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在身上的祥瑞美好

【著书者说】

穿在身上的祥瑞美好

——在《遇见中国服饰艺术》中寻觅吉祥

作者：王渊（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

过新年，贴春联，穿新衣，放花炮……自古以来，每逢新春佳节，中国百姓都沉浸在这些年俗传统带来的愉悦中，延续至今。穿新衣，一来为了新年呈现新气象，二来为了新年讨吉祥。“吉祥”二字，意为好运的征兆，代表着吉利和祥瑞。吉祥文化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长河中一条重要的支流，它的核心就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美好事物的向往。

故宫藏大红缂丝彩绘八团梅兰竹菊纹夹袍及纹样选自《遇见中国服饰艺术》

吉祥文化的发展是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和传统习俗的不同，其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总体说来，吉祥文化可以分为物体吉祥、行为吉祥、语言吉祥、文字吉祥、数字吉祥等多个方面。物体吉祥是以物托意，如在各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吉祥物；行为吉祥即用行动来体现吉祥的内涵，如婚嫁典礼、儿童抓周、开业庆典、动土奠基等等行为均属此列；逢年过节，人们见面互道祝福语即以语言表现吉祥；人们还赋予某些文字以特定的吉祥意韵，如福、禄、寿、喜等便是典型的文字吉祥；在中国文化中数字也蕴含吉祥，从一到十、从百到万，一帆风顺、十全十美、百事亨通、万事如意，无不表达着吉祥的内涵。

唐代绘画《簪花仕女图》（局部）选自《遇见中国服饰艺术》

几千年来，吉祥文化贯穿于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从头年的腊月到次年的正月，恰是一年中吉祥文化最为浓郁的时间段。此时，各地的春节用品市场都进入了异常红火的时期，对联、窗花、灯笼等各种充满喜庆氛围的饰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正月里，无论你身处城乡的哪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喜庆的气息。人们纷纷换上新衣，亲友相见必互道一声“恭喜”，祝福新的一年里生活事业处处顺心。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的则是以视觉的形象把祈求吉祥的愿望表现出来，这在装饰艺术领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吉祥纹样。吉祥纹样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它的起始可上溯到商周，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宋元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装饰艺术领域反映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越来越强化。在设计领域中人们将社会政治伦理观念、人伦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乃至宗教观念等，与装饰纹样的形象结合起来，趋向于用图案来表现某种特定的含义。而到了明清，几乎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后来图案界就称之为“吉祥纹样”。

《遇见中国服饰艺术》王渊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吉祥纹样在中国的应用非常广泛，从建筑物到日常生活用品，随处可见吉祥纹样的身影。在所有承载着吉祥纹样的物件中，服饰最为特殊。它与人们最为贴近、如影随形，深入人们的生活，见证了中国人的喜乐人生。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朝代的服饰各有特色，展现了不同的风尚；服饰纹样作为服装不可或缺的部分装点着衣裳，更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审美情趣，反映了前人高超的织绣技艺水平，是中国璀璨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传统服饰上的吉祥纹样主要是通过象征、谐音、表号、文字等方式表达含义。

具体而言，象征手法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借助某种具体形象（象征体）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体现在服装上，龙凤纹在我国传统服饰纹样中最具有代表性。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龙凤这些理想化的动物形象，并将它们视为氏族的祖先及保护神。龙在我国古代是太平盛世天下大治的象征。古代凤也称玄鸟，是我国古代东方民族的图腾。历朝历代，凤鸟都是象征吉祥如意、天下太平的瑞兽。

1982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马山砖厂1号战国（楚国）墓的罗地龙凤虎纹刺绣纹样，是战国中晚期的刺绣珍品。该罗衣在皂色的底子上绣出龙、凤、虎等纹样，龙的身躯细长、肢体矫健，身体上的鳞片呈规律性的波浪状；而凤纹显得温驯秀美、气宇轩昂。龙凤虎纹刺绣罗衣绣工精细、构图匀称、色泽华丽，表现了楚绣的高超水平。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实物呈现，中国传统服饰上也常见牡丹纹样。牡丹花型丰满、色彩娇艳，人们常用诗歌咏赋牡丹，称牡丹是国色天香、花中之王，象征着富贵。唐代人最爱牡丹，诗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点明了牡丹在众多花卉中无可比拟的国花地位。在画家的笔下，盛唐时期贵妇身着牡丹团窠纹服饰，尽显雍容典雅。也因此，牡丹纹样成为唐代经典纹样，并在后世的服饰纹样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明代服饰上常见有缠枝牡丹纹样，清代则在折枝花、缠枝花的基础上发展变化出散搭花式的牡丹纹样。一直以来，牡丹作为一种吉祥的花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无独有偶，葫芦、葡萄也是中国传统服饰中常见的吉祥纹样。葫芦、葡萄不断开花结果，藤蔓不断生长，象征长盛不衰；中国民间还常将老鼠与葡萄组合在一起，因为老鼠一年多胎、一胎多子，这种“老鼠吃葡萄”的纹样组合形式，象征着一代又一代的子孙不断繁衍，这是中国传统家庭繁荣的特征。再如灵芝纹，古代绘画常见仙鹤口衔灵芝，是因为灵芝在古代是贵重的药材，有强身健体的功效，象征着长寿，因此也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吉祥纹样之一。又如石榴纹样，石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诸多美好的寓意，新婚夫妇常常把两株石榴种植在一起，称合欢树，象征着爱情；石榴内多子实，民间常将画着开口露子石榴的吉祥图称为“榴开百子”，寓意多子多福。

