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倭乱——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

引言

16世纪末，在欧洲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西方势力逐渐渗透到整个亚洲地区，这时发生了轰动东亚世界的一大历史性事件——丰臣秀吉发动的朝鲜侵略战争。朝鲜、中国、日本自不必说，整个东亚及部分欧洲国家也直接或间接地被卷入了此次战争。壬辰倭乱是东亚三国尤其是韩日两国历史、社会、文化发生转变的决定性分水岭，壬辰倭乱对东亚社会的冲击和影响前所未有。

现在，日本将始自1592年的第一次侵略战争称做“文禄战役”，始自1597年的第二次侵略战争称做“庆长战役”，　两次战争合称为“文禄、庆长战役”或“出兵朝鲜”。但在此类称谓之前，这场战争在日本一度被称为“秀吉（太阁）的朝鲜征伐”、“侵略大陆”、“高丽阵”、“朝鲜阵”、“征伐三韩”、“征韩役”、“朝鲜役”等。日本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竟有如此多样的称谓，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日本对此次战争的认识和评价随着时代和意识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说明日本社会各阶层对于此事件的立场与观点也有差异。中国则将这场战争称做“万历朝鲜战争”、“万历东征”、“抗倭援朝”、“壬辰倭乱”；朝鲜称做“壬辰祖国战争”；韩国将日本的第一次侵略战争称做“壬辰倭乱”，第二次侵略战争称做“丁酉再乱”，合称则是“壬辰、丁酉倭乱”或“壬辰倭乱”。东亚各国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称谓，表明中、韩、日三国对壬辰倭乱的历史认识各有不同，这种不同的认识一直持续到现在。

本书将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称做“壬辰倭乱”，目的并非在于统一称谓，而是在面对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长期的关系史时，以亚洲人的立场和文化、文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进而介绍日本至今尚未明确阐释的壬辰倭乱的事件真相，以及使读者了解韩、日两国涉及此事件时的一些相关情况。

战争必有敌对方，战争终须打败对手，战争越激烈越能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400多年前，血染朝鲜半岛的壬辰倭乱并非终结于随性而发的战争，而是进一步造成了国家间的对立局面。壬辰倭乱中产生的战争英雄形象以及各敌对国之间造成的相互印象，在各国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获得重新的定位，进而以各种形式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你死我活的战斗，无数的死伤者，明朝的援军，被挟持到日本的俘虏以及投降于朝鲜的降倭，在这种极端形式下人力、物力的交流中，出现了与之有关的文学作品，且逐步地趋于成熟。这些文学作品，必然直观地包含了特定社会的文化观、战争观以及对于敌对国的认知等。进而言之，壬辰倭乱中形成的诸多类似因素在此后的东亚历史进程中不断地传承和蔓延，至今留存于韩、日两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记忆中。因此，关于壬辰倭乱的研究颇具现实意义。

为明确与壬辰倭乱相关的文学作品的文学特征，须借助超越特定国家或特定题材的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研究。目前的现状却是，壬辰倭乱的历史、文学关联性研究尤其是韩、日两国或中、韩、日三国的正式的比较研究几近阙如。鉴于此，本书不仅追寻了壬辰倭乱的历史踪迹，也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此历史事件衍生出来的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以求探明这些作品的来龙去脉及其特点。本书的研究涉及两个角度——历史、文学、文化的复合型研究以及各国家之间的比较性研究。

本书由以下四部构成。在第一部“中韩日的冲突——壬辰倭乱”中，提供了解读壬辰倭乱的新观点，即以韩日两国的文献为基础，整理了壬辰倭乱的历史脉络。在考察了壬辰倭乱之后，讨论此事件在历史、社会、文化、思想等多方面造成的影响。在第二部“战争、记忆、想象力”中，亦以韩日两国为中心，从包容性和共时性的角度整理、介绍了与壬辰倭乱有关的文学作品。第三部“英雄、反英雄——以晋州城攻防战为中心”，则探究了东亚语境下英雄的本质与概念问题，文中先以晋州城攻防战为范例，透彻分析了壬辰倭乱的原委及特征，进而考察了战役中朝日两国文化意识中的英雄传承。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介绍了在韩国深受尊重的义妓论介和与论介有关的日本将帅毛谷村六助。当然，书中同时也涉及了郑成功。在第四部的“战争、国家、和平”中，阐释了芥川龙之介的历史观以及日本对壬辰倭乱中朝鲜头号英雄李舜臣将军的评价和民众关乎战争的认识。本书对中国方面的描述较少，也期待中国的相关学者不吝赐教，予以补充。

当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的中心正逐渐向中、韩、日所在的东亚地区转移。比起中、韩、日之间的相互认知，中、韩、日三国更加重视的是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认知与了解。尽管如此，增进与加深邻近的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已逐步成为中、韩、日三国的普遍共识。对邻近国家的了解将是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必备的基本常识，而了解中、韩、日三国关系史的关键性事件正是壬辰倭乱。我们必须站在当代史观的立场上，通过了解日本近世以后发动的深刻影响韩、日两国关系且一度震撼了中、韩、日三国关系格局的壬辰倭乱，进一步展开有关的新研究。对于生活在当今21世纪的我们，此乃义不容辞的责任。

真诚希望本书能对中国读者了解韩、日两国历史，理解东亚各国间的相关情况有所裨益。

最后需要说明，此译著的最初版本是笔者留学日本期间出版的《文禄、庆长战役（壬辰、丁酉倭乱）》（日本讲谈社1993版），返回韩国后出版了韩文修订版《日本和壬辰倭乱》（韩国高丽大学出版社2003版）。

第一章　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壬辰倭乱

第一节　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

从15世纪到16世纪，以欧洲为起点，世界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1488年迪亚士（Diaz/Dias,Bartolomeu）抵达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Columbus, Christopher）登陆西印度诸岛，1522年麦哲伦（Magellan,Ferdinand）环游世界一周。欧洲人活跃的海外探险和扩张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也与安居各地的诸民族产生了巨大的文化摩擦。欧洲世界以强大的军事优势为基础，强制推进了殖民地化和基督教传播的进程。

