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拍好一座桥?

我是“不识书中仙，终日太疯癫”的疯癫妍，我来回答。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写的“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世”一句，说的是他的文学价值观。

但“辞赋小道”一说，是否说曹植轻视文学呢？并非如此。

曹植的文学价值观是以其人生政治理想为价值前提的，他的文学价值取向，取决于他政治理想的价值选择。他主张文学作品要承载社会政治内容，主张以文学去参与政治大业，这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

在《与杨德祖书》中，曹植将辞赋与功名抑扬付比，意在表明其理想不在于辞赋，他所追求的乃是从事大业，在政治事业上立功扬名。他的“辞赋小道”一说，是相对于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而言，并不说明他否定文学本身的价值。

基于此，我将从“辞赋小道”一说提出的背景、真实用意、曹植对辞赋（文学）的价值认定标准等方面，回答问题。

01 曹植提出“辞赋小道”的背景

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是时曹植为临淄侯，这一年也正是曹丕、曹植兄弟二人争夺太子之位的剑拔弩张之时。而且，曹植在与曹丕争储的竞争中大占上风，处于政治上相当得志的时候。

《三国志·魏志》卷十九《陈思王传》注引《典略》中的一段话，对曹植与杨修书信往答的情况有很好的说明：

“又是时临淄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修答曰……其相往来如此甚数。”

这里所说的“数与修书”，即指包括这封《与杨德祖书》在内的几次与杨修的通信，这则材料证明，此时的曹植正处于以“才捷爱幸”的得意之时。

又据《三国志·魏志》中《王粲传》注引《魏略》，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派邯郸淳为临淄侯傅：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祖，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说义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论者。”

遂令邯郸淳“叹植之材，谓之‘天人’”，“于时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而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颇不悦。”

《魏略》的上述记载，较全面地反映出曹植当时政治方面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他在邯郸淳面前的这些表现，其目的是要给曹操所派来的使臣一展他多方面的才能，而由邯郸淳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竟引起了曹丕的“不悦”，说明曹植此时的政治生涯正值旺势。

曹植此时正得到曹操的宠爱，被曹操认为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因而曹操有意废长立幼，在政治事业上寄曹植以厚望。

曹植写《与杨德祖书》时，正是他政治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他身处于政治形势对他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对理想功名的追求欲和政治表现欲便显得格外强烈。

前文所引《魏略》中记载曹植对邯郸淳的那番表现，无疑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即便是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说的“辞赋小道”，也是同他的政治理想作以对比之后才道及的，结合特定的身世背景，我们也可以理会到其中寓有某种程度的政治用意：

曹植自幼在兄弟当中表现得最有才华，他最初被父亲所瞩目并宠爱，也是由于他的辞赋写得好。

建安十五年，十九岁的曹植随父登“铜雀台”时作赋，“援笔立成，可观“，受到父亲的赞赏。

铜雀台遗址公园

此后的曹植不但在曹操面前“以才见异”，而且在世人的心目中，他也被视为一个“辞采华茂”的文士。人们所称道曹植的“才”，主要是指他的文学才华及通古晓今，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理论才能等。

凡此，都使本人极为爱好诗文辞赋，并在用人上主张“唯才是举”的曹操，自然对曹植赏爱有加，并欲在政治大业上委以重任。

曹植虽然在文学才华方面获得了令名，然而他却不甘徒以文人的名份立身于世，而是以在政治方面一显身手作为其人生的最高理想。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将辞赋与功名一抑一扬的加以对比，也意在向他的好友杨修表明他的理想并不在雕虫小技的辞赋上面：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

如果说曹植在此是有意贬低辞赋的作用，还不如说他是有意回避自身的文人形象更为准确。

联系前述建安二十一年的政治背景，对曹植提出“辞赋小道说”的真正原因就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曹植是一个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人物，一生以建功立业为他的人生理想当他处于政治上十分得志的时候，以为理想功名即可实现，永世之业的政治远景似乎为他铺设出一条理想的桥梁，他不禁高扬政治功名理想而小视“壮夫不为”的辞赋。

曹植《洛神赋》节选

曹植有意贬低自己所擅长的辞赋，旨在向人们表明写辞赋只不过是他能力中的“小道”，他还有更大的能力可以从事大业，即在政治事业上立功扬名。

如此，曹植提出“辞赋小道”一说的真实用意，也就凸显出来了。

02 “辞赋小道”只是曹植对辞赋的社会政治功能的价值否定，而不是对其文学价值的否定

根据前文所述，曹植的文学价值思想只是其人生价值理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对文学作品地位、作用的认识，是以文学作品对实现人生政治价值的功用如何来作为立论标准的。

