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街电讯看世界」杜猛：浙冮商人崛起咏叹调
浙江：云和山的彼端（全文）金融街电讯看世界／他山之石 环行星球 2024-03 24 05：19
中国经济已经国际化了，有时候，不了解世界，你就不了解中国，同时，只有走出去，才能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定要学会用国际的一眼光看中国，而不是总以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金融街电讯看世界”，第一个全世界 欧洲范围内的财经生活公众号。
居欧洲，以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五国为基地，以英法德三种工作语言，从事全欧洲范围内的投资并购业务。
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并购业务。致力于搭建中欧 中俄 中美 中非之间的投资、商贸、文化合作桥梁，广交朋友，互通有无。商业财经 国际视野 。关注我们，一起观察 。CECU中企智库论坛使命是为各国智库机构提供一个高层次对话的国际交流平台，促进相互联系，推动各国智库间的友好交流，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收录于话题#世界经济3个日本欧盟世界杯新经济13个英国
#五十人独立经济学家#意大利欧盟国亚洲美洲大洋洲欧洲1个
#经济预测7个收录于话题#五十人独立经济学家#?53个
收录于合集#中德文化碰撞68个
收录于合集
#欧洲21个
以下文章来源于卢克文工作室 ，作者卢克文
卢克文工作室.
尽可能坚持实地调研
壹 温州与台州
2023年11月中旬，天气微凉，当我从深圳参加完活动，连夜赶到温州工业园见到老魏时，正身患重感冒。
我一边大声咳嗽，一边用感冒时略带嘶哑的性感嗓音向老魏打招呼时，老魏也不嫌弃我，走过来握了握手，径直带我上楼，我们边聊边走，一直走到他私人工厂的办公室桌前，作为地理迷的老魏，先向我摊开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形图，开始侃侃而谈。
“这里是温州，”他指了指温州城所在的位置，“我们这里，曾经是非常非常贫困的地方。”
我有些困惑，毕竟温州在我这个湖南人的印象里，跟贫困两个字是搭不上边的，这个名词常常伴随着土豪、炒房团、带着小姨子跑掉的黄鹤一起出现，听起来就很有钱。
在2011年时，国务院划定了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共涉及680个县，其中深度贫困县261个，主要集中在西藏、新疆南疆、青海、甘肃、贵州、云南和广西，看起来跟沿海的温州更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一个地区的贫困，往往是地理上的贫困。”老魏说，“我看过你的广东篇和福建篇，粤东地区和福建全省曾经的贫困，就是这种贫困。”
老魏伸手抚摸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山脉图，又对我说：“你看，中国东南沿海这一大片，从浙江南部一直到整个广东，都是深山密林、地狭人多、交通不便的地方，这里跟云贵唯一的区别就是靠海，外贸没有发展前，当地人也很容易陷入贫穷。”
中国东南地形图
我跟老魏一起在地图前仔细端详半天，将这块沿海山区梳理了一下，发现内陆地区从浙江丽水一直到福建南平、三明、龙岩，再到广东梅州、河源；沿海地区从浙江台州、温州，到福建宁德、莆田、泉州、漳州，再到广东潮州、汕头、汕尾。这一大片区域，要么山中城市，都被挤压在极小的一小块平地，要么沿海城市，都建在江河冲刷成的冲积小平原。
将地图放大，你会发现这些城市所处的平原区域都非常非常小，那粮食产量、耕地面积都是大问题。
总之都符合“深山密林、地狭人多、交通不便”三大要素，地形条件比湖南江西要差很远。
在改革开放前，没有外贸产业做依托，这些地区也确实特别穷。
“尤其是温州，”老魏将温州的地理位置向杭州比了一比，又向福州比了一比，“你看，从温州出发，是这个区域范围内，离周边杭州、福州、南昌、上海这些大都市最远的城市。”
“温州就像是一座孤城，被困死在沿海山脉地区。”
但其实，台州也差不多。
当我在温州做完调研，到台州一看，发现这两座城市真的十分相似。
温州与台州市区建成区面积相差不远，所处的近海平原也差不多大。
温州平原与台州平原
温州城区所处平原，由瓯江和飞云江冲刷而成，台州城区所处平原，则由椒江冲刷而成。
前面说过，中国东南沿海城市，都是建在江河冲刷成的冲积小平原，就像韩江与榕江共建了汕头，九龙江和西溪则共建了漳州。
整体上看，温州的自然条件更为恶劣。
“温州以前贫困，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原因。”老魏双手张开，比划出一个池塘的样子说，“温州过去被海水倒灌，形成大片的湿地和沼泽，使温州内部交通更加困难，可耕地也更少。”
“因为湿地多，小时候跟我爸骑单车，都是踩一段，走一段，后来这些湿地都被填平，只留下一个三垟湿地，后人也忘了这回事。”
老魏又补充说，现在留下来的三垟湿地，由161座岛屿和138条河道组成，水域面积占30%，这反映的是他们小时候温州的样子，那时候的温州，山多水多耕地少、湖泊纵横交错、到处是湿地沼泽，台风倒灌海水还常常淹没农田，使他们小时候穷得没吃过一顿饱饭，生下来只能住茅草屋，一直到1989年，老魏家才住上了砖瓦房。
因为地理环境太差，温州人内部交流很不方便，从瑞安到温州市区只能步行，如果要去远方就更麻烦了，老魏说他小时候，1980年代初坐轮船到上海，要一天一夜，去北京的话，先得坐7-8小时大巴到金华，再从金华坐绿皮火车到北京。
直到1998年，温州才通了第一条到金华的金温铁路，全长251公里，比杭州嘉兴晚了近百年。而且这条铁路还不是政府投资的，由温州人南怀瑾筹资4568万美元建设，是一条单线非电气化铁路，跑得也贼慢，到金华都需要五个小时。
那年头乘这种绿皮火车去北京，大家抢不到座位，都是两天两夜站到北京。
老魏说自己以前从杭州到温州，都在绿皮火车上足足站了18个小时。
老魏最后感慨说：
“我们温州以前有句话，叫‘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现在这些年轻人，既不知道我们当年，一路站到北京有多苦，也不知道温州以前恶劣的生存环境了。”
台州的地理环境，比温州还是要略好一点的。
台州在光绪年间，原就有永宁、永江两轮从海门至上海的小客运航线，到1975年7月，才有了两艘叫“浙江403、404”的钢质客轮，在海门、上海两地隔天对开，才有了上海带来的化肥、水泥、棉毛衫、牙膏、香皂、手表等，这两趟客轮的票十分难买。
2023年11月13日，我一边打着喷嚏，一边在寒风中搓着小胖手，经当地人介绍，来到台州一处老旧小区，找到熟悉本地历史的一位老人，听他讲起台州几十年的往事。
那位老人告诉我，403和404，是老台州人心里头难以忘怀的交通工具。
1970-80年代，台州人想要去上海，得先坐汽车到宁波或杭州，歇一晚，再转火车，一路十分辛苦麻烦，交通成本还高。
1975年开通的403和404，下午上船，第二天白天到上海，共20个小时水路，一路不用换乘，还省了一晚上住宿费，所以成为台州人去上海的首选。
这两趟客轮共458个铺位，没有设一等舱，只有二到五等舱，二等舱位置最高，四等舱与水面平齐，五等舱已经到水下，老人说，最便宜的票是5元多，发一张一米多宽的草席，乘客自己在五等舱打地铺，老人另买过三等舱的票，是四人一间的上下卧铺，票价是9.3元。
那时候物资稀缺，乘客很少空手去上海，要肩扛手提各种事物，什么皮蛋糖果、被褥衣衫都得带上，带得多的，将东西交到十六铺码头的上海亲属，让他们在上海人小菜场卖掉，再把从上海搞到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带回台州。
一名读者说，他爷爷就是椒江海运公司403船上会计，常有人托他爷爷代买手表、自行车，是当地红人。
小时候他住在码头附近，半夜听到“轰...”的船鸣声，就知道爷爷的船回来了，403和404这两艘船，对老台州人当真铭心刻骨。
台州人虽苦，虽一样被困在山与海的小平原，但无论从地理条件还是交通便利性，还是温州人更苦一些。
上千年来，温州的地理位置是如此偏僻，内部外部交通是如此艰难，最终诞生了中国最难懂的温州方言，而光在温州市域内部，还有12种互相听不懂的语言，乐清人和平阳人之间聊天，都会略感吃力。
温州话属于吴语方言，保留着很多中古汉语时期的发音及语法习惯，又受到古越语和福建方言影响，使其跟其它吴语方言产生巨大差异。
但上面这些不是温州话难懂的核心原因，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本质上只会更追求沟通效率，温州人如果长期对外联系，语言自然而然会跟外界统一，一个地方的语言越孤立，越说明这个地方在古代长期和外界交流太少。
我们湖南方言多，就是因为湖南水系发达，古代没有先进的桥梁工程，过江过河不容易，1990年回我外婆家，六十里地中间还有一段必乘渡轮过去，水系分割了湖南各地，使我父亲家跟我母亲家同在一个县，相隔不远，也操使着两种不同的方言。
凡是生僻而复杂的语言，都是恶劣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文化结果。
由于地理位置太差，通常走私到温州，再运出去成本太高，所以温州的那个民间贸易，也不可能有广东福建发达。
没有土地可以耕种的温州人、吃不饱饭的温州人，被迫主动走出温州，走向中国与世界各地。
温州人与同样地理环境下的闽南人、潮汕人、五邑人向外求生存的路径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离东南亚更远，温州人开始是先向全国流动，最后意外流向了意大利和西班牙。
温州人走向全国，是靠做小手工艺人和小生意人。
一位瑞安马屿镇的温州人，跟我回忆起他父辈的创业经历，说以前中国的眼镜都是玻璃做的，他爸走出温州，拉个小摊子，靠给别人磨眼镜过活，后来慢慢积累了些钱，开了一家眼镜店，靠开店赚到钱后，开始从事眼镜制造，开起了眼镜工厂。
马屿镇的其他乡亲也差不多这种路径发展，现在全镇有120家眼镜工厂，两万多人在全国做眼镜生意。
温州桥头以做纽扣生意出名，他们这第一个做纽扣的人，原本是一个弹棉花的，因见到有乡亲在本地摆摊卖纽扣，生意不错，便有样学样，去台州路桥纽扣厂低价收购纽扣拿回来卖，一下就卖光了，干脆买了台机器，在自己家楼上生产纽扣。