早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人的世界扩张便与印度航线的发现密切相关，亚洲地区更是不能例外。当时的亚洲还没有对欧洲开放，但自葡萄牙人开辟了新航路之后，亚洲开始因欧洲势力的渗透发生变化。葡萄牙人快速涌入亚洲，1498年达?伽马（Gama,Vasco da）发现印度航线之后，于1510年占领了印度的果阿（Goa），1517年抵达中国广东，1537年入居中国澳门，1543年入居日本列岛南部的种子岛，仅用了半个多世纪，葡萄牙人就在亚洲各地建起了他们的根据地。顺应着大航海时代西势东渐的潮流，西方势力经由印度猛烈地涌进东亚。葡萄牙人在东亚地区的活动与在其他地区的活动不同，主要体现在贸易和以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的活动上。另外，西班牙人也于1565年占领了菲律宾，在东亚建立了根据地。欧洲各国力量的强弱影响到它们在东亚竞争中的主控权。起初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没过多久又变成了荷兰，紧接着是英国和法国。就这样，主控东亚的欧洲势力不断发生着变化。

上文阐述的是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单方面的影响，这种殖民化行为带来的影响，令亚洲的形势于16世纪末发生了变化，丰臣秀吉统一日本，而后趁势侵略朝鲜，明军作为朝鲜的援军参战，朝鲜、明朝和日本——这东亚三国倾尽国力进行了长达7年的战争。这场战争在韩国称做“壬辰倭乱”，在日本称做“文禄、庆长之战”或“朝鲜役”，在中国则称之为“万历东征”或“抗倭援朝”。这一连串不同的战争称谓指称的是同一场战争。

从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格局看，朝鲜是中国的邻国，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位于东亚的东端即外廓。外廓国（日本）对中心国（中国）基本的文化态度是认同和兼容，但是日本并不甘心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格局长此以往地存续下去。中心国（中国）与其周边国（朝鲜）则已习惯于安居在这样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并不想发生任何改变。不同的文化心理在面对新的外部文明时，其反差显而易见，中国和朝鲜面对外部文明的态度是无视或反应相对的迟钝，日本的态度却相当敏感。16世纪后半期日本不仅认可弗朗西斯科?赛维尔（Francisco Xavier）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还积极学习并汲取了西洋文明。当时传入日本的火绳枪（日语称铁炮）——在后来的日本战国时期——在日本政局的改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火绳枪属点火枪，点火发射需要时间，遇上大雨就不能使用，所以一开始与其说是新型武器，不如说是一件神奇的礼物。火绳枪后经织田信长（1534—1582）开发，正式用于战争之中。织田信长以最新武器火绳枪武装的部队打前锋，战胜了其他的战国武将，短期内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织田信长一举跃升为日本新的统治者，但在京都本能寺，织田信长却因明智光秀（1528—1582）的背叛而被杀。之后丰臣秀吉（1537—1598）打败了明智光秀，为织田信长报了仇，并继承了他的伟业，统一了全日本。丰臣秀吉在统一过程中建立了强硬的统治体制。完成统一之后，丰臣秀吉便以火绳枪部队为前锋，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当时，日本火绳枪部队的战斗力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众所周知，战争初期丰臣秀吉的目标是要征服中国。然而，最终却无力攻击中国，即使在朝鲜也没有占到一寸土地，战争以秀吉的死亡而告终。战争让日本在东亚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可以说，欧洲和东亚的接触直接导致了试图建立亚洲新格局的日本对亚洲大陆的侵略，这在东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壬辰倭乱是大航海时代发生的一大事件，它成为近世以后中、韩、日三国关系的一个新起点。

当时，丰臣秀吉梦想统治中国，借以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格局——推行所谓“日本型华夷意识”。虽说位于东亚之边缘，日本却积极汲取西方先进文明，很快崛起为新的势力。可以说，日本型华夷意识的推行就是彰显日本新势力的举措。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但之后日本积极利用外部世界的刺激，形成了强大的统一政权。这个统一政权使用了西欧的新式武器进攻亚洲大陆，企图改变既定存在的东亚格局。由这个观点回顾东亚历史，16世纪后半期壬辰倭乱的展开过程，再现于19世纪后半叶西方势力的东方扩张中。19世纪的中国和朝鲜，对世界变化的反应仍旧是迟钝的。日本的幕府讨伐军却利用西欧的新式武器推翻了江户幕府，建立了强大的天皇制集权国家。明治政府建立后不久即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这一模式和壬辰倭乱如出一辙。

历史在相似的轨迹中运行，只有了解此般循环反复的历史，我们才可能开创新的世界。

第二节　东亚的地壳变动

从战争的结局来看，壬辰倭乱并没有带来任何领土上的变化，也没有明确的胜利者，战争也不是以签订某种和平条约而告终的。但是，这场战争却毫无疑问地引起了东亚格局的新变动。秀吉的挑战，使之前以中国明朝为中心的东亚旧秩序转变而为17世纪的东亚新秩序体制。

众所周知，明朝是1368年在中国本土驱逐了蒙古（元）势力后建立的汉民族国家政权。15世纪初，郑和的数次远征向世界炫耀了中国的强大国威，兴盛的明朝作为东亚的宗主国是不容置疑的。但明朝强大的国力在进入16世纪后开始逐渐衰退。北方受塔塔尔（Tatar）的侵扰，南方沿海地区则倭寇横行，国力一度衰弱到连南京都难保的程度。与北虏南倭经年不绝的艰苦战争，使国家的财政每况愈下。张居正的改革（1573—1582）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已开始衰退的国力却无法完全地恢复。1583年，满洲努尔哈赤（Nurhachi）发动起义并扩展满洲势力，那正是朝鲜遭受日本侵略的时期。1392年朝鲜王朝成立以后，朝鲜和明朝的“事大关系”持续了200年，朝鲜是明朝的忠实友邦。

