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览解放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起义投诚将领名录（1945.8-1950.4）

钟建魂，首都警卫第三师师长，1945年8月13日率3千余人在江苏六合起义。

魏凤楼，原孙连仲部伪军第二方面军第十四军第四师师长，1945年9月5日在河南淮阳地区率部起义。

杜新民，伪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八师师长，1945年9月22日率部在河南永城起义。

高树勋，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1945年10月30日率1个军和1个纵队近万人在邯郸市南马头镇战场起义。

赵云祥，孙良诚部苏北绥靖公署所属第四军军长。

戴心宽，孙良诚部苏北绥靖公署所属第四军第四十师师长。

以上2人于1945年11月10日率5个团另1个总队共1万余人在苏北起义

何志斌，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1945年12月13日率部两千余人起义。

郝鹏举，第六路军总司令，1946年1月9日率部1万余人在台儿庄起义。（1947年1月27日复叛变）

孔从周，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师长。

刘威诚，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副师长。

王汝昭，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参谋长。

以上3人于1946年5月15日率部在河南巩县起义

潘朔端，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

马逸飞，第一八四师参谋长。

以上2人于1946年5月29日率部3千8百余人在海城等地起义

王海青，阎锡山部汾南地方特务团少将。

雷文清，阎锡山部汾南地方特务团团长。

以上2人于1946年6月1日率部3千余人在汾南举行反内战起义。

刘善本，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五中队上尉飞行参谋。1946年6月26日刘善本等11人驾驶B-24轰炸机起义，由昆明飞往延安。

张俊振，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

刘盛斌，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副师长。

以上2人于1946年7月17日率部在河南洛宁繁镇起义。

蒋嘉宾，夏邑、永城、虞城联防总指挥。1946年8月15日率部5千余人起义。

胡景铎，陕北保安副总指挥。1946年10月13日率第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新编第十一旅及榆林保安九团共5千余人在横山起头。

韩练成，第四十六军军长。1947年2月20日放弃指挥。翌年10月参加人民解放军。

韩梅村，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兼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1947年4月30日率部于凌源战场起义。

王家善，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1948年2月25日率部万余人在营口起义。

左协中，第二十二军军长。

张之英，第二十二军参谋长。

以上2人于1948年5月19日率部于陕西榆林前线起义。

吴化文，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1948年9月19日率整编第九十六军及其所辖之整编第一五五旅、一六一旅及独立旅于战场起义。

聂松溪，山东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1949年9月27日向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自行投诚。

乜庭宾，暂编第二十三师第四十六旅旅长。1948年9月27日偕参谋长率一个搜索连在江苏靖安县城起义。

曾泽生，长春守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六十军军长。

白肇学，第六十军第一八二师师长。

陇耀，第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

以上3人于1948年10月7日率部起义。

郑洞国，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

李鸣，第一兵团新七军军长。

以上2人于1948年10月17日率部投降。

李佩膺，阎锡山部“雪耻奋斗团”（第一〇八团）团长。1948年10月19日率部投诚。

周福成，东北“剿总”第八兵团中将司令。

袁克征，东北“剿总”中将副参谋长。

宋子英，东北“剿总”中将副参谋长。

苏炳文，中将高级参议。

刘玉琪，高参室中将副主任。

黄新铭，国防部中将部员。

夏鸥一，沈阳防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

以上周福成等将领于1948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辽沈战役中先后投诚。

奇致中，内蒙古伊克昭盟准噶尔旗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保安师师长。1948年11月5日率部1千9百余人起义。

何基沣，第三绥靖区副司令。

张克侠，第三绥靖区副司令。

以上2人于1948年11月8日率第三“绥靖”区之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大部共3个半师2万余人在徐州以东碾庄地区起义。

孙良诚，第一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第一〇七军军长。1948年11月13日率第一〇七军军部和一个师共5千8百人投诚。

赵瑞，阎锡山部第八总队司令。1948年11月12日率部投诚。

赵壁光，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师长。1948年11月18日率残部2千余人在徐州东碾庄地区投诚。

牛占童，河北省第三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1948年11月20日在天津以西王庆坨地区，率所属华北“剿总”直属步兵独立大队、河北省保安第四十三团等共1千5百余人投诚。

廖运周，第十二兵团所属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长。1948年11月29日在宿县西南罗集率部5500人起义。

黄子华，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少将师长。1948年12月8日率第二十三师师部、所两个团残部及军直属队野炮营投诚。