第二年桥头就有100家乡亲，都不种地了，学着他搞纽扣生产，到1984年，温州桥头便有了自己的专业纽扣市场，每天有两三千外地客商来这买纽扣。
纽扣的利润极低，当时售价才1分钱一个，改开后起步的温州人，靠赚一些国企不愿赚的辛苦钱，一分钱一分钱从边边角角的轻工业抠利益，以家庭工厂起步，类似于桥头这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一口气搞出了十个。
其实挣的都是最低端工业链上的辛苦钱，利润微薄，靠廉价人力成本产出收益，只是比种地好一些，温州人当时没什么活路，有条生路总比没有好。
温州人走出去创业一波人，留在本地创业的另一波人，靠着修鞋、理发、弹棉花三大小手艺在全国逐渐立足。
进入1990年代后，温州人在各地创立的家庭作坊，开始向现代工厂升级，生意越搞越大，渐渐形成了245万温州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奇特情景。
这245万人里面，有70万温州人分布在130个国家和地区，有175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共建立了268个地级市以上的温州商会。
在全球各地，温州人在意大利有20万、在西班牙有10万、在法国也有10万，另有少部分分散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
在意大利的这一支温州人最具代表性。
温州一位老人告诉我，温州人爱跑意大利，其实跟前苏联有关。
温州人擅长服装、皮革、纺织业，能做出大量的轻工业品，而苏联缺轻工业品，所以他们生意做着做着，就跟苏联人搭上了线。
那反正跟苏联人好上了，这生意就做着做着，做到东欧地区。
反正都到东欧了，东欧那边大兄弟就告诉温州人，咱们这特别好偷渡，尤其去意大利方便。
为什么去意大利呢？一是温州人擅长的产业，刚好跟做服装包包的意大利对上线了。二是意大利有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对偷渡客更加友好。
于是从1980年开始，温州人总是一人先去意大利站稳脚跟，再拖家带口将全家、甚至全族人都带到了意大利谋生。
意大利政府也正缺劳动力，多次颁布特赦，让大批温州人获得了合法身份。
温州人爱去西班牙，也是同样的原因，西班牙也爱特赦，结果吸引了大批温州人和青田人跑去了西班牙混饭吃。
青田这个地方，现在归丽水管，但以前曾属于温州区域，文化习俗跟温州十分接近，因此青田人也常对外说自己是温州人。
去到意大利的温州人，大部分定居在佛罗伦萨旁的普拉托市，在当地搞出了5000家企业，还成立了自己的黑帮组织“温州帮”，话事人名叫张乃中，常带着手下跟意大利黑手党对砍，急得意大利政府于2018年逮捕了他，但因证据不足释放。
张乃中从此以后洗白手下产业，开始经营化妆品、奢侈品等合法暴利行业。
由于温州人扎实肯干，搞出来的皮具比当地人生产的质量还要好，目前意大利很多奢侈品，其实都交给在普拉托的温州人生产。
也就是说，你在上海、北京、深圳、成都买到的奢侈品，其实都是温州老乡生产的，早不是意大利人生产的了。
温州人的勤奋加上意大利的宽松，到2021年时，持意大利居留许可的中国人接近30万，其中多数为温州人，以及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温州人的青田人。
无论是温州人在国内的经历，还是他们在国外的经历，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要发财，就不能站在原地不动，就必须多尝试，必须多走出去。
跟我在广东篇介绍闽南人一样，温州人起家在外地经商时，面临着极高的生存风险，为提高存活率，避免势单力孤迎战本地势力，迫使温州人以血缘、亲戚、老乡等为关系纽带，紧紧团结在一起做生意，最后形成了温州人独特的高度互信体系。
出于高度信任，在温州人发展早期，曾出现一个叫“抬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交钱入会，将大家的钱都放在一起，将这笔钱给需要的会员投资用，不用钱的会员就吃3%至5%的利息。
1986年，人缘广泛的温州乐清小木匠李启峰，利用自己抬会会主的名义，玩起了“存款1.16万，两个月后每月拿9000元利息，本金不动”的庞氏骗局，最后累积了1.58亿会款后拿钱跑路（1986年的1.58亿啊），给20万温州人狠狠上了一课，造成几万个家庭破产。
1989年李启峰被抓回来枪毙，温州民间资本吃了个大亏，才开始陆续建立起有序的借贷规则。
至今温州民间资本雄厚，有大钱的不多，但手中有几亿现金流的不少，到2022年民间资本约有6000亿元，为温州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现金流。
最后形成了分布在全世界200多个行业的温州人，遍布贸易、生产、医疗、文教各个领域。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不过是生活环境太过恶劣，温州人苦得活不下去，被迫走上了手艺人与生意人的角色。
但全国这么多地方都很苦，贵州苦、陕北苦、大凉山苦，为什么独独温州走得这么成功？
看看桥头纽扣产业的发展就知道，温州主要还是地理经济原因，因为温州再差，也是浙江的一分子，离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地区不是太远，长三角吃不了的苦，温州人愿意吃，长三角受不了的罪，温州人愿意受，在改开后，温州受益于长三角工业转移和上下游链接，才有了做家庭作坊的机会，继而又将家庭作坊做成了现代工厂。
而贵州与大凉山的居民，是不可能受惠于这种工业互生关系的，得不到工业的反哺，就很难真正走出贫困。
温州现在在全国都打出了名头，那旁边地理位置更好的台州，怎么就一直默默无闻呢？
主要还是台州人，没有被生活逼到温州人这份上。
这就得聊一聊台州的发展历程了。
跟温州人几乎没有直接外援相比，台州人还是能拿到一些产业充饥的。
前面说过，台州是中国东南恶劣山脉地形中，沿海城市的起点，而汕尾，是这片恶劣地形沿海城市的终点。
上图红线处，是中国地形特别好的一块经济核心区域，是中华民族传统生存空间，在这个区域的东南角，又是全国工业的精华之一，是中国核心的核心，这块叫长三角，其实还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江南。
江南的最底端，是宁波，再往下，就进入了地理环境恶劣的东南山脉区域，沿海起点城市台州，所以宁波和台州，从地理上就决定了两座城市的发展上限差很多。
2022年，宁波GDP是1.65万亿，而台州是6240亿、温州是8730亿。
再看一眼浙江省地形图，杭州和宁波的优势，以及台州、丽水等城市的劣势，就一目了然。
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是纯天然的富裕，温州、台州、金华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拼搏型富裕，其他城市，算是各安天命。
台州再差，也有6000多亿GDP的水准，放在中部各省，比如湖南湖北，也是能拿下省内第二的水平，那台州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台州人老蒋很有发言权。
我在台州见完当地老人后，又奔波了一个多小时，才在老蒋家的客厅和他碰面，坐下后，我大剌剌地剥着他餐桌上的台州临海涌泉蜜桔，开始和他闲聊。
他与我年龄相仿，对本地经济发展十分了解，不但热心解答关于台州经济的疑问，还送给我一套他手写的台州经济详细信息。
“听说你在广东生活多年，那你去过清远吧？”老蒋上来就问我。
“去过的去过的，当然去过。”
“清远有一门产业，是专门处理一些洋垃圾，分离各种金属什么的，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的，我还去过现场，都是很辛苦的工作，这种工作做久了，对身体伤害很大。”
老蒋说，台州以前有部分人，就是靠这个发家的。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忽然变得悠长，仿佛隔着时空，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岁月。
老蒋开始滔滔不绝着说下去：
温州与台州都被山地包围，同样难出去，不过温州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台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就多了一分田，所以台州人在农业时代，生活得稍好一点点。
台州人去大城市也不方便，以前坐大巴到杭州要十小时，到了2009年，才有了第一条甬台温铁路，比温州通铁路通得还晚。
台州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它拥有740公里的海岸线，占全省三分之一，但适合建大型港口的只有玉环大麦屿，能通航10万吨级货轮，剩下几个港口，头门和健跳为3万吨级，海门和龙门为5000吨级，都不能寄予厚望，而大麦屿地域狭窄，能开发的区域有限，而且远离市区、交通不便，没办法让城区和港口一体化发展。
台州的海门和头门，泥沙淤积严重，不方便建大型港口，如果硬要上大型港口，只能建在头门岛，但就算建好了，也因为地理位置，只能成为宁波舟山港的喂给港，可以为台州企业降低物流成本，但起不到核心作用。
因为港口太差，台州在古代，一直只作为浙江的产粮区，就没指望发展得有多好。
台州人里头，临海人最特殊，他们一肚子委屈。
原本台州行政中心一直在临海，1994年国务院批准，将市中心搬到临江靠海的椒江，黄岩、椒江撤市设区，路桥升为县级区，椒江改为行政中心，临海失去市中心地位，为这事，临海人惦记了几辈子，临海读者给我千万叮嘱，写到台州时一定要提到这件事。
台州崛起分两部分，一部分跟温州一样，靠擦皮鞋、弹棉花这些小手艺或者基础工业起家积累，从而发展壮大成各地民营企业。另一部分是1980年代起，台州跟今天的清远一样，辅助海外低端制造业，比如给日韩欧美做金属拆解行业。
先说自有产业，台州小工业比国内其他城市走得极早，早有搞食品罐头、机械、模具塑料、工艺美术各产业。