明朝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为援助朝鲜派遣了20万大军，随之带来沉重的军事负担。战争中明朝不仅失去了数万名士兵，还耗费了庞大的物力、财力。中国记载壬辰倭乱时况的《两朝平攘录》中，记录了1597—1598年“丁酉再乱”期间支付白银800万两、赠送军粮数十万石。明朝本来国运衰退，加上这场与日本的战争，国力消耗殆尽，从此无法抵挡新兴的满族势力。1616年满立后金，利用李自成起义攻下北京，中国从此开始了清朝统治的政权。壬辰倭乱正是加速明朝灭亡的一大事件。

另一方面，日本也为侵略朝鲜动用了庞大的物资和兵力。战国时代结束后,日本民众高兴了没几天，不料等待他们的又是“漫无止境的兵役”。整个日本被卷入侵略战争，国内经济混乱，各地缺少务农者，农田荒废凋敝现象严重。出兵朝鲜的30万人中死伤者达10万人，兵力损失极大。日本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出兵目的，最终也没有达成任何目的。丰臣秀吉死后，日本便草草撤军。秀吉政权平定了日本全国，建立了强大的统治体制，但这仅限于秀吉活着的时候。朝鲜战争失败后，继承人是未满6岁的秀赖。

最后，日本国内的时局却有利于壬辰倭乱期间未往朝鲜派兵而保存了实力的德川家康。1600年，拥戴德川家康的东军和维持丰臣秀赖政权的石田三成的西军，在关原展开了一场激烈异常的战斗。关原之战东军获胜，丰臣政权彻底瓦解，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日本开始了德川时代。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不仅给他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本国的百姓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痛，最后连自己一手建立的政权也毁于一旦。

从后世的角度看，这场侵略战争虽给日本的百姓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兵力损失也极为惨重，但从朝鲜掠夺的物资、人力资源却能弥补日方的全部损失。如从朝鲜掠夺了活字、书籍，将朝鲜的儒学者、陶工挟持回日本，从而使近世日本的印刷出版、儒学和陶瓷文化等得到长足的发展。

总之，壬辰倭乱在中国促使了明朝到清朝的王朝更迭，在日本促使了从丰臣政权到德川幕府的政权转变，江户幕府从此脱离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体制，建立了严守禁海令（近世时期中、韩、日东亚三国禁止海外出入的一种锁国政策）的近世国家。从这一历史变化中，亦可窥见壬辰倭乱的巨大影响力。

那么，作为战争主战场的朝鲜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战争使朝鲜满目疮痍。朝鲜王朝建立200年来，崇尚和平，发展儒教文化，但在战争中变成了废墟。战乱后，大米产量不到战前的30％。战乱前全国的耕地面积达150多万结（1结约为1公顷），而在战后第三年的1601年，据调查耕地面积仅有30万结，这无疑证明了朝鲜遭受了严重灾难，生产量下降到战乱前的1/5。很多人被杀戮或饿死，人口急剧减少。在这样的战乱状况下,朝鲜内部又发生了叛乱。不过谋反叛乱一经发生即被镇压下去，没有发展到威胁朝鲜王朝根基的地步，镇压叛乱的过程反而起到了加强朝鲜王朝的作用。朝鲜王朝渡过了最大的危机，一直延续至1910年。最终却为日本所吞并。一个王朝完整地维续500余年，这在历史上亦属罕见。

朝鲜在收拾战争残局、恢复社会秩序中，依靠的是谨守“三纲五伦”的性理学。为了稳定统治秩序，一方面要惩罚叛逆者，另一方面要对忠、孝、烈等儒教伦理规范的模范实行奖励。在引自中国的《三纲行实图》基础上，通过收集朝鲜人忠、孝、烈等典范事迹刊行的《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乃是朝鲜作为儒教国家，为重建社会秩序和施行国民再教育选定的一个方案。如前所述，朝鲜尽全力维持着国内的稳定，努力增强国防力量并重建国家秩序，但是此时，却同时受到北方满族势力扩张的威胁。朝鲜重视与明朝建立的友谊，对新兴势力清朝持有敌意，结果在1637年，朝鲜遭到满族的大规模入侵——朝鲜称之为丙子胡乱，国家再度蒙难。然而，事实上朝鲜与满族政权间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终以朝鲜国王下跪、投降而告终。朝鲜感激壬辰倭乱时期明朝向朝鲜派遣了援军的“再造之恩”，虽对打败明朝的清朝内心抵触，却不得不加入新的国际关系中——将宗主国由明朝转换为清朝。

总之，在中国、日本的政权交替和满族兴起的背后，无法忽略的一大重要事件便是壬辰倭乱。丰臣秀吉打乱了以往的东亚秩序，使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意义上，我们能够以近世为出发点，从东亚的新的国际关系中了解壬辰倭乱。

第三节　诸多外籍士兵组成的明朝军队

那么，壬辰倭乱仅仅是东亚中、韩、日三国间的战争吗？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例证之一，明军里也有他国士兵参战。在朝鲜王朝留下的规模庞大的官方国史《朝鲜王朝实录》之《宣祖实录》中，记录了宣祖二十六年（1593）四月十日，时任兵曹判书的李恒福在造访明朝副总管刘部队后，向宣祖国王报告结果。报告中有如下内容：

出示取用各样军器。又令取率暹罗、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镗钯等。按顺人列，立于左右。次次各呈其技。终日阅视。

《征倭纪功图卷》编入到明朝支援军的苗族士兵们在露梁海战中展开了白刃战

上文中“暹罗”指泰国，“都蛮”为中国的西藏，“小西天竺”即印度，“缅国”乃缅甸，“播州”是中国的贵州。由此可知，明朝军队包括很多来自他国且身怀绝技的士兵。此外，关于他国士兵的史料还有宣祖二十六年四月四日的记录，记录说：“礼曹判书尹根寿,来自义州。（中略）上曰：‘刘亦南人耶？’根寿曰：‘山西人也。泗川、贵州之兵及暹罗国人皆来。’”类似的记录还有很多，说明战乱发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士兵业已隶属明军，还可以知道明朝事先已要求这些国家和地区派兵。此计划于战争开始5个月后的九月三日，以明朝皇帝的诏书形式传到朝鲜。