可以说，曹植的文学价值取向，取决于他人生政治理想的价值选择，他评价文学的价值，实质上是评价文学对实现人生政治理想所具有的价值。

曹植的人生价值理想简单明了，而且终生未渝，那就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在上文所引的《与杨德祖书》一段言论中，可以看出，曹植在此并不是对文学价值问题作自觉的理论阐述。

他所谈的辞赋观，实则是他人生价值观中的一个附属部分，从曹植将辞赋与政治功名对举，并持一抑一扬的态度，就可以说明辞赋在他人生价值选择中并没占有一席之地。

曹植说了他的人生理想，第一是建功立业，第二是著子书，第三是写作辞赋，或许写作辞赋，在曹植看来恐怕连第三个等级也不算，因为他根本就没设想要以辞赋家的身份立身于世。

他对人生理想的设计，完全取法于传统儒家理想的人格价值标准，即“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

“立德”只有圣贤之人才能做到，曹植不敢僭称，故尔只标举“立功”、“立言”两项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

曹植在此所追求的“立言”，即是要“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显然是指著述容载社会政治内容的子书，并不包括辞赋作品在内。

曹植说“辞斌小道”，是同他宏大的政治理想相对比而言的，它只表明曹植对辞赋价值选择上的否定，而不是价值的否定判断。

从《与杨德祖书》里面，并未看出曹植有否定辞赋本身价值的意思，说它是“小道”，乃是因为它对曹植自己博取政治功名作用甚微，至于辞赋是否还有其它方面的价值，曹植并未论及。

因而，曹植轻视辞赋，只是否定它的社会政治功能，而曹植的人生最高目标恰恰是在政治方面一显身手，所以此时的曹植，并没有把写作辞赋编织在他的人生蓝图之中。

但有意思的是，曹植被后人们熟知并赞扬的，恰恰是他的文学成就，而非他的政治武功。

或许，他能在建安文坛上卓立不群，并不是由于他自觉地认识到文学的巨大价值，而有意识地欲以文章之事立身扬名，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命运让曹植这个充满政治豪情的人，恰恰在政治上不得意，使他的作品充满慷慨之气和磊落之情，由此才将他一步步地推上了文学的高峰。

他在文学创作上写出了包括辞赋在内的许多优秀作品，但是他却没有把文章著述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

于此，可以说曹植提出的“辞赋小道”一说，原本道出了他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真实想法。

而且，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曹植的文学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早期的曹植深得父王宠爱，几乎被立为王位的继承者，因而他大倡功名，小视辞赋。

后来曹植在文帝，明帝父子的猜忌和压制之下，自知立功无望，便退一步地以自己能够在文学上留名后世为安慰他在《燕露行》一诗中先是说：

“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前两句表现了诗人对功名的向往和对朝庭的顾盼之情，后两句则自叹怀才不遇却又不甘偶同众庶，诗人在此仍然在呼唤着自己的政治理想。

本诗的结尾又说道“孔氏姗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这四句已道出了曹植欲以文章之事扬名于世的愿望，看出曹植至此已修改了自己人生的价值追求，他在这里强调文章具有载人不朽的价值，这同曹丕在《典论·论文》所说的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大致相同。

曹植前后期文学价值观的转变，是他特定的身世命运变化的产物，从这一个角度，又可以说明曹植的文学价值取向，取决于他的政治价值选择他对文学事业的看重，是在政治功名不得实现的情况下精神追求的转移。

黄节《曹子建诗注》对“孔氏删诗书”几句诗解释说：

“言自孔子删诗书以来，帝王之业已粲然分寄于文章矣，故我今日怀王佐之才，而不能展其功勤，亦欲驰骋寸翰，以垂芬于后世耳。”

黄节的解说道出了曹植的本意，曹植一方面将文章之事作为自己政治理想失落后的精神补偿，另一方面他仍然将文学的价值攀附到孔子“素王之业”的政治价值上来。

可见曹植的“辞赋小道”一说，并非完全是基于文学的独立价值来立论的，它仍然以政治事功价值为前提，表现为以人生政治理想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曹植的文学价值观，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他的“辞赋小道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对文学持有政治功利的价值期待。

曹植身处于“文学自觉”的建安时代，虽然他本人十分热衷于诗赋的创作，也认识到文学具有美学价值，但他的文学观，是以他人生政治理想为核心的，追求社会功利目的的文学价值观。

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