1946年黄岩有了八一通用机械厂、1950年有了模具厂、1951年黄岩有了塑料制品厂；1952年有了黄岩机床厂；1956年海门有了化工厂，现在叫海正药业，同年黄岩有了纽扣厂；1957年黄岩有了农药厂和香料厂；1958年有了黄岩罐头厂和冷冻食品厂；1973年黄岩有了东山味精厂，现在叫九洲药业；
这种工业化程度，在新中国早期真正遥遥领先。
再说后补进来的产业，前面说的拆旧金属，拆的主要是日韩欧美报废或二手旧水泵和旧电机，将产品中的铜、铝、铁分解出来，重新二次利用，产值不大，但毛利很高。
老蒋清晰记得，1991年时，拆解金属是0.6-0.8元一小时，当时全国平均月薪是110元每月，这份工作还算不错，到了2023年，拆解金属是30元每小时。
台州没什么铜铝铁矿，但高峰时，一年产废旧铜铝各30万吨，产废旧铁60万吨，就是拆发达国家废旧机电，硬生生拆出来的。
因为天天拆这些东西，对产品特别熟悉，最后硬生生拆出了台州泽国和大溪的阀门和机电产业。
老蒋说，台州最后能承接阀门和机电产业，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
就像广州不要的产业，才会递给清远，台州早期吸收的低端产业，放在江南地区并不合适，因为宁波杭州有更好的产业可以选择，人工也更贵，而台州所处位置，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江南地区选剩下的产业，这里是浙江工业区范围内人工成本最低，离日韩直线距离又最近的城市，旧阀门旧机电，拉到这里分解最省成本，又能快速回流到工业链当中。
地理决定命运，那是因为地理决定了产业，产业所产生的经济，便固化了当地人的命运。
台州除了靠外来资源，从小手工递进的民营企业更重要。
就像台州的模具产业，1950年代就开始萌芽，1970年代起步，到1990年代就成为支柱产业。
我在东莞塘厦做过铝模学徒，当时模具师傅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两倍，跟着他们学了半年，对模具这种高技术型工种，有着深刻的认知。
模具是工业之母，是一切工业品的第一步，模具制造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品能否保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我2000年开始学模具的时候，中国模具产业还较为落后，但现在中国模具已十分强大，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模具由中国生产，中国十分之一的模具由台州黄岩生产，光黄岩一地，就拥有2000多家模具企业，15万名模塑技术人员。
黄岩区的精诚模具的塑料挤出模具是亚洲第一，星泰模具的汽车仪表盘、精超力模具的汽车格栅等都是国内一流水平。目前整个黄岩镇模具行业销售收入达到155亿，规模以上企业达到120家。
除了模具，台州还有汽车、医药、缝纫机、水泵、发电机、机床、家俱、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阀门等各种扎扎实实的工业，其中有21个行业产值超过10亿元，307个产品细分市场全国或全球第一，拥有68个国家级产业基地，民营企业占到了99%。
著名车企吉利汽车，也诞生于台州，其前身是台州路桥黄岩县制冷元件厂，1997年才转进汽车行业，1998年在临海下线了第一台轿车吉利豪情。
温州和台州是如此的相像，他们像一对双胎胞，面对同样的地理环境，同样的长三角辐射，同样走出了两条相似的民营企业之路。
像台州的温岭，不仅地名跟温州像，其泵阀、制鞋、机电、汽车零部件产业都跟温州一样，就只差温州的服装没有覆盖到了。
台州的玉环以前也曾被温州管辖，是因为宁海被宁波划走，才将玉环从温州补偿给了台州。
台州跟温州最大的区别，是台州因为生存环境稍好，走出去的人没有温州多，温州人走得更远，产业更宽泛，也因此带来了更多的信息流和资金流，从而导致温州在经济上比台州更强。
两地还因为私营企业发达，走出了同样的民间金融、普惠金融，光台州就有泰隆、台州、民泰三家商业银行，能用更平价的方式为当地私企输血，私企在这些银行借款，比在国有银行要便利得多。
两地百姓同时从修手表、配眼镜、弹棉花、收废旧金属、造纽扣、搞旧电器翻新这些不起眼的小手工小商品起步，加上自己尝试建厂和外部资源的转移，逐渐成长为中国私企的代表。
但归根结底，台州和温州能有这样的发展机会，离不开他们身处于浙江省之内的地缘环境，离不开长三角地区的工业转移和互补，在他们发达的背后，有一条真正的大腿，粗壮得可以哺育周边各城市经济。
现在，让我们大步迈入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先走进湖州、嘉兴、宁波、绍兴，看一看这几座城市，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贰 湖州与嘉兴
当我第一次看到太湖时，已是2024年3月1日。
此时距离我去温州、台州、宁波三市调研已过去三个半月，我好容易才抽出时间，重回来走完浙江剩下的城市。
由于浙江是国内财政大省，工商业故事贼多，浙江篇跟江苏、广东篇一样，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因此我不敢潦草怠慢，尽量将每一座城市走完。
重走浙江的前两座城市，便是湖州与嘉兴。
看一眼地形图就知道，浙江省杭州、宁波、绍兴、湖州、嘉兴所在的浙北平原地理位置最为优质，出生在这里的浙北人世代富贵，和苏南人一起，合称为江南人，处在中国地理食物链的顶尖，已经荣华了1500年左右。
浙北平原因为钱塘江的分隔，又分为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出于地理上的自然分隔，萧山从南宋开始明确归绍兴管辖，直到1959年才归杭州。
从地图上看萧山离西湖不远，但以前杭州要管理萧山就要跨钱塘江，杭州人说钱塘江是一条凶江，不好跨的，古代过江不容易，那就归旁边的绍兴照顾了上千年。
这里提到萧山，只是为了说明钱塘江在地理分隔上的重要性，萧山跟杭绍的恩仇后面再具体展开。
湖州和嘉兴同属杭嘉湖平原，如果再细分，嘉兴在地理上明显占优，湖州只离杭州近，嘉兴却在上海与杭州的中间点上，受惠于两座城市的经济辐射，是沪杭两地的卫星城，跟东莞同时受惠于深广一个道理。
“经济辐射”这四个字太玄乎了，我说点实在的你们就明白了，嘉兴那边有大量台资企业，比如嘉丰机电、台牙牙板、友信机械、美声智能、敏实集团、台昇国际、富士康、恩龙实业等等，那为什么台湾人要到嘉兴投资，去湖州就要少一些呢？
很简单，因为离上海机场近。
从上海虹桥到台北松山不到两小时行程，台湾人下飞机后不想跑太远，谁也不想搞那么累是不是？本来最好的选择是在上海建厂，而上海工业用地不够用又死贵，台湾人就只能在附近嘉兴和昆山扎堆建厂。
这就是浙江嘉兴和江苏昆山多台资企业的原因。
中共一大本来是在上海召开，因被法租界巡捕闯入，便转去最近的嘉兴南湖把会开完，这也是嘉兴受惠于上海的案例之一。
南湖那艘船现在还在，其实舱内很小，十三个人是挤在狭窄空间开完会的，并不是影视剧里那么宽大明亮的船舱。
一位在嘉兴做人力资源的老板说，根据他的观察，上海转移的产业20%会落到嘉兴，30%到南通，20%到苏州（含昆山），其它零散分布。
就是因为地理上的便利性，嘉兴才在经济体量上压制湖州。
2023年，嘉兴GDP7062亿，排浙江第五，而湖州GDP4015亿，仅排浙江第八。
而且排在湖州之下的，是衢州、舟山、丽水这三个浙江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城市，湖州其实是好区域里的倒数第一。
但根据我在湖州亲眼所见，湖州民间富裕程度，4015亿的GDP，应当是被低估的。
嘉兴地势平坦，风景相对单一，本地人常自嘲自己是“种田嘉”，湖州却有温山软水、竹林茶园，一派风景旖旎，加上有经济后发优势，现在的城建面貌比嘉兴还好不少。
湖州其实更宜居，更符合中国人心目中人间天堂的江南景致。
湖州有个常年老梗，叫湖州没有湖，那是因为1962年时为方便管理，浙江拿到了嵊泗列岛，作为交换，江苏则完整拥有了太湖。
2000年时江浙两省就太湖省界有了分歧，还是民政部、水利部和农业部联合协调，给了湖州70米管辖权。
这70米管辖权的准确描述是：两省太湖段行政区域界线的具体走向，从父子岭起，沿浙江段环湖大堤迎水坡脚向垂直延伸70米，到湖溇止。界线以实测为准。
这才有了“湖州只有70米太湖”的梗。
这当然只是个梗，管辖权只是政府的行政范围，湖州沿太湖51.6公里，湖景绿道是搬不走的，你总不能坐在湖州岸边欣赏湖景，苏州那边不准你欣赏吧？
湖州、嘉兴发家致富流程，跟温州、台州发家致富流程完全不一样，温州台州那是苦得发酸，湖州嘉兴是水到渠成。
江南也不是生下来啥都不用管就物产丰美，天下没有这种好事，想要石油还得先打口井，湖州背靠以前的野生太湖，全是滩涂和沼泽，对农业生产很不利。
我们过去生活在一个荒蛮的粗犷世界，这个世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是我们一点点把世界改造成了今天的样子。
为了灌溉和排水，从春秋时湖州人就开挖太湖溇港，干旱时将太湖水引入陆地，洪涝时帮助排水，这套溇港系统一直搞到唐末才成型，费了湖州人上千年心血，基本治理好了太湖。
从这以后，湖州人才开始安心搞自己的桑基鱼塘系统，这套系统就是个生态循环：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这个系统经济价值高，可以产丝绸，比种水稻值钱多了，让江南老早发了家。
湖州塘泥是上等肥料，桑叶养出来的蚕宝宝品质好，普通丝只能穿6枚铜钱，湖州丝可以穿8枚铜钱，湖州人自古就靠丝绸发了大财。
所以常说地理决定命运，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产出，产出决定经济，经济决定人生命运。
我们湖南人就只能埋头种水稻，种十辈子也玩不过人家养蚕宝宝的。
除了上等丝绸，湖州古代还生产上好的陶瓷、茶叶、湖笔，都是古代好赚钱的尖货，想不发财都难。
湖州当地人说，他们这古代极富，清末湖州光南浔一带的富人，就号称“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这个象指财产达千万两白银的家庭，牛指财产达五百万两以上、一千万两以下的家庭，狗指财产达一百万两白银以上、五百万两以下的家庭。四象八牛是真的有12家巨富，七十二狗是个泛称，就是很多的意思。
