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五环外，一边劳动，一边写作丨单读

《我是范雨素》刚引起关注时，人们惊讶于一个超出大众经验的个体现象（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居住在城中村、以辛苦的体力劳动谋生存的外来打工者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分）；后来，人们才关注到文章的内容：一幅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生活画卷，一代外来打工者从乡村进入城市、艰难谋生的故事。在这之中，范雨素所居住的、一个典型的城中村——“皮村”和它背后的一个特殊群体——“皮村文学小组”成为焦点。皮村文学小组由皮村外来务工人员中喜欢写作的伙伴组成，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范雨素”。

今天推送的是一组皮村文学小组组员的文章，节选自《单读 16：新北京人》（完整版请在文末购买）。他们以自己手中的笔，讲述他们从家乡来北京的路途，以及打工的日常生活，坦陈他们的沉默和漂泊，以及对家乡、皮村、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生活的复杂情感。

到北京去

文：微尘

2002 年春末，我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打算考上。就这样毕业了。

从地里回来，吃完晚饭，父亲带我去找村里劳动局的线人，有合适的工作让他想着我点，毕竟村子里不上学的年轻人都出门闯荡了，待在家里种地被人笑话。地里的农活又苦又累，我也想早些摆脱这样的日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过了两天，也是晚上，线人来我家，说是在天津的一个韩国企业，待遇挺好，邻村的一个小伙刚在那儿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能拿八百块，比一亩地收入还要多。又说，人家比你还小两岁，村里和你一块毕业的三个男孩也要去，有伴，想去的话明天去市里面试来叫你。线人像个“经济”（买卖牲畜的中间人）似的会说。我点了点头，父母满口答应。

次日一大早，我们几个就出村了，这时的天空中，星星刚落下，只有一线的透明贴着东方的地表，空气清爽湿润，村子里有零零散散亮灯的人家，在听到几声公鸡打鸣之后，乡村小路开始热闹起来。正是上地的时候，有赶着牛车的，有骑自行车的，也有扛着锄头走的。村里人都起得早，中午太阳毒，可以多休息。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我们上了大公路等公交车，坐了一个多小时，又打了个摩的，在一个立着“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牌子的门口停下，里面已有好多人。说是面试，其实就讲了一些厂规，看了看身份证，就去体检，交上体检报告就算过了。但因为要交五百块钱押金，我没有去成。

事后，和一远房表哥说定，明年跟他去北京，学木工，干装修。

农历正月十六，表哥来通知我当晚走，叫我准备一下，晚上在他家集合。和表哥聊了一会北京的情况，他见母亲在外屋准备菜，说要去通知其他人，不能多待，骑摩托车走了。表哥走后，母亲埋怨父亲，为什么没有把他留下吃饭，可以多了解一点情况，多照顾一点我。

我们家和表哥是从姥姥家那边论的亲戚，已经出五服了。他大我几岁，不是父母介绍我都不认识，他初中没毕业就和本村的一个老板出门学木工，前年老板出车祸去世，他领着人把活干完，把账结了，自然也成了老板。说是老板，其实也就领着几个人包点装修活儿，很多人学个三四年便都自己单干，我们这里这样二十来岁的老板很多。

晚饭比平时早了些许，也多了几个菜，丰盛了很多。父亲用小推车推着用化肥袋装着的被褥，还有一包替换的衣服鞋子，送我去表哥家。表哥正在吃饭，我是第一个到的，慢慢人多了起来，有用小推车送行李来的，有骑摩托车带行李来的。一人骑摩托，领来一辆 130 双排货车，说这是我们今晚要坐的车，有人见是这种车，立刻说，“不去了”，爷俩推着行李走了。一骑摩托的骂道，“他妈的，吃我的，喝我的，还耍我”，想必骑摩托的是那个人的老板。这时我母亲也来了，给我带了几个煮好的鸡蛋，叫我路上吃，然后被舅妈让到了屋里。

冬天傍晚黑得很快，没说几句话就已经要掌灯了，仗着人多，我们把三辆摩托车抬到车上，有人用手电照着绑好，扔了几捆玉米秸，把行李放上。表哥说，“都解个手，上了车以后就不能下来了。”上车以后，下边几个人再给盖上苫布，绑好，司机又拿手电检查一遍，坐上驾驶室，等了一小会就出发了。

因为第一次出远门，而且要在货车里过夜，坐在玉米秸上，靠着被褥卷，我还挺兴奋的。这十来个人都是附近邻村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有的出去几年了，有的也是第一次走。

货车在颠簸中走出了乡村土路，上了大公路，车速快了起来。头顶的苫布也噼里啪啦响，车里的温度降了下来，有的人开始发牢骚，“早知道坐这车，就不跟他去了。”

“在天津干的一个老板找过我，早知道跟他去了。”

“今年怎么坐这货车走啊？”

“还不是老板们为了把摩托弄到那边，找活儿方便。”车里的温度更低了，有人开始盖被子。

“别心疼被子了，工地上比这里还脏呢。”

“车费怎么算的，我没好意思问。”

“每人一百，剩下的三个老板平分。”

“我靠，比大巴还贵！”

“别被老板听见，怪冷的，都挤挤。”

车突然停了，司机下来对我们说，“再往前走就出省，交界处查得最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出声，在里面睡觉就行。”

车又开始走了，不过明显比刚才慢了很多，又是一阵颠簸，我旁边的小伙小声说，“咱们上桥了，过了河就是河北了。”

这时，闪烁的警灯透过苫布照进来。前面一阵吵吵，车停了，不时有手电照进来，我们挤在一起，大气都不敢喘。车突然向左窜了出去，猛地向右一拐，一个侧棱，差点翻过去，大家的头撞在车帮上，身子颠起老高，幸亏有苫布挡着，然后货车一路狂奔，后面的警笛声跟了过来。货车还在加速，苫布由噼啪响变成了吱吱长音，风穿过被子，我像裸体飘在空中似的。警笛声渐渐小了，在看不到警灯后，车速恢复了正常，驾驶室有人敲后玻璃说，“后面没事吧？”

“没事。”有人答道，“幸好摩托车绑得结实。”

“没事就好。”模模糊糊听到驾驶室里在聊天。

“来根烟。”

“嗯。”

“你真牛 ×！”

“我事先把车牌换了。”

“他们追上来怎么办？”

“新闻上事故这么多，他们不敢死命追，出了事他们也有责任。”

“现在这社会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们在后面车斗里，没人说话，好像都想着什么。

寒风带走晚餐那碗棒渣粥的最后一丝余温，身体开始哆嗦，心跳加速，我们只有挤得更紧，才能抵抗寒风，保住体温。

在皮村吃饭

文：马大勇

出门在外，每天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吃饭。每个人的肚子都是有规律的，饿了就会自动发出信号，让你全身发软，没有力气，非得吃点东西填一填。民以食为天。

吃饭看似很容易。走出我住的出租房，沿着小巷走几步，就是皮村的中心街道。

皮村，一个几万人居住的大村子，距离城区不算远。因为靠近国际机场，天上时时有飞机轰鸣而过，所以没法建高楼，只由一大片低低的楼房和更低的瓦房组成，挤压出一条条逼仄的小巷。也有一条中心街，稍微宽些。街上是鳞次栉比的手机销售部、五元日用品商店、电脑维修站、服装店、化妆品店、药房、蔬菜水果摊、烧烤摊、小饭馆……排出一两公里远。这村子的本地居民只有几千，占大部分的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早出晚归，都要吃饭，要买日常用品。每天傍晚，街两旁的店面里亮起灯光，门口小霓虹灯的广告牌开始闪烁，街上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人，流走马灯似地来来回回走，汹涌，说笑，走进一家家店里。街上要一直热闹好几个钟头。

自然也是饭馆里最热闹的时候。街上的吃食很多，但细一分析，就是三大类：饺子，拉面和盖饭。饭馆招牌也经常变换，有时今天还开，明天就关门了，过几天又换了另一家。我有时碰上一家比较对胃口的，就欣欣然经常跑去。不过，只是一个人吃，点的菜、饭都有限，也比较便宜。时间久了，店里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了，一见我点的几样，就哈哈一笑：“又是这几样，哈哈！”我也不想听到这笑声，就又换一家。

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大门口

街上一家小饭馆，有炒菜，有米饭，有汤，味道还好，价钱也合适。我常去吃。店主是一对四五十岁的中年夫妇，衣着整洁，上灶做饭、买菜、端饭上菜都是他们两个，我看着他们上午就开门，一直到夜晚十点十一点还开门。