顾镇光，青岛警备第五旅副旅长。1948年12月26日率旅直属队及一个团1千5百余人起义。

傅作义，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邓宝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1月22日与傅作义率部25万人宣布和平起义，接受和平改编。

张奇，第一〇六军第二八二师师长。1949年2月7日率部在长江南岸起义，开往江北。

邓兆样，“重庆”号巡洋舰舰长。1949年2月25日率巡洋舰官兵574人在长江吴淞口行起义。

王晏清，南京警卫部队第四十五军第九师师长（一说九十七师师长）。

李宗琳，第四十五军第九十师参谋长。

杨歙州，第四十五军第九十师第二八九团团长。

以上3人于1949年3月23日率第九十师一部于南京外围江宁镇起义。

尤世定，阎锡山部第七十一师副师长。

孟壁，第七十一师参谋长。

以上2人于1949年4月18日率所属两个团在太原城北起义。

林遵，海军第二舰队司令。1949年4月23日率所部25艘舰艇在南京东北笆斗山附近长江江面起义。

张少武，第二十八军新七师副师长。1949年4月23日率一个团在南京汤山起义。

田尚志，阎锡山部第二十五师师长。1949年5月1日与大同指挥部于镇河、孟祥祉等率所部万余人接受改编。

叶芬，专员兼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

夏雷，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副师长。

以上2人于1949年5月7日率驻浙江温州之第二〇〇师第六〇〇团及保安独立团共3千3百余人起义。

廖运升，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长。1949年5月9日率部在浙江义乌奉行起义。

吴奇伟，曾任武汉行辕和广州行辕副主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5月14日与爱国将领李洁之、曾天洁、萧文、魏鉴贤、兰举初、魏汉青、张苏奎等8人在粤东、闽西率部起义。

张轸，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官。1949年5月15日率所部2万余人在武昌以南起义。

高星恒，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官。1949年5月27日率2百余人在上海起义。

刘贺田，江苏省暂编第一军第十一师副师长。1949年5月31日率部1千9百余人在崇明岛起义。

程潜，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陈明仁，第一兵团司令官。

唐星，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

李默庵，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

傅正模，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刘进，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张际鹏，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以上7人于1949年8月4日在长沙率部起义。

莱提安，第一〇六军第三一八师副师长。

张中正，第三一八师补供主任。

陈怀德，第三一八师第九五三团团长。

以上3人于1949年8月16日率第九五三团在福州起义。

吕省五，第一二一军第三二五师师长。

陈吉廉，第三二五师副师长。

以上2人于1949年8月18日率部9百余人在闽南起义。

周祥初，甘肃省保安副司令。

孙伯泉，代理甘肃省第一区保安司令。

杨复兴，甘肃省洮岷保安司令。

以上3人于1949年9月11日率部在岷县起义。

董其武，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

孙兰峰，第九兵团司令官。

刘万春，第一一一军军长。

以上3人于1949年9月19日率部4万余人在绥远起义。

马鸿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

马惇靖，第八十一军军长。

以上2人于1949年9月19日率所部第三十五师、第二九四师1万余人在宁夏中卫起义。

卢忠良，第一二八军军长。1949年9月23日率部投降。

曾震五，西北第八补给区司令。

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

以上2人于1949年9月24日率部2万余人在甘肃酒泉起义。

陶峙岳，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赵锡光，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

韩有文，暂编骑一师师长。

莫我若，暂编七十八师师长。

以上4人于1949年9月25日至9月26日，与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委员刘孟纯、屈武等率新疆军致人员先后通电起义。

