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发offer还是先做背调？

提到背景调查，很多HR都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先发offer还是先做背调？

先发offer吧，如果背调结果不满意，就要撤回offer，工作效率低不说，还容易和候选人闹出矛盾；先做背调吧，有的候选人不同意，另外，如果做完背调发现候选人其实并不合适，就白白浪费了时间。

其实，大多数HR有这个疑问，主要是在一种情况下：候选人面试合格，但还未离职。这种时候，候选人一般不会同意在发offer前进行背调。因为如果做了背调，离职消息传出，在原公司待不下去，还不能得到新公司offer，这对于应聘者来说，是极大的风险。

所以，如果候选人还在职，那么背景调查环节就应该放在给候选人发出了正式offer并获得了候选人签署的书面授权之后，再正式展开背景调查环节的工作。

对于候选人来说，正确的顺序应该是：拿到正式offer——向原公司提出离职——书面授权背调并提供个人信息——企业或背调供应商开展背调——入职新公司

有的HR又要说了：这样做的确可以避免应聘者“鱼和熊掌都得不到”的风险，但对于HR来说，“瞎忙一场”的风险可就大了啊！

确实，先发offer，再做背调，然后发现候选人其实并不合适，再撤回Offer，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双重浪费。但需要明白的一点是，你给候选人发offer的前提是，通过面试，你对他的基本信息有充分的了解，并认为他的背景和资历适合这份工作，你认可他得到这个职位，而背景调查，只是对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再次确认，并做进一步的深入了解。

换句话说，给候选人发出offer是基于候选人面试后所获得的评判，公司和HR一定是认可了候选人面试时的表现，才给候选人发出offer的，offer是公司对候选人的一种“承诺”，是候选人通过公司面试的一种凭证，是一个意向的表示，这个意向的前提是候选人提供的个人信息必须属实。而背景调查是降低公司招聘风险以及减少面试官主观评价风险的有效手段。

所以，如果候选人在背景调查环节出现了问题，也就说明了这个候选人提供的个人信息并不属实，里面参杂了虚假信息，这样的候选人一旦入职，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因此，就算发了offer，如果背调出现了问题，也一定要向候选人说明情况，并做出不录用的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会给企业造成更大的隐患。

以上是候选人合适，但其还在职的情况。那如果候选人是离职的该怎么办呢？

这样就更容易了！只要获得候选人授权，即可对其进行背景调查。既可以在面试结束后立即向候选人提出背调的要求，做完背景调查再发offer；也可以面试之后先发offer，再在offer里明确表示需要背景调查，并附加一份背调授权书。

先发offer还是先做背调，主要看候选人的状况以及HR的职业习惯与工作方法，背调深度也可以因人而异，但不论是哪一种，我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企业收获人才。

来源：网络

阿里、网易等建HR联盟，背调盛行，刀俎已就位！打工人如何摆渡

刀俎已就位！先有求职就业中的“背景调查”，再到当今几十家企业组建HR联盟，我只能感慨，打工人太难了！打工人的后代会更难！我们打工人要如何摆渡自己？如何为后辈们捍卫职场公正？

先来看相关事实一：

在杭州高新区（滨江）十五期硅谷精英沙龙暨人才活动周中，HR联盟成立：

为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变革、引领组织发展，进一步密切企业间交流和政企沟通，滨江区HR智库联盟联盟成立。首批成员由阿里、海康、网易、吉利等30余家重点企业CHO或HRD组成，旨在打造最具“使命感、凝聚力、生长力”的人力资源共享赋能平台，通过标杆学习、经验分享，开展前沿研究，共同推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实践与价值提升，赋能企业创新发展，打造热带雨林式的人才发展新生态。

补充事实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现在求职就业中“背景调查”已经很流行、明目张胆、理直气壮了。

市场上所谓员工背调神器

我自己也有亲身体验。由于这两年自己开创的公司经营不善，在今年十一月份暂时停止运转，之后也尝试到就业市场中来看看，是否有适合的机会，期间不停收到猎头的岗位推荐，其中就有需要配合企业“背景调查”的要求。

我当然是理解企业这样做的理由的，但我仍然是果断拒绝的。在我看来，这种做法伤害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基本信任，我当然也承认职场中有少部分人可能有不良职场行为，或者虚假构建自己的经历背景，但这不是企业进行背景调查的理由。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错误而对绝大部分正常守信的人进行困扰。

