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智力残障的妹妹逃婚
文图丨高敏
编辑丨雪梨王
像捉迷藏一样，妹妹小芳嘻嘻哈哈四处躲闪，小芬怎么也追不到，“她像一个魔鬼”。突然，一辆红色大货车撞向小芬，一开始只是车身，最后轮胎直接碾过她，她的脑袋碎了。
小芬惊醒，确定这只是梦。再有一个多礼拜，妹妹就要再婚，类似的噩梦又开始困扰小芬。
小芳始终是她的噩梦——10岁那年，她离家出走，一开始躲到邻居家的阁楼上，后来跑去邻村猪圈里；一次次地她被从高速公路上、山里，甚至镇上找回。被找回的小芳总是衣衫褴褛，还有两次回来后，怀了孕。
按照医学上的评判标准，小芳属于智力二级残疾，智商相当于6到8岁的小孩，直到小学二年级都不会写字，被要求退学回家，她的认知能力也停留在了那个时候。如今，她28岁，结过一次婚，生过一个小孩，打过一次胎。
堕胎后，小芳被送回了娘家，婆家提出过离婚，但不愿意支付她父亲要求的1万元，便一直没办手续。六七年后，家人又替她物色好了下一任丈夫，婚期定在了9月16日（农历八月初二）。在父母和亲戚们看来，小芳必须再婚有着绝对充分的理由——女儿大了一定要出嫁，没有留在娘家养老的传统；这会坏了风水，影响弟弟的婚事；嫁了人，生了小孩，才有人给她养老，更何况她原本就有智力障碍。
但小芬知道妹妹不想嫁。在上一场婚姻中，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离家出走。
“她活在这个世上，好像没人能保护她，给她庇护。”作为长姐，小芬决定赶回老家——一个位于江西赣州西部的小山村，要么阻止婚事，要么带妹妹“出逃”。
9月9日，她请了一个礼拜假，坐上了早上七点从广州回赣州的火车。
阻止未果这次回家前，小芬试图阻止过这段婚姻。
先是在订婚当天，她坐在广州的一家小饭馆，挨个给亲戚们打视频电话，边哭边劝，一直打到饭馆老板出声喝止，从中午“闹”到晚上十点多，哭得耳朵生疼、声音嘶哑。电话里，小芬历数了小芳在上一段婚姻中遭遇的不幸，在她的认知里，妹妹这种情况，“嫁过去只会被当作性资源和生育工具。”
电话这端，小芬几近歇斯底里；另一端，家人们只是不断强调“那家人很老实”，“嫁过去她出走了就是他们的责任”，“你爸妈老了，不可能照顾她一辈子”。
到最后，父亲刘贵涛丢下一句，“那就不嫁，留在家里最好”。电话两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与父亲，甚至整个家族的对抗，是小芬长到30岁以来最大的一次反叛。
她是家里的长姐。在这个赣西小山村里，生男孩几乎是每个家庭一定要达成的目标，而作为女孩，似乎理所应当多干活，照顾弟妹，孝敬父母。这些不成文的规矩传了一代又一代，小芬也就眼看着家里一胎接一胎地生，直到第四胎，终于得了男孩。
小芳是老二，生下来几个月，还跟小猫一般大。她发育也慢，上小学了牙都没长齐，二年级了还不会写字。家人都说，是小时候给她喝的奶粉太浓，“把脑子烧坏了”。
小芳出生后，父母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去了广东，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备孕。姐妹俩人成了留守儿童，住在一间小平房里，电灯坏了，晚饭后摸黑溜进去睡觉；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小芬就做好饭，带着妹妹，背着饭盒，翻过山路再跨过一条河，一起去村小上学。晚上回家，小芬还得辅导妹妹的功课，可怎么教她都学不会，小芬气得直哭。
初中时，每到寒暑假，小芬就开始帮忙带孩子，一早起来边做饭边给弟弟妹妹喂奶粉，下午给他们洗澡，“就好像已经当过一次母亲了”。再往后，她有了独立经济能力，也总想着为家里付出——给小芳买手表手机，带母亲做白内障手术，承担弟弟高中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小芳的电话手表里，只存着姐姐的电话
在家族中，小芬总是那个最乖、最懂事的孩子。她还是村里至今唯一一个女大学生，考上大学那年，家里风风光光给她摆了酒席，办了升学宴。
基于长姐的角色，她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必须站出来替妹妹说话；同样基于对父亲的了解，她清楚他不可能轻易退婚。于是她开始寻求“公家”帮助——找村干部解决问题。她告诉他们，“如果不管我妹，她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虽然不太可能被囚禁，但被男方和当地村民侵犯的概率还是很大”。
她还拿村里同样患有智力障碍的玉萍妈举例。玉萍妈婚后也经常离家出走，最后一次出走后，没人再去找她回来，至今不知所终。玉萍妈是被人捡到，收了1万多元介绍费“嫁”到村里来，丈夫也是智力三级残疾，俩人生了两儿一女，都患有智力障碍。
这次“反映情况”后不久，村干部给小芬发了一张她家堂屋的照片，表示已经去过了。
小芳还是得嫁。8月上旬，婚期定了下来。双方家里决定，不办婚礼不摆酒席，一来小芳还没办好离婚，二来，对方提出一切从简，当天直接开车“接回家慢慢等（离婚办好）”。
“意思就是嫁过去先睡着”，小芬说得直白。微信里，她和父亲彻底撕破了脸，她放话说，“让这个女婿给你养老，这个家我不会管了，你们也不用管我生死”，“以后我没你这个爸了”。
“忧伤的新娘”对于这场婚事，刘贵涛坚称小芳是自愿的，没人强迫她。
如今定了亲的人家姓赵，彩礼加定金接近23万，准新郎赵海波34岁，离过一次婚，四肢健全，父亲在镇上开理发店。刘贵涛觉得条件不错，“开理发店，一天能搞到500块钱，天天有钱，100万肯定有啊。在农村，一般人没这个条件，配她（小芳）很可以了。”