他们对每一个客人都很殷勤，也不斤斤计较。一次我忘带钱包，饭菜端上来，才想起来，叫苦道：“我还得回去拿……”女店主立刻说：“不急不急，先吃吧！明天再拿过来也可以。”有时我也与他们聊几句。他们是北方人，勤勤恳恳一直在干活。男店主说：“以前在家一直做这行，来到村里，想着这里人气旺，咬咬牙，拿出一笔钱租了门面，开了这个饭馆。觉得很吃力。不过，再怎么吃力也不怕，家里孩子还在读高中，要多挣点钱！”

确实不容易。租门面房的钱和城区闹市里租门面房的钱几乎一样贵，饭菜却要比那边的价钱低一点。因为这边的消费水平就是这样。女店主也感叹：“我们现在全靠回头客，没有回头客不行。我们是本小利薄……”

一天中午，我又去吃饭。坐我前面的是一个脸皮白净、穿西服、头发不长不短的男子，他要了几个菜，两瓶啤酒，大吃大喝。吃了一大半，他停顿了一会，忽的叫了一声：“老板、老板娘！你们过来！你们这么做生意的？”

店主夫妇懵懵懂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砰地一声，把一个菜碟拿起来，又搁在桌子上：“看看，这菜里有一根头发丝！”一碟青菜已经吃去一半，余下的菜里确实有一根不长不短的头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的。男子愤愤然站起来，就往外走：“你们居然拿不干净的东西给我吃！我告诉你们，今天这饭钱一分钱也不给你们！”

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哎哎，这个饭钱你要给！”女店主急了，叫起来。男店主也追着说：“先生，这饭菜我们给你打五折吧！”

“还敢要钱！你们这样的饭菜，我要上法院去告你们，你们的饭菜惹我恶心，伤害了我，法院还要让你们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男子理直气壮地说着，噔噔几大步走出门外。我实在气不过，一下子站起来，就要发声。男店主这时拉住了我：“算了，算了！”出门在外，他们不想也不敢惹事情。

一转眼夏天到了，天太热，每次进饭馆里吃饭都要出一身汗。所以有时我也到别家去吃。一天下午，店主夫妇在门口站着往外看，目光与我相碰，我的脚步下意识地没有停留，走了过去了。心里不禁有些淡淡的不好意思。

接连一段时间我在城里加班，再回来的时候又去他家饭馆吃饭，又出了一身汗。付钱时我问：“怎么不装空调呢？”

“哎，本小利薄，装不起啊。”男店主感叹。女店主这时拿来一个饭盒，递给我：“这个菜你拿回去吃吧！我们明天就关门了。”

第二天，这小饭馆紧紧地关上了门。不久，又有几个工人在店里店外忙忙碌碌地装修，另一家商店又要在这个门面里开张了。

名字的时代象征

撰文：范雨素

我在今年8月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原以为和以前不一样，是去做小学老师。谁知不遂人愿，开学那日，校长说学校幼儿园差几个人，让我去教幼儿园。

我从未教过幼儿园，看到孩子们一张张生动的小脸，恍然又觉得自己年轻了。

在幼儿园工作能碰到很多有趣的事。因为我任教的学校是打工子弟学校，应家长要求，小朋友不光要会读，还要会写。我每天教小孩学数学、拼音、汉字，每天晚上都要布置作业。为了确保他们不滥竽充数，我每天把这些小朋友拉到黑板上来写，保证每一个人都会写。可有一部分在学校里会写的小朋友回家后就不拿笔了，他们命令爸爸妈妈写家庭作业。我每天看着这些大人虔诚地写“123”、“aoe”，还要给他们写的作业打上“√”，便觉哑然失笑。

但更让我感慨是这些孩子们的名字都起得很有意思。我们班有孩子三十六人，我给他们的名字大致归类一下：

先说小女孩的名字，大致可以分两类：一为诗歌型；二为信仰型。诗歌型的女孩名字有鹋娅、筱萱、冬荷、梦瑶、乐文、青青、雨竹、千枝、璟萱。鹋娅、筱萱让人马上能想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冬荷的名字显然来自小学课本里刘长卿的冬景。梦瑶让人想到乐天居士的长恨歌，想到唐玄宗与杨贵妃凄婉的爱情故事。乐文的爸爸肯定熟读论语，而千枝的爸爸大概能背出“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黄软于丝”。青青、雨竹、璟萱这些名字听起来都是一首首恬静的田园诗。而下面这些女孩的名字被我归为信仰型：善雅、季诺、净照、梦慈。

记得在我的童年，女孩子取名都很随意。我的老家在湖北襄阳，位于南阳盆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正中心，不贫穷也不落后。可女孩子们的名字都很老土，在家排行老大老二的女孩名字大多是招弟、换弟、金换、玉换、改运、换运、冬换、春换、秋换、夏换、改子、换子、换赢……记得一个同学有一个更奇葩的名字，叫王钓儿。家中已生男孩的女孩名字也取得随意，大多以植物的名字命名，如玉梅、月梅、梅香、桂香、春香、秀萍、秀兰、九菊、秋菊、月英、玫瑰、桃花……听到这些名字，就知道她们是几月份出生。

我是家里最小的，生在阴历九月，我妈给我取名范菊花，大姐叫范桂华，二姐叫范梅花。两个哥哥在家排行老大、老二，给他们起名却煞费苦心，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给我大哥取名范云，小哥叫范飞，希望两个哥哥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成为人中之龙。小哥哥的前半生完成了母亲对他的期望，后半生迷上赌博，过得凄凄惨惨。大哥哥现已年过半百，一生平庸，母亲过高的期望对他来说是一种精神暴力，他这大半生一直郁郁不乐。母亲因我和姐姐是女儿，对我们没什么期望——现在想来当女人也是幸福的，虽然男尊女卑，但女人没有任何精神压力。年少时我一直很讨厌我的名字，觉得这名字重名多，很俗气。记得十二岁时看了一本畅销的言情小说《烟雨迷蒙》，是琼瑶写的，后来又把小说改成了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我当时根据小说的意境把我的名字改成范雨素，改了之后，却一直感觉不舒服，像戴了一个假面具似的在活着。

再看班上小男孩的名字，我也粗略地分为六类：

住大房子、数金条型：桐轩、尚轩、鹤轩、松庭、梅轩、家鑫、鑫磊、业鑫、康鑫、钲锆。

光宗耀祖、改变世界型：耀庭、光耀、于豪、家豪、自强、思屹、振宇、建宇、创世。

哲思型：伟思、忆恒、泊圆。

按生辰八字五行缺啥补啥型：梓洋、辰洋、浩宇、红熠、浩洋、洋浩。我发现孩子们没一个命中缺土。

路好走、跑得快的名字有两个，冯锦程、马鹏聘。

手工业传承人的名字也有两个，来自端州的之砚和来自洛阳的紫纯。

城市像抽水机，小城市是小水泵，大城市是大水泵，把七亿农民源源不断地抽到城市来。孩子们的父母都是谁？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蚁族，是村子里最能干的小伙，是堡子里最俊俏的二丫头。世代相传的制砚者为什么不做砚台了，要来城市打工呢？可他们还是对他们的手艺保存一份深厚的感情，他们孩子的名字还保留着祖辈世代相传的手艺的痕迹，叫之砚，叫紫纯。

作者范雨素，是北京皮村的一位育儿嫂。

看着花名册，我发现男孩们的精神压力都很大，要光宗耀祖，要有大房子，要赚很多钱。女孩的名字寄托着她们的父母要过世外桃源般生活的梦想，在如诗如画的环境里生活，做诚实、善良、有信仰的人。

通过孩子们的名字，就知道三十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可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的富裕，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他们不再抱团取暖，每天想的却是大房子，要好多好多钱。我曾想寻找答案，我反反复复看过五遍李昌平老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看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看一切我能找到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书籍，希望能找到答案，使我不再困惑。

我的女儿十四岁开始在北京谋生。前几天她告诉我，她要改名字，她的名字范苗苗太萌哒哒了，让她很没面子。我又给她解释了一遍范苗苗这三个字的字型意义。写出来好看，三个字都是“艹”字头，字型里有水有田。整个名字的字型看起来就是一首水草丰美、男耕女织的田园诗，阴阳先生都起不出这么有风水的名字。多好的名字啊！你看人家《失恋三十三天》的作者，为了名字看着好看，把鲍晶晶改成鲍鲸鲸。她不听我的解释，说这个名字听起来、看起来没一点知识含量。她想好新的名字了，叫范渺渺。“渺”这个字既是浩渺无边，又是渺渺茫茫看不见，这个名字包含了整个宇宙。我听完了她发表的关于她的新名字的哲学意义的演讲，表示我尊重她的意见，随她去吧。可藏在心里没说出来的话是：范渺渺这三个字的字型看起来就像茫茫水面上的浮萍，怎么看也不吉利。

