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母亲安葬后，大雨倾盆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时间是2008年农历五月初三下午2点50分，离端午节还有两天，离她老人家七十三岁生日还有整整半年。母亲早走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让我见她最后一面。此为我终身遗憾。
母亲去世几天前姐姐与我通电话，说母亲已不愿意下炕，但病情与之前相比并没有显著恶化。姐姐问我什么时间可以回去一趟，我说学期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我就回去。因为家乡的窑洞里收不到移动信号，姐姐打电话必须站在院子里，我也就没有办法与母亲说几句话。我本以为她还有一段时间的人间生活，一定会等我回去。但她，没有等。
母亲在临终前也没有催我回去。只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清晨5点，姐姐打来电话说父亲希望我回去一下，我突然预感到母亲真的快要走了。因为这一天工作上已经有些安排，晚上还要主持一个重要讲座，我问姐姐第二天回去是否可以，姐姐说不急，晚一两天没关系。我取消了之后几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早晨七点开车从北京出发，下午5点到家。一下车，周围气氛凝重，弟弟低声对我说：你回来晚了。我就这样失去了最疼我爱我的母亲。
母亲对自己的离去是有预感的。去世几天前她曾对父亲说，看来她熬不过去了，等过几天老院子的大门修好了，吃了合吉（龙）糕，她就走。她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希望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看到修缮一新的大门。她还嘱咐父亲把土院子用水泥硬化一下，这样下雨天走起来就不会泥泞。这也是她一贯爱好（美）的表现。
张维迎母亲 | 冯东旭摄
但母亲早走了四天，没有看到新修的大门，没有等到吃合吉糕。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我清楚，她临终前没有催我回去见她一面的原因：怕耽误我的工作。在母亲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她儿子的工作更重要了。她几次到北京看病，来时就不很情愿，来了没有几天就嚷着要回去。她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心疼花我的钱，二是怕耽误我的事。为了安抚她，我常常不得不把很贵的药说得很便宜。即使这样，她仍然唠叨我赚几个钱也很不容易，不应该在她身上花这么多。有一次我生气了，脱口而出：你再唠叨我就把钱都烧了！母亲流泪了，她觉得说这样的话不吉利。这令我内疚不已。
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办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但她知道我很忙，忙的是“大事”。我无须向她解释什么，无论每次回家看她，还是在她北京住院期间去病房探望她，来去匆匆，她看得出来。住院期间每次与她告别时，我说：“妈，我走了”，她总是一句话：你忙你的去吧，不要担心我。她从来不问我在忙些什么。即使我一天都没顾上去病房，她也不会叫我过去。
母亲不是不想我。事实上，她非常希望我一直在她的身边。只要我在她身边，她的情绪就显得好些。但她不想耽误我的事。只是在住院的最后几天，她有点反常。有一天早晨5点不到，她就让姐姐打电话要我过去。我赶快起床去病房，她说她很难受，如果不是怕我分心，真想放声大哭。她说要马上出院，回村里去。我哄她说，再治几天就好了。当天上午9点我有课，8点半与她告别时，她问：你为什么那么忙？就不能多待一会吗？母亲的反常给我一种不祥的征兆。
母亲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思念。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女性，目不识丁，但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母亲十七岁时与父亲结婚，生过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幼年夭折，长大成人的有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姐姐、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母亲爱她的每一个孩子，她把她所有的爱给了我们。
1980年春节全家合影 | 田丰摄
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唯一的事业就是儿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女。