至于小芳“脑子笨、会离家出走”的情况，刘贵涛自称告知过对方。对方不在乎，并坚信“只要生一个两个小孩出来，就不怕（出走）了”。
小芬说，小芳应该的确表达过愿意。因为奶奶告诉她，如果不结婚，就要去敬老院。奶奶还讲，隔壁村有个老太婆去了敬老院，老头都要进她房里睡觉，她拴上门，老头们就在外面撞门。小芳听了很害怕。赵海波也认为小芳是同意的，因为“她说她不跑”。
小芬问过妹妹愿不愿意嫁，后者的回答是“爸让我嫁”，以及“我结过婚了”——在小芬看来，这些都是妹妹表达“不愿意”的证据。此外，小芳还称赵海波为“陌生人”，“他妈妈要上班，好多剪头发的，好多男人，不想去”。小芳没办法连贯说话，但她会说，她怕男人。
这些天来家里的争吵，她都看在眼里，会讲出“没离婚，不能结婚”，“要把钱退给他们”之类的话。她也格外敏感，门外每次响起男人的声音，她都会一个激灵弹起来，再缩到角落。她知道最近父亲因为自己的事情在生气，处处躲着他，怕他对自己吼。
小芳长得很黑，皮肤、头发都黑，眼珠更是乌黑发亮，见到生人，从下往上瞟一眼，然后迅速移开目光。她瘦且小，身高只有1米5，身形与儿童无异，行动极敏捷，像猫一样来去无踪。
这一次，小芬的朋友何菲跟小芬一起回了老家。她全程举着摄像机，想要记录小芬这次反抗。拍摄过程中，何菲几次问小芳想不想嫁，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想”。但说完，小芳又会马上强调，如果不嫁，就会被爸爸骂。
“这种恐惧会造成对父亲的顺从，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看父亲的脸色。我觉得小芳可能知道，如果说‘不想’，会被父亲骂。”这是何菲的解读。
至于小芳的上一段婚姻，人人都知道她不情愿。
当时是2015年，她还不到20周岁。刘贵涛记得，那之前，她当着家人的面，讲过几次“不要”。
可是在村里，有智力障碍的女性哪里有说“不”的资格呢？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潘璐曾经对农村心智障碍女性做过田野调查，在她调研的河北农村，智障女性结婚甚至是受到鼓励的，“男性择偶困难，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智障女性是难以结婚的男性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在她的研究中，相应的，智障女性的配偶“大多具有以下特征：存在某些肢体残疾、存在某种生理缺陷、年龄偏大、家庭经济条件处于社区贫富排序的末端”。小芳要嫁的男人亦被囊括其中——他的右手天生患有神经纤维瘤，整条手臂布满褐色斑块，小芳看到就怕。另外，村里人跟她说，嫁过去会挨打。
说“不”没用后，小芳开始用实际行动表达。婚前一个月，她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一周后才被找回，最后在家人的监视下等待出嫁。为了防止她再次出走，姑妈特地到家里盯她，反复告诉她嫁过去会很好。
那时小芬刚读大学，参加了公益机构，她第一次知道妹妹不是“有点笨”，而是心智障碍者——她后来办的残疾证上，写着二级残疾。她隐约觉得让这样的妹妹去结婚似乎不对，但家里人说了，找个条件好点的人照顾她会更好，小芬也觉得有道理。更何况，男方家在县城，智力正常——只这两点看起来条件就算不错。小芬自认为自己没能力为妹妹提供另一种选择，“除了同情，没有其他办法”。
出嫁前那段日子，小芳总是躲在楼顶或自己的房间，默默坐着抠手，像一只受了惊吓的鹌鹑。小芬用摄像机拍下了当时的妹妹。在她的镜头下，婚礼当天，小芳穿着白色抹胸婚纱，抹上粉色眼影和腮红，发髻簪一圈红花，被新郎一路从房间背进院子，鞭炮、礼花在身后炸开，接亲和送亲的人群一拥而上。
小芬拍了照片发在朋友圈，配文“忧伤的新娘”，照片里的新娘眼角和嘴角低垂，毫无笑意。
何菲看过那些视频片段，她觉得那场景“就像把一个小孩打扮成新娘，然后嫁到别人家里，去给人家生孩子”。
无数次出走嫁到县城，住进了楼房的小芳很不习惯。
她不会主动沟通，更不会提要求，可以独自在房间一声不吭坐一整天，晚上也不开灯。她还会随意把家里的衣服、被子丢掉，有的是看不顺眼的，有的是她不喜欢的颜色。
她习惯了在老家喂鸭子、烧火、洗衣，但县城没鸭子，洗衣机和燃气灶代替了她原本会做的家务。婆家怕她无聊，买来刺绣让她打发时间，但她学不会。有一次她想自己烧菜，拧开了煤气罐却不懂开火，差点中毒。
婚后，小芳频繁出走。为此，婆婆出门时会将她锁在家里，但她很快学会了撬锁。后来，婆婆连买菜丢垃圾都把她带在身边，但走着走着，一不留神，人就不见了。
没人知道小芳为什么三天两头出走。但她说过自己怕丈夫生了病的右手，她还告诉过姐姐和姑妈，说10岁的小姑抢她东西，赶她回娘家。
2017年4月，在被公公送回娘家的路上，小芳又走了。这是她出走最久的一次。正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的小芬被喊回家，每天骑车穿梭在村里和县里找人，奶奶红着眼要去“问仙”，母亲生气地反复念叨，“怎么越大越笨了”。最绝望的时候，家里人甚至想过放弃寻找。
那段时间，小芬拿着妹妹的照片敲开每家商店的门打听，在每根电线杆上贴寻人启事，还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寻人启事。这个方法最后奏效了，半个月后，小芳被送了回来。
妹妹出走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小芬记得，从10岁起，她就开始“往外跑”——先是跑去邻居家阁楼里躲着，再往后，是附近村子的亲戚家。15岁时，她开始跑向更远的镇上、山里、高速公路上，一年至少跑一次。