大女儿虽然现在在写字楼上班，是衣着光鲜的白领，可我看她的签名还是农民工二代、飘二代。她的职业并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归属感。她依然是惶恐的。

沉默的大多数与想说话的人

文：陈迪桥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

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王小波讲到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讲到了话语权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讲到有人善于使用话语，还有一些人则尽量保持沉默。

按说这世界本不应该有“弱势群体”，如果生命真的是平等的，特别是在很多鼓吹此道的人那里。可惜现实往往并不如人意，这个世界就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并且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的。

在十八岁以前，我是一个对社会结构完全没有认知的人。或许因为我生活在农村，没见过什么有钱人，对于贫富差距没有直观的感受，对于财富积累与分配机制也完全不了解。不像今天，任何一个人，只要睁开眼睛看，都能感受到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

这个世界是很荒诞的：在很多人看来，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１%手里，这也是正常的，即使自己并不属于这１%。

前一阵，《我是范雨素》一文火了，具体的是，范雨素大姐火了，以及跟着被媒体关注到的位于皮村的工友之家的文学小组火了。

其实文学小组存在已经很久了，里面的不少作者都已经小有名气。比如李若，她的不少文章发表在网易某非虚构写作栏目上，每篇阅读量均高达五十万余。文学小组又始终是低调的，否则早就被更多外人所知，而不是在范雨素火了之后。这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太多人对底层是没有关注的，也更不可能关注到“底层文学”，或者叫打工文学、工人文学。看吧，连文学都是分成三六九等的。

范文是意想不到火的。因为之前她也发表过一篇文章，阅读量并不高。有些居心叵测的人说，文章火的原因是背后有推手，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学小组成员写的和发表的文章已经非常多了，为什么其他文章没有这样火呢？

相对于这些发表出来的“底层文学”和它们所呈现的现实，底层更真实的状况是—沉默的大多数。前两天在一个群里，一位北京某高校在读大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范雨素能代表大多数的底层人民吗？从这个问题不难看出，很多时候，底层是被代表的。为什么沉默呢？王小波的话说明了一切。他引用福柯的话：话语即权力，并且辩证地提出了，权力即话语。放眼现实，我们的媒体资源是被谁掌握的？各大会议上的代表们，有几个是真正的人民？

说到这里，我已经不想再说了。我也只是个无名小卒，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懒于写文章。正像范雨素所说，她不相信文字能改变生活，习惯了靠苦力谋生。

某些靠卖字为生的人，以为握着笔杆子就可以口诛笔伐，骂作者也骂读者，似乎在文字的世界里，自己就是皇帝。你们真的搞错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是互联网时代，任凭你们如何丑化与诬蔑，大众并不买账，买账的大概都是跟你们臭味相投的人。

毕竟，连《人民日报》（ 2017 年 4 月 26 日 05 版）都说了，“我们不能因为范文好看，而忽略了文章指向的个体遭遇、社会问题”呢！

城市倒像避难所

文：小海

妈妈昨晚又打电话了，连续打了两个。这是她一个星期里第二次给我打电话了。一年里妈妈几乎从不打电话给我，哪怕我两个月没往家打电话，我再打过去妈妈也只会问，“怎么那么长时间没打电话？”她不会给我打过来。

但这次不同，一通电话妈妈就说“票订到了吗？什么时候回家？”我还以为是妈妈不怎么懂手机，无意间碰到了拨号键。

前几天我用手机抢票抢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听朋友介绍又换了一个抢票软件，真抢到一张。没有座。我说，“票订到了，腊月二十七，公司忙，提前请不了假。”

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

“村里的巧兰给你说了个对象，还是县城的，那家有两个女儿。”妈妈说。“巧兰是谁？”我不禁问。“她是以前村里老书记家的小儿媳妇，现在是村里的妇联主任。”我差点大吃一惊，村里还有妇联主任？在我想象中，好像只有城市才有。我这婚事，妇联主任都跟着操了心。

“她是村里妇联主任？平常都忙些什么啊？”妈妈说，“你别管人家忙什么了，你不瞅瞅你自己多大了，都三十了，还不下工夫好好找。上次你表姐给你介绍的，有联系吗？”我对这类问题都有点怕，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嗯嗯，有联系啊，聊得还不错！”

妈妈也似乎猜到我在撒谎，无奈地说，“真替你发愁，那么大不找对象，你有没有想过外人会怎么说？你只顾着自己。自己条件不好，还不主动点儿？”这几年这样的话我听得越来越多，一下把我拉回到现实的大墙之下，一种自责又无力的感觉涌上心头。嘴上只能轻轻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妈妈的口气略带埋怨，“你是不知道，过年前有可多女孩子都回家早，说媒提亲的又多，这些日子就像是农忙收麦子一样，晚一天说不定就是耽误一年啊！你一年到头在外边也没见挣到什么钱，也不知道整天忙什么。”

这一年来，我跑了两座城，换了几份工作，都年关了，钱也没剩多少，还真是令人发愁。每到过年，我都会茫然，要操心提前订票回家，过了初五六就订票离开，都不知道回家的意义是什么。不外乎跟着媒人去相亲，明知道没什么可能，也不得不跟着。浪费饭钱烟钱不说，主要是浪费时间。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当下，结婚成家成了新时代农村年轻男女的大问题。

眼看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家里人就说，“无论怎样，找对象结婚是首位，没钱可以借，再怎么难都要借够过小礼过大礼结婚办喜宴的钱。”我想到了上学的时候，大部分农村父母也都会对子女寄语：“只要你好好学，能考上大学，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

我们都在这卑微的无力感中颤巍巍地行进，上了大学也没见改变命运，和没上学的人一样，在农村和城市间奔波挣扎。盲目一如既往，疼痛的同时又充满幻想。慢慢地，家从港湾变成了现实的竞技场，看哪一艘船大，哪一艘跑得快。城市倒像是避难所，得以短暂地逃避热烈青春与残酷现实带来的阵痛和麻木。

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绝望，这都快成了一个拒绝英雄的时代，只有戏子与小丑在运气的舞台上表演着拙劣滑稽的把戏。一些有权势的人，前一刻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后一秒就穿上囚衣成为千夫指。各大选秀节目也疯狂至极、娱乐至死，两亿多一线工人的所思所想难道就由他们代言？那些外表光鲜的欲望，所谓梦想实现就能立刻改变人生的事迹，只会助长错位的思想，让贫穷的更加贫穷，富裕的更肆无忌惮，导演一出出听来让人震惊的人间悲剧。

我的思维飞旋着，听妈妈说起家长里短，只是“嗯嗯”应和着。半个小时过去了，妈妈又说，“你可得加紧了，听说邻村的一个过年就结婚了，前几天男方家人去过大礼，本来女孩对男孩说不要的，男方家人怕不给不好看，带了两万过去，结果女方家人嫌少不接，还说带不够八万就取消婚期。只得东借西凑，钱够了再去过礼。你得好好干，钱该花的花，不该花的要省着点儿。”

“嗯嗯，知道了”，心里不禁一阵唏嘘，赚够娶媳妇的钱，还差太远了。最后我安慰她，“我知道了妈，能早点回去我会提前的，我会把握机会。”

挂了电话，已是十点多钟。夜色在北京城蔓延，我在雾霾中看不到自己的明天，还是洗洗睡，养好精神，明天为这虚无的生活继续奋斗吧。

以上文字选自《单读16：新北京人》（吴琦 主编，理想国，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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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写下的北京。

向前看，向好看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向前看，向好的一面看。

控制住对问题的反应态度，就等于控制了它们对你的影响。

南怀瑾先生在《庄子讲记》中提到了一种特有的幸运，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对此，南怀瑾先生说这是一段庄子式的滑稽幽默。庄子引用古代人的迷信来说明一般人认为不吉利的东西，但“神人”却认为“不吉利”有益无害。

比如，一匹头上有白毛的马没人敢骑，反而免去了经常被人骑的劳累；一头鼻子高高翘起的猪不会被杀掉做祭祀，才会幸运地多活些日子。

所以说，古人认为不吉利的，在上天看来却是大吉大利。

南怀瑾先生还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关键是如何从不利的一面中看到有利的一面。

老子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

赞美和批评，有多大差别呢？好事和坏事，有多大差别呢？

这意思是告诉我们，不要太执着于寻常好坏对错的评价，凡事不妨往好处想。

大学毕业后，于豪成功进入一家私企，并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高级主管，可见他的能力。