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把五个孩子拉扯大本身就不容易。但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是想办法让儿女吃饱肚子，穿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体体面面。村内老小都夸奖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村里同龄妇女一起做针线活的时候，喜欢唱当地的山曲，那一曲优美动听的《兰花花》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但自我上小学后，再没有听到过母亲的歌声。她不唱了，可能是看到儿子大了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生活的艰辛使她失去了唱歌的兴趣。
为了儿女的成长，母亲吃过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记得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父亲因为是党员不能搞“投机倒把”，解决吃饭问题的责任就落在母亲身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起身离开家，天蒙蒙亮的时候背回了一斗高粱。这一斗高粱是她用还长在地里的小麦青苗从邻村换来的，比价是1:1.1，即春天借一斗高粱，夏天还一斗一升小麦。她为此爬山下沟，摸黑走了近十华里的路。那是一条到了晚上连男人也不愿走的路。
父亲在修国防公路和引（黄河）水上塬工程领工期间，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但必须干男人们才干的苦力。担水送粪，掏地背庄稼，修梯田打坝堰，没有她没做过的农活。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少欠一些粮钱，母亲承包了为生产队饲养四头牲口（毛驴）的任务。这四头毛驴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耕地、运输全靠它们，必须精心照料。
农忙季节，母亲白天上山干活，收工后铡草拌料，夜里还要起来四五次为牲口添加饲料，睡眠时间很少。我当时不懂事，母亲和姐姐没日没夜地干活，而我总是帮着别人家干活，不管自己家的事情，好像我是母亲为别人家生的儿子。但母亲从来没有责备我。父亲回家后有时会为此训斥我，但母亲总是护着我。她说，只要别人说我好她就称心如意。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又热情好客的人。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年难得吃上几顿白面，但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以最好的饭菜招待。所以上面来的干部派饭时，都喜欢被派到我家。即使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村里的干部，母亲也热情招待。
1974年村来了十几个插队知青，母亲觉得他们可怜，逢年过节家里吃一顿像样的饭，她总是请他们一起来吃。而且，越是家庭困难的知青，她越疼爱，越照顾。母亲入土时，有七个当年的知青驱车几百里来为她送行。
与专程前来参加母亲葬礼的几位当年的知青合影 | 冯东旭摄
母亲好面子、重名节，请客送礼，从来都做得很大方，生怕别人说自己小气。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脸面）树活皮，不要眉眼剥树皮”。为了生计和供儿女上学，家里不时得向别人借钱，但一旦家里有欠债，母亲就难以入眠，总是催父亲尽快想办法还债。
为了还债，母亲曾两次决定卖掉她结婚时陪嫁过来的旧衣柜，这是当时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是因为我和弟弟的阻挠，这个衣柜才没有卖成，得以保存至今。第一次，是我的泪水感化了买衣柜的人，不忍心把它搬走。第二次，是弟弟用擀面杖赶走了买衣柜的人。但母亲几次成功地迫使父亲卖掉还没有长大成材的树木，而只要晚卖两三年，就能卖出高得多的价格。
母亲还变卖了她结婚时戴的一对银手镯。那是她唯一的饰物。
从我们一懂事起，母亲就教育我们与人为善，做诚实正直的人，不干偷鸡摸狗的事，不要沾别人的便宜，也不能沾公家的便宜。
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期，生产队的粮食就放在我们家，但母亲没有多吃一粒。所以村里人都知道，公家的东西放到我们家最安全。“文革”初期村里乱得没人管，许多小孩子成群结伙，砍集体的树木背回家当柴烧，但母亲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而当我把自家的萝卜和梨拿去喂学校的兔子时，她不仅不责备，而且引以自豪。小学一年级时，当听说我把拣到的一把裁纸刀交给老师，受到表扬时，母亲还专门为我做了一顿好吃的奖励我。
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就在村内老小中有很好的口碑。我十一岁时就成为全公社的“好人好事标兵”，被挑选出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给几百人讲自己的“先进事迹”。