四象分别指最富有的刘张庞顾四家，张家的张静江、庞家的庞元澄都随孙中山闹革命，其中张静江出钱最多，算是孙中山背后的江浙财团代表，他也因此成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张静江也和蒋介石义兄陈其美交好，陈其美被杀后张静江便资助蒋介石上位，后因跟蒋介石政见不同，在国民党三大上被蒋介石扫出团队，抗战后张静江去往美国，最终病逝于纽约。
搞钱的终究玩不过搞政治的。
湖州历史上的其他富人，还有沈万三、刘镛、黄佐卿、杨信之、周庆云、沈联芳、汤祖兴等等，名单太长不用记那么详细，大家只要知道这里很富就行了。
嘉兴在古代没有湖州那么强悍的特产，经济整体略弱一点，但嘉兴也有自己的天生绝活。
湖州到唐末才治理好了太湖，而嘉兴在隋朝时就得了大便宜，隋朝时的大运河，刚好穿过嘉兴城区。
所以嘉兴虽然沿海，但跟大连、青岛、宁波不一样，它的主城区不在海边，而是在河边。
这便是典型的经济链依附效应。
为了充分利用好这条运河，嘉兴开凿出很多小河，不过嘉兴人自己叫这些河流为“塘”，共有八条塘，分别苏州塘、海盐塘、平湖塘、嘉善塘、三店塘、杭州塘、新塍塘、长水塘，八条河流构成了嘉兴网状水运系统，使嘉兴自古有了极大的交通优势，赚钱也赚得更欢快了。
湖州和嘉兴有许多柔美的水乡小镇，包括湖州南浔、嘉兴乌镇、嘉善西塘，都是因为这里水路杂多、地处浙北水运枢纽，从而形成的“门前街道屋后河，深长弄堂百条多”景象。
嘉兴在元初时又意外获得一项新技能，黄道婆从海南岛，给中原和江南带回来当时最先进的棉花织布技术，嘉兴也盛产蚕桑丝绸（湖州更强），就开始生产棉布，搞出了蓝印花布。
我去中国各省走访，看到的早期棉布都是蓝印花布，写太平天国的故事时，杨秀清他们干的也是烧炭种蓝的工作，一直怀疑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我们产出的植物适合印蓝色。
但后来查到全球差不多，英国军队几百年流行红色，是因为1639-1660英国内战期间，获得胜利的议会军，当时能搞到的最便宜染料，是从甜菜根和象牙紫颜料提取出的红色，其实靛蓝颜料更便宜，是因为王党派控制物流，议会军才搞不到蓝颜色，议会军胜利后就一直用红色。
说明过去用染料，全球还是蓝色最靠谱。
嘉兴靠着蓝印花布，连续吃了几百年红利，一直吃到清末，手工业才被英国人打溃。
嘉兴在古代除了运输、丝绸、棉布，因为是平原，粮食产量也高，明清时上贡朝廷的漕粮，50%来自嘉兴，50%来自苏州和湖州，因此嘉兴人才会有了“种田嘉”这个梗。
总体来看，古代嘉兴确实略弱于湖州，但放在全中国也是非常富裕了，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也跟着发达，于是养育出了金庸、刘禹锡、王国维、茅盾等名人。
在湖州和嘉兴走访，跟在温州台州义乌走访，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湖嘉两地，没有一个人跟我诉过苦。
上千年下来，富得太久、富得太容易，小土豪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实在无苦可诉。
古代湖州强于嘉兴，但到了当代，嘉兴就强过湖州了。
也没啥秘诀，就是上海突然在近代超级强盛，嘉兴捞着了大量邻近上海的好处，在地理优势上超过湖州，经济上也自然反超。
先具体说下湖州的的产业链。
湖州改开后创办集体企业，主要进口设备，依托本地上千年的纺织基因，搞出了本地最强的湖州丝厂、浙江制丝二厂和天昌印染厂，另南浔尝试机电行业，创办了浙江家用电机厂，搞出了国内第一台国产洗衣机（春蕾牌），以及国内第一批家用抽油烟机（铁马牌）。
1990年时，纺织占湖州工业产值的38%，机械占12%，建材占11%，食品占9%，构成了湖州早期四大支柱行业。另还有些电力、化工、冶金、化纤、皮革、服装工业等。
1992年开始，湖州原国企担子太重，敌不过本地民企，天昌、湖丰、湖钢、湖州印染厂破产兼并重组，国有经济开始退出湖州市场，湖州变成民企的天下。
那湖州民企到底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
在湖州时，我拜访了当地著名的诺力机械。
这是一家专门做叉车一类工厂搬运机械的上市公司，目前市值48亿。
诺力机械原是湖州二轻局下的一家集体企业，1995年转制，1996年去参加广交会时，看到老外搞的一个液压手动搬运车，买回来模仿复制，依靠原企业留下的技术工人，当年就敲敲打打弄出一台成品。
结果因为价格便宜，质量也过得去，居然弄出个王牌产品，在欧美卖得特别好，每年卖出100万台手动搬运车，连续20年卖到全球销量第一。
但因为卖得太好，把欧洲原厂给挤垮了，欧盟眼红，判他们倾销，要把关税从4%提高到30%以上，诺力跟同行便一起跟欧盟打官司，打了15个月，最后居然打赢了。
2005-2006年诺力又模仿学习欧美的电动搬运车，又大赚一笔，之后公司的工程师越养越多，弄出一堆好产品，现在已经发展到中国叉车第四名。
我跟诺力的朋友说，我们平替掉了欧美，但我们的成本也上去了，人工越来越贵，支出越来越高，将来印度只要理工人才培养得够多，也去广交会买我们的产品抄一抄，估计也会平替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诺力的朋友说，他们当然也知道的，心里头也急，所以在搞产业升级，一体化企业服务，争取保持领先印度一个阶段。
我说如果我们遇到天花板怎么办？眼看着他们追上来吗？
他们说不知道，这可能是三十年后的事情了，要交给下一代人去处理了。我们这一代人，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就好。
从诺力的成长来看，长三角很多公司，就是在全国最优质的地理位置上汇聚资源，再对先进工业国进行产品平替，一点一点替换掉他们的高价工业品。
这是长三角的基本盘，各城市再依据区域内离经济中心的远近，再重新分配经济链条。
而温州、台州、义乌、嵊州等都是这个基本盘的延伸。
地理不会决定一个地方的下限，但肯定会决定一个地方的上限。
江西湖南四川广西山西陕西一样有很多人会经营企业，一样有很多远走他乡的手艺人，但他们的上限是被封固的，只有挪动到合适的区域才能发光发热。
深圳最多的就是湖南人，我们湖南人难道在长沙湘潭邵阳就会变得特别笨，不会搞企业不会开公司，一到深圳就会变得特别聪明，就突然脑子开窍？能突然搞出那么多公司和软件？
不是的，就是地理决定的，是地理汇集资源，资源给了人平台，人才有机会将自己的能力放大。
湖州嘉兴富裕这么多年，难道当地人就一定坚韧且富有经商头脑？要知道太平天国时期，湖州人口从285万锐减到63万，几乎换了一波人，嘉兴这边的富户，像金庸这样战乱时逃到香港的也不少，本地有钱人也早换过一批，难道新迁进湖嘉来的人，他们在原地就是笨蛋，到了这里就发生变异，就坚韧且会经商了？
是湖嘉能产丝绸茶叶又有交通优势才让人富，而不是本地人脑子特别活注定富，其实全国各地的人，脑子都一样活。
还是同样的道理，是地理决定了经济上限，你在哪里生存，哪里就会决定你的生存模式。
上海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后，给了嘉兴很多无形优势，才使嘉兴甩开了原本一直压制自己的湖州。
这篇文章写于2024年3月，湖州跟上海的直达高铁此时还没有开通，预计到年底的沪苏湖高铁开通，湖州才能直达上海。
跟上海的亲近度决定经济发展，看看两地的产业差距就知道了。
湖州最早依赖纺织机械建材三大产业，1991年关停并转了一批产出低效益差的企业，在2003年和2021年又进行了两次腾笼换鸟，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皮革厂、造纸厂、印染厂、化工厂迁出或整治，保障了每年新增供应工业用地超1万亩。
现在全市重点培育新能源、生物医药、光电通信、高端装备、现代纺织、工程机械产业，拥有天能股份、超威电源、万邦德制药、佐力药业、瀚叶股份、永兴材料、久立特材、通力电梯、富士电梯、诺力叉车等代表企业。
湖州8个区县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电梯、电机、电磁线、钢琴、办公椅、实木地板、童装、蓄电池产品销量，分别占全国的10%、20%、20%、20%、33%、60%、65%、80%。
湖州产业已经较强了，但产业还是偏传统一些，嘉兴产业更强。
嘉兴的支柱产业是现代纺织、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几大类。
比起湖州大量制造各种生活用品，嘉兴桐昆控股、新凤鸣、浙江卫星主做现代纺织上游，华友钴业、振实控股、晶科能源、正泰科技、万凯股份做新能源新材料，立讯智造做电子信息，还有部分集中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氢能源、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产业，科技含量略高于湖州。
其中现代纺织年产值超过五千亿，新能源近千亿，电子信息达到了近1500亿。
嘉兴工业发展史上的挫折不多，跟我们这些外地人说起嘉兴，只知道他们有金庸和五芳斋粽子不同，浙江人听到我问起嘉兴往事，其他各市的朋友都会提醒我说，嘉兴以前的水质很差，“有水不能喝”。
这个“以前”，指的是1991至2012年。
嘉兴位于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80%的水属于入境水，从江苏、杭州、湖州三地进入，而当时三地的产业都较为低端，污染严重，加上嘉兴本地工业、生活、养殖污水汇入，里外交加，最严重的2003年8月时，嘉兴全市80%用水有恶臭，市民被迫购买纯净水应急。
嘉兴当地人告诉我，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污染源，恒力石化的总部在苏州吴江区盛泽镇，其排出的污水从上游流入嘉兴，引发嘉兴人不满，2001年10月22日，嘉兴渔民自筹100万元，用八台推土机堵塞了苏州和嘉兴的河道，在当时轰动全国。
当时的嘉兴实在没办法，全国工业还处在中低端，只能搞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嘉兴又恰好处在河流下游，所有垃圾就只能朝他们那流。
2012年9月，嘉兴开展“碧水行动”，搞“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花了10年时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从2012年的0，提高到2022年的100%，市控1-III类水质断面比例，从2015年的7.5%，上升到2022年的95.2%。