塔旺嘉布，宁夏额济纳旗扎萨克兼防守司令。1949年9月27日通电宣布脱离国民政府。

卢新铭，福建省长汀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

易启基，第五“清剿”指挥官。

以上2人于1949年10月19日率所部2千余人在闽西长汀起义。

奇天祥，内蒙古准噶尔旗保安司令。1949年11月5日率部1千7百余人起义。

欧华，湖南省政府湘南行署主任。1949年11月9日率新七军及地方官员起义。

郭汝瑰，第七十二军军长。1949年11月11日与师长赵树德率部万余人在四川宜宾起义。

董宋珩，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

曾苏元，陆军第十六兵团副司令。

张宣武，第四十一军军长。

严翊，第四十七军军长。

刘景素，川鄂“绥靖”公署直属纵队司令。

以上5人于1949年12月21日率部在成都东北之金堂、广汉地区起义。

王伯勋，第十九兵团副司令。

张涛，第十九兵团第八十九军军长。

以上2人于1949年11月21日分别率部在黔西起义。

喻孟群，川陕边区代主任。

许绍宗，第二路总指挥。

杨汉烈，第二十军军长。

周树德，第七军军长。

以上4人于1949年11月22日率部4万余人在四川广汉等地起义。

曾庆集，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第四补给区司令。

欧阳家清，第四十一补给区司令。

熊志，第七补给区运输司令。

以上3人于1949年11月23日在成都起义。

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司令。

陈克非，第二十兵团司令。

以上于1949年11月24日与军长刘平、方瞰等率3个军4万6千余人在四川彭县起义。

裴昌会，川陕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1949年11月25日率所部2万余人在成都以北德阳县起义。

李振，第十八兵团司令。1949年11月27日率第六十五军第一八七师、第九十军第六十一师、第三十军第三十师共3万余人在四川简阳起义。

卢汉，云南省政府主席。

刘文辉，西康省政府主席。

邓锡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潘文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以上4人于1949年12月9日分别在昆明和雅安宣布起义。

蒋云台，第一一九军副军长。

王治岐，第一一九军军长。

1949年12月9日，蒋云台率部8千余人在甘肃南部武都起义，同时王治岐也宣布起义。

沈醉，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站少将站长、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1949年12月11日在昆明通电起义。

张一陶，湖南暂编第二师副师长。

黄世一，湖南暂编第二师参谋长。

以上2人于1950年1月12日在桑植县投诚。

陈绍宽，曾任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1950年1月14日福州解放前夕，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