我甚至也可以反问，企业对员工进行“背景调查”，那员工是否也可以调查企业，询问企业是否剥削员工、是否潜规划、是否违法、是否逃税等等问题？而你企业会如实回答吗？

同样的，有人会说，你没有问题你怕什么？我倒不是怕，只是反感而已。

但是HR联盟还是成立了，背景调查也是越来越常见，说到底，还是我们打工人是弱势的一方，我们没有足够能力和手段来维护打工人的利益。

以往我们会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在背景调查、和HR联盟的双重打压之下，怕是会形成“处处不留爷”的结果，最终“郁郁不得志，回家常戚戚”。

说到这里，有人就会反对说HR联盟立志的是正面积极，是我心思太黑暗了。

你看，HR联盟---旨在打造最具“使命感、凝聚力、生长力”的人力资源共享赋能平台，通过标杆学习、经验分享，开展前沿研究，共同推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实践与价值提升，赋能企业创新发展，打造热带雨林式的人才发展新生态。

WOW! Sounds great！

蚂蚁金服说：“愿景：让信用等于财富，使命：为世界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

三鹿奶粉说：“为了大众的营养健康而不懈地进取！”

阿里巴巴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

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被“感动”到了。

为他们伟大的使命感动，但是这并不能阻挡资本的贪婪，资本为了利益，不惜站在人民和法律的对立面。

HR联盟也是如此，我并不质疑它美好的愿景和使命，但最终，它是否还是难逃成为资本的工具的命运？或者真直白的说，它的成立和诞生，就是为资本服务的，或者说就是资本打造的一个工具而已！

网友们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

确实有些职工职场摸鱼，用人企业很可能招到“不行”的员工。

但是更多的，都是担忧：比如这位叫曹小灵的管理分析咨询师的分享：

还有这个两万多点赞的评论，

国外也曾有过这样的尝试：

作为资本主义的大舞台，类似这样的HR联盟，西方的那些大企业怎么会想不到呢？

据查阅，苹果、谷歌、英特尔和Adobe早在2014年就谋划签一个“互不挖人协议”以限制员工薪资。

此协议一旦签署成功，四家公司的程序员、工程师等职工将很难通过跳槽来提高自己的薪资。

只不过，这四家公司为此举付出了沉重的罚金。因为当时有员工发现了老板们的这一举动后，立刻便联合起约6万4千名员工把这四家公司告上了美国联邦法院。最后，这一诉状以四家公司同意支付约4.1亿美金的和解金为结局。

而我们却建立了一个三十家企业参与的联盟，而且这怕只是个开始。作为职场人，打工人，打工人的后代们，怎么办？谁为我们提供帮助？谁能在开始就把这个苗头掐灭？

事实上，我也就“背景调查”的事情询问过来自美国的HR朋友，感谢我朋友的指导，Love you!

先前的工资细节不应该被问到。

像员工的表现记录，比如纪律记录，是否愿意返聘，员工是否良好，这些信息不应该共享。

防止在核实就业信息时，老雇主提供对就职业工当事人不利的虚假信息。

所以，在美国实际上是有法律对这个所谓HR联盟有着明确的威慑力的，但不知道国内是否也有相关的法律、是否有执行到位。

比如这里有一位朋友的爆料：以后和他们沟通还得装孙子，不然什么时候被人安上几个标签，糊里糊涂被人害了。

还有网友吐槽说：

码农们以为这种压迫将自他们始而愤愤不平的时候，殊不知在很多地方制造业这种联盟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不过是放到台面上罢了。

本质上来说，HR联盟涉及到的背后，是垄断。

与商品市场垄断一样，商品提供方得利，而消费者被迫承受；当资本通过工具HR联盟掌控定价、垄断就业市场时，普通打工人根本无力一战，无力翻身。

另一位网友如此说：

劳动者完全有可能被各大企业“全行业封杀”、“全市场封杀”……这是一种“失业威胁”，这会让劳动者在市场上彻底失去议价权……大家没有办法谈涨工资、谈升职、谈待遇，因为这个HR联盟可以彻底封杀你的一切退路，劳动者要么妥协，要么失业。

《大公报》17年曾经有一篇《资本巨头合流！马云湖畔大学，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的文章，有提到资本巨头合流的风险。