谐音手法即借用某些事物的名称，组合成同音词以表达吉祥含义，典型的代表是蝙蝠纹样。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常把蝙蝠形象与黑暗、墓地等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蝠”谐音“福”而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清代学者孟超然在《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录》中说：“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但而今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虽然自然界中的蝙蝠并不受欢迎，但它却是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服饰纹样。

通常，蝙蝠的造型有着多种组合形式：五只蝙蝠围绕一个“寿”字的形式，名曰“五福捧寿”；蝙蝠和马的组合，意为“马上得福”；以红色的蝙蝠为缘饰，称“洪福齐天”；蝙蝠倒悬，名曰“福到”，蝙蝠叼着铜钱，意为“福在眼前”；描金边的蝙蝠飞在万字纹周围，是“万福金安”……由此看来，蝙蝠是我国传统装饰文化中值得骄傲的创造。蝙蝠本来的形象并不美丽，但是经过人们大胆的联想与想象，使蝙蝠的形象具有充分的形式美。

此外，谐音的纹样再如蝴蝶。“蝶”的发音与耄耋之年的“耋”相似，耄耋是八九十岁的样子，意为年龄很大了。蝴蝶纹样因此带有长寿之意，常与其他的纹样组合在一起，起到装饰性的作用。

而表号则以某种实物作为特定意义的记号，典型纹样如八吉祥。八吉祥纹样是藏传佛教象征吉祥的八件宝物为题材的纹饰，始见于元，流行于明清。八吉祥的纹样也称八宝纹，寺院、法物、法器、服装中，多以此八种图案为纹饰，以象征吉祥、幸福、圆满。今天在游览一些明清时期的古典园林时，常常可见屋舍的门窗上雕刻着八吉祥纹样。八吉祥纹样常与莲花组成图案，作折枝莲或缠绕莲托起八宝的构图，也有以八宝捧团寿的图样。

纹样本无所谓性格，但是经过文人墨客的演绎就赋予它们以某些人类的性格特质。此即比拟，是指赋予纹样某些拟人化的性格，如在中国文化中享有盛誉的岁寒三友。明《渔樵闲话》曰：“到深秋之后，百花皆谢，惟有松、竹、梅花，岁寒三友。”松、竹经冬不凋，梅迎寒开花，文人墨客咏绘它们“吹我月中笛，枝枝见清绝。半夜起松涛，香积一坡雪”“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以岁寒三友为主题的绘画，在历史上更是数不胜数。松竹梅，原是自然间寻常物事，因文人赋予其性格，显得孤傲清贵。类似题材还有被称为花中四君子的梅兰竹菊，通常用以比拟文人君子身上所带有的美好品格。

汉字有象形和会意的特点，一些汉字本身就是源于图像的简化，因而有文字和图案的双重性质。在设计创造纹样时，一些美术性较强的汉字形成纹样，民间称之为“字花”。

卍字、寿字、福字、喜字等都是我国传统服饰中常用的纹样。万字纹即“卍”字形纹饰，以“卍”形为逆时针方向。佛教认为，它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唐代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采用汉字，读作“万”。卍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埃及、特洛伊等的历史上均有出现，后来被普遍作为吉祥的标志。

有说法认为卍形纹是东汉时期随佛教传入中国的；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就已有了卍形纹。究竟谁是谁非，本文不作考证，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随佛教的传入，卍形符号在中国的流行和使用更为普遍了。

卍字四端向外延伸，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给人一种无限循环的感觉，这种连锁的花纹常用来表达绵长不断和万福万寿不断头之意，织绣这种纹饰的锦被称为“万寿锦”。在服饰上，卍字不到头的纹样往往会搭配其他的图案以组合的方式出现，如与“福”、“寿”、菊花、宝相花等组合成“万福万寿”“万菊”“万宝相花”等纹样。