以浙江海宁老文河举例，这里以前垃圾成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各种垃圾漂在水面上，河底积满淤泥，河水黑臭，蚊虫嗡嗡一片飞舞在河道上。
现在这条河水清见底，植物茂盛，河面平坦，河岸边修建了凉亭和健身设施，比原来完全换了个面貌。
五水共治这个项目，很有中国政府做事的风格，标题极其枯燥，执行极其漫长，目的极其长远，但一旦执行就贯彻到底，一步一步缓慢前进，最后始终能达成目标。
可能是因为民企众多、而且富得很久的原因，我在浙江省走访时，时常能感觉到该省有一种独特的政治清明的氛围。
无论是嘉兴还是湖州，当地公务员都异常地低调、谦逊，在嘉兴一个当地人陪我走访了半天，直到结束后听别人说起，我才知道他是当地招商局的局长，可是他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酒店门口等我的时候，实在像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完全不像一个局长。
在湖州时当地企业告诉我，他们每周三的下午或晚上，市里面将以不同的主题，邀请当地企业家召开恳谈会，四套班子的领导将全部出席。
恳谈会一般简单说个开场白，各个企业再说下遇到的问题和需求，政府各部门当场做出回应后，合理需求都会让工商联整理好，发给各部门跟进解决。
湖州一名公务员说，他们这工作细致到已将全市废弃电线杆全部拔除清零，我说不是工作细致，是经济整体向好，又全是民营企业，主干没啥大问题，政府才有精力处理这些旁枝末节，也才可能造成政治清明的风气。
如果一个地方太依赖国企或事业单位提供就业，那政府就是资源分配方，人人都要求着政府，政府在经济上居高临下，那当地氛围怎么也不可能清明。
国企负责国计民生，而民企会将财富更多地分配给普通人，浙江各地民企发达，使嘉兴湖州这边的乡下，一派明媚祥和的景象，大部分农村都是较精致的别墅小院，跟发达国家农村没啥大差别了。
最后我还是要称赞一下湖州城建规划，吴兴、南浔、南太湖三区错落交织在水乡田野，现代产业跟碧水古镇错落分布，是跟常州一样极美好的江南小城，很适合无欲无求的人在这里定居生活。
我们外地人其实知道湖嘉的较少，大家平时听到的都是苏锡常的名号，那是因为苏锡常人口是湖嘉的三倍，面积是两倍，而且种田嘉有耕地指标，湖州多山，湖嘉可用工业用地较少，赶不上也正常。
湖嘉如果合并成一个市（曾经合并过），年GDP过万亿，跟常州南通能比划两下，才会在全国有一定存在感。
但湖嘉普通人的小日子，在全国都是很幸福的，真要把他们拉到聚光灯显眼处，他们也未必愿意吧。
相比于古代来时，湖州的确是衰落了，主要还是经济中心移向上海，湖州才没有以前那么富。
但是上海开埠也才是1843年11月，那时全市仅60万人，在这之前那么多年，临近出海的扛把子城市又是谁呢？
宁波这时便幽幽着叹了口气，举起手来，从黑暗中缓缓走到了前台。
叁 宁波与绍兴
我去到宁波的时候，是2023年11月中旬，比去湖州早几个月。
第一位见到的宁波朋友，指着手机地图上上海的出海口跟我说话。
他说：
你看，中国临海出海口都有大量泥沙淤积，手机地图上海水的颜色都是浑浊的黄色。
上海自己就是唐代时，因长江沿线森林被毁，大量水土流失，长江口泥沙积沉而形成的，因为陆地刚形成不久，土质松散，遍布淤泥沼泽，所以古代上海不适合建城建港，南宋才有了镇，元朝才设了县。
上海不能用，那古代江南这一线最好的港口，就只能是宁波了。
宁波港是深水良港，长年不冻，进港航道水深18米，可开发深水岸线长达120公里，是中国最好的天然良港，外围还有舟山群岛保护，狂风吹不进来，海浪较小，不需要建堤坝和疏浚，所以宁波到现在还是全球第一大港（2023年货物吞吐量达到了13亿吨）。
但古时运河第一，海运只是作为运河运输的补充，宁波也只是个替补选手，运河处于混乱时，才使用宁波港往北边运货运粮。
古代海岸线淤积都很严重，疏浚成本极高，长江口积有拦门沙，手摇船过不去，所以在大清手里，上海是玩不转的。
一直到洋人为了卖鸦片来到上海，他们的火轮船可以在长江口航行，可以疏浚出海口，上海才得以成为港口。
所以上海能开埠主要是两大条件：1.有了洋人的火轮船可航行。2.洋人暴打满清，逼满清搞五口通商，才有了上海崛起的序幕。
在上海崛起前，天下是宁波的，宁波人也是富了很久的老钱，富得很平静，富得很安宁。
上海还只是一片泥沙的唐代，公元738年，明州（宁波旧名）就已经开埠，与扬州、广州并称天下三大港，日本部分遣唐使，就是在明州上的岸。
宋元时期，扬州失势，明州又跟泉州、广州并称天下三大港，这些地名本都有一个“州”字，但到了明朝1381年，明州人单仲友上书朱元璋，说明州两个字犯了我大明朝的讳，皇上你改个名吧，朱元璋才把明州改成了宁波，取“海定波宁”的意思。
从开埠之日起，宁波就成为日本、朝鲜、东南亚、中东商人到达中国的重要选择，14世纪开始，宁波也常出现在欧洲人的游记和地图上，那时候欧洲人还误以为宁波是一个省的名字。
尤其日本人爱跑宁波，中国的佛教、书画、戏剧、造船、建筑、茶叶、官僚制度和农业技术，就是日本人从宁波启程带回去的。
清末民初时大量浙江人跑日本留学，也是因为宁波出发到日本近。
我们都知道京杭大运河的南部终点是杭州，其实浙江地方上有一条浙东运河，从杭州经绍兴一直挖到宁波，这样宁波既连接大运河做内贸，又连着大洋做外贸，达到了古代版通江达海的最高峰，跟今天上海的地理优势一模一样。
杭州虽然有钱塘江入海，但钱塘江是世界上涌潮最强烈的入海口，潮水的冲击让这里的船只无法进出，因此杭州人才会跟我说钱塘江是一条凶江。
杭州便只能连接京杭大运河，无法成为宁波这样的大港口。
宁波因为跟日本人联系紧密，在明朝抗倭时倒了血霉，1524年被礼部撤销了市舶司，各国做生意的双屿港，也被朝廷在1548年当倭寇给剿平了。
被禁海之后的宁波失了繁华，城内的湖泊历经几百年郁闷开始淤塞，一直到1844年重新开埠，宁波经济才重新活跃起来，城中修建了大量水道。
美国国会图书馆现藏有清道光前绘制的《宁郡地舆图》
宁波跟上海是两座紧密相联的城市，上海开埠后，由于赚钱需要以及太平天国战争，大量宁波富人涌入上海，在上海创立了几十所银行，全上海60%的买办是宁波人。
当时的宁波人，先在三江码头坐一夜船，再到达上海十六浦码头。
在上海立足之后，再将整个家族的人带来。
说起五口通商的事情，一位宁波人意外讲到汕头，跟我写汕头篇的部分内容居然相互印证。
他说五口通商时，汕头的地位还高于宁波，是直到1938年被日军入侵打断，汕头城被打到只剩3万人，汕头的财运才断了的。
1852年，在上海的宁波人只有6万人，到1900年左右，就已经有40万人。
上海纯正的本地人很少，新中国建立时，移民最多的是苏北人，占45%，宁波人其次，占20%。
移民到上海的宁波人大多很富有，成为上海的老板或金领；苏州人读书多，成为上海的官吏阶层；苏北人则成为上海的打工仔或苦力。
一位宁波人跟我说，现在上海的富人里头，50%有宁波血统，形成了著名的上海宁波帮，所以有句话叫：宁波，上海人自己的外婆家。
网络上恰好有个梗呼应：一个真正优雅的上海人，一定会强调自己祖上有宁波血统，那意味着家底和腔调。
就是一个上海富人，他跟你说他祖上宁波来的，就表示他是old money，潜台词是他家老早以前就开过银行或银庄，他不仅有钱，他还有品位，不是土包子爆发户。
前面说宁波人一跑去上海就开银行，以及上海富人说祖籍宁波在暗示自己是银行富N代，一切起源于宁波传统金融业。
宁波从明朝中晚朝就开始搞钱庄，兴盛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全世界物流集中的地方都会搞金融，因为总有人缺钱需要过桥周转，钱庄和银行总是物流中心的伴生品。
按民国1932年的记载，那时宁波钱庄钱行街17家，糖行街32家，双街2街，宫前4家，宫后10家，共计76家，已经多得不得了了。
1929年时，宁波将双街、钱行街、糖行街、半边街北段统称为江厦街，号称东方华尔街，是中国最早的金融中心。
所以宁波有着大量欧式老建筑的外滩，比上海的外滩还要早二十年。
但上海的崛起，直接使金融中心跟着迁移，1937年时，宁波港船舶载重量已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于是金融大佬们迁到上海，重新组建宁波商帮。
上海商帮老大朱葆三，就常在上海为宁波老乡做信誉担保，凡是向他借创业基金两年不还的，他就把借条撕掉，因为他认为老乡两年不还，就真的遇到了大困难，不用还了。
所以上海滩那时流传“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
上海现在的溪口路，原名叫朱葆三路，就是这个原因。
宁波过去以金融加港口为主，在解放前，有名气的工业只有“三支半烟囱”，即宁波和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太丰面粉厂，以及通利源榨油厂。
全市百人以上企业仅仅8家。
一位老宁波人约我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时，说起他的外婆，恰好就是和丰纱厂的普通女工。
念及旧事，老人感慨不已，他说《宁郡地舆图》里描绘的宁波确实是存在的，宁波以前就是一座水城，到处都是河道，是建国后城建需要，水道都填成了路。
宁波旧城在1983-1984年时还没有破坏，本来是希望保留旧城另建新城，但市政府实在没钱，只能拆掉了旧城。
他对自己的外婆记忆犹新，说他小时候所有穿过的衣服，都被外婆烫过才穿，宁波人有注重妆容的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带去了上海。
我问他当时纱厂女工收入多少，他说不记得了，但一个纱厂女工可以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大约相当于2023年的1.2-1.5万人民币。
新中国建立后，1950-1980年代的宁波工业没啥发展，主要零零碎碎在各县兴建了规模不大的化肥、纺织、轻纺、农药厂。
1981-1992年，浙江炼油厂、宁波港、镇海发电厂、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四大工程全部完工，为宁波打下了交通、能源、燃料化工的工业基础。
1993年之后，也就是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宁波私企开始遍地开花，迅速成长起来。