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资本财团抱团垄断，比如原本今年准备上市的蚂蚁金服，这是资本家们，聚集在一起，准备享用一席滔天盛宴。

但是事实上，这个金服，似乎并没有产出实际的使用价值或者剩余价值，所从事的，本质上就是古时代的高利贷罢了。

而这些人的聚集，我在想湖畔大学是否也在背后起着某些作用。

部分资本家是没有良心的，只会喊着996是你的福报，殊不知我们不断面临着最难就业季，多少学子毕业后求职难，为何就不能让员工们正常作息，多招几个人才顶上呢？难道你们各种境外信托、离岸公司、借慈善的名义设置基金逃税的钱还不能多负担几个员工的薪水吗？

所以我们不能把未来放在资本家的良心上！毕竟像任正非、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太少。

我害怕这些资本形成的庞然大物，我们打工人，在他们面前，微小有如尘埃！如果他们还联结在一起，无疑是雪上加霜。

另外，HR也和我们打工人一样，也是资本家手上的一个工具人，万望不要成为这种联盟的帮凶，我相信好的HR，不是通过压榨弱势群体来成就的，一定来自在人力资源高层次的架构来实现的。

对此，您有何看法呢？期待您的观点。

本文由职场谋士小吴哥原创，部分图片取自网络，若有冒犯，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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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拍房能捡到“漏”吗？

作者 | 《财经》记者王丽娜 编辑 | 苏琦

北漂九年后，张苓（化名）在北京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2024年1月收房后，张苓投入到房屋装修前的准备。

这是一套法拍房。张苓从一个购物网站旗下的司法拍卖平台，拍下这处房子。2023年9月1日，张苓参与这处法拍房的竞拍。房子起拍价为500余万元，引来六人参与竞拍。虽然每次加价幅度为2万元，但随着参拍人你一笔我一笔的竞相加价，竞拍价很快推升了三四百万元。

眼看竞争激烈，“以为拍不下来了”，张苓夫妇不再盯着出价，各自坐在沙发上刷起手机，让中介人员代为出价。当时，正逢一些城市陆续出台“认房不认贷”政策，部分购房者的购房热情高涨。

竞拍前，张苓夫妇设定了最高可接受的心理价位——1000万元，超过这个价就不拍了。好在经过约一个半小时的竞价角逐，出价停在990万元，其他人出局，张苓成功拍下这处房子。

当前，一些城市先后进入存量房交易为主的时代，在存量房中，近年来新增的法拍房房源中不乏一些优质房产。法拍房是被法院强制执行并拍卖的房产，法拍房的来源包括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以及刑事案件中罚没的房产等。自2017年法拍房全面上网拍卖以来，为购房者提供更多选择机会。同时，一些普通的购房者基于价格等因素，将购房目光投向法拍房。这是一个购房折扣和未知风险并存的市场。

他们，争拍法拍房

在购房市场上，张苓夫妇属于刚需人群，此前一直租房居住，孩子出生后，两人希望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安居下来。夫妇俩自2015年来京，手里逐渐积累一些资产。“是时候把钱花在必须干的事情上了”，张苓告诉《财经》。

2022年下半年，张苓夫妇打定买房的主意，开始挑选房源。看过二手房和新房，反复掂量不同类型房子的首付、可贷款额度、税费等信息，再比对夫妇俩心中的购房目标。

“90后”的张苓表示，虽然是刚需一族，但她并不想为了买房仓促“上车”。张苓夫妇最初的理想房产是，位于北京“三环以内的大房子”，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楼盘建成年限在10年内，总价不超过1000万元，首付款不能太高。挑来选去，几无可能同时匹配这些需求。张苓逐渐将买房预期调整到“四环以内”“年限15年内”。

在四处看房中，有亲友向张苓建议可以看看法拍房。张苓的挑选范围增大，中介机构给张苓推荐了一套京西南四环的一处房子，三室两厅，低密度洋房社区，并预估950万元可以成交，这正是她心仪的房子。而那个小区的房子套数不多，二手房少有出房，按照当时的市场价算，总价约在1150万元-1200万元间。

看过中介提供的房子背调信息，并实地看房之后，张苓决定参与竞拍。张苓了解到，原房主以房抵押办理贷款用于公司经营，后因不能履约还贷产生司法纠纷，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拍卖房屋清偿债务。这种类型的法拍房，属于张苓夫妇可接受的类型，公司经营“有赔有赚很正常”。