“寿”字寓意着福寿绵长、寿与天齐等美好的愿望，是又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服饰吉祥纹样。当今一些老人适逢大寿，也会穿上织绣着“寿”字纹的服饰，以示吉祥。寿字纹可分为团寿、长寿、花寿三种：团寿字形呈圆形，字的线条环绕不断，寓意生命的延绵不绝，这是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一种形式。长寿纹的字形是长条形的，意味着生命的长久。花寿纹是将寿字纹与其他吉祥纹样组合而成，如五只蝙蝠围绕着寿字又名“五福捧寿”。经过与其他纹样的组合再设计，纹样显得更加富贵大气，更具装饰性。

喜字是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纹样。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古字形上面是鼓下面为口，表示人听到鼓声而高兴，意为欢喜、快乐。在装饰纹样中，喜字往往被写成双喜的造型，不过字典中并没有收录双喜字，因此严格地说双喜字只是一个装饰纹样。中国明清时期，上至皇室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在婚庆时都会张贴上双喜字，甚至在服饰、被褥、生活器皿上也要装饰上双喜字。

吉祥纹样带有非常强烈的祥瑞寓意的指向性特征。所以要了解中国吉祥纹样，就既要联系纹样背后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历史传说，又要充分地发挥想象力。当吉祥纹样被织绣在服装上并穿着时，其寓意的指向性特征就与装饰性合二为一了。可以说，服饰上的吉祥纹样是将祈求好运的意愿表达到了极致，将吉祥穿在身上、与祥瑞相偎相依，是多么美好而令人愉悦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28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那些能让人“拜相”的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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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被帝王“垄断”的，梦龙或见龙往往意味着帝王出生或登基，甚至改朝换代。除了帝王，其他位于社会阶层上端的人物也有不少可以说道的祥瑞，从灵芝到槐树，从喜鹊到鲤鱼，万物皆可。似乎有这么一个定律，成大事者必有祥瑞，时间早或晚，征兆大或小，总之是不会缺席的，单说宰相这一职务，就有不少的故事。

种下槐树当三公？

北宋初年的一天，一名叫做王祐的官员亲手在自家庭院种下了三棵槐树，笃定地宣告：“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王祐的仕途不是太顺，听皇帝指示起草诰令二十多年了，最高官职也不过是个兵部侍郎。对于王祐来说，他“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可惜为人过于“介直”，不容于时，也不得重用，只能将封相的梦想寄托给儿孙。至于为什么许愿的时候要种上三棵槐树，这有悠久的典故。

古代园艺学著作《花镜》中提到，槐树“人多庭前植之，一取其荫，一取三槐吉兆，期许子孙三公之意”。将“三槐”与公卿之位联系在一起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礼》中记载，“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为孤卿大夫位，右九棘，为公侯伯子男位，面三槐，为三公位。后来，三槐九棘就成为三公九卿的象征，槐树也成为拜相的祥瑞之一。

不过，王祐种槐时说的话很取巧，“吾之后世”并没有限定是哪一代，这就有了转圜的余地和无限的可能。好在他的儿子王旦也很争气，后来顺利入朝为相，长达十八年，且“朝廷清明”，给这个故事增添了不少传奇性。苏轼一篇《三槐堂铭》详细叙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更给槐树打了一波强势广告。

在王祐父子这个故事里，种三槐可以算是一种主观的努力，但并不是说任何一个人种了三棵槐树都能达到一样的效果，毕竟宰相这个位置还算凤毛麟角。而且在民间的传说中，槐树并不一直意味着祥瑞。

《酉阳杂俎》中同样有官至三公的怪力乱神故事记载，只是在这里，祥瑞另有它物，槐树却变成了不吉利的象征。

北魏的广阳王元渊曾梦见自己穿着衮衣，倚靠在一棵槐树旁边。醒来后，他对此梦耿耿于怀又百思不得其解，便找到一名占卜者杨元稹讨教。杨元稹听后，沉吟许久，斟酌着开口：“此梦的意思是您将位至三公。”待元渊喜出望外地离去后，杨元稹才有些可惜地对身边人说：“有位至三公之命不假，可惜却是死后得三公之名罢了。按礼制，衮衣为三公之服，但槐为‘木’‘鬼’二字，意味着他只能在死后位至三公。”

后来，元渊被葛荣游骑俘杀。北魏孝庄帝即位后，为其追复王爵，赠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号忠武，算是应了杨元稹所言。

国子监彝伦堂前西侧的“复苏槐”，种植于元代，据说是许衡所植。

神奇的“金腰带”

