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有多少大学?

很多人都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醒了一部分中国人，而恰巧这些人大多是湖南人，因为有这些人先一步的睁眼看世界，才有了此后“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但是真正探究湖南人文鼎盛的源头，雍正元年（1723年）才是解开谜底的钥匙。

这一年，雍正帝即位。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雍正帝传谕礼部，在湖南建立试院，“于明春即分湖北、湖南两闱考试”，湖南单独举行乡试。虽然康熙三年设偏沅巡抚（辖今湖南大部，雍正二年改为湖南巡抚），湖南湖北行政分治，但直到这年湖南才算是实质上与湖北正式分家单干，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今天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所在，有一座斗角飞檐、金脊琉顶的古典门楼，在这附近转转，随处可见历史斑驳的痕迹，这个地方现在是湖南农业的中心，但是从过去的历史长河里看，这里确实近代湖南腾飞的起点。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教育总会-湖南督学府-湖南贡院，回到三百年前，雍正二年二月（1724年），第一次湖南举子在这里乡试始，一代又一代坚韧能干的湖南人是从这里起航。

光绪四年（1878年），湖南贡院扩建，附设五贤祠。四年后五贤祠竣工，湘军元老郭嵩涛作《五贤祠碑记》，“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则又乌知百余年科名之盛，人才之奋起，所以成就之若是艰难也”。

百年之后修贡院特设五贤祠，祭祀的五个人，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吕谦恒、宋致，说实话，都不是非常出名的人物，若不是之前对湖南分闱这件事有过了解，我真不知道历史上有这几位的存在。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可爱，你在世间存在过，做过的惠及大众的事，就算你只剩下 一个名字，都会被永远铭记。这五位是为湖南科举分闱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湖南地方官员，其中尤以云南人、时任偏沅巡抚李发甲出力颇多。这背后，是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开始的十八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十八年在路上的接力棒

湖南以前与湖北同属湖广省，省府在武昌，因此当时湖南的地位其实不太高，加上开发程度不够，其实还是比较偏远荒凉。到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帝设偏沅巡抚，两湖南北分治，今天湖南的范围内所设的七府两州则归其管辖，沅就是指的沅州，这个沅就是湘资沅澧的沅。当时还没长沙什么事。但分治之后，湖南的读书人包括地方督抚都认为湖南人得在自己的地盘考才安心啊，虽说湖南湖北亲兄弟，但是地域歧视不分亲兄弟的，在武昌科举，湖南被湖北压的喘不过气来，以当时湖南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科举成绩竟然干不过更加偏远的广西、云南、贵州。

为什么？因为广西、云南、贵州是自己单独设考场，名额直接国家分下来，但是湖南不行啊，国家分下来的名额得去湖北领，那不得被卡一道。因此，不服要干的湖南人就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慢慢“讨薪路”。

康熙四十四年，湖南巡抚（当时还是偏沅巡抚）赵申乔上《请均楚省乡试南北额数疏》，当然为了防止步子迈得太大，他只是请求把湖广行省的乡试名额按照会试分南北榜一样分个南北，这样湖南人就不用和湖北人抢了，还未直接提出在湖南设立考点，但其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湖南人自己和自己玩。赵申乔就很直接的讲道理，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到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湖南取中的不到四分之一，有时候十分之三都没有，这就尴尬啊，两兄弟智商差不多，凭什么成绩差这么多，所以咱们湖南人肯定不服。我们千里迢迢来武昌考试也就算了，名额这么少，玩不下去。但是，没有被通过。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时任湖南巡抚潘宗洛上《题请长沙分闱乡试疏》，这位十年前当过湖广的提督学政（湖南湖北总教育厅长），他对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因此旗帜鲜明地提出，湖南人的考试就得在自己的地盘考。但是结果仍然一样，“俱经部驳，未蒙俞允”，上会讨论了，但是没有通过。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第二次任职湖南巡抚的李发甲上《请分议湖南分闱疏》，这回他不仅仅是讲了湖南需要分闱的现实因素，他是一个实干家，竟然把修建贡院所需要花费的钱和选址都安排的明明白白，本来康熙帝就得这个可以，“即当具题”，反正你都安排了，我点头签字就行，这个划得来。但是礼部的官员说南北分闱以前没人干过，我们手里也不能干。就这样，又被停滞。不久，李发甲上《再请分设湖南分闱疏》，各种道理讲遍了、困难说尽了，但礼部的各位大爷还是不理会，康熙帝反正无所谓，礼部不同意他就说按旧例。

到了康熙五十九年，湖广乡试的主考官吕谦恒到了实地了解了实际情况后，向清庭奏请分闱，但是，结果仍然是一样。其实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明白了，康熙帝在位一天，湖南就不可能分闱，为什么，改制自古就是封建王朝忌讳如深的事，康熙又当了那么久皇帝了，安安稳稳的多好，不出事就行。因此终康熙一朝，也未有高级官员提出湖南分闱的事，大老板不同意，说什么都白费。