看中那套房子后，张苓交纳保证金取得竞拍资格，便等待2023年 9月1日的开拍。当时正值一些城市宣布“认房不认贷”政策，房市升温。经过多轮竞价，张苓成功拍下那套房子。2023年12月，张苓拿到房产证，随后与原房主协商腾房事宜。

2024年2月底，在广东省惠州市，30岁的小沈拿到房产证，房子同样是通过竞拍法拍房而来。

小沈自称，此前租房居住，备受房子隔音差、房东刁难等困扰，期待自己早日买房，但“钱包又不给力”。今年1月，朋友发来的一套法拍房链接，让小沈的购房日程提前。那是一套70平方米的两居室，起拍价58.5万元，而同小区同户型面积的二手房约在88万元-92万元。房屋所处的地段、面积、预估总价等，小沈都比较满意，在实地走访并多方咨询后，小沈动心。

竞拍那天，是一个周末，小沈提前一天设定好闹钟，早早起床等待竞拍。不过，开拍后，只有小沈1人参拍，小沈第一时间出价58.5万元，并竞价成功。小沈表示，同小区同户型面积的二手房市场价在88万元-92万元之间，“用最低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可以说比较惊喜”。

参拍之前，小沈曾询问亲友，收到的多是劝阻建议，认为法拍房风险太大、不是很吉利。得知小沈成功拍下并拿到房产证后，亲友们都认为买下的房子“性价比很高”，小沈“很有勇气”。目前，小沈收房后，装修已告尾声，离入住不远。因装修预算有限，小沈不打算做太多改动和硬装，只对房屋重新刷漆，购置家具家电，期待通过软装焕然一新。

2023年12月，徐俐（化名）参与北京一处法拍房的竞拍。徐俐夫妇不考虑学区房，希望所买的房子，离双方工作单位近一些，小区环境相对好、楼龄不算旧、采光较好的房子，并因此圈定了几个小区。偶然看到目标小区有法拍房的信息后，虽然房子存有瑕疵，比如房屋的所有权人还未办理过户，贷款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两人还是决定参拍，并预估不会有太多竞拍者参加，没准儿能以起拍价成功竞拍。但开拍前徐俐发现，报名人数有十人，超乎两人预料，并顺势提高了出价预算。

这次参拍算是一场“陪跑”。徐俐在拍卖成交前十分钟，看竞争激烈放弃竞相出价。那套房子的起拍价为415万元，最终加价120万元成交，超过徐俐的最高出价20万元。算下来，成交单价约7万元/㎡，周边同样房源的小区市场价约7.5万元/㎡。

法拍房的市场

在法拍房市场，机会与风险并存。

在竞拍前，小沈也考虑过风险“怕踩坑”。对于法拍房，小沈设置了一些红线，比如房子太旧、位置不好、涉刑事案件、需要二次过户、原房主债务纠纷太多等，一概不予考虑。小沈了解到，原房主的房子被拍卖是因向银行抵押贷款后，无力偿还被强制执行拍卖，这是她可以接受的类型。与小沈类似，张苓还将涉刑事案件和涉高利贷的原房主排除在外。

在房地产行业耕耘19年的曹辉，这七年多来专注司法拍房市场，是北京东方瀚海拍卖有限公司（下称东方瀚海拍卖）的董事长。2016年，北京法拍房市场开始互联网化，曹辉成立瀚海拍卖。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自次年1月1日起，法院以拍卖方式处置财产的，应当采取网络司法拍卖方式。这其中较为引人关注的财产类型就是房产。

曹辉告诉《财经》，他当时判断，随着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从增量时代转向存量转换时代，网络拍卖推行后，拍卖的房源数量将上升，一些优质法拍房流入市场，法拍房市场将从一个小众的投资市场，“变成普通购房者都可以阳光透明交易的市场”。因此，曹辉转换到法拍房市场“赛道”，为竞拍人提供专业的辅拍服务。

法拍房市场在不断吸引普通的购房者。2022年起，最高法院通过出台规定，正式将司法拍卖房产纳入各地房产限购政策范围，受限购约束的竞买人将不被允许参与司法拍卖房产竞拍，防止通过司法拍卖投机炒房的行为。