发展得快也没啥特别原因，宁波人说，就是因为他们有港口，适合做外贸，大家都跑来投资，各种工厂噌噌噌噌就建起来了。
有些迂腐的读书人，喜欢把一个地方的兴起，总结为当地文化，说是文化决定了当地人勤奋聪敏，其实说穿了就是地理优势，文化是当地人拿来包装自我的借口。
我总是劝大家信经济，不要信文化，文化是含糊的，经济是冷峻的。
只有冷峻的经济链思维，才能让你看清事物的真相。
宁波各种细分产业发展三四十年，形成慈溪搞新材料、新能源，余姚搞精密模具、家电五金，镇海搞石化、电子信息，江北搞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北仑搞石化、钢铁，象山搞高端模具、时尚纺织，奉化搞新装备、智能制造，宁海搞文具、汽配，鄞州搞电气机械、汽车制造的格局。
宁波全市累计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83家，位居全国第一。
在知道宁波的产业分布后，当我走在宁波街头，其干净的街道、路人雅致的衣着，都让我忍不住对比自己曾长年生活过的东莞。
当时我就忍不住评论说，宁波是有港口的精致版的东莞。
整个浙江，尤其杭州和宁波富得这么均衡，富得这么长久，使这里的说话声音都显得温柔许多。
回想我们这一代湖南人，在广东省经历过那么多年飞车党和暂住证的黑暗往事，过着惊恐颠沛的打工生活，其实是广东大部分地区穷得太久，穷得饥不择食，才造成广东本地权贵，在过去用暂住证盘剥外地人。
长三角总给我一种温柔的感觉，珠三角总给我一种粗砺的感觉。
相对于宁波的稳定富裕，绍兴则微微要艰难一些。
也只是微微艰难，相比全国其他城市，绍兴没啥可抱怨的。
一座被杭州和宁波夹在中间的城市，能差到哪里去？
绍兴的北部是钱塘江冲积出的平原，这里是绍兴的精华，分为柯桥、越城、上虞三个区，共297万人口。
南部都是山地，山地中间有两个盆地，盆地中间便是诸暨和嵊州市区，加上山里的新昌县，南侧共230万人口。
由于北部平原获取、吸收资源更为便捷，绍兴的北部平原总体上要强于南部山区。
绍兴历来都是江浙地区的第二阵营，主要还是因为山多地少又不沿海，能获得江南平原总体加成，但难以成为江南平原的带头大哥。
绍兴因为人多，还需要移民部分到其他周边城市，一位嘉兴老人告诉我，他们那解放前后，一共就由四波人组成，一是本地嘉兴人，二是苏北人，三是南下解放留下的华野干部，四就是移民过来的绍兴人，主要因为绍兴人多，要转移部分过来开垦土地。
这种地形的坏处是绍兴没有港口压住了上限，好处是为了蓄水，东汉会稽太守马臻带民夫汇会稽山溪流形成鉴湖，会稽山溪水有独特的微生物，让绍兴能酿出世上最好的黄酒。
多山少平原的江南区域，还催生了绍兴师爷的产生。
生在江南富地，得意于全平台优势，绍兴人下限很高，使他们的年轻人可以获得优质的教育机会。
整个清朝，绍兴共出现了2361名举人，363名进士，占整个浙江的15%上下。
作为对比，我老家邵阳也很重视读书，父母为孩子念书操碎了心，但明清两朝，也只出现过483名举人，整个清朝只出了36名进士，绍兴出人才的比例差不多是我家乡十倍，都快赶上我们一个省了。
举人和进士还是拿到功名的读书人，实际在金字塔下面还隐藏着大量没有中举中进士，但又有实操能力的专家。
有些中了举也等不到官缺，与其干等不如主动去找工作做师爷。
绍兴因为山多地少，农业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工商业吸纳了一部分读书人，但也不可能玩得过人家杭州和宁波，大量读书人最终自动分流到了第三产业，开始做起了官员的专家顾问。
清朝州县官员一般聘请有江湖经验的秀才，各省道台上的官员，聘请的是没当上官的举人，负责做官员的税收、法律、财务顾问等等，汪辉祖和徐渭就是绍兴师爷的代表人物。
一位绍兴人跟我说，他们绍兴师爷是有传承的，岁月久了，形成了绍兴出去当爷师，再回绍兴买地盖房的传统。
我点头说，我们湖南人以前是出去砍人，再回来买地盖房，这是我们以前的传统，你看，道理是一样的嘛。
寻根追底，绍兴的黄酒和师爷就是地理经济的产物。
绍兴的纺织业也是这样。
绍兴人天生靠三个大缸吃饭，一个酒缸，一个酱缸，一个染缸。
酒缸就是黄酒，前面已提到过。酱缸指酱制品，酱爪、酱姜、酱鹅、酱鸡、酱肉、酱菜等等，能酱的东西都要酱一酱再吃。
绍兴人喜欢酱食物，是因为江南夏季炎热且梅雨季节漫长，新鲜收获的食物容易腐烂，就把食物酱起来吃。
绍兴有好吃的醉虾，也是这个道理，绍兴只能远眺海景，不能算沿海城市，以前交通差，宁波那种活蹦乱跳的海鲜吃不着，就需要加工一下，将虾加入酒来腌渍入味，最大程度地保持食物鲜味，吃起来脆爽鲜嫩，还伴随着浓郁的酒香。
三个缸里最重要的是染缸，酒缸和酱缸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但染缸不同，它能提供极多极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以柯桥的发展举例。（是的我确实对柯桥有些熟。）
绍兴这里的地质和气候，适合种植棉麻类作物，越王时已桑植满田、户户养蚕，柯桥出产的越罗在隋唐就很有名，到明清时各商号想要购买上等丝绸，第一个就会想到柯桥，形容柯桥“日出华舍万丈绸”。
1920年代，柯桥有3000家纺织作坊，每年能交易20多万匹丝绸，再走水运销往全国。
绍兴在改开后率先发展纺织，一是有千年传统在，二是绍兴水运发达，绍兴的纺织印染企业取水容易，排污也容易。
1980年代绍兴纺织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复活，企业再次集中在交通相对便利的柯桥。织完布匹的商家，摇着小船喊着“绍普”，像清朝民国时一样，在狭长的水街上跟外来生意人做交易。
1980年代的绍兴河边布街
为了方便交易，1988年10月1日，绍兴政府投资660万，在柯桥建了17000平方米、共有600间营业用房的轻纺市场。
绍兴巴鲁特服饰老板吕勇，对这家轻纺市场记忆十分深刻。
2024年3月初，当我拖着行李箱在绍兴见到吕勇时，已经在江浙奔波了快一周，连换洗的衣服都没了，吕勇的店铺就在楼下，我索性在他店里买了一身衣服，以继续后面的江浙调研。
我们俩便在他店里一边选衣裳，一边说起绍兴往事。
吕勇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1980-1985年，他父亲原在村办纺织厂做管理，后出来自己做纺织厂，他们家族其他人也都在干这行。
1993年，19岁的吕勇到舅舅纺织厂工作，负责供销科的进料管理，工资是800元一个月。
他舅舅这年，从日本引进绍兴第一批喷水织机，织布的速度和质量都大大提升，一时赚了大钱。
1996年，吕勇舅舅引进韩国的倍捻机，能做出更高端的女装裤料，一时供不应求。
看到舅舅生意这么好，第二年，23岁的吕勇找父母借到50万元，跟着姐夫去柯桥轻纺市场租了半间门面。
1988年柯桥轻纺市场开业时，属于绍兴的农村地区，那时绍兴人认为越城是城区，上虞只是县城，柯桥乡下地方没人爱去，因此3000元一间铺面求着人卖都没人买，只能强制推销。
结果到1997年，半间门面租金都要20万一年，生意红火得不要不要的。
吕勇靠着这半间门面卖舅舅的面料，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小钱，2000年这种面料不好卖了，又回到舅舅工厂上班。
这回在舅舅工厂干了三年，2003年开始做外贸，主攻中东市场，花了五年时间，到2008年时，吕勇正式变成吕总，每年能挣几百万利润。
吕总说那时候柯桥外国人多，以前韩国、印度、中东的中间商不少，柯桥外国人数量只比杭州和义乌少，他靠着中间商，先做中东、再做南美发的家，但现在客人会直接跑广交会和阿里巴巴找货了，这些中间商没有生存空间，外国人正在慢慢减少。
吕总后面的故事就很顺利了，挣了很多钱，2012年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我说你这个人生故事，我们湖南人真是想都不敢想，你1997年起家时的那50万，就是到了2024年，多少平民子弟一生都存不到，这是第一道门槛。
还有你依靠舅舅家的产品和信息，才一步步做到年入几百万，这是第二道门槛。
湖南平民子弟是永远得不到这种资源的，湖南人就只能出去玩命。
人出生在哪里，命运大方向就被锁定在哪里。
在我快要离开绍兴时，遇到一位63岁的谢老爷子，他补充一样信息，说绍兴除了黄酒酱菜纺织，过去还有个重要产业是锡制品行业，绍兴以前叫“锡半城”，城内一半家庭靠打锡制品挣钱，有做祭礼用的锡箔纸元宝，还有各种酒壶、锡盒，城里住满了手工锡器仙人，但因为行业太小，现在完全被其他产业淹没掉了。
现在的绍兴当然不只纺织，以前做领带和厨具出名的嵊州，现在改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集成灶；以前做袜子、珍珠、环保等出名的诸暨，现在开搞智能视觉；以前做纺机、轴承的新昌，现在另做生命健康、高端装备。
另外，诸暨的次坞打面好好吃，真的好好吃，是我在浙江吃到最好吃的东西，这面能跟我在乌鲁木齐吃到的和阗玫瑰手抓饭相媲美，完全可以列入“一生必吃一次的美食”清单。
总体上来说，绍兴的工业还不够强。
绍兴在2023年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里，排名28位，不敌湖州和嘉兴，只略胜泉州和珠海。
那是因为绍兴的产业升级还没有跟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发展速度一般，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还不是绍兴历史的最顶峰，绍兴的成长故事，也还没有讲完。
肆 义乌与杭州
见到土生土长的义乌本地金老板时，我已经吃过台州的麦虾、湖州的饭糍、嘉兴的八宝鸭、杭州的麦当劳、诸暨的次坞打面等各地美食，在江浙也走得非常疲倦，十分十分想回家。
但义乌在全国的名气那么大，我咬着牙也得跑一趟。
我现在依赖舒适的飞机高铁汽车，出行七天以上就会感觉很疲惫，古人凭双脚和马车，在颠簸的道路上奔波，其辛苦劳顿难以言喻。
我见到47岁瘦瘦的金老板时，他正在办公室里跟各国客人打电话，角落里还坐着一位黑乎乎的卢旺达员工，黑得他不说话，我都没发现他坐在那。
他在电话里一会跟俄国人聊天，一会跟乌克兰人聊天，电话一直讲个不停，以致于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正在忙着调停俄乌战争。
等到他放下电话，我已经在他对面干坐了十几分钟，终于等他闲下来，趁着俄乌调停的间隙，我抓紧时间问话：
“义乌那个传说中的鸡毛换糖，到底干嘛用的？”