于是，到了雍正即位。雍正元年，已经任职御史的吕谦恒知道机会来了，又提出湖南“分设棘闱”，这下雍正帝就同意了，为什么，雍正帝刚刚即位，九龙夺嫡故事太多，本着能笼络一个是一个原则，把湖南的读书人拉拢过来，也是为自己的事业储备人才。

但是七月发通知，来年二月就要开考，如果场地、设施搞不齐全，那就得推迟到下一科，一科就是差不多三年时间，贡院又不是普通一两间房子，那是一个功能建筑群，不是一时之间可以建成。这个时候就要再说李发甲了，他老人家真是费心费力，当时不仅在奏折里把贡院规划搞定了，他还真提前建好了，当然不能叫湖南贡院，他建立了湖湘书院，“号舍八千五百间”，然后布政使宋致得到旨意后也是加班加点，迅速把书院改建成功，因此雍正二年，湖南分闱才得以顺利进行。

分闱最关键一点：就是确定湖南乡试名额，《清朝文献通考·选举考》：自南北分闱后，议定湖北中式50名，副榜10名，湖南中式49名，副榜9名。

对逃脱天选的不屈抗争

这时候再来说说为什么湖南士子对分闱有如此执念。难道仅仅是因为乡试成绩一直比不过湖北么？这当然不是啊，如果光是比考试，你觉得湖南人会这样简单的认输么，只要能公平公正的考，湖南人“不怕死、耐得烦、吃得苦、霸得蛮”的性格无往不胜，哪用这着这样辛辛苦苦搞分闱，就算被地域倾斜一点也无所谓，大家都可以理解嘛。

但是湖南士子在当时的环境里，在被选中为举人前，还的被天选，得要让自己能活着到武昌考试，这样才能和湖北兄弟们同台竞技。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比才华嘛，大家见招拆招，但是比命，这个真得很难比，因为比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还的从我们湖南的母亲湖-洞庭湖说起，因为那时候的八百里洞庭还不是今天的鱼米之乡。赴武昌赶考的士子们，首先的保佑洞庭湖放他过去。

“洞庭之水，自夏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

毛主席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就说过：以前科举时代，南北合闱，湖南士子，惮泛重湖，赴试者少，获隽亦难。为什么杨老先生会有如此感慨，就因为他也是受害者，他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考试，路过洞庭湖时遭遇大风浪吓得心脏病发作过世。

《桂阳县志》里就有对当时洞庭阻绝湖南士子有详细的记载。八百里洞庭，当时的木质帆船又很不安全，遇上大风浪，十天半个月都不能开船，因此每一科都有很多湖南人迟到。我都不能按时到考场，还和你们比什么。康熙四十一年乡试，就有好多迟到的，郴州有25个生员八月初八到的武昌，这时候已经是迟到了，但是蒙主考官开恩，这二十五个可以参考，但是八月初九之后来的就统统不行了，这样长沙、常德、衡州、宝庆（邵阳）、永州、永州后面来的四百二十七个生员就只能白跑一趟。

李发甲在第二次上奏的里面讲的就很恳切，“洞庭危险，覆溺甚多”，希望康熙帝能同意南北分闱，就是和当年他视察河工，在洪泽湖设立救生桩活人无数的善政一样，可以挽救无数湖南士子的性命。

光绪《湖南通志》有记载，桂阳考生扶朝盛去武昌赴考，他母亲怕他在洞庭遭遇不测，终日以泪洗面，扶朝盛考完后回家知道了这件事，非常自责，为了不再让父母担心，从此便不再赴考。所以当时湖南的读书人光会读书还不行，还的舍得赌命。

分闱的最实际的一点：免去千里奔波赴考的危险，免除士子需要敢于面对生死的后顾之忧。

分闱之后湖南人杰地灵

因此，湖南成功分闱，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湖南未吐之芳华，尽发文明之气象”，赶考再无后顾之忧，有了一个安稳的读书环境，不服输的湖南人当然会再干事创业的征程上再往上迈一个台阶。

据有关数据记载，雍正元年至光绪八年，乡试74次，湖南中举人数为3888人，年均约为52人，是三倍于分闱之前。在雍正之前，湖南人中进士者不过326人，年均4人，但是从雍正元年之后，湖南人中进士每年就在8人左右，同治朝增加到10人，光绪朝每科12人以上。湖南在清朝官职居总督、尚书、大学士的，不过14人，其中12人是在南北分闱之后产生。

正因为有了南北分闱，湖南的人才产生了大家所说的如井喷式的发展，才有了四个无比强势的湖南人才群体的产生，他们就是以陶澎、贺长龄、魏源的代表的放眼看世界群体；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为代表的同治洋务中兴群体；以黄兴、蔡锷、陈天华为代表的近代救亡图存群体；以毛主席、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救中国群体。这些湖南人理念的继承发展，就是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奋斗历程，他们有共同的不屈性格，有共同的为国为民情怀，有为了理想信念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参考资料：1.《清代两湖南北分闱再探—李兵》；2.《科举两湖分闱，促成近代湖南人才井喷—杨锡贵、杨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