至于她出走的原因，据小芬分析，一是干活太累了，在妹妹的逻辑里，好像去亲戚家就不用干活还有吃好的。二是家人话说重了，觉得没有得到爸妈同等的关爱。小芬始终觉得，妹妹对爱的感受很敏感，她是在用出走换得家人的爱和包容。
小芳日常在家里干农活、喂鸭子
小芳一直是家里最不受待见的孩子。
家里盖起了两层半的房子，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在二楼新装修的卧室，而小芳的房间在一楼黑乎乎的角落。被退学后，她在家里帮忙种地、捡柴、洗衣服，但她衣服总洗不干净，捡柴也只能捡两三根，总是被嫌弃“干不好活”“没用”。而她的种种古怪行为和离家出走，也只能换来父母的大声呵斥。
读大学后，小芬用勤工俭学挣到的钱，给小芳至少买过4只电话手表和2部手机，连上自己手机里的APP来定位。但小芳总丢东西，不出几个月，可以定位到她的设备就不见了。
对小芬来说，妹妹出走带给她的除了寻找的压力，更多的是恐惧——她流落在外，随时可能被伤害。小芬说，这在之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2015年5月，小芳结婚两个月后，婆家发现她肚子大了起来。检查发现，怀孕时间早于婚礼时间。于是，盘问小芳的工作落到了小芬这里。
她先是问妹妹在外面有没有被人欺负过。为了让她明白“欺负”的意思，她把问题拆得很具体，比如有没有人去脱你的衣服、裤子，压在你身上。在小芳不连贯地表述中，小芬拼凑出两个疑似施害人——一个是到她家里打过牌的男人，另一个是在街上骑摩托的男人，后者把小芳拉到了一间破房子里。但具体时间小芳说不清。
“她可能被强奸了”，这是小芬第一次清晰意识到，走失给妹妹带来了什么。
但由于妹妹什么都说不清楚，又没有证据，小芬没有报警。很快，孩子生了下来，婆家决定留下自己养。早在婚前，医生就说过男方的病可能会遗传，婆家甚至因此想过去买精子。
2017年4月小芳再次出走后，婆家决定放弃这个媳妇，把她送回了娘家。
回家不久，小芳又怀孕了，这次是在走失期间受的孕。母亲给了小芬几百块钱，让她带着妹妹去镇上的医院打胎。之后，又特地打来电话，叮嘱她们先别回家，在外面住一晚——按照当地的说法，怀了非婚生的小孩，回娘家不吉利。
妹妹的遭遇，给小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让我感觉自己在意识上被强奸了。”小芬愈发感受到，“女性就是被当作性工具和生育工具”。她至今单身，“很害怕，不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
就是要反抗小芬的单身，在这个赣西山村算是一种忤逆。
实际上，早从她大学毕业开始，这个家族里的“榜样”就逐渐坍塌——她不愿听从父亲的建议去考公，甚至连工作都没找，而是回老家做了一年自由职业，接纪录片拍摄和制片的项目。村里同龄的女孩初中毕业就去打工，结婚生子，如今孩子都上了小学。可小芬还孤身一人。父亲开始抱怨，“就不该读那么多书，不结婚有什么用”。
妹妹的事更是加速并加重了小芬的“反叛”。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家里的权力关系。
她的反抗从帮母亲说话开始——在家里，父亲是那个在外工作挣钱的人，掌握了钱就等于掌握了权力。他吃饭永远坐正对着门口的主位，从没做过家务，而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每次煲好汤一定最先给丈夫盛一碗。每年除夕夜，父亲都要指责母亲菜炒得不好。
大约三年前，小芬终于不忍了，在父亲又一次抱怨后，她顶了一句，“你自己都从来没做过饭”。
这次反对小芳婚事，是她最大的一次爆发。回家后，她开始了一场又一场密集的谈判。
先是和家里，准确地说，是和父亲的谈判。对话通常在晚上进行，刘贵涛在镇上家具厂打工，最近总加班，九点多才骑着摩托车回家。
“反正我的女儿大了就要嫁出去，谁都阻挠不了。”面对女儿的反抗，这个一家之主突然抬高嗓门，挑起一边眉毛，瞪向小芬，“她器官也没坏掉，就脑子笨一点，就不用嫁？”
在他看来，男的要娶，女的要嫁，天经地义。更何况对于小芳这样“脑子笨”的人，父母保不了她一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嫁出去”。在村里，几乎没人觉得脑子笨是问题。
小芬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卖女儿”和“寻找生育工具”。刘贵涛急了，直接开骂，“你这么大都没嫁出去，我一点面子都没了。老大比老二还笨，自己不嫁，还觉得老二也不要嫁。读那么多书没一点用！”他平日不常对女儿发脾气，尤其是对这个读过书见过世面从小就乖巧懂事的大女儿。
气氛稍缓和一些后，刘贵涛又开始解释，对小芳来说，婚姻才是最好的归宿，“谁也不能保证她一定会过得好，但至少可以试一试。如果不行，我们也可以主动离婚。”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母亲总会在父女俩冲突最大时出来叫停，奶奶拄着拐杖在一旁摇摇晃晃，小芳则没了踪影——父亲一发火，她就躲开，有时坐在一楼房间的床上，背对着门；有时躲去二楼，缩在衣柜和墙的夹角。
父亲这边说不通，小芬就去镇上找赵家，重申自己的态度。赵海波很坚持，他重复着“只要神经上没毛病，笨一点都没关系”，又说“好喜欢小芳的，等她等得好苦”。他说自己以前也在网上跟女孩聊天，但“花了钱也泡不到”，他把自己在婚恋市场上频频挫败的原因归结为“太老实”以及“女孩子要求高”。他实在太想结婚了，为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也为了传宗接代。
他还提起前妻神经上有问题，是癫痫，“尤其同房的时候，更严重，会突然口吐白沫，翻着白眼（抽搐）”。
小芬赶紧接过话茬，说妹妹也有这个情况。对方的态度终于松动，答应退婚。