朕令专遣文武大臣二员，统率辽阳各镇精兵十万，往助讨贼。与该国兵马前后来攻。务期剿灭残凶。（中略）复勅东南边海诸镇，并宣谕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宣祖实录》宣祖二十五年九月三日

元世祖执政时期，元朝曾两次攻打日本，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进攻日本实属不易，因此明朝计划动员琉球（冲绳）、暹罗（泰国）数十万兵力进攻日本。遣派明朝的陈奏使回国后报告，泰国使臣已到明国，朝鲜朝廷却持怀疑态度，将信将疑。但在危机之初，国际联军确给朝鲜带来了希望和勇气。在明朝的动员令下，实际远征朝鲜的他国士兵数量有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确实参加了战争。

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葡萄牙人的记录。以下是1598年丁酉再乱时期，宣祖催促明朝游击彭信古南下与日本人战斗时的对话：

上曰：“大人（明游击彭信古）在京乎南下乎？”游击曰：“过一月后欲为南下矣。”且曰带来异面神兵，使之进见。上曰：“何地之人而何技能为耶？”游击曰：“自湖广（湖南湖北两省）极南，波郎国人也。渡三海方抵湖广也。距朝鲜十五万余里也。其人善鸟铳（火绳枪）及诸武艺。”

《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这里的“波郎国”显然是“葡萄牙”的中文标记。在朝鲜的写法，有“佛郎国”或者“佛郎机国”，皆为“葡萄牙”。对朝鲜来说，来自远方的西洋人非常稀奇。上面的记录之后，还有关于葡萄牙士兵的说明。

一名海鬼。黄瞳漆面，四支手足，一身皆黑。须发卷卷，短曲如黑羊毛，而顶则秃胱。一匹（织物长度、相当于四丈）黄绢盘结如蟠桃状，而着之头上。能潜于海下，可戟贼船。且数日能在水底，解食水族。中原人亦罕见也。

《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由此可以看出外国士兵的绝技让朝鲜人大为惊异。葡萄牙人除具备火绳枪的技术之外，还拥有海上的卓越能力。他们有潜入海里在敌船上凿洞的本领，被称之为海鬼；另有海鬼刀术精湛的记录。两天之后，葡萄牙兵（海鬼）在宣祖面前演示了武功，宣祖赐予一两白银。

那么，谓为海鬼的葡萄牙人从何而来呢？1557年葡萄牙军队已扎营澳门，或许是从那里派遣来的？或许是活动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域从事贸易（或海盗）者，也有可能是付了钱的雇佣兵。对此，至今未能确定。当时的葡萄牙雇佣兵，只要给了报酬，就可以站在任何一方加入战斗。他们在16世纪印度尼西亚诸王国之间的战争中，也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有时甚至造成了葡萄牙人之间的争斗。

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葡萄牙兵参战在朝鲜的正式文书里早有明确的记载。遗憾的是明朝和日本至今也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中国的《明神宗实录》和《两朝平攘录》等，都没有提及前述他国士兵。据明朝的记载，这些士兵是在地方兵里选出或征发的。丁酉再乱时期的记载里写道：“征发浙（浙江）、江（江西）、川（四川）、广（广东）地区的士兵救援朝鲜。”

另外，在日葡萄牙人的活动以别样的形式出现。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　（Luis Frois ）1563年到日本，1597年去世，他滞留日本期间写出的《日本史》（葡萄牙语：Historia de Iapam）详细记载了很多关于壬辰倭乱的内容。他没有亲自到过朝鲜，但从吉利支丹大名（日本战国时期信仰基督教的大名）和士兵那里得到了详细的情报。还有一位传教士成了日本军的随军神父，可以说是顶级情报员，他就是壬辰倭乱翌年（1593）应小西行长之邀来到朝鲜的耶稣会（Jesuit）神父塞司佩代斯　（Cespedes,Gregorio de）。他是西班牙马德里市长之子，也是第一个踏入朝鲜的传教士。他在由朝鲜寄出的书信中明确写道，在朝鲜活动范围有限，主要是在熊川（朝鲜南部沿海村庄）的小西军阵营中，他在那里滞留了一年半时间，主要从事慰问士兵和传教活动。他寄自朝鲜的信件，目前发现的仅有前4封。但是可以推测，他应该写了更多的报告。战争中，葡萄牙人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双方交战，获取情报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总之，进一步理清壬辰倭乱时其他国家的相关动态及多国籍明军的特征，可重新定位壬辰倭乱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第二章　壬辰倭乱的展开

第一节　战争爆发之前

1　战乱之前的朝日两国

作为邻国，朝日两国从上古时代就建立了深厚的历史关系。凡言及日本的弥生、古坟、飞鸟、白凤、天平等古代文化时，多少都会涉及来自朝鲜半岛的文化传播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弥生时代，水稻农业技术、青铜器和铁器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播至日本。甚至可以做出推测，“渡来人”和“本地人”结合而为日本人。在之后的高句丽（公元前37—668）、百济（公元前18—660）、新罗（公元前57—935）三国时代，日本大和朝廷与中国各王朝乃至朝鲜半岛的交往更加频繁。大和朝廷与统一的新罗国　（676—935）、高句丽遗民和靺鞨族联合建立的渤海国（628—926）分别建立了紧密的外交关系。高丽时代（918—1392）的后期，虽经历了长期奋战，高丽还是被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打败，在元朝的统治下，高丽也被动参与到侵攻日本的战争中（1274，1281）。除此之外，朝日两国间尚未发生过全面的对决。高丽时代末期以后，朝鲜半岛沿海地区深受倭寇之扰。但两国善邻友好的历史是悠久的。

1392年起，朝鲜秉持的是“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朝鲜王朝成立后，与室町幕府（1336—1573）保持着十分紧密的交邻关系。朝鲜朝廷与日本建交的目的是为了制约倭寇，维持朝鲜半岛南部的稳定。日本的目的则是为了与朝鲜进行《高丽大藏经》、大米、木棉、高丽人参等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在壬辰倭乱发生前的200年期间里，朝鲜朝廷以拜访、通信、征聘等方式频繁地向日本派遣使节团。朝鲜把日本对马岛的宗家当做朝鲜地方官，包括派往对马岛宗家的敬差官，共派遣了62次使节团。这个数字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室町幕府、大内家、对马岛宗家等也曾频繁派遣使节团至朝鲜。