田仲达，第八军第三师师长。

常永胜，第八军第三师副师长。

以上2人于1950年1月19日率部在云南石屏西北投诚。

景嘉谟，杨汉烈部第二十军代军长。

何学植，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师长。

以上2人于1950年1月26日率部3万人在川北投诚。

孙进贤，第八军第一七〇师师长。

李德元，第八军第一七〇师副师长。

刘启凡，第八军第一七〇师参谋长。

以上3人于1950年1月28日率部在云南元江投诚。

朱继凯，反共救国军第二路总指挥。1950年1月28日在湖南石门投诚。

余庭祥，黔东南“绥靖”司令。

以上2人于1950年1月31日在贵州麻江率部起义。

温尔理，湖北新编保安第十七旅旅长。1950年1月在湖北房县投诚。

胡震，湘西暂编第八师师长。1950年3月9日在湖南麻阳投诚。

石玉湘，暂编第二军第七师师长。

胡振华，暂编第二军第七师副师长。

杨瑞生，暂编第二军第九师师长。

以上3人于1950年3月9日在湘西投诚。

赵璧，桂北反共游击纵队司令。

唐继颐，桂北反共游击纵队司令。

以上2人于1950年3月9日在广西投诚。

葛绍吾，盐边、靖边司令。1950年4月7日率2千余人投诚。

李湘武，陆军步兵学校少将处长。1950年4月22日率陆军步兵学校教导师第一团1千余人在琼山县起义。

孙鸣海，李守信部第一师副师长。

秦凤鸣，李守信部第一师副师长。

赵殿臣，李守信部第一师参谋长。

吉利占泰，李守信部第二师师长。

他拉巴，李守信部第二师副师长。

陶克，李守信部第二师参谋长。

以上6人于1950年4月率部在宁夏投诚。

曹振芝，贵州第三军第二师副师长。1950年4月投诚。

父亲投靠国民党后的活动和一直到被俘的经过（一）

父亲投靠国民党后的活动和一直到被俘的经过（一）——察哈尔镶黄旗总管穆克登宝（15）

哈日努德·苏德那木达尔扎

1948年初，根据国民党中央准备召开国大代表会的安排，选出国民大会蒙古代表53人。

他们是：呼伦贝尔部胡格金台、达瓦敖斯尔(蒙古青年同盟盟委，以下简称蒙青)、纪效威、何兆麟；伊克明安特别旗白尚勒；哲里木盟包晋祺、卓里克图(汉名关荫南)、金崇伟、杨立君(女)；卓索图盟苏崇阿(汉名韩绍祖)、白海风、邢复礼、史秉麟；昭乌达盟卓里格图(蒙青)、乌尔贡布、白云梯、笃多博；锡林郭勒盟扎奇斯钦(蒙青)、伍云格尔勒(女、蒙青)、阿格栋噶、超克巴图尔(汉名陈绍武)；察哈尔部贾鸿珠(汉名纪贞甫、蒙青)、巴音必里格(女，蒙青)、胡和巴图尔(汉名胡凤山、蒙青)、官布扎布(蒙青)；乌兰察布盟巴云英、宝得巴资尔(汉名贺守业)等四人；伊克昭盟乌云毕勒格(汉名赵城璧、蒙青)、贾文华等四人；土默特特别旗经天禄；阿拉善特别旗金巴图多尔济；额济纳特别旗牛顿；青海蒙古左右翼两盟扎喜策让、官保嘉等八人；新疆蒙古贾子信、海玉祥、杜固尔、西谋珍(蒙名奔补格)、策丹多尔济；甘肃马鬃山地区鲍不喇；另外有妇女团体、倪纯义等2人(还有一名代表大约是察哈尔盟镶黄旗代表华夏宝)。

1949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继国民代表大会之后；选出的蒙古族立法委员21人，他们是：呼伦贝尔区德古来(吉尔噶朗)、白莲贞(女，那仁格尔勒，蒙青)；伊克明安特别旗许占魁(黑龙江蒙旗党务特派员)；哲里木盟白大诚(蒙青)、金养浩(蒙名金谷勒模，曾在蒙古政府任职)；卓索图盟李永新、薛兴儒；昭乌达盟吴云鹏(蒙古驻京办事处主任)；锡林郭勒盟吉利占泰；察哈尔盟拉希栋多克(蒙青)、杭喜让；乌兰察布盟巴图毕里格(乌拉特中旗协理)；伊克昭盟奇华甫(蒙青)；土默特特别旗荣照；阿拉善特别旗达密林旺楚克(达理扎雅之弟)；额济纳特别旗达瓦；青海蒙古左右两盟苏呼得力及另一名；新疆蒙古乔嘉甫(女)、乌静彬(贡桑诺尔布第四女、土尔扈特汗满楚克札布之妻)。

监察委员蒙古族当选者如下：呼伦贝尔、哲里木区墨尔根(汉名梁芝样)；卓索图、昭乌达区张秉智(蒙古名乌勒济图)；锡林郭勒、察哈尔区于德纯；乌兰察布、伊克昭、土默特区任秉钧；阿拉善、额济纳区王枕华；另有由青海和新疆蒙古所选出者计为8人。

父亲拒绝担任国大代表。1948年于南京，组织内蒙古自治请愿团，自己任团长，恩克阿木尔为副团长，团员是各盟旗代表自愿参加，召开请愿大会。

大会领导中还有吴鹤龄、白云梯、白达诚等人。会上父亲主持，倡议成立内蒙古高度自治权力机构的筹备委员会。但白达诚为首的一帮人，提出反对意见，结果大吵一番，会议不欢而散。

但是父亲依然领一部分人到国民政府政务院门前示威，高喊要求内蒙古高度自治的口号。这次示威有额济纳旗代表牛顿、达瓦、藏登、热南、额尔敦格尔勒等人积极参加。

通过这次活动父亲已经看清了各盟旗代表的主张很不统一。一部分人虽然对国民党对待蒙古政策不满，但是自认力量微小无法与当权者对抗；另一部分人对国民党丧失信心，妄想投靠美国，想借助美国的支持去争取目标的实现；并且大多数人首先考虑个人得失，不理会民族的兴亡。至此，父亲也颇觉悲观失望。

约6月中旬，返回北京。当时我家已从张家口搬到北京，住在赵府街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王府。

父亲从南京回来后，心情一直很不好。主要原因是：一、国民党对内蒙古高度自治的要求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理会和支持的态度；二、扎奇斯钦、达瓦敖斯尔、官布扎布等人，拉拢德王走投靠美国的路，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蒙古青年团”；三、国共谈判破裂后，国民党军日益败退，共产党势力日益壮大，无法完成劝请德王回张家口的任务。

父亲正在烦恼的时候，乌云毕力格(汉名赵城璧，察哈尔盟明安旗人，抗战时在重庆8年。据说这时被任命为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到我家，向我父亲询问今后有什么打算。父亲表示，局势已大不利于国民党，共产党胜利在望。

在这种情况下，德王有意到阿拉善旗成立西蒙古自治政府。自己也想回察哈尔带领保安队西进绥远。将来德王若在阿拉善旗开展成立西蒙自治政府的活动，我们可以一起支持他。万一不成我们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也算是一个出路。