9月14日，赵家母子赶到刘家退婚。
一共要退64300元，包括61200元的定金以及男方家买东西的钱、打车的路费等。屋外下着雨，堂屋里没开灯，刘贵涛的脸跟天色一样阴沉。算完钱后，他突然当着所有人面用手指向小芬，“全部她来付”。小芬厉声拒绝。僵持了三四个小时后，小芬的母亲夺过丈夫手里的4万多元现金，付给了赵家，说剩下的钱由小芬转账。
赵母一张张数完现金，再一捆捆扎好，带着儿子默默离开。小芳和往常一样缩在角落里远远看着，她太小了，只露出半个头。
婚事黄了，刘贵涛用更大的声量冲着小芬吼，要求她写保证书——如果弟弟妹妹在28岁之前没结婚，她要赔他60万—100万元。此外，还要付他精神损失费，以及本来可以找小芳前夫家要到的1万元离婚费。小芬一一顶了回去，父亲拿着杯子冲过来，母亲一把推开他，拦在中间。
赵家原本要送去的现金彩礼
最后在小芬撕心裂肺的哭声中，一切暂时归于平静。
这是何菲第一次见到小芬“爆发出这么大的勇气和能量”。她认识小芬很多年了，印象中，她一直安静，说话轻声细语，从不与人起冲突。
而也就是在这次退婚后，小芬向我们吐露了自己2019年年末经历过的一次性别暴力——跨年夜，一位男同事约她吃饭，饭后两人准备再喊些朋友看烟花。男人说冷，提出让小芬陪他回家拿件衣服。之后，要离开男方住处时，小芳突然被从背后抱住，她一边反抗一边大声呼救，用牙齿咬了对方的手掌后，奋力逃跑。
当晚小芬报警了，微信聊天记录、邻居听到的呼喊声以及男方手上的伤口，证据确凿，对方被判定为强制猥亵，判了10个月。这对她来说是一次难以启齿的伤痛，此前从未提及。
这也让她对小芳的遭遇更感同身受。在她看来，无论是妹妹被安排的婚姻，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需求和传宗接代的需要”，“那我就是要反抗。反抗这种事的发生，反抗社会对这种事的不作为，反抗只是教育女性要保护自己，却不教育男性该怎么约束自己。”
逃离退婚后，小芬决定带小芳逃离家里。
下这个决心并不容易。这不仅意味着和父亲乃至整个家族彻底决裂，也意味着自己生活的巨大改变，还有很多更现实的问题——她对比了广州几家心智障碍托管中心，最便宜的每月也要3500元，自己的薪水支撑不了多久。如何兼顾工作和照顾小芳，是小芬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小芬知道，对妹妹来说，最理想的状况还是留在家乡——农村天地广阔，她可以自由奔跑，还能帮父母做点家务，但前提是父母的容忍和照顾。最近因为婚事的冲突，小芳对父亲的恐惧已经达到了顶点。小芬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妹妹又会离家出走。她还担心赵家反悔，退婚后，赵海波不死心，还在锲而不舍地发着信息。
退婚后，赵海波还不死心
只能逃了。9月15日晚上，小芬最后一次问妹妹愿不愿意跟自己走。小芳点了点头，一个人呆坐在床上。
次日一早，她上楼告诉姐姐，说自己收拾好了行李，要走。下午5点，小芬去村委会提交了妹妹的低保申请材料——她们必须在6点之前离开，那是父亲下班回到家的时间。
小芳收拾好的那袋行李就摆在房间的水泥地上，里面有几件衣服、一个装着电话卡的红色布包，一双毛线手套以及一个包快递用的气泡膜，那是她的玩具。她蹲在地上，透过门缝小动物一样警惕地盯着外面。等到妈妈上楼约摸两分钟后，她转身拎起行李，轻快敏捷地冲出家门，穿过院子、菜园，钻进了小芬提前叫好的停在坡上的车。
担心被过路的邻居或住在隔壁的奶奶看到，她左手紧抓着行李，右手捂住嘴巴，缩在座位下。几分钟后，小芬和何菲也上了车。奶奶拄拐的身影、家门前长长的土坡都被远远甩在身后。
小芬说，这一次离开，算是彻底走了。她拉黑了父亲的微信，说只要他在家，自己就不会再回去。但对父亲的恐惧迟迟未能消散，哪怕是在镇上走100多米的路，小芳都要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个严实，她担心被父亲抓回去。
这种恐惧持续到坐上高铁。三个多小时车程里，小芳呆坐着，紧盯着车厢里的显示屏，时不时问姐姐还有多久到站，然后一个人偷笑了无数次。
这是9月16日，原定她要出嫁的日子。
在广州生活了大半个月，小芳的生活还是没有着落——小芬带她去了几家机构，第一个地方大多是年长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热情地要跟小芳握手，小芳吓得缩起了背，说“好多男的”；第二个地方可以为她提供职业培训，但一定要有监护人签字才肯接收，小芳的监护人是父亲，事情又卡住了。于是，小芬去上班的时候，只能把妹妹锁在家里。
现实中遇到的困难比想象得更多，但小芬不后悔。她只清楚地记得小芳跑出家门的那一刻，是笑着的。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实习生周舟、李思、徐爽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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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福吃肉，李书福喝汤
王传福吃肉，李书福喝汤成功是成功的绊脚石。2021年，吉利卖了132万辆新车，稳坐一哥位置，而比亚迪只卖了73万辆。然而，吉利的市值还不到比亚迪的六分之一。
在新能源的红利下，王传福和李书福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利在燃油车时代的成功和优势，在新能源时代反而成了羁绊。
文｜杨意
编｜游勇
56岁的王传福，最近的日子过得颇有点冰火两重天的味道。