与一般的二手房相比，法拍房的竞拍更为复杂。曹辉表示，法拍背后关联司法案件，还涉及房屋权属、不同类型的交易税费、房屋占用、借贷履行情况等，而房产标的高、转手交易环节众多，竞拍人担心出现风险，“对于普通的购房者来说，遇到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很麻烦。”比如，有些房子竞拍前无人居住，竞拍成功后，却发现原房主与他人签订有长达十年的租赁协议，房屋腾退遭遇难题。

不少法拍房成交价与市场价存在差价，这是吸引购房人的最主要因素。依北京市为例，根据瀚海数据院的统计，2023年，北京共计挂牌房源8153套，同比去年上涨5.05%， 2023年北京市法拍市场共计成交法拍房2771套，一拍成交1843套。其中，法拍房住宅挂牌4761套，北京法拍房住宅成交均价5.03万/㎡，2023年度二手房均价6.3万/㎡。

对此，曹辉表示，北京近几年的法拍房交易都比较稳定，住宅法拍房的平均折扣一般在八折到八二折之间，热门房源的折扣率在九折至九五折之间。一些参拍者会选择等待二拍，但二拍时最终的成交价并不一定会低，“因起拍点降低后，更多人参与竞拍反而会推高成交价”。住宅流拍的原因则因房子本身的情况各异，但常见的因素，主要是房屋自身价值，所处位置及产权情况、后期腾退阻力较多等。

通过对东方瀚海拍卖的成交客户进行画像，曹辉观察到竞拍人的年龄以35岁至50岁为主，竞拍房产的主要需求是自住型，成交的房源中刚需房产占比较大，面积以90㎡以下的小户型占比最多。其中，法拍住宅成交价以300万元至600万元为主，占整个交易量的70%-80%。

曹辉还观察到，这些被法拍的房子，背后牵涉的案件以民商事纠纷为主，有不少是在经营活动中，拿房产做抵押、担保贷款或借款，无力偿还后房子被法拍。近年来，法拍中有些涉刑事罚没的房产，其中还能看到原属于官员的房产。

有一些法拍房“身世”更为复杂。北京市西城区文昌胡同42号1幢-1至2层、2幢1层，近三年来，多次出现在法拍平台，此前曾三次流拍，两次买受人悔拍。

对此处房屋，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法院（下称柳州中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显示，这幢房子分为平房、楼房两栋建筑，平房建筑面积31.91㎡，楼房建筑面积641.35㎡，平房、楼房建筑房基占地总面积264.58㎡。规划用途、房屋性质均未注明。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地下仓储，权属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使用类型为出让。

公告还特意提到，楼房负一层、一层现为商户使用，买受人竞买成交后可自行与该商户协商租赁事宜，不能协商一致的，该商户搬离。平房及楼房二层现有案外人居住使用，案外人基于历史原因与该房屋的此前一任房主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租金支付情况不明，该房产拍卖成交后该平房及楼房二层按现状保留。

因此处房屋有历史遗留问题，且涉及腾退事宜，拍卖过程并不顺利。据阿里拍卖平台显示，房子2021年上拍时评估价为9823万余元，起拍价为6876万元，因无人出价流拍。当年12月和次年3月，起拍价调整为第一次起拍价的八折即5500万元，仍然流拍。2023年10月，拍卖公告称，经向税局定向询价，反馈结果为552万元，依拍卖相关规定确定该标的物起拍价为552万元。这次拍卖引来31人报名竞拍，经过533次出价，参拍人以3700万元竞价成功。

但随后，买受人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缴清全部竞拍款项，法院按悔拍处置。一个多月后，再次开拍时买受人又悔拍。2024年2月18日，这处房子再次开拍。2024年2月19日竞拍结束，以3135万元成交。与552万元的起拍价相比，溢价率467.93%，成为北京市2月法拍房溢价率最高的标的。

2024年3月，《财经》询问柳州中院所委托的辅助机构，负责咨询的工作人员表示，这处房产确已拍出。在西城区文昌胡同42号，在此经营的餐馆仍在营业，餐馆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前段时间碰到不少人来这里看房拍照。”

