言里，他提出“欧洲总像是一群乌合之众，欧洲大陆上的人不乏聪明才智，却缺少沉静的气质，总是天真幼稚，从来不曾长大成熟，而英国总是跟随在他们身后，如同欧洲的保育员。这个民族总是先于其他民族抵达未来，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领先于所有民族”。英国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故乡，包括密尔、埃德蒙·柏克等。而托克维尔在将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对比时，也看到英国贵族承担更多责任的一面。没有选择更有民主共和色彩的美国、法国，也未亲近曾经更加保守的德国这一曾经留学之地，奥尔特加对英国的情有独钟，大概也表露了出他混合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思想底色。很大程度上，奥尔特加最大的政治期许或许就是西班牙能够成为像他心目中的英国这样的国家，实现政治精英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权力有限而社会有序整合、充满活力。

奥尔特加早年中曾自称持“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o socialista）”立场，不过他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元素更多是强调社会合作、人不能孤立于社会等等，此外他则反对阶级斗争而主张跨阶级的团结，同时明确表示自己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总的看来，尽管奥尔特加曾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但似乎不能把他的思想归入社会主义谱系。在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方面，奥尔特加与社会主义倒稍有相似之处。对他而言，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也太过物质而不符合他的道德理想。

奥尔特加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则更具争议。在《大众的反叛》中，奥尔特加认为法西斯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都是大众的运动，是他所厌弃的。法西斯主义和当时的众多左翼力量也都赋予了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能力，这也让奥尔特加极为排斥。但是，奥尔特加有明显的等级制-精英偏好，同时又倡导阶级合作并期盼西班牙保持统一和强大，这些思想都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有一定重合。西班牙内战前较为活跃的法西斯政党长枪党创建者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是20年代独裁者的儿子）也表示在思想上受惠于奥尔特加。某种程度上，似乎奥尔特加和法西斯主义的相对思想距离，还是要比和左翼的距离要小一些，这大概也是一些人对奥尔特加产生非议的根源。

总的来讲，奥尔特加的思想介于各种不同的思想传统之间，有时也跨越了思想传统的界限，结合了不同方面的元素。不同思想间的亲缘与冲突在奥尔特加的思想中广泛存在。广义上，可以说奥尔特加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但这样概括的同时也要明确“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具体含义。也应该承认奥尔特加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间的微妙联系，但将奥尔特加与其挂钩则需要更谨慎。奥尔特加的思想与西班牙法西斯在某些方面的确是相似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奥尔特加就是法西斯主义者。

生不逢时的思想“贵族”

至少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奥尔特加是生不逢时的、孤独的。他一生没有找到践行自己政治理念的机会，也没能在本国见到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政治力量，只能常把视野转向远方被自己浪漫化的英国。

奥尔特加的家庭出身、教育经历赋予了他更加传统的观念和审美，让他毕生执着于一种更“精致优雅”的道德追求，从而使他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大众。但他却生活在一个大众崛起的年代，生活在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兴盛的时期；后两者虽有云泥之别，但却都有着动员大众的特点。这也注定了奥尔特加的悲剧命运。在19世纪，密尔还可以相对从容地规划如何逐步扩大选举权的问题，但生活在20世纪的奥尔特加则已没有这样充裕的空间。而奥尔特加对民众的态度又不像托克维尔那样通达：托克维尔在情感上倾向贵族制，但知道贵族制的消亡是历史大势，同时也能欣赏民众占优势地位的美国的种种优点。奥尔特加却仍坚持着严格区分民众与精英的政治理念，实际上也让他个人与时代的碰撞更无回旋余地，无疑也会让他在碰撞中伤得更重。

在他短暂的从政期间，他抽象地将西班牙的问题归结于西班牙人在文明与道德方面的堕落，同时主张西班牙各政治力量在更高的目标前团结起来。然而，当时国内左派、右派所争执的问题则具体地多，包括土地的分配、工人福利的多少等等。奥尔特加的主张对于现实政治而言实在太玄远了，难免曲高和寡。在左右极化的西班牙，成为第三派的奥尔特加无疑是孤独的。