乌云毕力格立即同意。二人商量决定一起到口外(即察哈尔)。父亲同乌云毕力格一起进一步和德王商量到阿拉善的计划。德王郑重委托乌云毕力格和父亲，多作些准备工作。

之后，父亲对吉尔嘎朗等人表达自己要和大家共同合作，再次进行内蒙古高度自治活动的愿望。由于父亲作了工作，有不少人同意去阿拉善旗。

中国造车四十年，为啥只有李书福拿下了奔驰和沃尔沃？

1896年的夏天，满清糊裱匠李鸿章，甲午战败后下台，被慈禧派到欧美考察。去之前，李鸿章带着一肚子的疑问。

这一年，他已经74岁。带的行李里，还有一副楠木棺材，大有左宗棠抬棺收复新疆的决心，誓言要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大清还有救吗？

可等漂洋过海，到了欧洲，李鸿章看着遍地的高楼大厦，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种感觉，就像是非洲野人突然闯进了文明世界，三观完全被颠覆，除了震惊，就是不可置信。

最后，走的时候，只从克虏伯兵工厂订购了一批大炮。要知道，此时的大清已经搞洋务，办工厂，三十多年了，居然连基本的军用品也造不出来。

5年之后，李鸿章去世。

他去世的第三年，也就是1903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和福特同时崛起的汽车巨头沃尔特·克莱斯勒、大卫·别克等人，集体涌入底特律。

美国汽车工业时代就此开启。

这一年，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只发行了5块汽车牌照。10年后，全中国跑的汽车，也不过几百辆。

之后，德国大众在狼堡崛起。日本丰田也不甘示弱，借助丰田生产法，后来者居上。

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红旗轿车，从1956年生产，到1981年停产，只造了1540辆，同时代的福特年产量398万辆。

这就是，中国汽车和外资品牌的差距。

萤火之光敢与日争。

当时，无人敢应。几十年后的今天，李书福跳了出来。

我敢。

他先是吃下沃尔沃，转身又拿下奔驰。这个曾经的台州放牛娃，白手起家，只用了二十年，就超越了外资品牌几百年的成就。

他是怎么做到的？

核心秘诀有三招：发现的眼，勇敢的心，迈开的腿。

而这三招，恰好也是每一个草根创业者成功的关键点。

第一、发现的眼。

机会只有在没人发现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的机会。

成功的创业者，往往有一双发现巨大商机的眼睛，能够提前感知大势的到来。

李书福就是这样的人，造车之前的原始财富积累，全靠眼光毒辣。

1982年，19岁的李书福高中毕业去照毕业照。当地只有一家国营照相馆，挤得同学们怨声载道。

但是，李书福却看到了商机，托关系当了两个月学徒，就买了台相机，自己走街串巷给人照相，几个月时间就赚了好几百。

有了钱，他也想开一家照相馆。

房租倒没多少，可设备贵。一个反光罩，就要一千多。顶得上普通人一年的工资了。

要是搁一般人，要么借钱买设备，要么继续拍野照。

李书福两条路都没选，而是自己琢磨设备的原理，然后找五金师傅帮忙，只花了两块钱买材料，就仿制了一套，效果跟正品差不了，就这样发了笔小财。

后来，无意间看到一份资料，说洗照片的显影液，主要成份是溴化银，简单的化学处理后，就能提炼出银子，这可比照相赚钱多了。

于是，专门干起了重金属提取，当时整个台州的显影液，差不多都被他给卖了。

显影液毕竟有限，李书福又开始走街串巷收废旧电器，提炼里面的贵金属。

很快，他就成了当地的万元户。

但这行技术含量太低，大家看到李书福发了财都跟着干，互相压价。所以，李书福果断放弃，等待下次赚钱机会。

人间处处是商机，就看你有没有一双发现商机的眼睛。

李书福鞋破了，为了省点钱，直接跑到鞋厂买鞋，他看到鞋厂在给冰箱厂加工零件。

于是，就判断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因为零部件厂太少，饥不择食，冰箱厂被逼无奈，找到了八竿子打不着的鞋厂。

第二种，零部件厂是有，但市场需求突然暴涨，原有产能跟不上，只能临时凑凑。

不管是那种原因，都说明一件事，家电行业正处在供不应求的高利润阶段，此时入场，门槛低利润高。

于是，李书福拉着几个兄弟，开了一家配件厂。从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异形贴片开始，逐步介入蒸发器、冷凝器等核心设备。