但这样的使节团派遣，大部分集中在15世纪。1467年应仁战乱（围绕室町将军的继承人问题发生的内乱）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失去了能够代表日本与朝鲜进行交涉的政权。此后，朝日两国以1510年三浦倭乱为转折点，关系开始疏远。

在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家关系中，朝鲜在儒教官僚体制下一直太平无事，朝鲜社会是以文人为主的文治社会。相反，日本各地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却延续了很长时间，日本的战国时代最终以织田信长（1534—1582）的上台落下帷幕。在织田信长征服日本各地的过程中，羽柴秀吉（丰臣秀吉年轻时的名字）成为武将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在1582年的本能寺之变中，织田信长被杀。丰臣秀吉自此有了一统日本的梦想。在展开于山崎的首领复仇战中，丰臣秀吉打败了明智光秀，又在贱岳之战中消灭了织田信长的核心武装力量柴田胜家，名副其实地成为织田信长的继承人——新的霸主。随后，丰臣秀吉平定了四国、北陆、九州、奥州等地，1590年几乎完成了日本的全国统一。自此，丰臣秀吉成为日本实质上的统治者。他以最下等兵足轻之子的身份直线上升，1585年升至关白，翌年受赐丰臣姓氏，成为内阁最高职位的太政大臣。1591年他让出关白职位，自称为太阁。这样，日本绝对统治者丰臣秀吉的意志即成为无人能够抗拒的最高命令。

2　丰臣秀吉的野心

1592年（文禄元年）正月五日，丰臣秀吉向各武将下达出战朝鲜的命令，并组编了出战朝鲜的部队。日本由此步入了侵略他国的历史时期。被侵略的对象，首先是邻近的文治国家朝鲜。

丰臣秀吉的这种侵略野心到底产生自何时，目前尚无法确认，据参谋本部编写的《日本战史 朝鲜役》中记载：信长对秀吉说，1577年（天正五年）若秀吉能够平定日本的中国地区（指现在的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5县），就把那个地区配分予秀吉；秀吉回答说，“（前略）请把日本的中国地区分给这里的人们。臣愿领命征伐九州地区，并用那些兵力打败朝鲜，席卷明朝400余州，将这些地区划入皇国之版图”。这里的真伪无法确认，却可看做秀吉对于首领的一片忠心。当时的秀吉不过是织田信长手下的一名武将，但在秀吉统治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侵略外国的意图已逐渐形成，1585年7月11日丰臣秀吉以就任关白职位为契机，开始具体推进所谓的“侵攻中国”计划。就任关白职位后的1585年9月3日，家臣一柳末安下说：“日本本国的事我当尽力去做，至于明朝有关的事，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这是迄今传下的有关丰臣秀吉的最早记录。第二年秀吉向耶稣会传教士和对马岛的宗义调、毛利辉元、安国寺惠琼、黑田孝高等武将发出命令，做好了侵略朝鲜和明朝的准备。

1587年5月，在秀吉征服九州之时，柳川调信代替对马岛的宗义调向秀吉投降，一直不肯承认秀吉的九州强者的岛津义久也终于投降。秀吉非常高兴，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了以下的内容：

快船通知：让壹岐、对马岛等地向我派出人质归降，同时让朝鲜入朝议事，如朝鲜不派人，翌年将予以惩治，吾死之前将令中国臣服。

《妙满寺文书》

从信中我们可以想象秀吉写出此豪言壮语时得意扬扬的面孔。同时令人吃惊的是，秀吉一直把朝鲜看做日本的一个属国。秀吉这种自以为是的对外意识不仅指向朝鲜，在写给琉球（冲绳）、西班牙占领的菲律宾（吕宋岛）、葡萄牙占领的印度尼西亚和台湾高山国等地的招降信函中，也体现了此般短浅狂妄的认识。从内容上看，丰臣秀吉在处理不同民族、文化、语言的交涉关系时，给对方的选择是极端的——屈服还是战争？这的确表露了日本战国时代霸王式的思维方式——力量代表一切，也可以说是不懂得尊重国际社会秩序和他国利益的、无知者的要挟。

另一方面，16世纪的明王朝和朝鲜王朝皆已过了王朝鼎盛期，国力开始衰退。不仅在朝鲜，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也时常发生倭寇滋事骚扰事件。仅仅是数百人发动的“宁波之乱”，就已把南京闹得翻天覆地。

3　战乱前的交涉

朝鲜使节团的派遣

丰臣秀吉的朝鲜交涉应该说是要挟外交，通过对马岛的宗家来施行。宗家意欲归顺秀吉。最初秀吉并不清楚朝鲜和对马岛的关系，命宗家令朝鲜国王京都朝见。对马岛和朝鲜距离很近，肉眼即可相望。对马岛在经济和生活诸方面依赖于朝鲜。对马岛山势高，没有耕地，很久以前就依靠朝鲜运来的大米和生活用品维持生活。朝鲜也把对马岛的宗家看做朝鲜的藩臣，在朝鲜通信使的记录中也有相关记载。对夹在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岛来说，调遣朝鲜通信使已是难上加难，更不用说令朝鲜国王进京了。

即使这样，宗家也无法抗拒新任统治者的命令，左右为难，无奈中以家臣柚谷康广扮日本国使臣，把要求朝鲜国王“朝见”一说换成“派遣通信使”，邀请朝鲜派遣使者赴京都。但是，柚谷康广带去的文书中写道，“现今天下已握于朕之手中”，如此傲慢的言辞及柚谷康广傲慢的态度无疑使朝鲜朝廷反感，最终柚谷康广只拿到回信就返回了日本。据《惩毖录》记载，柚谷康广一无所获，归国后秀吉大发雷霆处死了他。在宗义智继承宗义调成为对马岛新的藩主后，1589年6月，宗义智以富于朝鲜外交经验的博多（又叫福冈）圣福寺住持景辙玄苏（1537—1611）为正使，自为副使，带领家臣柳川调信和小西行长选派的博多商人岛井宗室等来到朝鲜。当时，宗义智与小西行长的女儿玛利亚已成婚，成为小西行长的女婿，所以他如实禀报了有关朝鲜的情况。