母亲心直口快，不会对别人耍心眼，不搬弄是非，不在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也不妒忌别人。每当别人家有什么好消息，她总是很高兴。所以村内老小都喜欢她。
母亲不记仇，但谁对她有恩，她会牢记一生，有恩必报。
母亲目不识丁，但格外敬重读书人。读书人中，母亲最敬重的是教书的先生。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将同班一位同学的恶作剧错怪于我，打了我一巴掌，有同学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说：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
村里小学的教师，都受过母亲的热情招待。这并不是因为她想让老师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我们都长大成人，村小学里不再有自己的孩子读书，母亲仍然是这样一如既往地对待老师。在北大校医院住院时，护士和医生有时尊称她“薛老师”，她很不自在，几次与我提及此事，因为在她心目中，“老师”是非常神圣的称呼，不可用于她这样目不识丁的普通人。
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但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女。十七岁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同公社一个生产大队要聘请一位民办教员，选中了我，每月40元的报酬，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公社正式干部的工资。父母非常想让我去，除了经济原因，还怕我干农活太受罪。但我当时一心想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愿去。对方派人到我家请，父母把铺盖也准备好了，还请来人吃了一顿饭，但临行前，母亲见我眼泪汪汪，就对父亲讲，孩子不想去，就别去了吧。父亲也就顺了我心愿。但后来看到我在农村受苦时，母亲又后悔当时没有强逼我去教书。
母亲为儿女操尽了心，但从不愿意儿女为她操心。在我上大学期间，母亲有一次去赶集，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在炕上躺了两个多月，但她一直不让家里人写信告诉我。在过去几年里，她身体不好，但我打电话问她时，她总是说自己很好，要我别担心。
五个孩子中，母亲对我最疼爱。她对我的偏爱是那么理直气壮和不加掩饰，姐姐妹妹弟弟们好像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任何妒忌之心。
母亲最疼爱我的一个原因是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有着非常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她心目中，儿子永远比女儿重要。所以，当我到学龄时，她让我上学，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则因为要帮助她做家务活、照料妹妹，延缓了学业。小妹妹曾开玩笑说：妈妈总是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儿子，最难做的事情留给女儿。这话一点不假。弟弟与我相差十一岁，当他出生时，我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已是牢不可破，之后也一直享受着先出生的优势。
母亲最疼爱我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她总是听到别人夸奖我，觉得我为她争了脸面，让她脸上有光。我考试后拿回的奖状，她总是整整齐齐地贴在墙上。但母亲自己从不在别人面前夸奖我，因为在她看来，儿子是别人夸的，不是自己夸的。
小时候我嘴馋，经常会偷吃母亲为喂养幼小的妹妹准备的馒头饼子（当时买不起奶粉），母亲即使知道了，也不闻不问，好像这里面本来就有我的一份。而每次家里来客人吃饭，母亲总是多做一份，让我陪客人一起吃。所以，我特别喜欢家里来客人。姐姐和妹妹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但为我流过不少眼泪。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没有饭吃，母亲说，孩子你如果实在太饿，就去自留地摘几个嫩南瓜，妈给你煮煮吧。摘完南瓜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雨，我滑倒了，一篮子嫩南瓜满坡乱滚，小腿上被石棱刺了一个两寸长的口子，流血不止，白生生的骨头也露了出来。母亲哭了，哭得那么伤心。这个伤疤至今留在我的腿上，成为永久的纪念。
我十三岁那年的暑假，因为生计所迫，母亲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到六十里外的引水工程打工，干的活是凿石放炮，非常危险，常有工伤事故发生。我走时母亲泪流满面，一个月后我平安回来，母亲又哭了。她哭，不仅是因为高兴，更是因为心疼。