前不久，于豪的上司被调走了，又来了一个年纪稍长的人做他的上司。

或许是两人观念的不同，或许是年龄上有所差异，两人总是配合得不太好。

于是，于豪面临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也很喜欢这份工作为自己带来的丰厚薪水；

另一方面，他非常讨厌新来的上司，有他的欺压，于豪是没办法再往上升的；

……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于豪在一个周末决定去猎头公司重新谋一个高级主管的职位。

猎头公司告诉他，以他的条件，再找一个类似的职位并不难。于是，于豪就回到家中等消息。

吃饭之余，于豪把这一切告诉了妻子。

他的妻子是一名教师，那天刚刚教学生如何重新界定问题，也就是把你正在面对的问题换个角度思考，把正在面对的问题完全颠倒过来看——不仅要跟你以往看这问题的角度不同，也要和其他人看这问题的角度不同。

听了于豪的烦恼，妻子把上课的内容又讲给了于豪听。

妻子的一番话给了于豪很大的启发，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浮现。

第二天，他又来到猎头公司，这一回，他不是问自己的工作，而是请猎头公司替上司找工作。

不久，上司就接到了猎头公司打来的电话，请他去别的公司高就。

尽管上司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下的结果，但他还是对新公司的待遇和发展动摇了。

很快，上司就递交了辞呈，选择去了别家公司。

上司的职位一空缺，于豪立即向总公司申请了这个职位。

经过总公司的研究和决定，便提拔了于豪。

这下子，于豪兴奋极了，幸亏自己没有因一时的痛苦做出错误的决定。

以后再遇到难题，一定朝好的方面去看。

另外，在这个上司的打压下，于豪的抗压能力更强了。

于豪本意是想替自己找个新的工作，以躲开令自己讨厌的上司。

偶然与妻子的交谈，却意外得到了收获。

原来，事情总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它就真的是什么了。

最后，于豪不仅没有离开，升了职，还摆脱了讨厌的上司。

一位成功学专家说过：“你不可以改变一件已经变糟的事情，但你可以选择快乐地对待它，这样，无论你遭遇什么，你都能够在其中发现乐趣。”

当记者问诺曼·皮尔博士：“皮尔博士，你会对何种范围内的事情保持积极的思考或态度呢？”

皮尔博士是这样回答的：

“我只对我能控制的事情持积极的想法。

如果我买的一架飞机不幸坠毁了，那么，这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

对此，我不会有什么积极不积极的态度，因为，不管我怎么想，也不能使飞机不失事或完好如初。”

所以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向前看，向好的一面看。

控制住对问题的反应态度，就等于控制了它们对你的影响。

我们只有挤得更紧，才能抵抗寒风，保住体温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北京出汗了 北京出汗了

撰文　皮村文学小组

到北京去

撰文　微尘

2002年春末，我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打算考上。就这样毕业了。

从地里回来，吃完晚饭，父亲带我去找村里劳动局的线人，有合适的工作让他想着我点，毕竟村子里不上学的年轻人都出门闯荡了，待在家里种地被人笑话。地里的农活又苦又累，我也想早些摆脱这样的日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过了两天，也是晚上，线人来我家，说是在天津的一个韩国企业，待遇挺好，邻村的一个小伙刚在那儿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能拿八百块，比一亩地收入还要多。又说，人家比你还小两岁，村里和你一块毕业的三个男孩也要去，有伴，想去的话明天去市里面试来叫你。线人像个“经济”（买卖牲畜的中间人）似的会说。我点了点头，父母满口答应。

次日一大早，我们几个就出村了，这时的天空中，星星刚落下，只有一线的透明贴着东方的地表，空气清爽湿润，村子里有零零散散亮灯的人家，在听到几声公鸡打鸣之后，乡村小路开始热闹起来。正是上地的时候，有赶着牛车的，有骑自行车的，也有扛着锄头走的。村里人都起得早，中午太阳毒，可以多休息。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我们上了大公路等公交车，坐了一个多小时，又打了个摩的，在一个立着“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牌子的门口停下，里面已有好多人。说是面试，其实就讲了一些厂规，看了看身份证，就去体检，交上体检报告就算过了。但因为要交五百块钱押金，我没有去成。

事后，和一远房表哥说定，明年跟他去北京，学木工，干装修。

农历正月十六，表哥来通知我当晚走，叫我准备一下，晚上在他家集合。和表哥聊了一会北京的情况，他见母亲在外屋准备菜，说要去通知其他人，不能多待，骑摩托车走了。表哥走后，母亲埋怨父亲，为什么没有把他留下吃饭，可以多了解一点情况，多照顾一点我。

我们家和表哥是从姥姥家那边论的亲戚，已经出五服了。他大我几岁，不是父母介绍我都不认识，他初中没毕业就和本村的一个老板出门学木工，前年老板出车祸去世，他领着人把活干完，把账结了，自然也成了老板。说是老板，其实也就领着几个人包点装修活儿，很多人学个三四年便都自己单干，我们这里这样二十来岁的老板很多。

晚饭比平时早了些许，也多了几个菜，丰盛了很多。父亲用小推车推着用化肥袋装着的被褥，还有一包替换的衣服鞋子，送我去表哥家。表哥正在吃饭，我是第一个到的，慢慢人多了起来，有用小推车送行李来的，有骑摩托车带行李来的。一人骑摩托，领来一辆130双排货车，说这是我们今晚要坐的车，有人见是这种车，立刻说，“不去了”，爷俩推着行李走了。一骑摩托的骂道，“他妈的，吃我的，喝我的，还耍我”，想必骑摩托的是那个人的老板。这时我母亲也来了，给我带了几个煮好的鸡蛋，叫我路上吃，然后被舅妈让到了屋里。

冬天傍晚黑得很快，没说几句话就已经要掌灯了，仗着人多，我们把三辆摩托车抬到车上，有人用手电照着绑好，扔了几捆玉米秸，把行李放上。表哥说，“都解个手，上了车以后就不能下来了。”上车以后，下边几个人再给盖上苫布，绑好，司机又拿手电检查一遍，坐上驾驶室，等了一小会就出发了。

因为第一次出远门，而且要在货车里过夜，坐在玉米秸上，靠着被褥卷，我还挺兴奋的。这十来个人都是附近邻村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有的出去几年了，有的也是第一次走。

货车在颠簸中走出了乡村土路，上了大公路，车速快了起来。头顶的苫布也噼里啪啦响，车里的温度降了下来，有的人开始发牢骚，“早知道坐这车，就不跟他去了。”

“在天津干的一个老板找过我，早知道跟他去了。”

“今年怎么坐这货车走啊？”

“还不是老板们为了把摩托弄到那边，找活儿方便。”车里的温度更低了，有人开始盖被子。

“别心疼被子了，工地上比这里还脏呢。”

“车费怎么算的，我没好意思问。”

“每人一百，剩下的三个老板平分。”

“我靠，比大巴还贵！”

“别被老板听见，怪冷的，都挤挤。”

车突然停了，司机下来对我们说，“再往前走就出省，交界处查得最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出声，在里面睡觉就行。”

车又开始走了，不过明显比刚才慢了很多，又是一阵颠簸，我旁边的小伙小声说，“咱们上桥了，过了河就是河北了。”

这时，闪烁的警灯透过苫布照进来。前面一阵吵吵，车停了，不时有手电照进来，我们挤在一起，大气都不敢喘。车突然向左窜了出去，猛地向右一拐，一个侧棱，差点翻过去，大家的头撞在车帮上，身子颠起老高，幸亏有苫布挡着，然后货车一路狂奔，后面的警笛声跟了过来。货车还在加速，苫布由噼啪响变成了吱吱长音，风穿过被子，我像裸体飘在空中似的。警笛声渐渐小了，在看不到警灯后，车速恢复了正常，驾驶室有人敲后玻璃说，“后面没事吧？”

“没事。”有人答道，“幸好摩托车绑得结实。”

“没事就好。”模模糊糊听到驾驶室里在聊天。

“来根烟。”

“嗯。”

“你真牛×！”

“我事先把车牌换了。”

“他们追上来怎么办？”

“新闻上事故这么多，他们不敢死命追，出了事他们也有责任。”

“现在这社会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们在后面车斗里，没人说话，好像都想着什么。

寒风带走晚餐那碗棒渣粥的最后一丝余温，身体开始哆嗦，心跳加速，我们只有挤得更紧，才能抵抗寒风，保住体温。

工棚记鼠

撰文　郭福来

我来北京皮村打工将近半年，记忆最深的，竟然是与我们共处一室的几只老鼠。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一家布展公司搭建会台和铁架。平日里，十多个工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工棚里，屋门外是两排又高又粗的白杨。微风拂过，每片树叶都在向行人摆手致意，行人却都匆匆而过，无暇理会，也不会有人留意到屋子里的我们。