奥尔特加的悲剧也在于他的思想与法西斯似有若无的联系，这也使得他的学术与人生都蒙上了难以消去的阴翳。在西班牙内战中，我们所熟知的诸多大师如海明威和毕加索、志士如白求恩医生都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甚至乔治·奥威尔当时也作为左翼参与了内战，只是后来思想有所转变。而西班牙右翼力量则在战争中得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支持，弗朗哥政府在取得胜利后又开始了几十年的专制统治，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这种情况下，奥尔特加在内战中流亡的中立姿态，难免会显得突兀，让当今的大众对他产生疏远之意。更何况，在奥尔特加内战期间的私人信件中，也的确显示他对西班牙左翼的恐惧超过对法西斯的恐惧，甚至使他对西班牙右翼力量稍有同情；而他晚年回到弗朗哥统治下西班牙的决定，更使他的很多朋友与他产生裂痕。实际上，这种倾向也早有苗头，在里维拉20年代的独裁统治初期，奥尔特加也曾对其寄予希望。奥尔特加的一生大体上支持民主，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但在对议会政治平庸、混乱的厌倦中，奥尔特加也和很多人一样会对其他统治形式偶尔抱有幻想。尽管奥尔特加晚年拒绝接受弗朗哥政府授予的教职，拒绝成为弗朗哥政府思想上的“国师”，但这也依然无法完全消除人们对他和西班牙法西斯关系的质疑。

奥尔特加的这种情况，其实在思想史上也并不少见。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和奥尔特加信奉的“历史自发动力”听起来就很相似，哈耶克本身也是同时具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征的学者。哈耶克也被传说支持过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因为后者尽管在政治上专制，在经济上却奉行亲市场的自由放任政策。同样，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在阿根廷迎来民主后对此表示欢迎，但他却也曾是军政府的支持者，因为相比之下他更仇恨庇隆式的民粹主义政府。这或许也反映出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内部的灰色地带：在面对大众日益增加的政治参与面前，很多有精英色彩和保守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者手足无措，甚至宁愿放弃对自由的信仰而借助暴力以维护传统的秩序和价值。这也是精英的自由与民众的平等民主权利在思想、实践中难以调和导致的。

时局鼎革之际，知识分子在信仰与现实间权衡，在生命与道义间抉择，在各种不同的道义价值间取舍，都是非常困难的。不是说选择的过程会一定会漫长痛苦，而是无论如何决定，恐怕都要失去很多，这样的悲剧也一再上演。奥尔特加的孤独与失意，也是他坚持自身思想所带来的代价。

奥尔特加所讨论的问题，包括精英与民众的关系、责任与权利的关系、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等，在当今时代，也都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奥尔特加“生不逢时”的特点，他的很多观点可能也不再是正确的答案：服从精英不应是大众的宿命，甚至精英与大众的区别也应是相对、模糊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也更有底气理直气壮地向社会主张更多权利。然而，奥尔特加的声音仿佛来自过去的时代，却也因此带有某种历史的智慧。奥尔特加指出文明来之不易，大众应对此心怀感激，或许就有一定的道理。联想到近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与种种极端天候，似乎也能感受到社会、文明的脆弱。很多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福利，也很可能一朝消失，长久再难回复。当今民粹主义在世界的盛行，可能也已走向极端，反过来凸显奥尔特加主张的合理一面。既不忘记自己归属于大众的事实，同时又像奥尔特加所说的精英贵族一样努力生活、具有危机意识和责任感，珍惜、维护自身生活的社会积极为之贡献，可能是现代人阅读《大众的反叛》后所应得到的启发。

参考文献：

1.【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张伟劼译：《大众的反叛》，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2.【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王军，蔡潇洁译：《堂吉诃德沉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3.【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赵德明译:《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

4..蔡潇洁：《埃斯科里亚尔的沉思者》，《人民日报》，2019年8月18日。

5.孙雅婷：《骑士的信仰——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国家与宪政理论》，《 历史法学》, 2008.

6..Roberto Bre?a S, ¨Ortega y Gasset: un intelectual liberal y su fracaso como político¨, Foro Internacional, Vol. 35, No. 3 (141) (Jul. - Sep., 1995), pp. 396-425.

7.Kenneth R. Hoove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 Ortega y Gasset.”,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 no. 2, 1966, pp. 232–240.

8.Andrew Dob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of José Ortega y Gasset, Cambridge,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and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9..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José Ortega y Gasset” ,#OrteExilRetuLastYear

作者单位：中国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