自幼母亲就对我充满信心，对我的前途好像比我自己更有预感。听说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村里来过一位算命先生，一见到我就对母亲说，这孩子长大一定有出息，至少当个县长。算命先生或许只是讨好她，但母亲却很当真——或者说很愿意当真，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上。所以无论家里生活多么拮据，她一心供我上学。而且常对我讲，我上到哪里，他们就供到哪里。
我读初中时，有一次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们一起步行的几个孩子爬上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其他孩子因为有熟人说情，坐上走了，而我被开拖拉机的人拉下来。晚上回家后我伤心地哭了，向母亲诉说了自己的委屈。母亲说，孩子，别哭，咱不坐拖拉机，以后坐小卧车。
记得考大学那年，母亲对我说，你一定能考上。正月十五过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发过了，很快大学也开学了，我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开始上山干活。母亲曾为我上大学时酬人留了一些萝卜和软糜子，我建议卖了，还上欠生产队的粮钱，但母亲就是不卖，说还要为我上大学准备着。后来扩招，我真的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母亲高兴得流泪了。母亲是对的。如果没有母亲的预感和耐心，家里不可能在农历三月中旬还能招待全村人吃上一顿米糕烩菜。
大学四年期间，每次假期回家，我都用省下的助学金买一袋子白面、一箱子挂面带回去，希望改善一下父母的生活。但母亲总是用来改善我的生活，在我在家期间用各种方式把我带回来的白面和挂面吃完。
自十九岁那年上大学之后的三十年里，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她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我。每次回家看父母，我都不敢事先告诉母亲。因为告诉了她，她就会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等待着我回来。我到家了，她高兴得睡不着。我走后，她又想念得几天睡不着。为享受见到儿子的快乐，母亲以牺牲睡眠为代价。
母亲五十岁前，家道贫困，为养育儿女，省吃俭用，吃不上自己想吃的东西。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儿女都长大了，本来不愁吃不愁穿，但因为有糖尿病，不能吃她喜欢吃的东西。父亲说，母亲没有“吃禄”。
母亲脾气不好，爱着急，当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她心里就会憋着一肚子气，久而久之，就憋出了病。母亲的病，与她的性格有关。
母亲活了七十三岁，我没有给她祝过寿。但我知道，她不会抱怨。
母亲在世时，我总觉得自己尽了孝心，但她走了之后，我突然觉得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当时把手头的事情推掉，多陪陪她老人家，会少一些遗憾。当然，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母亲会更加不安。
农历五月十一上午，按照老家传统的习俗，母亲入土为安了。开春以来，家乡久旱无雨，土豆和谷子都过了播种季节，因为缺雨，不能下种。但母亲刚刚入土，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连降三天，行路也难。
村里人说，母亲积了德，老天爷在为她哭泣！
母亲下葬后，发小们步行送我去十里外的地方坐车。肩上扛着行李的是霍东征，右侧露着半个身子的是霍玉平 | 冯东旭摄
【作者简介】张维迎，1959年出生，陕西省吴堡县人。西北大学本科，研究生，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雨打棺，十年酸，雨洒坟，出贵人”，雨天出殡有啥讲究？
中国自古以来受到儒家孝道文化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农村，土葬礼仪是最为隆重和具有特色的。古人认为，只有土葬才能表达对逝者的最大尊重，他们相信，人的身体埋入地下后，灵魂才能升天。土葬成为古代社会中，一种普遍且受尊崇的丧葬方式。在古代，土葬仪式非常繁琐，亲人去世后，家人会在家中设灵堂，亲朋好友会前来吊唁，通常三天后，孝子摔盆为号，开始起灵送葬。摔盆这一环节也有讲究，必须由长子或长孙来完成，盆被视为“阴阳盆”，摔盆者象征着家族的第一继承人。送葬过程中，棺材不能落地，古人认为一旦棺材落地，先人的灵魂就会入土，因此需要轮换抬棺人，以确保棺材安全抵达墓地。
墓地的位置在古代也非常讲究，古人通过生辰八字或紫白九星占卜来选择吉位，认为阳宅利财运，墓穴主家运，好的墓穴能出贵人。堪舆术在古代非常盛行，甚至有些人在生前就开始寻找适合的墓穴。送葬途中棺材不能中途落地，必须一路走到底。
在这种情况下，俗语“雨打棺，十年酸，雨洒坟，出贵人”应运而生。前半句“雨打棺，十年酸”指的是出殡当天如果下雨，雨水淋湿了棺材，那么家庭生活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会非常艰难。古代穷苦人家往往买不起棺材，只能用草席裹身，出殡当天如果下雨，草席很快腐烂，既是对先人的不敬，也意味着家人以后的日子会更加艰难。