没想到我这么直接，金老板一愣，坐下来喝了两杯茶，从国际冲突中缓缓回过神来，静了片刻，突然把我拉到写字楼落地玻璃前，指着远处的东阳江说：
你看，这是我们义乌的东阳江，水很浅，通不了航。
他又说：
我们这里水运差、不靠海，土地也很贫瘠，地理环境很差，养不活人的。
金总窗外的东阳江
我看了他一眼，鼓励他继续讲下去，接着他便点了支烟，跟我缓缓继续回忆起往事。
义乌就是在山沟沟里混饭吃，交通很差，造成这里有十八种方言，以前叫“义乌十八腔”。
义乌种水稻产量很低，主要种甘蔗，次要种一些枣，水稻不够吃，义乌人常常饿肚子，就得想办法解决生存问题。
但没有改开前，不能搞私营经济，义乌人找不到生存空间。
到改开后，义乌人就能拿着仅有的特产出去交换资源，而甘蔗制成的白糖、红糖、敲糖，是义乌人手里头唯一的特产。
农闲时义乌货郎便挑着敲糖担子，手里拿着一个招揽生意的拨浪鼓，走到浙江及周边省份的城乡，跟当地人换取鸡毛和牙膏皮等废品。
我打断金总，为什么不是直接卖糖？而是要换呢？换鸡毛又是用来做什么用？
金总说：其实义乌人搞鸡毛换糖，在明清就有了，义乌太穷苦了，每年腊月别人家欢喜团圆、喝酒吃肉，义乌汉子为了让家里多点生计，迎风冒雪，穿着草鞋，自带干粮挑着自己家做的白糖出门，过年时家家杀鸡宰羊，刚好可以用白糖找别人家换一点鸡毛。
换来的鸡毛分两种，一种质量好的叫红毛，可以做鸡毛掸子，跟废品一起用来卖钱，另一种质量差的叫田毛，当做肥料埋在稻田里，增加土地肥沃度。
鸡毛换糖从明清一直做到1970年代初，才暂停了几年，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1979年春节，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义乌人又开始搞鸡毛换糖了。
我说，原来鸡毛换糖在义乌也就暂停过十年，几百年来一直存在，我们外地人，还以为是义乌人改开后才摸索出来的。
金总说对啊，这是我们义乌的传统，你去了绍兴对不对？绍兴搞纺织不也是传统？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千百年来一直这么搞，也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些年断过。
他还说：你知道我们这有个叫杨守春的县委秘书不？1979年3月在《浙江日报》写了篇《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顶着其他部门攻击他“公然为投机倒把分子唱赞歌”的批评，在报上算了笔帐，这年鸡毛换糖为国家出口红毛2000斤，价值4000元，给生产队储备鸡毛8000多斤，部分红毛和废品卖给收购站，大家还余了些现钱，鸡毛换糖利国利民，为什么不能做？
义乌人不仅收鸡毛，还收生活废品，也就跟各种小商品打交道，打交道多了，就熟悉这行的游戏规则，就把赚来的钱，开始搞小商品买卖，越搞越红火。
1982年5月，县委书记谢高华面对重压，表示“出事我负全责”，才让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顺利搞了出来。
义乌小商品市场后来搞了五代，分别为：1982-1984年的湖清门小百货市场、1984-1986年的新马路小商品市场、1986-1992年的城中路小商品市场、1996-2001年的中国小商品城、2002年至今的国际商贸城。
金总说到这里，将烟头放在烟灰缸里轻轻掐灭：
我们小商品后来做到全世界最好，外国人都跑到义乌来拿货，有1.3万名外国人就常居在这里了。
2023年10月29日，以色列攻打加沙当天，义乌的中东人还全聚在一起开会，商讨大家该怎么应对。
义务还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国际商贸城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商品都买得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这么小一个地方，行政级别这么低、仅仅是金华下属的县级市，居然每天飞北京有8趟航班，飞广州6趟航班，各中小城市都有，想飞哪飞哪，交通竟方便到这种地步；还有义乌地少人多，经济又发达，房价超过湖州嘉兴绍兴宁波，全浙江竟只比杭州低。
中国的山中城市那么多，为什么就偏偏浙江能出义乌？
陕西商洛、福建南平、贵州毕节、湖北随州、河北承德纷纷表示不服，手里摸了块板砖，气咻咻地站了起来。
大家先不要动手，先听我讲另一段故事，大家就明白了。
我在杭州时，见着金华永康的徐先生，永康以做五金出名，他们的工业史起源于手工换铁，有着跟义乌鸡毛换糖类似的故事。
徐先生的父亲生于1954年，永康跟义乌一样穷得要死要活，他爸打小吃野菜和米糠长大，野菜和米糠都吃不到时，就步行出去做手艺或者要饭。
他爸就是小手艺人，使扁担挑着风箱火炉，一边收废铁，一边给人家做铁锅和铁勺、铜勺。
那年头家家户户都穷，一部分家庭拿出金属材料，比如铜铁什么的，现场加工现场做，弄好后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他爸一些剩铜，实在连剩铜都没有的，他们也收鸡毛，跟义乌人一样，回去卖作鸡毛掸子。
永康就这样一户人家带着一户人家，在周边地区做金属小手工、收金属边角料，一点一点扣出了原始积累。
永康五金业，就是永康人从挑着担子的风箱火炉起家，从最熟悉的金属物件起步，做成了今天的大五金产业，建起了自己的中国科技五金城。
徐先生说，他们那家家户户都有小加工厂，规模都在20-30人左右，老板们既做工人，也做经理，从牙缝里省钱，都是技术管理财务综合型人才，五金加工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他妈妈每天晚上听不到冲床声音，就睡不着觉。
商洛、南平、毕节、随州、承德人听完就不服气了，难道我们就没有手艺人吗？凭什么我们的手艺人就搞不起来这么大产业呢？
其实不是这些地方手艺人不争气，而因为义乌和永康，处在长三角工业圈，他们的手艺能做大，是长三角工业圈的边际效益造成的。
如果没有长三角工业圈，义乌和永康到哪拿订单？到哪找增量？是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做成本地主产业的。
而且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整个长三角，上海吃利润最高、工作最轻松的产业；苏杭宁三城市吃利润相对高、科技含量高、工作较轻松的产业；湖嘉绍吃利润一般、科技含量一般的产业；义乌、永康、新昌、温州这种地方，吃利润最薄、工作最辛苦的产业。
要想在中国发财，要么围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吃大头经济利益，要么围着北京吃全国政治利益，要么围着武汉、成都、重庆这种重点城市吃小头经济利益。
长三角利益链被平铺得较散，上海的影响又过大，杭州这座省会城市，相对没有那么大的连带效应。
我们终于聊到杭州了。
因为我从事过近十年的电商行业，我人生赚到的第一笔小钱，也是经营电商得来，因此杭州一直是我出差最多的城市。
在全国，除了我曾居住过的深圳、东莞、广州、成都，杭州是我最熟悉的城市了。
我一直都很爱杭州，她温山软水、柔美婉约，处处有着沁人心脾的恬静之美。
2024年3月5日那天，我在杭州一户民居家蹭了顿本地饭菜，和他们聊到深夜。
死不要脸地蹭完饭，我放弃打车，决定沿着西湖旁南山路，步行一小时回酒店。
那天晚上，春雨梭梭，人行道被路灯铺满光泽，玉兰与银杏树挺拔俊秀，我孤身一人走在细雨之中，路过一处处静谧而墨雅的亭台楼阁，以及杭师大美院和中国美院，耳朵只听到汽车驶过路面的沙沙声，眼前是江南春夜的旖旎雨景，空气清新、风光怡人，一时神清气爽，心中凡尘俱扫，只觉人生美好不过如此。
杭州这番景象，我在湿热的广深从没有体验过，成都夜行也好，但多几分香粉气，缺几分江南温秀之美。
“其实你现在感受到的杭州城，跟我小时候经历的杭州城，不是一个样子。”
2024年3月6日上午，40岁左右的江昂雄，跟我坐在咖啡厅的边角座位里，手指划拉开手机地图对我说：
“我小时候杭州城极小的，只围着西湖这一小块，西湖东面从解放路到官巷口，是旧杭州城的核心。”
2000年以前的中国各城市都很小，本来我已习以为常，但我对着地图比划了一下杭州核心区大小，导航才发现仅1.2公里，还是吃了一惊：
以前杭州城这么小的吗？
就这么小。江昂雄说，1995年以前的杭州，据说是全国最小的省会城市之一，全市面积才430平方公里左右。
1995年杭州地图
杭州以前就十个老城门，把城市围成一圈，他们小时候还有个童谣：
武林门外鱼担儿，艮山门外丝篮儿，凤山门外跑马儿，清泰门外盐担儿，望江门外菜担儿，候潮门外酒坛儿，清波门外柴担儿，涌金门外划船儿，钱塘门外香篮儿，庆春门外粪担儿。
这十座城门原沿着杭州内环线依次分布，除修复过的凤山水城门和庆春门外，其他城门城墙从光绪年间一直拆到1959年，现在都只剩下石碑，作为当地的地标用。
江昂雄家以前在上城区江城路，就是现在的彩霞岭社区，他清楚地记得，以前家对面就是江干电影院，家里住的是沿街木制两层小楼，房间里面也是木板制成，采光差、很怕火。
他以前就读抚宁巷小学（已拆），每天上学时，会拿一个不锈钢盒子装一点米，在学校放在一个大蒸锅里蒸熟了吃。
小学时他常常去爬吴山、馒头山（凤凰山）、雄镇楼，还常去城河、中河抓螃蟹。
初中他就读杭州五中（现建兰中学），高中读的是杭州14中，大学读的是浙大，是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杭州娃，亲眼见证了杭州城建史，因此对后面杭州城的发展烂熟于胸。
杭州的现代城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治理西湖，另一部分是杭州城的扩张。
几乎所有的杭州人，都认为聊起这两个主题，就必须提到王国平。
我看了一眼王国平的执政简历，就知道这跟我以前讲过的成都、西安、昆明等城市关键人物一样，是2000年代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
是那个年代刚好进入全中国的大城建期，所以才会涌现这么多相似的人物。
王国平从省化工研究所起步，除了在嘉兴干过五年市委书记，几乎一生都在杭州任职，2000-2010年任杭州市委书记，就是在这段任期内，完成了杭州的两大城建工作。
王国平的父亲叫王平夷，四川达州人，也做过杭州副市长和书记，因此杭州人都跟我说，王国平对杭州的感情很深，还给他取了个昵称叫“苹果王”或者apple王。