最后，干脆做自己的品牌“北极花”电冰箱，同时还给其他知名厂家做贴牌。

鼎盛时期，北极花产值过亿，是台州最大的民营企业。

可好景不长，到了80年代末，因为扎堆生产和通货膨胀，国内出现了第一次产能过剩，大量工业品挤压。

国家开始对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只留定点生产厂家，没有进入名单的全部“关停并转”。

李书福运气不好，没能进名单。再加上，当时“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不休，“温州八大王”事件刚过去没几年。

很多民营企业家为了明哲保身，选择把企业捐给国家。

比如，现在的农业巨头希望集团刘氏四兄弟，就主动找到有关部门，想把当时的希望饲料厂无偿捐给国家，不过上交没成功。

李书福也上交，成功了。

现在回头看，当年没有进名单，坚持活下来的企业，很多都像希望集团一样，成了行业巨头。

世事无常，造化弄人。不知道李书福，是该感到幸运，还是不幸呢。

中国草根创业者有个特点，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所以，但凡有点钱，总想着多读读书，提高提高文化修养。

反倒是读了很多书的人，对读书嗤之以鼻。

李书福交了工厂没事干，也跑到深圳大学去学习。但是，商人的眼睛是闲不住的，总能发现商机。

当时深大分给李书福的宿舍比较旧，他觉得长期住，还是收拾一下，就跑到装潢市场买材料。

结果，发现有一种镁铝曲板，国内生产不出来，只能进口，价格贵得离谱。

李书福感觉自己发大财的机会又来了。

一方面，国内房产市场已经开始起步，以后的装修建材肯定跟着涨。

二来，这玩意的技术问题自己能解决，照相机、冰箱多精密啊，都能搞定，一张板子算个啥。而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能获得超额回报。

说干就干，立马退学，然后压上全部身家，花了一年零四个月，终于研发出了国内第一张镁铝曲板。

1991年，一个季度就卖了800多万。第二年7000万，第三年就到了1.5亿。

不到30岁的李书福，也成功实现了财富自由。

从开照相馆、提炼贵金属、造冰箱，到搞建材，李书福似乎总能先人一步，找到新机会。

核心就是拥有一双洞穿商机的眼睛，从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抓住巨大的商业机会。

现在很多人总是抱怨赚钱机会越来越少。到底是机会少了，还是你没有发现的眼，看不到机会。

另外，很多人也能看到商机，但为啥最后没有成功。

那是因为，到了真干的时候，犹豫不觉，担心各种风险，结果，担心来担心去，好事全错过了。

悲观者正确，乐观者成功。

光有发现的眼，成不了事，更主要的是有一颗勇敢的心。

因为很多机会，是拿命拼出来的。

第二、勇敢的心。

李书福有三敢。敢说、敢干、敢买。

1.敢说。

很多人对李书福的印象，这哥们是汽车狂人。个人名言，造车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一个沙发吗。

其实李书福性格挺内向，当狂人纯属无奈。

因为历史发展问题，中国以前的汽车市场，完全被合资和进口车垄断，高端有奔驰宝马、中档有丰田大众，便宜的还有夏利。

吉利根本插不进去手。

而且，国产车的名声也不好，很多人宁愿多花钱买韩系，也不愿意买配置更高的国产。

李书福为了打开吉利的知名度，想尽了一切办法“博眼球”。

他自己呢，也经常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动不动就放炸弹。

有一次在某行业大会上，李书福当着通用高管的面说，福特通用没啥了不起的，早晚会破产，气得对方当即离场。

博眼球不是李书福的专利，大佬都喜欢用。不知妻美刘强东、对钱没兴趣马云、红衣教主周鸿祎。

说到底，就是为了曝光率，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19年刚有疫情，西贝贾国龙第一个跳出来，说如果疫情继续，西贝撑不了三个月。