后半句“雨洒坟，出贵人”则是说入葬后，如果下雨，预兆家族后人会有贵人出现。古人崇拜天象，认为雨水是财富的象征，是万物的生命之源，先人下葬后雨水淋湿墓地，寓意家族后人将要出大人物，未来生活会蒸蒸日上。
换个角度来看，这句俗语在今天还有道理吗？如今大部分地区已经实行火葬，火葬后安放在公墓，不存在淋湿的情况。而且现代人早已看透了一切，出殡下雨更像是老天爷的眼泪，对先人的怀念。或许这句俗语，在现代生活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定义。
回想起小时候，村里有人去世，整个村子都会忙碌起来。家家户户都派人去帮忙，升灵堂、摔盆、起灵送葬，整个过程繁琐而庄重。记得有一次，村里一个老人去世，正好赶上下雨，结果大家都在议论“雨打棺，十年酸”。当时我还小，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只觉得大人们说得很神秘。
后来才知道，古人对雨水有着特殊的崇拜，认为雨水是财富的象征，是万物的生命之源。出殡当天如果下雨，雨水淋湿棺材，意味着家庭生活会艰难，古代穷苦人家买不起棺材，只能用草席裹身，雨水淋湿草席后，草席很快腐烂，既是对先人的不敬，也预示着家人以后的日子会更加艰难。有一次，我听村里的老人讲起一个故事。说是很久以前，有一个穷苦人家，家里的老父亲去世了，家里实在没有钱买棺材，只能用草席裹身。出殡当天正好下起了大雨，雨水把草席淋得透湿，家人看着心里特别难受，觉得对不起先人。结果后来这家人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家里的孩子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出去讨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辛酸。这个故事在村里传得很广，大家都觉得出殡下雨是不吉利的。
相反，俗话说“雨洒坟，出贵人”，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古人认为雨水是财富的象征，先人下葬后，如果下雨，雨水淋湿墓地，意味着要浇灌出新鲜的生命，对坟墓的风水是滋润的，寓意家族后人将要出大人物，未来的生活也会蒸蒸日上。
村里还有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家人，祖上非常富有，后来家道中落，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有一次，家里一个老人去世，入葬后正好下起了大雨，结果这家人的后代出了一个大官，家族的生活又重新好起来了。大家都说这是“雨洒坟，出贵人”的应验。
换个方式来看，这些都是古人的观念。如今，很多地方已经实行了火葬，火葬后安放在公墓，不存在淋湿的情况。现代人早已看透了一切，出殡下雨更像是老天爷的眼泪，对先人的怀念。
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聊起这个话题，朋友笑着说：“现在谁还在乎这些啊？出殡下雨就是下雨，老天爷也有落泪的时候。”是啊，现代社会，大家的观念早已发生了变化，出殡下雨不再被视为不吉利，反而更多的是对先人的一种尊敬。
“雨打棺，十年酸，雨洒坟，出贵人”这句俗语，是古人对天象的崇拜。出殡下雨，在古代被视为贫穷和富贵的象征，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社会的观念和习俗也在不断变化。如今，火葬逐渐取代了土葬，出殡下雨不再被视为不吉利，而更多的是一种对先人的久久的怀念。
尽管如此，这句俗语依然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它让我们了解了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当我们仍然会想起这句俗语，感受到其中的智慧。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们总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来预示未来，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愿望。虽然时代在变，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当我们在某个雨天出殡时，不妨想一想，这或许是老天爷的一种特别安排，是对先人的一种怀念。这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这些古老的习俗，正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更要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诠释这些古老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不妨问问多自己：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咱们是否还能静下心来，去倾听那些古老的声音，去感受那些传统的智慧？这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