屋子是厂里免费提供的，住在里面挺温暖——吃完饭睡一觉，至少可以遮风挡雨。虽然门有裂缝，墙有窟窿，地上有鼠洞，但比起租房，我们还是觉得更实惠一些。

休息的时候总是枯燥、无聊。由于大家都来自各个地方，彼此也刚刚认识，没有过多的话可说。工棚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囊中羞涩也不愿去逛街，休息时大家就干坐着。

三月里的一天傍晚，吃过饭，大伙儿闲着没事，各自枯坐床头，你一句我半句地聊天。突然，边臣“嘘——”了一声，指着门口的水桶，只见一只身长约有六厘米的老鼠，沿着桶转了半圈，便窜到桶的边沿，俯下身舔起水来。

晚霞中，它的灰毛油光发亮，细长的尾巴朝上摆动，像即将甩出的鞭子。喝了几口以后，它抬起头来，黑豆粒般的小眼睛机警地扫视我们一下，见我们没有动作，又俯下去牛饮。李丙谦可能看不下去了，也可能是心疼那一桶洗漱水，一抬脚，一声“去”字还没落地，那只老鼠早灵巧地跃下桶沿，钻到床铺下面去了。

我们突然有了话题，围绕着老鼠谈起了各自经历或听来的趣事。轮到我，就给他们讲起家乡吴桥杂技里老鼠表演的节目。

杂技艺人手拿细长的小木棍有节奏地指指点点，那一只只浑身雪白色的小老鼠东嗅嗅西望望，乖乖地按着主人指定的路线，缘木而上，爬过竹帘，钻进曲折巷，再跃进纺车形的辘轳里，沿着一个方向跑动几圈后，一只小桶的水便被老鼠提到可以饮用的高度，老鼠跳过去，刚要饮，水桶又坠了下去，然后再次提上水来，再要饮，桶又落下去。那滑稽样逗得观众笑个不停。

我刚说完，边臣向往地说道：“咱们不如捉只老鼠来训训，下班后有事可做，又有乐趣，大伙儿同意不同意？”李丙谦先嚷起来：“那哪行，老鼠多脏，天天看着它，谁能吃下饭去？”刘元忠说：“这主意不错，我制作个陷阱，逗老鼠嘛！肯定得捉活的。”最后八票赞成，一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捉老鼠的决议。

利用自制的铁丝笼子，我们还真捉到了一只不大的老鼠。

它细细弱弱的小身子在笼子里上蹿下跳，不时地张嘴咬咬笼子上的铁丝。边臣赞叹道，“北京的老鼠真漂亮！”李丙谦则讽刺：“你怎么知道这是北京的老鼠？它们又没身份证。”

刘元忠附和说：“也对，这年头美国的白蛾、非洲的病毒都能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何况这么灵巧、擅钻洞的老鼠，它们也能乘车，也可坐船，更擅于走地下通道，比咱们这些来自乡下的打工者能耐多了。”

边臣喊道：“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喜欢这只小老鼠了，我决定，就把它挂在我的床头，让它天天陪着我。”刘元忠说：“可以啊，说不定这是还未婚配的母老鼠呢，你可小心点，别让这异性勾得你睡不着觉。”李丙谦反驳：“什么异性，这是异类。不管什么都喜欢，我怀疑你们的审美取向。”我只好出来打圆场：“你没看过《聊斋》啊，那里头，狐狸和书生恋爱、婚配的事太多了。”

不觉间，我们每天下班后都有了牵挂。开门时再不像以前那样稀里哗啦，而是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后，先看看鼠笼里有什么变化。

我们发现，总有一只差不多大小的老鼠，趁我们不在屋时来和笼子里的老鼠相伴。有人提议，捉住它放在一起。有人说，干脆把笼子里的老鼠放掉，让它重回自由世界。

这时，刘元忠喊道：“你们发现了没有，那只老鼠是不远万里来陪这只的。你看，起点在甘肃朱士彬的床西边角落的沙土里，再路过河南周奎的领地，又折向河北沧州郭福来的床下，再到石家庄边臣的站点，那铁丝笼子算是北京站吧！想想人家也真不容易，每天不知要跑多少路，才能和喜欢的老鼠相见，我赞成放掉。”

边臣嚷起来：“不！我还没稀罕够呢！”

不久，厂里要求我们一起去苏州干几天活。回来后，我们发现笼子里的老鼠已经死了，看了半天也猜不透它是怎么死的。每个人都很伤心，最后，边臣默默把笼子拿到皮村北路边的草丛里，很仔细地把这只陪伴我们多时、给枯燥的打工生活带来乐趣的小老鼠葬掉了。

夏季的沉闷气氛重新笼罩着我们的工棚，大伙都懒得说话，没人再提起老鼠的话题了。

在皮村吃饭

撰文　马大勇

出门在外，每天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吃饭。每个人的肚子都是有规律的，饿了就会自动发出信号，让你全身发软，没有力气，非得吃点东西填一填。民以食为天。

吃饭看似很容易。走出我住的出租房，沿着小巷走几步，就是皮村的中心街道。

皮村，一个几万人居住的大村子，距离城区不算远。因为靠近国际机场，天上时时有飞机轰鸣而过，所以没法建高楼，只由一大片低低的楼房和更低的瓦房组成，挤压出一条条逼仄的小巷。也有一条中心街，稍微宽些。街上是鳞次栉比的手机销售部、五元日用品商店、电脑维修站、服装店、化妆品店、药房、蔬菜水果摊、烧烤摊、小饭馆……排出一两公里远。这村子的本地居民只有几千，占大部分的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早出晚归，都要吃饭，要买日常用品。每天傍晚，街两旁的店面里亮起灯光，门口小霓虹灯的广告牌开始闪烁，街上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人流走马灯似的来来回回走，汹涌，说笑，走进一家家店里。街上要一直热闹好几个钟头。

自然这也是饭馆里最热闹的时候。街上的吃食很多，但细一分析，就是三大类：饺子，拉面和盖饭。饭馆招牌也经常变换，有时今天还开，明天就关门了，过几天又换了另一家。我有时碰上一家比较对胃口的，就欣欣然经常跑去。不过，只是一个人吃，点的菜、饭都有限，也比较便宜。时间久了，店里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了，一见我点的几样，就哈哈一笑：“又是这几样，哈哈！”我也不想听到这笑声，就又换一家。

街上一家小饭馆，有炒菜，有米饭，有汤，味道还好，价钱也合适。我常去吃。店主是一对四五十岁的中年夫妇，衣着整洁，上灶做饭、买菜、端饭上菜都是他们两个，我看着他们上午就开门，一直到夜晚十点、十一点还开门。

他们对每一个客人都很殷勤，也不斤斤计较。一次我忘带钱包，饭菜端上来，才想起来，叫苦道：“我还得回去拿……”女店主立刻说：“不急不急，先吃吧！明天再拿过来也可以。”有时我也与他们聊几句。他们是北方人，勤勤恳恳一直在干活。男店主说：“以前在家一直做这行，来到村里，想着这里人气旺，咬咬牙，拿出一笔钱租了门面，开了这个饭馆。觉得很吃力。不过，再怎么吃力也不怕，家里孩子还在读高中，要多挣点钱！”

确实不容易。在这里租门面房和在城区闹市里租门面房几乎一样贵，饭菜却要比那边的价钱低一点。因为这边的消费水平就是这样。女店主也感叹：“我们现在全靠回头客，没有回头客不行。我们是本小利薄……”

一天中午，我又去吃饭。坐我前面的是一个脸皮白净、穿西服、头发不长不短的男子，他要了几个菜，两瓶啤酒，大吃大喝。吃了一大半，他停顿了一会，忽地叫了一声：“老板、老板娘！你们过来！你们这么做生意的？”

店主夫妇懵懵懂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砰的一声，把一个菜碟拿起来，又搁在桌子上：“看看，这菜里有一根头发丝！”一碟青菜已经吃去一半，余下的菜里确实有一根不长不短的头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的。男子愤愤然站起来，就往外走：“你们居然拿不干净的东西给我吃！我告诉你们，今天这饭钱一分钱也不给你们！”

“哎哎，这个饭钱你要给！”女店主急了，叫起来。男店主也追着说：“先生，这饭菜我们给你打五折吧！”

“还敢要钱！你们这样的饭菜，我要上法院去告你们，你们的饭菜惹我恶心，伤害了我，法院还要让你们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男子理直气壮地说着，噔噔几大步走出门外。我实在气不过，一下子站起来，就要发声。男店主这时拉住了我：“算了，算了！”出门在外，他们不想也不敢惹事情。