话音还没落地，5天时间银行就特批了4.3亿授信，让他发工资。现在，你再喊，银行谁理你。

博眼球，必须早，而且要猛。

就像刘强东娶了奶茶妹，一年帮京东省了多少广告费啊。

2.敢干。

李书福当年造车，不像现在车企搞新能源，国家有补助。那个时候，实行目录管理，只允许目录里的企业生产。

李书福为了造车，先是跑到台州黄岩区请示领导，领导答复不可能，又跑到省机械厅，答复还是不可能。而且领导明确表示，就是跑到北京也没用，就算私自造出来，也不能上牌。

正常人，大概率会死心，但李书福认死理。

汽车不行，先造摩托车积累经验。

于是，花了几千万收购了台州一家快倒闭的摩托车厂。经过一年调整，造出了国内第一辆踏板摩托车，刚一上市就卖爆了。

后来，又跟行业老大嘉陵合作，生产嘉吉派摩托车，鼎盛时期，热销全球30多个国家。

但是，离造车还是很远。

首先资金不够，别的车企开工厂动辄几十、上百亿，李书福手上的资金最多五亿，而且一大部分还是台州民间的互助资金。

其次，汽车可不是摩托车，对技术工艺要求非常复杂。当时别说李书福了，国家队也没有自主造车的能力，第一批桑塔纳轿车，完全用的是德国大众的技术。

就在这种没钱、没技术，甚至国家不支持的情况下，李书福还是决心要造车。

怎么办呢。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他以造摩托的名义，拿了台州800亩地，实际却按汽车生产来规划。

不懂技术，就买了几台奔驰、丰田，拆开模仿，然后从香港买零部件组装。

最后，愣是搞出了“吉利一号”。

可当李书福开着造好的车，跑到省机械厅，希望得到批准时，得到的答案还是不可以。

实在逼得没办法，想了个“歪点子”。

李书福发现客车的生产目录，没有轿车严格。客车不就是没有屁股的两厢车嘛。

然后，找到有客车目录的德阳监狱合作，自己投资2400万，双方合资办厂，用合资公司的名义造客车。

开了以后才发现，因为厂子在监狱里面，出入非常麻烦，工人又是服刑的犯人，技术不好培训，也不好管理。

本来计划监狱不行，就搞个分公司，但当时明文规定分公司不能用目录，路彻底堵死了。

经过那么多磨难，李书福也顾不上目录了，一心只想把车造出来。最后，决定先造车后办证。吉利第一批批量车——豪情6360，就这样诞生了。

1988年8月8号，他特意选了个吉利的日子，举办豪情6360的庆祝大会。

结果，发给各界名流和政府领导的请帖，无人回应。

最后，还是浙江省副省长叶荣宝的到来，化解了这场尴尬。

而吉利的造车资质，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前10天才拿到。

3.敢买。

很多人觉得吉利收购沃尔沃是占了天大的便宜，其实恰恰相反，李书福才是付出最多的人。

表面上看吉利确实占了大便宜，08年吉利准备收购沃尔沃的时候，年营业额才40亿，沃尔沃的营业额1000多亿。

而且，沃尔沃背后的大股东是福特，汽车行业横跨百年的万亿级巨头。

吉利一个中国十八线小品牌，刚拿到汽车生产资质还没几年。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标准的穷小子娶白富美。

可实际上，吉利虽然营业额40亿，但利润却高达10亿，而且中国汽车的黄金十年刚刚开始，李书福只要不贪心，以后每年赚个十几亿，轻轻松松的事。

而沃尔沃呢，表面是北欧豪华车代表，实际上08年亏损了15亿美元，09年亏了7亿美元。等于李书福辛苦干10年，还补不了沃尔沃一年的窟窿。

福特百年巨头，运作十几年，也亏的一塌糊涂。

说白了，此时的沃尔沃，就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千金大小姐，看着漂亮，其实不管是娶她还是养她，都是无底洞。

当然了，沃尔沃有吉利缺少的品牌资产和技术专利，可收购它，就意味着赌上李书福自己一辈子攒下来名誉和财富。

很明显，这是一场豪赌。

最后，为了实现吉利的长远目标，他还是决定牺牲短期利益和赌上身家性命。

但当时的吉利，毕竟实力有限。李书福掏空家底，也只筹到一半的钱。为了筹款，他把世界上有钱的金主借个便。

先是找大庆和上海政府借了几十亿，欧洲银行借了一大笔，全球的几家知名投行也拿了一些。

借到最后还差两亿美金，李书福居然找福特借。等于从福特手上借钱，买它的产业。

关键是福特借了。

当然，结局是好的，不说资本市场，沃尔沃被收购后股价涨了十几倍，光是现在每年赚的钱，早都收回成本了。

但事先，除了李书福，谁敢买啊。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财富永远奖励那些，敢为天下先的人。