接到秀吉严令的宗义智滞留在朝鲜首都汉城（1394年以来的朝鲜首都几度更名，也曾称做汉阳、京城，现为首尔，本书中统称为“汉城”）。一面积极执行朝鲜号令，遣返在日朝鲜叛民等，一面则极力要求朝方派遣赴日通信使。最后朝鲜朝廷也认识到了解日本国内动向的必要性，便于1590年3月决定派遣以黄允吉为正使、金诚一为副使的使节团赴日。当时，宗义智进献朝鲜孔雀、火绳枪和刀等。孔雀被放生至京畿道南阳的孤岛，火绳枪放进了兵器制造官府军器寺的仓库。孔雀被抛弃，只保管了枪支，仿佛象征着屠杀时代的到来。当时，日本已制造出数万支火绳枪，火绳枪部队已成为中心战斗力；朝鲜第一次见到火绳枪，且根本不知火绳枪的重要性和使用方法，只是胡乱放在了仓库里。

朝日两国的国书

黄允吉、金诚一带领的使节团到达京都，却因秀吉外出，只能在大德寺坐等数月。1590年11月7日，使节团终于在京都聚乐第向秀吉转呈了国书。同年，德川家康派来实为人质的继承人，秀吉顺利平定了小田原、奥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他将朝鲜使节团的访日看做朝鲜降日。那么，当时黄允吉交给秀吉的朝鲜国王的国书内容是怎样的呢？且看全文。

朝鲜国王李昖、奉书

日本国王　殿下

春候和煦，动静佳胜，远传大王一统六十余州，虽欲速讲信修睦，以敦邻好，恐道路烟海（晦？），有淹滞之忧欤，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令与贵价，遣黄允吉、金诚一、许筬之三使以致贺辞。自今以后，邻好出于他上幸甚，仍不腆土宜，录在别幅，庶几笑留，余顺序珍啬，不宣。

万历十八年三月　日

朝鲜国王李昖

《续善邻国宝记》

在此短短的国书中出现了两次“邻好”。所谓“邻好”，就是朝鲜对日本的基本方针。但秀吉的态度却正好相反，他让朝鲜在投降屈服和战争中选择其一，秀吉无视友好邻邦的使节，像是对待属国一般。以下是秀吉给朝鲜使节的国书全文。

雁书熏读，卷再三，抑本朝虽为六十余州，比年诸国分离，乱国纲废。世礼（乱？）而不听朝政，故豫不胜感激。三四年之间，伐叛臣讨贼徒，及异域远岛，悉归掌握，窃按，予事迹鄙陋小臣也。虽然豫当于托胎之时，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八表闻仁风，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异，作敌心者，自然摧灭，战则无不胜，攻则无不取，既天下大治，抚育百姓，怜悯孤独，故民富财足，土贡万倍千古矣。本朝开辟以来，朝廷盛事，洛阳壮观，莫如此日也。夫人生于世，虽历长生，古来不满百年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乎。远邦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者不可作许容也。豫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则弥可修邻盟也。豫愿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方物如目录领纳，珍重。保啬。不宣。

天正十八年仲冬日 日本国关白秀吉

《续善邻国宝记》

此函与其说是国书，不如说是恐吓书。说自己统一了日本，自己是太阳之子，自己所做所为皆替天行道。“进攻明朝，朝鲜要当急先锋。”这就是丰臣秀吉对朝鲜“邻好”的答复。可以说，在一直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旧秩序中，他通过这封国书表达了要以日本为东亚中心的野心。但在明朝和朝鲜来看，这根本是无法接受的，只不过是秀吉的痴心妄想而已。丰臣秀吉认为，朝鲜和日本的各诸侯国地位相当。但朝鲜一直认为日本是自己的友好邻邦。因此，日本和朝鲜的外交往来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宗家的动态

对马岛和朝鲜的关系很特殊，所以对马岛为前述外交政策也是坐立不安，积极采取了各种应对的措施。1591年3月，朝鲜使节团回国之后，宗家派玄苏、柳川调信等人向朝鲜禀报日本出兵的消息，将丰臣秀吉命朝鲜作征明先锋的“征明向导”谎称为“假道入明”——进攻明朝时假道朝鲜。对此，朝鲜一概表示强烈的反对。

贵国（日本）友邦国也。大明君父也。今若许贵国便路，则是知有友邦，而不知有君父也。于人为不祥，于德为衍义。匹夫且耻为之，况堂堂礼仪之邦乎。

《朝鲜通交大纪》

当时的朝鲜重视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对朝鲜来说，背叛君父明朝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朝鲜国王史无前例地授嘉善大夫（正品二位）之爵予柳川信调，国王宣祖接见柳川调信时说：“古无此例,而尔自前往来,颇效恭顺,故特加礼待之。”此次玄苏、柳川调信去汉城，是沿着两条路上京，他们探索的路线日后为日军所利用。日本室町时代使节团经过釜山到汉城的三条路线，成了日后日军进攻朝鲜的路线。因此壬辰倭乱结束、朝日重新建交时，朝鲜朝廷严禁日本使节团上京。

6月，宗义智亲自来到釜山浦，进行最后的交涉并警告朝方，但却没有得到朝方的任何回应。宗家遂向秀吉献上朝鲜的地图，成了侵略朝鲜的领路人。当时釜山浦的倭馆是日本人在朝鲜滞留的唯一居留地。后来，滞留倭馆的日本人依次回国，整个倭馆空无一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战云弥漫，战争一触即发。

4　朝鲜的防备

正使黄允吉在日本备受侮辱，十个月后的1591年正月返回釜山，即向朝鲜朝廷做了紧急报告：“定有兵乱灾祸。”因此，朝廷向朝鲜各道都下达了防备的命令。

3月，朝廷围绕使节团的报告掀起了一场争论。针对日本侵略的可能性，副使金诚一曰：“臣则不见如许情形。允吉张皇论奏，摇动人心，甚乖事宜。”　……黄允吉言：“其目光烁烁，似是胆智人也。”　金诚一曰：“其目如鼠，不足畏也。”朝廷的意见形成了对立的两个派别。争论之下，朝鲜未及采取任何有效的防备措施，只顾着甲论乙驳的纸上谈兵。