一转眼夏天到了，天太热，每次进饭馆吃饭都要出一身汗。所以有时我也到别家去吃。一天下午，店主夫妇在门口站着往外看，目光与我相碰，我的脚步下意识地没有停留，走了过去。心里不禁有些淡淡的不好意思。

接连一段时间我在城里加班，再回来的时候又去他家饭馆吃饭，又出了一身汗。付钱时我问：“怎么不装空调呢？”

“哎，本小利薄，装不起啊。”男店主感叹。女店主这时拿来一个饭盒，递给我：“这个菜你拿回去吃吧！我们明天就关门了。”

第二天，这小饭馆紧紧地关上了门。不久，又有几个工人在店里店外忙忙碌碌地装修，另一家商店又要在这个门面里开张了。

城市倒像避难所

撰文　小海

妈妈昨晚又打电话了，连续打了两个。这是她一个星期里第二次给我打电话了。一年里妈妈几乎从不打电话给我，哪怕我两个月没往家打电话，我再打过去妈妈也只会问，“怎么那么长时间没打电话？”她不会给我打过来。

但这次不同，一通电话妈妈就说“票订到了吗？什么时候回家？”我还以为是妈妈不怎么懂手机，无意间碰到了拨号键。

前几天我用手机抢票抢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听朋友介绍又换了一个抢票软件，真抢到一张。没有座。我说，“票订到了，腊月二十七，公司忙，提前请不了假。”

“村里的巧兰给你说了个对象，还是县城的，那家有两个女儿。”妈妈说。“巧兰是谁？”我不禁问。“她是以前村里老书记家的小儿媳妇，现在是村里的妇联主任。”我差点大吃一惊，村里还有妇联主任？在我想象中，好像只有城市才有。我这婚事，妇联主任都跟着操了心。

“她是村里妇联主任？平常都忙些什么啊？”妈妈说，“你别管人家忙什么了，你不瞅瞅你自己多大了，都三十了，还不下工夫好好找。上次你表姐给你介绍的，有联系吗？”我对这类问题都有点怕，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嗯嗯，有联系啊，聊得还不错！”

妈妈也似乎猜到我在撒谎，无奈地说，“真替你发愁，那么大不找对象，你有没有想过外人会怎么说？你只顾着自己。自己条件不好，还不主动点儿？”这几年这样的话我听得越来越多，一下把我拉回到现实的大墙之下，一种自责又无力的感觉涌上心头。嘴上只能轻轻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妈妈的口气略带埋怨，“你是不知道，过年前有可多女孩子都回家早，说媒提亲的又多，这些日子就像是农忙收麦子一样，晚一天说不定就是耽误一年啊！你一年到头在外边也没见挣到什么钱，也不知道整天忙什么。”

这一年来，我跑了两座城，换了几份工作，都年关了，钱也没剩多少，还真是令人发愁。每到过年，我都会茫然，要操心提前订票回家，过了初五六就订票离开，都不知道回家的意义是什么。不外乎跟着媒人去相亲，明知道没什么可能，也不得不跟着。浪费饭钱烟钱不说，主要是浪费时间。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当下，结婚成家成了新时代农村年轻男女的大问题。

眼看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家里人就说，“无论怎样，找对象结婚是首位，没钱可以借，再怎么难都要借够过小礼过大礼结婚办喜宴的钱。”我想到了上学的时候，大部分农村父母也都会对子女寄语：“只要你好好学，能考上大学，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

我们都在这卑微的无力感中颤巍巍地行进，上了大学也没见改变命运，和没上学的人一样，在农村和城市间奔波挣扎。盲目一如既往，疼痛的同时又充满幻想。慢慢地，家从港湾变成了现实的竞技场，看哪一艘船大，哪一艘跑得快。城市倒像是避难所，得以短暂地逃避热烈青春与残酷现实带来的阵痛和麻木。

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绝望，这都快成了一个拒绝英雄的时代，只有戏子与小丑在运气的舞台上表演着拙劣滑稽的把戏。一些有权势的人，前一刻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后一秒就穿上囚衣成为千夫指。各大选秀节目也疯狂至极、娱乐至死，两亿多一线工人的所思所想难道就由他们代言？那些外表光鲜的欲望，所谓梦想实现就能立刻改变人生的事迹，只会助长错位的思想，让贫穷的更加贫穷，富裕的更肆无忌惮，导演一出出听来让人震惊的人间悲剧。

我的思维飞旋着，听妈妈说起家长里短，只是“嗯嗯”应和着。半个小时过去了，妈妈又说，“你可得加紧了，听说邻村的一个过年就结婚了，前几天男方家人去过大礼，本来女孩对男孩说不要的，男方家人怕不给不好看，带了两万过去，结果女方家人嫌少不接，还说带不够八万就取消婚期。只得东借西凑，钱够了再去过礼。你得好好干，钱该花的花，不该花的要省着点儿。”

“嗯嗯，知道了”，心里不禁一阵唏嘘，赚够娶媳妇的钱，还差太远了。最后我安慰她，“我知道了妈，能早点回去我会提前的，我会把握机会。”

挂了电话，已是十点多钟。夜色在北京城蔓延，我在雾霾中看不到自己的明天，还是洗洗睡，养好精神，明天为这虚无的生活继续奋斗吧。

我的一次相亲

撰文　李若

服装厂就像一个女儿国，女多男少，女孩子找男朋友成了问题，就像建筑工地男多女少，找女朋友困难一样。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我已近而立之年，成了不折不扣的剩女。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替我操心。刚刚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她闺蜜玲姐给我介绍了一个，让我回去相亲。还说对方条件不错，比我大三岁，有工作，在县城有两套房，父亲在做生意。

我要求先看看照片，或者在网上视频见一面，玲姐说看照片不靠谱，照片可以修图、美颜，非让我回去和真人见面。

没办法，催得紧，只好请几天假回去，好像我再不回，晚了一步就被别人抢了先。

等我回家见过玲姐才知道，男孩叫家伟，是玲姐老公的舅舅的儿子，在上海某建筑公司上班。家伟的母亲前几年在一起车祸中去世，肇事车主赔了六十多万。有个妹妹已经出嫁。之前有过一段短暂婚史，因对方有乙型肝炎，结婚时没有体检，婚后打算要小孩时检查出来，所以离了婚。

相亲那天一大早，玲姐就拉我去美容院，说要好好打扮。于是我像个木偶一样，坐在那儿任人摆布：先洗脸再敷面膜，最后化了淡妆。花了一百多块。真是钱花在哪儿哪儿就好看，我在镜子前照照，果然好看多了。回来之后，她和姐姐又把衣服翻出来，让我像模特一样一件件试穿。打扮妥当已经是十点多，玲姐老公开车，带着我们去男方家见面。

一路上车子行驶在平坦的乡间水泥大马路上，家乡这几年发展挺快，基本上村村都修了水泥路。马路两边种了一排风景树，地里庄稼郁郁葱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一会儿要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过了一会儿，车子在一个小区门口停了下来，门口有一个男人迎上来和我们打招呼。玲姐悄声说，这就是家伟。我仔细一看：一米六几的个子，上身穿着一件灰色条纹的汗衫，下摆扎进裤子里，皮肤黝黑显得牙齿很白，发际线很高，轻微谢顶，整个人看上去很壮实，但有点显老。

我的心凉了半截！

我理想中的另一半应该长身玉立、玉树临风，而不是五短身材、短小精悍。应该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两人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书桌上一盏有着荷叶边的台灯，发出橘黄色的光，一男一女分坐书桌两旁，一人面前一本书，手边一杯茶。偶尔其中一个抬起头来，轻声地和另一个讲书中的故事，另一个也会把目光从书上移开，四目相对相视一笑。这才是夫唱妇随、琴瑟和鸣呀。可眼前这个人像杀猪屠夫，他会坐下来看书吗？他能懂我的爱和哀愁吗？

饭局设在附近的饭店，吃饭时玲姐一个劲儿叫我吃菜，可面对一桌子丰盛的菜肴，我吃得索然无味。

我想也许人不可貌相，再接触接触吧。草草吃完饭，玲姐说，你们一块去看看月季园小区的新房子。于是拦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我问家伟：“你多大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三十三。”我又问：“你哪一年出生的？”等了一分钟，他说：“我八二年的。”我纳闷了，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思考？还是反应慢？我再问他属什么？等了半天，结果他说：“我不知道。”

房子我也不看了。我借口有事儿要办，中途下车。白花了我做美容的一百多块钱。

关于我的中途退场，玲姐打来电话，她说：“他绝对不是傻子，人家在上海干了十来年，有的人不知道自己属相也正常，人家有两套房子，手里还有六七十万，以后你一进门就当家，他只不过是人有点老实，你放心以后我保证他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我只好说我们性格不合，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不要半年我就会疯掉。