李书福的敢说、敢干、敢买，不能讲是他成功的核心，但没有三敢，一定没有今天的吉利。

但是，对于创业来说，光有发现的眼、勇敢的心，还不够。因为商业是理性的，拼的是硬桥硬马的真功夫。

造车，技术不行，车质量不好，纯讲情怀，老百姓是不会买单的。

李书福怎么解决技术难题，核心是迈开的腿，用两条腿走路。

第三、迈开的腿。

以前国产车有个经典笑话，俩车撞到一块，双方都违反了交规。黑车司机发现对方是保时捷，心凉半截。白车司机也看到对方是路虎，有点上头。

结果，两人下车看清楚了以后，相视一笑，气氛瞬间缓和了。

原来是众泰SR9撞上了江淮陆风X7。

这种事，在国产车刚出道的那几年比比皆是，众泰因为抄保时捷太狠，江湖人送绰号——保时捷泰。

要想搞清楚这两件事，需要先讲讲中国造车的大背景。

建国后，国内的工业基础太薄弱，第一台解放牌卡车，还是在苏联的援助下，造出来的。

后来，我们自己也举全国之力，造出了红旗轿车，可最后还是因为质量问题，停产了。

没有办法，汽车技术太复杂。以福特为代表的外资品牌，从清朝就开始研究车，技术迭代了上百年，我们不可能无师自通。

所以，国家决定引进外资品牌，搞合资办厂。这才有了后来大家熟悉的北京现代、华晨宝马、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东风日产，这些合资品牌。

可即便是这样，技术迭代的速度还是非常慢。

拿桑塔纳来说，1979年国家就确定跟大众合资建厂，可直到1980年才正式开始。不是因为德国人要求多，而是因为我们的底子太差。

举个例子，当时我国的汽车转向盘只有6个指标，德国有106个，其他零部件情况也差不多。

我们的手工组装办法，一天最多装两台。大众最普通的工厂，一天也能装生产1000台。

双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后来又磨合了三年，直到 1983年，第一台桑塔纳才生产出来。

而且，因为我们没有合格的零部件厂，所有的零部件只能从德国进口，然后在上海组装，结果造一辆桑塔纳就需要1万美金的外汇。

这也是为啥当年一辆桑塔纳能顶北京一套房的原因。

后来，随着合资企业的增加，国内技术也有了进步，但是核心技术还是掌握在外资品牌手里。

所以，民族品牌起步只能去抄，要不然，连造车的门都摸不着。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不掌握核心技术，走不了太远，这几年的保时捷泰、路虎江淮几乎看不到了，就是最好的说明。

要解决这个问题，核心还是人才，所以李书福花了大代价培养技术人才。

二十年办了10所教育机构，其中还包括培养硕士，有博士后的工作站。有多名院士坐镇的研究生院，以及吉利学院、三亚学院，湘潭理工学院这样的本科学校。

前后为行业培养了15万专业人才。

有了人才，就有了创新的可能新。

06年，吉利耗时三年研发的CVVT发动机JL4G18正式投产，标志着从模仿者到创新者的转变。

之后，搭载JL4G18的吉利帝豪上市，瞬间火边大江南北。到今天，帝豪系列仍旧是吉利最畅销的车型之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毕竟是个长期工作，要想快速超越外资品牌，必须要迈开步子走出去，站在欧美百年工业的巨人肩膀上。

所以，李书福赌上身价性命收购沃尔沃、奔驰之后，表现得可谓“佛性”，给予了充分的管理自由，一定的财务自由。

为了得到沃尔沃技术人员的认可，在拥有沃尔沃汽车所有知识产权的基础上，他依然没有直接插手沃尔沃的经营和管理，主动摆出学生姿态，虚心请教，不强求对方直接转让技术，吉利甚至出钱在沃尔沃家门口，建了一个欧洲联合研发中心，研究出来的东西大家可以公用。

奔驰也是一样，用的是领子期权。股票涨了少赚，亏了也少亏，不在意资本收益，只求能获得品牌和技术上的支持。

不图小利，必有大谋。大概在李书福的心中，吉利的造车梦还远不止当下。

从1982年开第一家照相馆，到97年造摩托车，李书福创业四十年，造车20年。

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国产车崛起的全过程。

一路走来，发现的眼是有一双洞察商机的眼睛；勇敢的心是敢为天下先、迈开的腿是先抄后创，再并购。

这三点，有个人的英雄主义，也有时代的无奈选择，但归根结底，是中国草根创业者，为了生存下去，找到的最佳路径。

不管未来的商业环境怎么变化，这三点，也将会是每一个想从底层跃迁的普通人，最好的的选择。

因为，先行者李书福，已经用它闯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