因为我杭州朋友挺多，其实在2000年代，我就常在QQ群里，听朋友讨论apple王对杭州的影响。
先说他治理西湖的往事。
王国平治理西湖这事，其实接的是前任书记厉德馨没完成的工作。
1983-1987年，厉德馨任职杭州市委书记，是他在任时，就开始了还湖于民的工程。
西湖最早并不是一个开放的湖，而是由民居以及各个权力要害部门分享的，当时叫做“一半西湖一半笆，筑笆都是官宦家”。
1980年代，西湖环湖公路圈内280余公顷区域面积内，有80多公顷是部队、机关、疗养院、企业、工厂所占用，建筑修得乱七八糟，大华饭店分部、省中医院宿舍、省法院、统战部、其他单位及商店占有了西湖的边边角角。
“而且当时西湖的水是臭的，”江昂雄补充说，“1990年代的西湖接近死水，水质很差，比较浑浊。2006年前，城中的河道黑黑的散发着臭味，西湖山上的小溪也被生活垃圾污染，这些水都汇流到了西湖。”
1983年开始，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拆掉西湖各种围墙，厉德馨和市长钟伯熙要求拆旧还绿，还湖于民，大规模拆房建绿道。
西湖边各处都是生了根的国家单位，要一一拔除不容易，而且原先围起来收门票，每年有2000万的收入，大家都不舍得。
除了国家单位，厉德馨还初步尝试，开放西湖四大名庄里的刘庄和汪庄，两边谈判花了很长时间，2000年左右刘庄和汪庄才有限开放。而直到2003年4月，也就是王国平上任三年后，西湖沿湖130多处公园景点，才全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
现在西湖也变成了活水，是将钱塘江的水引入西湖，换出来的水流入运河，按其进水流量，西湖约一个月更新一次，西湖水也干净了许多许多。
后来人把西湖开放的所有功劳，都算在王国平一人身上，这对厉德馨是不公平的。
我现在见东西多了，反而习惯一些大事要事，不是一代人突然完成的，通常是静悄悄筹备了许久，两三代人接力搞定才是正常的。
当然王国平对治理西湖也是有重大功劳的，他既接过了开放西湖的重任，还把西湖水成功疏浚，才有了今天西湖这么清澈的环境。
不过西湖能有干净的水源，又跟前面提到的“五水共治”有很大关系，是先有五水共治，保证了水源干净，才有了嘉兴和西湖水质优良。
我反复在各篇文章里说，2000年代中国各地出了很多标志性人物，有好有坏，不是这个人独独有通天的本事，而是时代大潮刚好到达一个顶点，将某个人推到了这个关键位置。
在王国平成功治理西湖的背后，就是有厉德馨多年付出，和浙江五水共治共同努力的成果。
王国平给杭州带来的不仅仅是西湖。
他在任时，恢复了西湖博览会、主办了全球网商大会、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前提下，完成了十横十纵道路改造，打造了互联网强市。
但我们重点要聊的，是王国平在任时，杭州整个城市的扩张。
扩张主要是两大内容，一是萧山、余杭并入市区，另一个是市中心从西湖向钱江的推进。
2001年3月12日，杭州市政府宣布撤销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设置萧山区和余杭区。
这使得杭州市辖区由6个增加至8个，市区面积由683平方千米，猛地扩大到3068平方千米，人口由179万增加到373万。
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城市面积由倒数第一上升到第五，人口由第13位上升到第6位，杭州成为长三角地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大都市。
对于这次市区扩容，余杭没啥意见，反正西边的余杭一直在杭州眼皮子底下做小弟，几千年都习惯了，不就换个名字的事嘛。
但是萧山人民就有意见了。
前面讲湖嘉时我介绍过，浙北平原是被钱塘江分开的，钱塘江北部是杭嘉湖平原，南部是宁绍平原，萧山在宁绍平原，打小就归绍兴管，1959年才归杭州成为县级市。
萧山人说话跟绍兴柯桥没啥差别，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也默认自己跟绍兴同宗同族。而杭州因为做过南宋都城，吸收过北方的儿化音，比如老城门的童谣好多“儿”，跟萧山方言早不是一路，两边就不显亲切。
在萧山人看来，杭州是后妈，绍兴才是亲妈，后妈就是比亲妈生分些。
宁波慈溪市大部分居民讲的是临绍片的余姚话，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绍兴人。
浙江跟江苏一样散，永康义乌人绝不说自己是金华人，路桥黄岩江椒人也不说自己是台州人，青田人不说自己是丽水人，海宁桐乡人不说自己是嘉兴人。
江浙两省这种散装形式，很容易给我们外地人造成困扰，我以前一直以为义乌是一个单独的市，直到学地理才知道它只是金华下面的一个县级市。
萧山不服杭州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原因，以前两边的经济差异也大。
外地人不知道，萧山从改开后就发展得特别好，乡镇企业发展强劲，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1980-90年代，萧山常年是浙江第一强县，1990-2000年代时，萧山还常常是全国十强县，拥有大量日资企业。
“萧山人以前有钱，看不起杭州人，更不想融入杭州。”一位曾在萧山任职多年的公务员告诉我，“进入2010年代以后，萧山开始走下坡路，我以前上班的单位，2013年就有时候发不出工资，2014-15年，就常常发不出年终奖。萧山跟滨江一直有块地争执不清，有一年滨江看萧山财政困难，给了萧山5亿救急，从那以后，萧山也不好意思跟滨江争这块地，这块地就归滨江了。”
那萧山怎么突然就衰落了呢？
也没啥特殊原因，就是产业落后了，重耗能重资源的产业搬出了萧山，财政也就跟着暴降。
萧山后来重新融入杭州，主抓纤维新材料和智能汽车，现在发展得也不错，按2022年数据，萧山年纳税3亿元以上的企业有3家，纳税1-3亿元的企业有27家，纳税5千万-1亿的企业有49家，纳税3-5千万的企业有54家，纳税1-3千万的企业有237家。
这位公务员另对一件事印象深刻。
在2016年前，杭州的房价还算平实，杭州普通房价2-3万每平，萧山大约是1.8万每平，2016年G20过后一个月，杭州房价突然狂涨40%，到11月已涨了一倍，他在G20前在萧山看中一套房，参加完G20的安保工作，回来一看房子已经涨得买不起了。
2019年5月，这位公务员终于在杭州一处老小区，买了套1992年建成的房子。2016年他原房东购买这套房只花了100万，他接手时已经涨到了300万。
我突然想起了2015年的深圳，房价也是一眨眼就跳上去了，稍一犹豫就贵到让人绝望。
2024年，杭州和深圳的房价都回到了2019年，不过还是高到让普通人难以承受。
萧山、余杭并入市区后，杭州才能将市中心从西湖向钱江推进，官方叫从西湖时代跨入钱江时代。
杭州城市重心，以前是向西湖北岸倾斜，发展空间太小，城市可利用空间小，为了同时做好环保又扩展城市，王国平在任时，将西溪湿地保留下来，设立一个国家湿地公园，又将钱塘江北岸划出钱江新城，连杭州市政府都在2016年从武林门搬了过去。
王国平在任十年，钱塘江滨江两岸，新建住宅楼盘63处，总面积484万平方米，商业、教育、医疗都发展起来了。
钱塘江沿岸也从最初的仓储码头，发展到工厂车间，再发展到高新技术产业园。金融、会展、商务、办公重新聚集。
不过杭州人跟人说，他们还是更爱西湖。
“钱塘江是条凶江，每年观潮都会死人，1993年一次还冲走过80多人，而且钱塘江没有航运功能，没有西湖那种人文气象，住西湖还是比住钱塘江边要舒服很多。”
有一位读者跟王国平打过几次交道，说他既强势、又实干，开会的时候骂人骂得很凶，还让下属们“星期六一定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一定”，要让大家积极干活，因为“你干，会被骂一时，你不干，被人骂一世。”
王国平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目前任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理事，正忙着争取让杭州有七处世界遗产。
从王国平上任到现在，24年过去了，杭州现在每年吸引40-50万年轻人落户，变成以阿里巴巴为核心的互联网之城，以及全国60%MCN公司的网红之城。
到2024年，中国目前有两座年GDP破4万亿、3座破3万亿、5座破2万亿的城市，从高到低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香港、苏州、成都、杭州、武汉。
但毫无疑问，这十座有钱的城市里，杭州，是最美的那座。
伍 人间天堂
我以前在写江苏篇时说过，苏南地区是中国最好的一块地，大平原、长江、入海口，使苏南达到了“通江达海”四个字的巅峰，在全球化时代，可作为工业生产基地，占尽中国地利。
而浙北地区，其实大体跟苏南一样，只是因为不靠长江，又失了太湖，仅有宁波一个大港口，因此显得没有苏南那么富足。
而浙南地区，则是整个长三角工业圈的衍生，给长三角做配套蓝领类服务，加上一些远走他乡的温州、台州老乡带来的海外资本，使其也过上了富裕生活。
人生在江南是幸福的。
我第一次到杭州出差，是2010年的夏天，白天随朋友到杭州郊外看到当地村民的别墅，就觉得精致典雅，是岭南极其少见的审美。
在景区散步时，朋友指着各色老房子寺庙，说这个宋朝的，那个是明朝的，好像遍地都是古迹，听得我这个习惯广东工业区的湖南小伙又羡又恨。
晚上我们在杭州过马路时，人还站在路边等待，车子会主动停下来，司机友好地招招手，示意我们先过。
那可是2010年啊，我在广东从来没有见过车让人，后来全国各地，也是缓缓才推广车辆主动礼让行人。
浙江给我的体验，是物质文明走在前面，精神文明也走在前面，现在既有美景，又有古迹，还有新兴科技。
这不是人间天堂，这是什么？
能成为一名和平时期的江南人，就是极幸福极幸福的事了。
愿来生成为一名江南人，跟每位江南人一样，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1条留言
写留言
大理寺江苏昨天回复赞1当年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就是在椒江坐海轮浙江403到上海，再火车奔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