回北京后，我收到一条短信，是家伟发来的。他说：“我是八零年的，今年三十五，只要我们真心相爱，年龄不是问题。”

原来瞒了两岁。我哑然失笑，八字没一撇呢，谁和你相爱了？我回复了一条短信给他：“抱歉，也许太阳记错了落山的地点，两颗心没有同时打开……”

名字的时代象征

撰文　范雨素

我在今年八月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原以为和以前不一样，是去做小学老师。谁知不遂人愿，开学那日，校长说学校幼儿园差几个人，让我去教幼儿园。

我从未教过幼儿园，看到孩子们一张张生动的小脸，恍然又觉得自己年轻了。

在幼儿园工作能碰到很多有趣的事。我任教的学校是打工子弟学校，应家长要求，小朋友不光要会读，还要会写。我每天教小孩学数学、拼音、汉字，每天晚上都要布置作业。为了确保他们不滥竽充数，我每天把这些小朋友拉到黑板上来写，保证每一个人都会写。可有一部分在学校里会写的小朋友回家后就不拿笔了，他们命令爸爸妈妈写家庭作业。我每天看着这些大人虔诚地写“123”、“aoe”，还要给他们写的作业打上“√”，便觉哑然失笑。

但更让我感慨的是这些孩子们的名字都起得很有意思。我们班有孩子三十六人，我把他们的名字大致归类一下：

先说小女孩的名字，大致可以分两类：一为诗歌型；二为信仰型。诗歌型的女孩名字有鹋娅、筱萱、冬荷、梦瑶、乐文、青青、雨竹、千枝、璟萱。鹋娅、筱萱让人马上能想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冬荷的名字显然来自小学课本里刘长卿的冬景。梦瑶让人想到乐天居士的《长恨歌》，想到唐玄宗与杨贵妃凄婉的爱情故事。乐文的爸爸肯定熟读论语，而千枝的爸爸大概能背出“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青青、雨竹、璟萱这些名字听起来都是一首首恬静的田园诗。而下面这些女孩的名字被我归为信仰型：善雅、季诺、净照、梦慈。

记得在我的童年，女孩子取名都很随意。我的老家在湖北襄阳，位于南阳盆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正中心，不贫穷也不落后。可女孩子们的名字都很老土，在家排行老大老二的女孩名字大多是招弟、换弟、金换、玉换、改运、换运、冬换、春换、秋换、夏换、改子、换子、换赢……记得一个同学有一个更奇葩的名字，叫王钓儿。家中已生男孩的女孩名字也取得随意，大多以植物的名字命名，如玉梅、月梅、梅香、桂香、春香、秀萍、秀兰、九菊、秋菊、月英、玫瑰、桃花……听到这些名字，就知道她们是几月份出生。

我是家里最小的，生在阴历九月，我妈给我取名范菊花，大姐叫范桂华，二姐叫范梅花。两个哥哥在家排行老大、老二，给他们起名却煞费苦心，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给我大哥取名范云，小哥叫范飞，希望两个哥哥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成为人中之龙。小哥哥的前半生完成了母亲对他的期望，后半生迷上赌博，过得凄凄惨惨。大哥哥现已年过半百，一生平庸，母亲过高的期望对他来说是一种精神暴力，他这大半生一直郁郁不乐。母亲因我和姐姐是女儿，对我们没什么期望——现在想来当女人也是幸福的，虽然男尊女卑，但女人没有任何精神压力。年少时我一直很讨厌我的名字，觉得这名字重名多，很俗气。记得十二岁时看了一本畅销的言情小说《烟雨濛濛》，是琼瑶写的，后来这部小说又被改成了电视剧《情深深雨濛濛》。我当时根据小说的意境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范雨素，改过之后，却一直感觉不舒服，像戴了一个假面具似的在活着。

再看班上小男孩的名字，我也粗略地分为六类：

住大房子、数金条型：桐轩、尚轩、鹤轩、松庭、梅轩、家鑫、鑫磊、业鑫、康鑫、钲锆。

光宗耀祖、改变世界型：耀庭、光耀、于豪、家豪、自强、思屹、振宇、建宇、创世。

哲思型：伟思、忆恒、泊圆。

按生辰八字五行缺啥补啥型：梓洋、辰洋、浩宇、红熠、浩洋、洋浩。我发现孩子们没一个命中缺土。

路好走、跑得快的名字有两个：冯锦程、马鹏聘。

手工业传承人的名字也有两个，来自端州的之砚和来自洛阳的紫纯。

城市像抽水机，小城市是小水泵，大城市是大水泵，把七亿农民源源不断地抽到城市来。孩子们的父母都是谁？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蚁族，是村子里最能干的小伙，是堡子里最俊俏的二丫头。世代相传的制砚者为什么不做砚台了，要来城市打工呢？可他们还是对他们的手艺保存一份深厚的感情，他们孩子的名字还保留着祖辈世代相传的手艺的痕迹，叫之砚，叫紫纯。

看着花名册，我发现男孩们的精神压力都很大，要光宗耀祖，要有大房子，要赚很多钱。女孩的名字寄托着她们的父母要过世外桃源般生活的梦想，在如诗如画的环境里生活，做诚实、善良、有信仰的人。

通过孩子们的名字，就知道三十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可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的富裕，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他们不再抱团取暖，每天想的却是大房子，要好多好多钱。我曾想寻找答案，我反反复复看过五遍李昌平老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看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看一切我能找到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书籍，希望能找到答案，使我不再困惑。

我的女儿十四岁开始在北京谋生。前几天她告诉我，她要改名字，她的名字范苗苗太萌哒哒了，让她很没面子。我又给她解释了一遍范苗苗这三个字的字形意义。写出来好看，三个字都是“艹”字头，字形里有水有田。整个名字的字形看起来就是一首水草丰美、男耕女织的田园诗，阴阳先生都起不出这么有风水的名字。多好的名字啊！你看人家《失恋三十三天》的作者，为了名字看着好看，把鲍晶晶改成鲍鲸鲸。她不听我的解释，说这个名字听起来、看起来没一点知识含量。她想好新的名字了，叫范渺渺。“渺”这个字既是浩渺无边，又是渺渺茫茫看不见，这个名字包含了整个宇宙。我听完了她发表的关于她的新名字的哲学意义的演讲，表示我尊重她的意见，随她去吧。可藏在心里没说出来的话是：范渺渺这三个字的字形看起来就像茫茫水面上的浮萍，怎么看也不吉利。

大女儿虽然现在在写字楼上班，是衣着光鲜的白领，可我看她的签名还是农民工二代、漂二代。她的职业并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归属感。她依然是惶恐的。

沉默的大多数与想说话的人

撰文　陈迪桥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

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王小波讲到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讲到了话语权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讲到有人善于使用话语，还有一些人则尽量保持沉默。

按说这世界本不应该有“弱势群体”，如果生命真的是平等的，特别是在很多鼓吹此道的人那里。可惜现实往往并不如人意，这个世界就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并且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的。

在十八岁以前，我是一个对社会结构完全没有认知的人。或许因为我生活在农村，没见过什么有钱人，对于贫富差距没有直观的感受，对于财富积累与分配机制也完全不了解。不像今天，任何一个人，只要睁开眼睛看，都能感受到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

这个世界是很荒诞的：在很多人看来，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1%手里，这也是正常的，即使自己并不属于这1%。

前一阵，《我是范雨素》一文火了，具体的是，范雨素大姐火了，以及跟着被媒体关注到的位于皮村的工友之家的文学小组火了。

其实文学小组存在已经很久了，里面的不少作者都已经小有名气。比如李若，她的不少文章发表在网易某非虚构写作栏目上，每篇阅读量均高达五十万余。文学小组又始终是低调的，否则早就被更多外人所知，而不是在范雨素火了之后。这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太多人对底层是没有关注的，也更不可能关注到“底层文学”，或者叫打工文学、工人文学。看吧，连文学都是分成三六九等的。

范文是意想不到火的。因为之前她也发表过一篇文章，阅读量并不高。有些居心叵测的人说，文章火的原因是背后有推手，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学小组成员写的和发表的文章已经非常多了，为什么其他文章没有这样火呢？

相对于这些发表出来的“底层文学”和它们所呈现的现实，底层更真实的状况是——沉默的大多数。前两天在一个群里，一位北京某高校在读大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范雨素能代表大多数的底层人民吗？从这个问题不难看出，很多时候，底层是被代表的。为什么沉默呢？王小波的话说明了一切。他引用福柯的话：话语即权力，并且辩证地提出了，权力即话语。放眼现实，我们的媒体资源是被谁掌握的？各大会议上的代表们，有几个是真正的人民？