北宋庆历年间，大力推行新政的官员们遭到了反对派贵族官僚的排挤打击，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等人相继被迫离开中央朝廷，散作满天星。庆历五年三月，韩琦罢枢密副使, 加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部被逐出朝廷。

扬州素来芍药甲天下，有人曰“芍药唯广陵（即扬州）天下最”，而在这甲天下的芍药中，有一罕见的品种，“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缘”，被称为“金腰带”或“金缠腰”，数十年也不过出现一二朵。于是便有人添油加醋，给“金腰带”附会了更加贵重的意味——得见而佩者可为宰相。

韩琦在扬州时，仕途失意，此间多有表达忧愤心情的诗作诞生。但突然一天，扬州有芍药绽放，一干分四歧，四朵都是罕见的“金腰带”。韩琦见此难得的奇景，便赶紧邀请此时正在扬州的王安石、王珪，以及州黔辖诸司使前来赏花，这三人乃韩琦“平生所期望者”。可惜州黔辖诸司使身体不适未到，韩琦只好又邀请了刚好路过扬州的陈升之（一说第四人为吕公著）参加，四人各簪一花，宾主尽欢。

巧的是，往后二三十年间，这四人先后拜相，四相簪花传为佳话，“金腰带”祥瑞之名也愈盛。往后但凡逢“金腰带”出世，都会引来士人无数争相观赏，为的就是希冀借此祥瑞，有朝一日能拜相入朝，走上人生巅峰。

蔡京出镇扬州时，“金腰带”又很给面子地盛开了，蔡京采而簪之。不久后，蔡京之弟蔡卞也来扬州做官，“金腰带”可能是看上蔡家了，在较短的时间里再次开花，扬州人折下来献给蔡卞。

可惜献花之人太过着急，此时花尚未完全盛开。蔡卞有些遗憾，但也只能将就着簪而赏之了。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数年后蔡京成功拜相，蔡卞却只官至枢密使。后来蔡京的儿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一书中讲到父亲与叔父的经历，感叹道：“一花之异，有曲折与人合，乃若造物戏人乎？”

当然，蔡绦的记载难免有“洗白”父亲，为其造势之嫌，但这也证明了“金腰带”被视作拜相祥瑞之物。

祥瑞吉兆齐上阵

实际上，早在上古时期中国就已经形成了祥瑞观念，加上后来天人感应之说的广泛传播，人们越来越相信万事皆有天意，逐渐对世间各物进行了祥、厄分类。《宋书·符瑞志》中有107种祥瑞，《新唐书》中有134种。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光是崇和殿所存瑞物就有400余种。甚至还有专门的等级制度，将祥瑞们分了个三六九等。如《旧唐书·仪官制》规定，景星、庆云为大瑞，白狼、赤兔为上瑞，苍鸟、赤雁为中瑞，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

动物中尤其以颜色纯粹的为吉。如东汉时，淮阳太守郑弘外出劝农，有一群白鹿紧紧地跟着，“挟车而过”。郑弘从未见过此等场景，惊讶地询问随从这是吉还是凶。随从回答道：“从前三公大臣的中幡，都装饰着鹿的图案，这预示着将来您必将成为朝中的宰相。”元和元年，太尉邓彪称病辞官，郑弘取而代之，白鹿之说也就“成真”了。

除了有实质指向性意义的动物、植物，当寺庙祠堂等本身具有一点神化性质的地标建筑附近出现了异常的天气，也意味着有吉事或凶事即将发生。

在科举备受重视的古代社会，各地都有祈求功名利禄的祠庙，其中尤以蜀地的张亚子祠（梓潼庙）最为灵验。北宋时期流传着一个说法，称士大夫过之，得风送雨，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送雨，必至殿魁。据说王安石幼年时就曾路过张亚子祠，当时风雨大作，景象异常，后来他果然位至宰相。看来，王安石前有张亚子祠风雨助势，后有“金腰带”加持，拜相说不定还真乃天命所赐。

但其实说白了，所谓祥瑞和吉兆不过图个大吉大利和心理安慰，它们真有多大能耐恐怕未必。就像槐树既能是拜相的祥瑞，又能是失去生命的噩兆，而鲤鱼在成为“锦鲤”以前，也曾是兵祸将兴的象征。宰相们因祥瑞而拜相的怪力乱神之说，往往是历史长河中撷取的少数片段拼凑而来，而且多是根据后来的既成事实再往前推演附会而成。所谓祥瑞，图个乐呵也就罢了，过分溺信怕是终会沦为笑柄。

编辑 / 梁霜

视觉 / 墨墨

审核 / 徐浩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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