一个月前，比亚迪还是阴云密布，接连发生了“员工跳楼”、“长沙工厂排污门”等多起“黑天鹅”事件，搞得外界对这家刚刚宣布要完全砍掉燃油车，All in电动车的知名民营造车企业观感很差，声讨声一阵儿接着一阵儿。
一个月后，比亚迪和它的掌舵人王传福又变成了别人羡慕的模样。比亚迪先是炫了一波全新发布的CTB电池技术，接着宣布单月卖出11.4万辆新车，创历史新高，后来又不经意间传出要给特斯拉供应电池。
多重利好之下，比亚迪在6月10日，市值直破万亿，一举成为了A股首个跻身万亿市值俱乐部的自主汽车品牌。持股17.64%的王传福，仅通过比亚迪就拥有超1800亿元的身家，坐在大洋彼岸的巴菲特，也可以看着比亚迪持续飘红的股价，高兴地喝上一罐可乐了。
但相比于王传福的高光，“自主一哥”吉利李书福却多少有点失落。
吉利虽然也在5月份卖出了近9万辆车，并以市场第三、环比增长23.5%的成绩跑赢了大盘，但只有不到2万辆属于新能源，这也导致了吉利的市值只有比亚迪的六分之一，渐行渐远。
说起来，作为国内民营造车企业里面的两家明星公司，吉利和比亚迪在燃油车时代，都曾有不错的表现，李书福、王传福二人也因各自的成就和江湖地位，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被称为汽车领域的“双福”。其中，一个常年以“汽车疯子”著称，另一个则屡屡被冠以“狂人”称号。
但到了新能源时代，江湖开始分野，“双福”和他们所领导企业的发展道路到底有了不同，曾经走在前头的吉利如今慢了一步，比亚迪反而后来居上，走出了一骑绝尘的气势。
01
1983年，湖南长沙的岳麓山下，巧合地出现了两位未来中国首富的身影。2011年的中国首富、后来的三一重工老板梁稳根，刚在这年盛夏，依依不舍地作别了这个自己呆了四年的地方。2009年的中国首富王传福，却在一个多月后的初秋时节，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进了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的校园。
安徽小伙儿王传福这年17岁，由于家贫外加父母早逝，前面十几年一直过得十分坎坷。13岁那年，先是父亲因病去世，五个姐姐随之纷纷匆忙出嫁，唯一的妹妹也被寄养到别人家；两年后，母亲也撒手人寰，偏又恰逢中考，王传福因此缺考了两门课程，与当时热门的中专失之交臂。若不是哥哥阻止，他或许已经就此放弃学业，提前外出闯荡去了。
在哥嫂的坚持下，王传福去了无为县一所刚建立的普通高中再次埋头苦读，备考大学。但高中生活也算不得顺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字——穷。高二那年，一场大暴雨直接就将父亲留下的三间破瓦房刮倒了，为了给王传福凑出一点生活费，嫂子只能挨家挨户敲门借钱，最后才凑了4块多钱，让他不至于在学校饿肚子。
好在寒门出贵子， 王传福成为学校理科班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进入中南矿冶学院冶金物理化学专业。
当王传福终于可以稍微惬意点地享受大学生活时，在经商活跃的浙江，高中毕业的李书福开始了在个体经济道路上的摸爬滚打。
李书福比王传福大三岁，于1963年6月出生在浙江台州。李家也穷，农户家庭出身，每年就指着几亩田地能有个好收成，偏偏家里孩子不少，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李书福天生有个做生意的好头脑，且父母健在，比王传福的情况还是要好很多。
他后来回忆，自己小学时，就曾通过暑假为生产队放牛来赚外快，“每天0.15元，一个暑假能赚6-10元”，且由于学费是免交的，因此即使扣除每学期1.2元左右的书本费，依旧“比其他同学富裕多了“。
或许是从小的经商启蒙，李书福对做生意很感兴趣、也很有想法。好不容易熬到1982年高中毕业，李书福立即问父亲要了120块钱，买了一架海鸥牌相机，骑着家里那辆自行车，开始在街头巷尾为别人拍照赚钱。一年下来，赚了2000多块钱，几乎是当时一个技术人员年收入的三倍。
李书福一琢磨，决定将业务进行升级——他要开一家照相馆。当然，本金还是少了点，付了设备和场馆租赁的钱，灯光、道具、照相机底座等配套装备就买不起了，但李书福动手能力强，一通敲敲打打，自己做了也能用。唯独照相馆的“特种营业执照”有点麻烦，李书福为此受了不少次教育和处罚，还屡屡被要求关门停业。
这期间，李书福还从中发现了一个新的生财之道——从冲印照片的显影液里提取银。可见，李书福虽然不爱学习，但化学知识还是过关的。因为很快，他又开始了从废旧电器零件中分离出金属铜、金属银和金属金，靠收废品大赚了一笔。
只是，这门技术很快也被他人学了去，李书福则从废旧零部件转向了冰箱配件的生意，号召家里几个兄弟一起在1984年开出了一家冰箱配件厂，自己做厂长。
两年后，李书福干脆直接生产电冰箱。这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但翻看后来那些有所成就的企业家们发家史可以发现，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胆子大，敢尝试是成功的必然条件之一。
但胆子再大、技术再好，李书福又一次败给了牌照。他的北极花电冰箱厂因为没有成为定点生产企业，不得不解散。李书福则揣着一大笔钱南下，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去海南炒房，二是到深圳大学自费进修。
在去海南淘金这件事上，李书福就比不上潘石屹、冯仑他们，最后也只是花了几千万真金白银，换了一个”只能做实业“的深刻教训。至于上学这件事，没有意外的话，李书福应该还在校园里见过一个叫马化腾的人。但他刚上到一半，就被装潢材料生意吸引了，很快重返商海，建厂生产出了中国的第一块美铝曲板。