就在日本即将进攻朝鲜的紧要关头，朝鲜朝廷内部却罔顾国家、国民之利益，进行着党派之争，加剧了舆论的分化和内部的分裂。更加严重的是，国防意识更加松懈。宣祖原本轻视武官，听了金诚一的报告后，索性取消了已经下达的防备令。朝鲜历史上维持长久的和平实属罕见，因此当时的统治势力已习惯于这种和平。惨不忍睹的是，这次对政治局势的误判导致了严重后果。随后在日趋紧迫的事态变化中，朝廷认为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是观望。对马岛发来的报告和警告以及日方不寻常的动态，也令朝方开始担心，但对日本的侵略却仍是半信半疑。为了以防万一，朝方开始匆忙地着手备战，向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派遣了拥有防备能力的巡查使勘察防御的状况，且在釜山、东莱、晋州等地任命了新的地方官，火药的数量不多，也已分发给了各个地方。同时，在日军侵略可能性较大的庆尚道各地修建了城池，命令增建兵营。但松懈的社会环境致使以上举措无法取得结果。武器装备、兵力动员以及指挥体制、官府的纪律、执政者的判断力等，所有的这些防备措施都呈现薄弱。在此以长枪为例说明：为了示威，朝兵持长枪列队。日本派到朝鲜的使者柚谷康广在侧视朝兵队列后讽刺地说：“汝辈枪杆太短矣。”就像柚谷康广嘲笑的那样，朝鲜长枪的长度不足日本长枪的一半，刀的长度也很短，关于火绳枪之类武器更是一无所知。在这样的背景下，1591年2月经柳成龙推荐，李舜臣受命为全罗左道水军提督。后来，李舜臣在壬辰倭乱中成为挽救朝鲜的名将。

另外，日本使节团带来的国书中写道：“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朝鲜朝廷对其真伪反复议论之后，决定向明朝报告，此报告对翌年明朝派遣援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朝方并未认真做好战争的准备，朝方一边揣测着战争的可能性，一边享受着朝鲜王朝自成立以来持续了200多年的最后的太平日子。

5　日军的组成

肥前名护屋城图屏风（日本佐贺县立博物馆所藏）

丰臣秀吉在实现了日本统一之后，随着其势力与权力的绝对化，更是无法停止其侵略外国的脚步。平定九州前，秀吉对朝鲜的侵略准备和外交交涉已在稳步地向前推进。1586年，秀吉向几个武将流露出攻打朝鲜的意图，要求他们尽忠。九州平定后，秀吉将丰前（福冈县东部）的中津分给了黑田长政，镇压肥后（熊本县）叛乱后，又把此地分成两个部分，分别送给了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且把直属亲信武将集中安排在攻打朝鲜的要塞——九州和四国地区。临战一年前的1591年，整个日本卷入全面进攻朝鲜的准备状态。同年正月秀吉命令各地准备造船和训练船员，3月发布朝鲜兵役规则，在全国进行了户口调查，以先前的检地（日本全国耕地实际测量调查）和武器回收为依据，8月公布彻底实施兵农分离的身份控制令。同时公布了“侵略朝鲜方案”。为了所谓的“侵攻大陆”，秀吉命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在名护屋筑城。10月筑城正式开工。正在进行中的大佛殿工程也被终止，将人力、物力全部投入到兵船建造上。

对秀吉个人来讲，1591年是不幸的一年。弟弟羽柴秀长突然去世，亲信茶道大师千利休受命剖腹，爱子鹤松也不幸早逝。或许是为了忘却悲伤，他频频下令急速步入战争准备。秀次是丰臣秀吉的侄子，也是养子，12月秀吉把关白的职位让给秀次，自己成为太阁，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战争之中。

1592年（文禄元年）正月五日，秀吉命令各军团逾28万人出战，3月13日确定首战部队，编好阵营。概要如下：

派往高丽人员之事宜

第一军团　小西行长、宗义智、松浦镇信、有马晴信等合计一万八千七百人

第二军团　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等　合计两万两千八百人

第三军团　黑田长政、大友吉统　合计一万一千人

第四军团　岛津义弘、毛利吉城等　合计一万四千人

第五军团　蜂须贺家政、生驹亲正、福岛正则、户田胜隆、长宗我部元亲等　合计两万五千一百人

第六军团　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　合计一万五千七百人

第七军团　毛利辉元　合计三万人

第八军团　宇喜多秀家　合计一万人，并驻扎对马岛

第九军团　羽柴秀胜、细川忠兴　合计一万一千五百人，并驻扎壹岐总计十五万八千八百人

《毛利家文书》

秀吉的养子宇喜多秀家年仅20岁，秀吉封之为在朝日军总指挥，派其出兵朝鲜。其余12万士兵留在名护屋待命。3月26日，太阁秀吉由京都进驻名护屋，仿佛在向街旁的国人炫耀其华丽的大军。秀吉把日本内政托付给侄子关白秀次，将所有精力投入到朝鲜战争上。秀吉的军队经历过日本战国时代的千锤百炼，数量上也远远超过朝鲜军队，加之还有新式武器——火绳枪。日军接到秀吉严令，开始进攻朝鲜。与日本相比，此时朝鲜全国正规的精兵仅有几千，其中大部分还陶醉在太平之世的梦幻中。

