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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出生的孩子为什么一个月以后才有名字？

北宋的积贫积弱，司马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司马光清廉刚直，在政治活动中能坚持原则，也能犯颜直谏。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宋仁宗患病，皇位的继承人却迟迟不能确定。大臣们因为害怕触怒宋仁宗而噤若寒蝉，但是司马光却不。他不但此前三次上书提到继承人的问题，这次更是直接在宋仁宗面前提起。宋仁宗没有指责，但是却也迟迟没有一点动静。司马光沉不住气，再次上疏，直接提出是不是有小人作祟，在导致了事情久久不能解决。

司马光在为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治国上确实是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一，没有能扭转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反而将变法中的成果破坏殆尽。司马光尽管被树为政治家，但是实际上没有多少的执政才能，说他是一个史学家倒是名副其实。一个长期生活在书房中的人，你想他能有怎样的眼光和见地呢？纸上的文字功夫或许能力扫千军，但是现实却是千变万化，必须要睁开眼睛去看的。他作为保守派的领袖，改革时，没有站出来，为了扭转国家的贫弱而努力，而是跑得远远的，选择眼不见为净。这是怎样的一种做派？

而当改革中出现偏差的时候，他也不去分析这样做对还是不对，都成了他攻击变法的口实。如果真的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就应该协商解决问题，把事情引向更好的一面发展，而不是总站在一旁，泼脏水，使绊子。如此行径，于国于民有何实际的价值呢？“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司马光这样的攻击有多少实际的内容呢？说白了就是为了一己的私利。

作为既得利益的利益阶层，为了不触动大地主大官僚的阶级利益，他始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罔顾现实，自私自利。他没有去分析变法中的措施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必要继承，而是不断地上疏，直接腰斩，什么痕迹都不给它留下。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

第二，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国库充实，军力提升，边境与西夏和辽的争锋还成上锋。“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检使刘惟吉败之。八月丁丑，熙河经制李宪败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破之于女遮谷，斩获甚众。九月丙午，王中正率兵六万发麟州（神木）。高遵裕率步骑八万七千发庆州，种谔率五万四千发绥德。种谔败夏人于无定川，丁巳，米脂寨降，收城中老少万四百口。十月乙丑，泾源兵大败夏梁大王三万于磨脐隘（宁夏同心）。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谔入夏州（横山），己巳，入银州。十月癸酉，王中正至宥州（鄂托克前旗），屠之，杀所得马牛羊充军食。高遵裕至韦州。乙亥，李宪败夏人于屈吴山（靖远），丙子，鄜延路钤辖曲珍破蒲桃山（同心）夏军。”一系列的胜利，让整个国家的声望和威慑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司马光看不到现实这些明显的变化，而是一味地抹黑，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废除而废除，就连募役法、均税法和保甲法等有益于富国强兵的措施都舍弃了。这样一来，政策开了历史的倒车，又回到了之前积贫积弱的状况。眼睛里盯着对手，只知道和对手置气，还能说司马光是怎样成熟的政治家呢？

从司马光之后，军队的战斗力又回到了“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状况。1万辽军，打得15万宋军大败300里；7000辽军，打得15万宋军再败300里。两次战役，不断地上供。眼睛里只有利益，连礼义廉耻都不要了。王安石变法积累下来的财富被输得彻彻底底。这样的一个局面，不就是拜司马光所赐吗？

第三，打击变法派，让党争形成一种风气。王安石变法中非敌即友的做法，使朝廷失去了许多股肱之臣，这是一个败笔。而司马光上台之后，为了打击报复变法派，对变法派依然实行严厉而无情地打击。这样一来，壅塞了言路，使得朝堂成了政治斗争的温床。这种风气，由此形成，并一直延伸到北宋的灭亡。蔡京等人上台之后，打死诛杀异己，并下诏天下各州县立下元祐党人碑，更是这种斗争达到极点的标志。一个朝堂之上，没有包容和团结，只有党争，它怎么能长久执政呢？灭亡是其必然。

第四，没有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只祈求着和平。如果说司马光废除新法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那么和西夏的重新议和，就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为了议和的成功，打算把无数的将士鲜血换回的河湟地区拱手让于西夏。一个文人没有一点血性，还让人能有些理解，但是把自己的领土就这样白白地送出，就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了。“领土再多，没有一寸是多余的。”这应该是每一个国家都持有的理念，而司马光呢，有什么理念，还有什么资格，写什么史书来警示他人。说白了就是傻子，不客气一点，就是白痴也不会这样做。一个人，视国家利益于草芥，有这样的政治家吗？

因此，司马光对于北宋的积弱积贫有着不能够忽视的作用。虽然他说不上是奸臣，看上去还貌似忠臣，但是他给国家给民族带来的危害，恐怕更要严重得多，不是吗？

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是不是祸国奸臣，他们是不是应该为北宋积贫积弱负全部责任?

想知道的历史，不得不说的真相。大家好！我是史道驿站x，感谢关注与点评。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但他们两人却是志不同，道不和。也就是我们说的死对头。王安石是励精图治的改革派，司马光是墨守陈规的守旧派。他们在政治舞台上你来我往，相互攻击。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变法一开始，就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不过还好有宋神宗的力挺，变法之路虽说艰难，倒也得到实施。不过变法显得有些不尽人意，执行的过程中，处处是坎坷。

一开始宋神宗也是信心十足，后来听到的负面报告越来越多，也开始为变法担忧。靠山都摇摆不定，变法失败也就成了注定的事。守旧派不断的挑毛病，王安石集团有些招架不住。加上王安石组织的变法团队人员，良莠不齐，营私舞弊者不少。随着宋神宗的离世，守旧派重新掌权，变法失败。

司马光集团上台后，废止了王安石变法，并对王安石集团进行了打击。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在这一个回合的较量中，守旧派占住了上风，王安石被贬，变法团队也被守旧派打得七零八落。

王安石变法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被历史认可的。司马光极力反对变法，攻击异党，应该说他扮演的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那么他到底算不算祸国殃民的奸臣呢？我觉得司马光完全可以算是奸臣。我的理由有三个：

一、国家利益

王安石变法，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他的改革措施，为繁荣北宋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熙宁变法使得在宋神宗时期又出现了一个中兴局面。司马光破坏变法，就是损害国家利益，这是祸国的表现。

二、造福人民

王安石变法，让老百姓得到了一定的实惠，老百姓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幸福指数明显提高。司马光代表的是大地主和贵族集团的利益，反对变法就是坑害人民，也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这样就激化了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

三、国防建设

宋朝从宋太宗杯酒释兵权开始，形成了重文轻武的政治局面，军队冗兵情况非常严重，王安石有意改变这一现象。司马光破坏改革，就继续使得北宋军队毫无斗志，没有战斗力，金军入侵时的惨状，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王安石变法是正面的，积极的。他有美好的愿望，一心想振兴大宋。可司马光集团却想继续歌舞升平，相互攀比，过着奢华的生活。政见的不同本来是件好事，相互弥补，相互促进，可守旧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战斗，成了不顾国家利益，不过人民死活，毫无原则的斗争。改革派的政见，一概否定。要说北宋灭亡王安石有责任，倒不如说北宋的灭亡，司马光是罪魁祸首。司马光损害了北宋的利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司马光都可以说是北宋的罪人，说他是奸臣一点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