不过，李书福后来重新拿了哈尔滨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学士和燕山大学机械工程硕士的文凭，以备撑场面之需。
相比之下，“好学生”王传福在对待学习的态度就要认真得多。
这或许也与二人所背负的期望不同有关。大学时，为了更好地照顾弟弟，王传福的哥哥嫂子干脆从安徽老家一起搬到了长沙，在学校附近继续做点小生意。也因此，王传福除了周末帮哥嫂打理店铺，大多数时间不是在图书馆读书，就是在实验室钻研。
1987年，王传福顺利保研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正式开始对电池的研究，并在3年后被毕业留用，仅2年就被破格提拔为副主任。那一年，王传福26岁。
可以说，王传福走出了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完美范本，不仅完成了寒门贵子“阶层跨越”，更是在30岁那年，将一位高干子女娶回了家。
此时，谁也不会想到，李书福和王传福这两个人，分别在个体经济和国营经济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领域做着完全不相关的事，但有一天两人会跨入同一条河流。
02
1994年，王传福决定从体制内辞职下海，做的是老本行电池，供应给手机等电子消费品。2003年，比亚迪就超越日本三洋，成了世界电池之王，成了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供应商。
但当时的风气是跨界造车，包括美的、奥克斯、五粮液、云南红塔集团等与汽车行业完全不搭嘎的企业，都曾嚷嚷着要造车。
当已经在港股上市的比亚迪说要造车时，资本市场非常反对，用脚投票，当天即跌去21%。但王传福已经下定决心，“下半辈子就干汽车了”。在他看来，比亚迪当时已经在电池领域做到世界第一，要发展，势必就得转型去玩家少、门槛高的行业，刚刚发展起来的汽车行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也是这一年，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造车的技术壁垒，都是逼你放弃的纸老虎”。
不过，雄心勃勃的王传福，花了一年时间，砸了2个亿才研发出的第一款车型，还把从全国各地赶来看车的经销商都给丑哭了。王传福不得不开始学习李书福，买来几十辆二手车用以拆解研究，学习模仿。
李书福造车的想法远早于王传福。他去大学进修那年，在深圳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国产中华牌汽车，还有了一个想法：“从买了第一辆车以后，我就想造汽车了”。
不过，当时汽车行业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李书福依次找了区里和省里的领导，得到的答复都是“不可能”，汽车即使生产出来也不能上牌。
但李书福向来不是一个会被“牌照”难住的人。造不了汽车，就先试水摩托车，等到摩托车事业搞得红红火火了，就申请做汽车研究，吉利的第一辆汽车——有着红旗的底盘，奔驰的外壳的“吉利一号”就这样被造了出来。
只是，要解决合法性问题，还是得有个“牌照”。李书福买下了四川德阳一家濒临破产的国营汽车厂。对方的资质虽然只能生产微型客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轿车，但打打擦边球，把车子改成没有屁股的“四不像”，还是可以获得批准的。
1997年，吉利正式官宣进军汽车产业，李书福也说出了那句备受争议的话：“造汽车没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嘛？”
而在1999年，李书福还曾说出另外一句后来被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请国家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如果失败，就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
李书福当然没有失败，而吉利也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夕，如愿拿到轿车生产许可证，成为了国内首家民营车企，几乎可以说是抓住了造车的最好时机。
吉利壮大的转折点是并购了沃尔沃。
李书福钟情沃尔沃多年。2002年，吉利刚拿到汽车生产许可证不久，李书福就对员工们宣布：“我们要收购世界名牌沃尔沃！”但大家都以为老板在画大饼。
后来，吉利并购沃尔沃成了海外并购里少有的成功案例。
一方面，沃尔沃扭亏为盈，销量蹭蹭上涨；另一方面，沃尔沃除了能赚钱，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宝贵的技术补给和管理理念，使其能够快速推出更高端的产品。最典型的是2016年吉利推出的中高端品牌领克，凭借着与沃尔沃同平台的卖点，在市场上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
并购也成了吉利的一个标签，从英国买到澳大利亚，从美国买到马来西亚，吉利靠着买买买，不断壮大。
比亚迪在这方面就比较保守。2021年，还有好事的投资者问比亚迪是不是要收购上汽，结果也被辟谣了。
不过，吉利拿下沃尔沃时，比亚迪也挺风光：一是得到了股神巴菲特的支持，成为了巴菲特买过的唯二两只中国股票，另一只还是随时准备低进高出的中石油，不像比亚迪，巴菲特一直持有到了今天。