说到这里，我已经不想再说了。我也只是个无名小卒，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懒于写文章。正像范雨素所说，她不相信文字能改变生活，习惯了靠苦力谋生。

某些靠卖字为生的人，以为握着笔杆子就可以口诛笔伐，骂作者也骂读者，似乎在文字的世界里，自己就是皇帝。你们真的搞错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是互联网时代，任凭你们如何丑化与诬蔑，大众并不买账，买账的大概都是跟你们臭味相投的人。

毕竟，连《人民日报》（2017年4月26日05版）都说了，“我们不能因为范文好看，而忽略了文章指向的个体遭遇、社会问题”呢！

第一次到皮村

撰文　万华山

2016年来到北京后，我先是在一家书店工作，每日卖工艺品，整理书籍。后来调整到同一家公司的编辑部上班，上班地点在中关村，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格子。有窗台，窗台上种有花草，四季不败，早上阳光温和地照进来。

我住在公司的宿舍，紧邻繁华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光滑的街面，整齐的花坛，我吃饭、坐地铁、听讲座，朝九晚五，也常有闲暇。那是微风拂面的日子。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觉得自己生活在孤独的人世上，像一个外星物种偶然降落到地球。

2016年的十月，我认识了小海。他一路风尘仆仆，一副漂泊南北的样子，勾起了我对过往打工日子的回忆。经过交谈才知道，他写诗，攒了四百多首，也爱摇滚。他吸引了我，跟着他我才接触到皮村。

十二月的一天下午，我从中关村坐地铁，辗转两个多小时，在皮村西口下了车，终于到了小海口中的圣地——皮村。

毫无准备，猝不及防。我与皮村的相遇，竟在这冬日的雾霾里，浓雾中亮着几块高耸的足浴、饭店的LED灯招牌。我们如同狼烟战火中逃命而出的妇人，戴着面纱，在废墟里寻觅生机。

在低处的是街两边的商店和摊位，悬挂日光灯，开着高音喇叭。衣饰、鞋袜店打着打折广告，而快餐小吃店的广告，就是摆在门口的烤鸭等食物径自散发的夸张的香气。街尽头有一家馒头店，叫“河南馒头”。我没吃饭，买了两个，五毛一个，这在中关村是无法想象的。

这条街就叫皮村商业街。六七点钟，在寒冬中的杂乱灯火的照耀下，车流、人流往来穿行。有三轮车、摩托车、电动车，新的旧的自行车——当时还没有共享单车；有默默走着回家的工人，也有嬉笑打闹逛街的姑娘，还有调皮的小鬼、蹒跚的老人。一片净水，一片波浪。刚下过冬雨，地上很泥泞，还有小的水洼，一不小心就是一脚泥水。我在这迥异于往常的情景里行走，不知此身何身。

既是车马喧嚣，又是四野茫茫。

我听说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小学”就在附近，我想象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走在这样的街道上，踢着泥水和烂菜叶，欢笑，打闹，推搡着彼此，阳光捏掐着他们脏兮兮的脸蛋儿，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终于等来小海，没有他我可能一晚上都找不到地方。我们在逼仄、黑暗的小巷子里七拐八弯。小巷子是由周边瓦房的土墙勾连而成，墙面脱落，手碰上去全是灰，脚下是原始的泥土路，没有灯。我们磕磕绊绊。想不到，在繁华的首善之区，竟有这样破落的一隅。

然而它是小海的圣地，也很快会成为我的圣地，似乎我们注定会有这样一场相逢，与皮村，与工友之家。

将近皮村工友之家时，空气中便传播着隆隆的机器轰鸣。了解后，才知道，皮村因为被商业利益所侵蚀，被逼搬迁。那机器是柴油发电机，用来应对最近的强行断电。

小海带我来到院里一个小的办公室，工友们都很友好，握手，嘘寒问暖，在一起唠家常，聊文艺梦想。没有拘束，没有限制。我觉出自己少有地摆脱了寂寞，真想重拾少年意气，侃侃而谈，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

但此时的工友之家，正浸漫着愤怒与悲情。我的心头也是一坠，便沉默地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大杂院，里面有打工文化艺术馆，是中国唯一一家承载改革开放后打工群体记忆的博物馆；院内还设有图书馆，接收了很多的爱心捐书，馆藏丰富，是工友和小朋友们的宝库；服装店销售低价的捐赠衣物，是村里妈妈带着孩子逛街的首选；还有电影院，每天免费为工友播放电影；而文化中心会举办各种工人晚会。我去的那天，便有一个小型的文艺晚会。

院子里还有乒乓球台和卫生间，以及常年驻守的几棵树，显得很空旷。它是儿童的乐园，常有孩子们在这里跑跳、打闹。但那天，在机器声的笼罩下，我和伙伴听不见彼此的声音。

在冷冽的空气里，小海口吐白雾，喊道，晚会要开始了。

我们走进电影放映室（那天用的是这个场馆），本来配有空调，此时柴油机供电不足，只好闲置。屋子里冷不可当，室内墙壁上有绚烂的涂鸦，不知出自谁的杰作，大概是来此做社工的艺术院校学生吧，为这冷瑟里添了一抹温馨。

屋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大人和孩子，大人们抄手缩着肩膀，孩子们穿得花花绿绿，乱蓬蓬的头发像一窝窝稻草，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动静声很大。孩子的心总是喜乐的，尤其在这样的时节。

开演了，应邀来皮村表演的多是工友。有打工诗人、地下歌手、做泥瓦工的曲艺爱好者……

一位叫申思的工友诵读了李白的《将进酒》，声音铿锵有力，真有李白醉酒舞剑的气势。读完这首诗，腊月的屋子不冷了，满是酒气。

一位后来成为我好友的打工诗人徐良园大哥，自编自导自演相声《老乔说桥》。真没想到，北京有这么多桥。人的一生是否也要越过那许许多多的桥？行路难，多歧路！

接下来是我们的工会主席、摇滚巨星许多登场，先是唱了一首《妹妹来看我》，曲头便是高亢嘹亮的唢呐声，接着诉说工友对爱情的渴望和绝望，“妹妹你要来看我，不要坐那火车来……”

晚会终了，皮村的工友带上孩子回家了，从远地方慕名而来的朋友意犹未尽。“再来一首！再来一首！”许多重新抱起吉他，却不凑巧地停电了，屋子在夜的静谧里一下陷入黑暗，一种无奈的悲情在我心头蔓延。这时不知是谁打开了手机，大家都陆续打开手机电筒，舞台上又呈现出光明。“生活就是一场战斗”，朋友们拿起手机用光包围了他。

在摇晃的光亮里，我的心不断被感动着。从中关村到皮村，固然是从一个洁净繁华的地方踏进一片泥地，但这泥地里有温情，有可以握住的手掌。在燃烧的歌声里，我不禁忆起了从十七岁便走上工地，一路辛苦劳作，在异乡的漂泊里，始终孤独无依。今天终于找到同伴，找到集体。

甲壳虫

撰文　徐良园

两天两夜，两天两夜

从12层楼朝下望，南方火辣辣的太阳下

刺眼的强光灯下，那一顺溜打着赤膊

晒得油黑发亮，戴着蓝色安全帽的甲壳虫

推着斗车向前冲，向那面轰隆转着的铁家伙冲去

就像在玩一场铁甲武士斗战车的游戏

两天两夜，两天两夜

那水泥地上堆起的，像一座小山似的石子、黄沙和袋装水泥

都被这群甲壳虫推进这座转动的铁鼓的肚子里

囫囵吞枣地嚼一阵，又吐回斗车里

借着钢丝绳扯上楼顶，完后摊平

时间不会出汗，也不吃饭，也真能磨蹭

甲壳虫们汗水流干，机器忙得像个狂人

人忙得像台机器，快累得不行了

拖不动的双脚移动着，酸痛的手撑着，推动着

两天两夜，两天两夜

老天也累了，阴沉着脸开始下雨了

电动机搭块油布，铁鼓的轰隆声变得闷沉沉的

甲壳虫们披上满是伤痕的雨衣

裹着最后一股劲，向那坑凹的斜坡

向那面红龙的铁骨冲去

向堵在眼前这面冲不破的铁家伙冲过去

两天两夜，两天两夜

甲壳虫们，累翻了，跌跌撞撞地继续爬着

继续向那面铁骨战车爬着，游戏还没完

方家胡同对面的来车占住了道，刺眼的灯光，把她和车的影子都细致地勾画出来。尤其是一头乌发，似乎在光的幕布下丝毫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