法拍背后，有人失意，有人争拍

没准能在法拍房市场上“捡漏”，是不少人参拍和围观法拍房的原因之一。

一名法拍房辅拍机构的中介人员告诉《财经》，不少法拍房竞拍人，本来就有购房需求，有意或无意中了解到法拍房后，希望在法拍房市场上看看能否找到“捡漏”的机会。另外，自2018年起法拍房源逐年增多，普通购房者在网络搜索目标购房区域时也会搜到附近的法拍房房源，“以前可能这一片才有一套法拍房，现在可能变成不少片区每个街道都有。”

对于近年来法拍房房源数量的增加，北京中指信息技术研究院的相关分析人士对《财经》表示，近些年来，由于企业商户和个人资金流转断裂或收入来源减少进而抗风险失衡，从而导致抵押物走向法拍渠道。同时，法拍房市场交易体系的不断完善，执行单位对法拍房源利弊因素进行透明公示，进一步提升了法拍房源交易的信心。

在搜寻法拍房时，关注法拍的人群各有各的考虑。前述中介人士介绍，竞拍人群中有一些是刚需人群，“（买房）我得垫着脚往上够，想办法天天琢磨，怎么能让首付变得少一点，贷款贷的多一些。”但也有一些咨询的刚需人群表示，手头的钱虽然不多，但担心法拍遇到一些问题，因此情愿多花几十万元，“顺心顺意购买二手房”。对于刑事案件罚没的房产，一些购房者认为原房主“判刑了”“落马了”，这很不吉利，但也有一些购房者不看重这个因素。部分因涉及职务犯罪案件被罚没的房产，不乏一些地理位置不错、比较稀缺的房源，抵押或担保风险不高，在有些购房者看来是比较优质的法拍房，因此参与竞价。一些具有学区属性的法拍房房产，也会吸引竞拍人参拍，2023年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处法拍房，近20人竞拍，经过多轮竞价后成交价与市场价相当。

这名中介还观察到，一些人购买法拍房时兼具自住和投资属性，但也有人抱着投资的心理。去年7月，他的一名客户成交朝阳区一处500余万元的法拍房，找他竞拍时明确表示，就是为了投资，买下来短期出租后再转手交易。而一些竞拍商业类法拍房的人，更看重投资回报率，“赌的就是价格上涨或投资回报”。

而几乎每套被法拍的房子背后，都有一个“失败”的故事。王伟律师在成都执业，这几年来，王伟接触了多个强制执行涉及法拍房的案例，深刻感受到办理的案子背后是“别人的人生”。

2023年12月，王伟陪同执行法官到成都一处抵押房子的现场进行勘验，王伟是债权机构的代理人，那处房子即将面临法拍。

勘验现场当天，虽经法官通知，房主并未来到现场。一进入房内，门口迎面看到的是房主一家人的全家福，两个孩子都还年幼。即将失去这处房子，房主带领孩子已回老家，这让王伟五味杂陈。

房子的主人是债务人，自称此前承接工程生意，因工程款没到位，资金周转不畅，便将房屋抵押向金融机构借款，工程生意不如意又转行养殖业，遭遇疫情后，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因无力偿还债务被起诉。了解到房主的情况，王伟曾尽力协调债权人，表示可减免数十万元的利息，但对方无力凑齐本金。进入诉讼后，房主仍然没有还款来源，还缺乏明确的还款计划，案件宣判后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

王伟对《财经》记者表示，他观察到的法拍房案例，债务人大多是陷入三角和多重债务，或者公司经营不善，很少属于故意欠债不还的“无赖”。还有人属于夫妻离婚时，因财产分割产生纠纷，房子被申请强制执行拍卖。

2024年3月，王伟代理的另一起案件，法拍的房子正在等待二拍。因房子属于老旧小区，没有电梯，且房内有人居住，第一次上拍时因无人参拍流拍。这处房子的主人是一个退休的老师，此前开设一家文化领域的公司，五年前自称因公司周转需要办理房屋贷款，但因公司合同款迟迟未能收回，导致资金链断裂房子被法拍。

对于法拍房市场规律，曹辉认为法拍房与二手房市场具有正相关性。2024年以来，购房政策逐渐释放。住建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要求及时协调解决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尽快推动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加快落地见效。近几个月，法拍市场的活跃度有所上升。比如，今年2月，北京通州区解除购房“双限”，在通州落户或就业家庭，符合全市限购政策即可在该区域购房。最近，通州买房的活跃度和参拍人数均有提升。

来源：《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