二是靠着股价飙涨，王传福在2009年第一次坐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而李书福也获得了2009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成了民营造车的标志性人物，风光无限。
燃油车时代，吉利与比亚迪平起平坐。但两个传奇人物，却在新能源的转型上，走出了不同的曲线。
03
2022年6月8日，比亚迪深圳坪山总部的一间大会议室里，股东大会刚一结束，一名男子就健步冲上演讲台，不顾工作人员阻拦，高声呼叫正在离去的王传福。
这位股东是来给王传福献上自己为比亚迪设计的一款新商标的。他刚刚因为未能获得发言机会，就在主持人点到下一个人之前抢先站起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随着比亚迪影响力越来越大，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新商标，而自己恰好设计了这样一款商标，希望现场献给比亚迪。不过，这一行为最终因为还在会中而遭到阻止。
事实上，即使没有这个“小插曲”，这场股东大会也会是比亚迪历史上最特别的一次。开会前，为了尽可能满足更多股东的参会需求，比亚迪已经特地挑了个大会议室，但即便如此，还是有部分股东只能站立听会。
台上的王传福见此十分感慨，直言这是比亚迪历次股东会中，参会股东最多的一次，并表示，“以后将挑选更大会场来与股东交流”。
遥想2010年到2012年那几年，比亚迪跌到了谷底，就连比亚迪的英文名BYD（原意为Build Your Dream），也一度受其糟糕的业绩和股价拖累，被调侃成了Bullshit Your Dream（该屎的比亚迪）。
新能源给了比亚迪逆天改命的机会。
王传福是技术派，学的就是化学，工作和创业都在搞电池。所以，刚开始造车时，王传福就想得很明白，“我造车是因为看好电动车在未来的发展，而我所掌握的磷酸铁电池将会在12年后独霸江湖”。
2004年的北京车展上，比亚迪一口气展出了7款车型，其中就包含了三款纯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2008年，比亚迪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F3DM上市。但销量并不高，只卖了48辆，加上研发费，比亚迪直接亏了十几亿元。唯一让人欣慰的是，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至少换来了600多项专利技术。
当时的市场依然是燃油车的天下。一方面，电动车市场不成熟，价格昂贵，国家补贴力度也不大；另一方面，技术也不成熟，续航里程很短，市内跑跑还行，跑远点你就得叫他电动爹了。
之后几年间，王传福在电动车这条路上，一直走得很孤独，态度却非常坚决。在不断研发和推出电动车的同时，王传福还在电机、电控以及芯片等新能源汽车上下游领域多有动作。
但这些也都是“烧钱玩意儿”，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很难有利润贡献，反而容易成为企业动荡时期拖后腿的存在。
2010年前后，比亚迪爆发包括“退网门”等在内的一系列危机时，就有观点认为，比亚迪把资源倾斜给了新能源业务，导致燃油车研发和产线改造被拖累，新品上市时间一拖再拖，经销商开始反水。
好在，比亚迪最终还是靠着收缩销售网络、削减资本开支、并在内部发起“质量整风运动”熬过了最艰难的那几年。2013年，国家的新能源补贴政策纷纷出台，比亚迪终于媳妇熬成婆。
很多人都记得吉利在2017年登顶，成为自主品牌一哥。但其实在特斯拉发布Model 3之前，比亚迪已经在新能源销量冠军的位置上坐了好几年。
比亚迪在新能源赛道上的成功，得益于在新能源领域的积累和布局。比亚迪的生意版图很广，啥事都爱自己做。除了大家熟知的汽车，还有电池，不过很长时间都是自己生产自己使用；也有代工厂，小米手机很多就是比亚迪代工；还有半导体，主要给电动车使用。
当友商还要提着钱去宁德时代排队提货时，比亚迪自己就有刀片电池；当其他厂商还要应对缺芯的煎熬时，比亚迪在功率半导体也早有布局。
不久前，比亚迪干脆把生意版图向上延伸到了矿山，传出在非洲买了6座锂矿。其实在10年前，李书福就给他儿子的公司7亿港元，到巴西买矿，只不过当时买的是铁矿，考虑的也不是与汽车板块的协同，更多是作为副业投资。
历史进程站在了比亚迪这边。在经过了几年的调整后，比亚迪已经成为了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掌握电池、电机、电控及芯片等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核心技术的车企。
这是技术派的胜利。今年3月，比亚迪成为全球首个正式宣布停产燃油汽车的传统车企。多重利好下，比亚迪的股价更是节节攀升。按这样的增长态势走下去，比亚迪明年大概率真的需要一个更大的会场来召开股东大会了。
2021年，吉利的净利润为48亿元，而比亚迪的净利润只有30亿元。然而，吉利的市值还不到比亚迪的五分之一。
但在资本市场眼里，吉利是牛夫人，比亚迪才是小甜甜。资本历来如此，股市炒的都是预期。吉利虽然销量更大，利润更高，但大部分卖的还是燃油车，这是终将要淘汰的夕阳产业，新能源才是国家倡导的未来。
2022年6月10日，比亚迪的股票首次突破万亿市值。比亚迪官方公众号当晚还很骄傲地写下了一行标题：没有奇迹，只有奋斗不息。
04
比亚迪在新能源赛道的风光，反衬了吉利的失落。
吉利成为自主一哥是在2017年，新车销量突破100万，超过长安。2018年，吉利的销量到达顶峰，首次一年卖了150万辆新车。
然而，燃油车越辉煌，转型新能源的阻力就越大。有的时候，成功是成功的绊脚石。
2015年，李书福就提出了“蓝色吉利行动计划”，并定下一个小目标——2020年将吉利汽车的新能源车销量占比提高到90%，野心勃勃。
彼时，特斯拉、蔚来、理想、小鹏等造车新势力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竞争压力尚且没有现在这么大，消费者对于电动车的期待也相对较低。吉利在蓝色行动第一年就推出了旗下首款纯电动车——帝豪EV。仅凭这一款产品，吉利就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卖了2.7万辆、4.9万辆。
但吉利的期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2020年，吉利只卖出了6.81万辆新能源车，仅占总销售量的5.16%，距离当年定下的小目标，差着十万八千里。
李书福后来总结，“不是战略方向错误，也不是战略执行失败，而是历史时机没有成熟，外部战略条件没有形成”。
这话多少有点自我安慰的意思。有业内人士认为，吉利在新能源汽车上发展缓慢的原因，其实也与吉利之前一直还可以吃燃油车的红利，没有太多危机感有关，“跟比亚迪比，它收购了太多很牛的车企，尤其是沃尔沃，对吉利燃油车的声誉、技术有反哺，可以提高燃油车销量”。
这也怪不得吉利。吉利通过这么多年的资本运作和全球并购，在燃油车的品牌和优势已经非常明显。
吉利“蓝色行动”那几年，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了传统燃油车的并购、整合上，燃油车的红利如同回光返照，让吉利在2018年到达150万的销量顶峰。然而，对新能源汽车的定位，则更像是顺便“押注一个未来赛道”。
吉利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对于将燃油车的成功经验“复制粘贴”到新能源车上，抱有极大期望。在“多生孩子”的战略试错选择下，吉利前前后后推出的品牌和车型不在少数，却基本上都困在“油改电”这一个思路里。
“油改电”虽然可以让吉利抄小道进军新能源，基本是把发动机、变速箱和油箱拿掉，换成三电设备。但这与纯新能源品牌的体验完全没法比，不仅续航短、充电慢，操控性还差，光有一个新能源的噱头。
2015年，市场上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要求还没那么高时，“油改电”的帝豪EV尚且能够获得一个还算不错的销量，但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以及消费者对汽车要求的提高，产品开始裸泳，吉利依旧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油改电”模式，就明显跟不上市场节奏，只能靠曹操出行来拉动。
但燃油车的经验和打法在新能源上并不适用，要不然，丰田、大众这些传统车企就不会被一个特斯拉搅得人心惶惶。毕竟，谁也不想成为汽车圈的诺基亚。
害怕掉队的吉利，这两年在新能源赛道开始疯狂布局，不仅自己做了多个新能源品牌，覆盖中高低赛道，包括几何、枫叶、极星、极氪等。
另外，吉利也继续发挥其擅长的资本打法。2021年，吉利与百度签约，成立合资公司集度。后来又与比亚迪的对手富士康合作，代工新能源车。接着，又接盘了破产重组的力帆，并宣布力帆代工吉利换电新能源车。甚至连贾跃亭都没有放弃，吉利参与了FF的上市投资。
但随着定位中高端市场的几何品牌没怎么做起来，如今极氪成了全村的希望。这个全新品牌由李书福亲自掌舵，在组织架构地位上，则是吉利的上市公司体系下的一级子公司，甚至连团队成员，也只有30%来自传统燃油车厂商，其余70%均为跨界人才。
极氪开局表现不错，预售2个月，订单数就已经突破7万。但随后又因为悄悄更改车型配置和售价，遭遇了一场退订风波。最终，极氪CEO安聪慧不得不亲自出来道歉，“作为一个年轻品牌，极氪是不完美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提出了相应的补偿措施。
2022年的股东大会上，王传福表示，“我们能做多大，就看市场能给多大的空间，我们感到电动化的进程在加速，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快，看谁资源多、供应链健康、产品优势大，就能赢得更大的市场。”
虽然比不上比亚迪的大步快跑，吉利这两年也有点小步向前的意思。2022年5月，吉利卖出了新能源汽车1.96万辆，同比大增304%，占总销量的比重也达到了22%，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燃油车销量大幅下滑对整体销量带来的影响。
好在，新能源虽然是大趋势，但燃油车依然还有很大的市场，无论是领克，还是帝豪，都在给吉利转型源源不断地提供利润。王传福在新能源的赛道上大口吃着肉，李书福也不会甘于喝口汤。
参考资料：
1、《中国首富王传福长沙4年笑与泪》，湖南在线
2、《李书福自述成长历程：致敬改革开放》，李书福，吉利控股集团
3、《李书福：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吴晓波频道
4、《李书福:受不了我们的产品售价总比别人便宜》，中国企业家
5、《王传福：前半生虎口夺食，后半生帝国崛起》，电动车公社
6、《无为英雄王传福》，财富中文网
7、《民企造车辛酸路 中国品牌历史系列:吉利》，汽车之家
8、《王传福的独门武器：垂直整合，闭门造车》，远川研究所
9、《盛世危言，对话王传福》，财经汽车
10、《李书福传》，王保蘅
11、《王传福传：比亚迪神话》，成杰
12、《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王千马 梁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