第二节　壬辰倭乱

1　首战

壬辰倭乱首战是小西行长势如破竹的北进。当时丰臣秀吉赐白马予小西行长，命之为先锋将。

1592年4月13日下午5点，第一军团小西行长、宗义智的军团（以下称小西军）共18700人，乘坐700余艘兵船侵入釜山浦。14日，两国之间最初的攻防战在釜山镇城进行，朝鲜守城将领郑揆奋战至死，城被攻克。15日在东莱城的战斗中，府使宋象贤尽忠战亡。从此小西军再未遭遇任何有组织的朝方军队抵抗。小西军经梁山、密阳、大邱，又在尚州打败了巡边使李镒的军队，10天后攻克闻庆。在天险要塞鸟岭，因朝军没有防备，日军未经战斗就顺利经过。朝鲜朝廷和民间对都巡边使申砬的敢死队寄托厚望，结果28日，日军在忠清道忠州几乎全部消灭了申砬的敢死队。国王宣祖在汉城听到申砬将军“忠州挞川之战”战亡的报告后，立刻逃往开城，然后又逃到了平壤。

小西行长抵达东大门（《绘本太阁记》收录）

另一方面,4月18日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等第二军团（以下称加藤军）比小西军晚些时登陆釜山浦，沿东路急速北上。加藤军举着秀吉赐予的南无妙法莲花经旗，经彦阳、庆州、安东、丹阳，4月29日在忠州与小西军汇合。小西军和加藤军分路进攻汉城，竞争的结果是5月3日小西军率先战抵汉城。战乱开始，仅20天汉城便遭到了日军的践踏蹂躏。当时从釜山到汉城，日军以每天平均20公里的速度进军，并非日军的战斗力卓越超常，而是当时朝鲜的国防能力实属不堪。

5月16日秀吉接到攻克汉城的消息后大喜。两天后向关白秀次通告了统治日本、朝鲜、明朝三国的“25组照会”方针。照会中写道：羽柴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留在朝鲜；秀次为明朝关白，分封他北京周围100多个地方；天皇移居北京，准备天皇出行之必需的物品等。秀吉还设想，自己则居于中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宁波，最后他还夸下海口——征服天竺（印度，丰臣秀吉不了解国际形势，以为只要征服中国，征服印度就只是瞬间之事）。

日军占领汉城之后，各军团割占了朝鲜八道即所谓的“八道国割”。其中小西行长率领的第一军团割占平安道，加藤清正率领的第二军团割占咸镜道，黑田长政率领的第三军团割占黄海道，毛利吉城率领的第四军团割占江原道，福岛正则率领的第五军团割占忠清道，小早川隆景率领的第六军团割占全罗道，毛利辉元率领的第七军团割占庆尚道，宇喜多秀家率领的第八军团割占京畿道。各军团武将开始在各分割地区作战。

小西军向平安道进攻，在临津江战斗中打败朝军，5月29日进攻开城，6月15日进攻平壤城。加藤军则进攻咸镜道，7月23日在会宁抓到朝鲜王子临海君和顺和君。他们是为了召集勤王军而被派到咸镜道，结果却成了日军的俘虏。加藤军一鼓作气打过豆满江，攻进兀良哈。战乱开始后不到三个月，除了平壤以北和以全罗道为中心的朝鲜西部地区外，从咸镜道、釜山到汉城、平壤的重要据点都被日本人所控制。

釜山镇殉节图（韩国陆军士官学校博物馆所藏）

2　朝方的反击

壬辰倭乱日军侵略图（1592）

但是，这样的进攻并没有维持多久。朝鲜自古即有抵抗外族侵略、保家卫国的义兵佳绩。日军践踏朝鲜全国时，各地义兵奋起反抗。日军侵略朝鲜仅9天后，最初的抗日义兵便于4月21日在庆尚道宜宁发动了起义。郭再祐率领的宜宁义兵势力逐渐扩大，义兵利用当地的地形优势，打击了庆尚道的日军，在收复庆尚右道的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后来，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京畿道、咸镜道等地接连发生了义兵起义，僧侣也发动了起义。义兵乃以农民为中心的民众队伍——包括了僧侣和平民。义兵将领，多出自武士家族或儒学家族等社会统治阶层。壬辰倭乱时期的朝鲜义兵将领达133人，很多义兵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比较首战时朝方军队的战败，义兵起义和义兵活动令人为之振奋。

6月朝廷决定与王世子（光海君）分朝（分成国王的朝廷和太子的朝廷）。光海君率领部下在黄海道等地与南方的各道取得联系，鼓动义兵起义，并开始在很多方面大显身手。义兵积极地参加战斗，朝军也在准备反击。“八道国割”的日军之于朝鲜八道的征服和统治，在朝鲜各地遭到义兵和朝鲜官兵的抵抗。7月开始，朝方在各地与日方开始了激烈的战斗，8月收复清州，9月收复庆州，郑文孚收复镜城。侵入全罗道的小早川隆景军不得不退到汉城，庆尚道的毛利辉元军也陷入了义兵的游击战争中。

10月，金时敏仅用3800人的兵力坚守晋州城，打败细川忠兴的2万日本联军，这是战乱以来取得的首次大捷，这场胜利确保了晋州西部粮仓地带全罗道地区的安全，战况的发展逐渐有利于朝方。朝军士气大增，攻势也越来越猛，渐渐地日军在釜山浦和汉城之间的联络交通也变得愈发艰难。

就这样，朝鲜终于摆脱了陆战中连连败北的局面，开始反击日军。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海上将军李舜臣的英勇奋战。李舜臣从5月7日的玉浦海战到9月1日的釜山浦海战，四个月期间十战十胜，消灭了胁坂安治、加藤嘉明、藤堂高虎、九鬼嘉隆等率领的日本水军。海战中，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水军取得了赫赫战果，一开始就击溃了日军的水陆两面作战战略，还阻断了日本军事物资的运输通道。朝方掌握了制海权，疏通了朝方各地之间的联络及物资运输。首战中获胜的日军趁其余勇打进了朝鲜内陆，朝军海上的攻势却令日军痛感孤立和不安。相比当时的国防实力，可以说李舜臣一枝独秀地打击了丰臣秀吉的野心。

3　明军的参战和议和

当然，提高朝军士气、阻断日军攻击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明朝派出的援军。日军侵入后，朝鲜朝廷曾有争议，有的主张直接向明朝求助援军，有的主张自主抗战。结果在宣祖的支持下，紧急向明朝派遣了请援特使。开战之前，明朝已从朝鲜、琉球等地接到报告，一直注视着日本不同寻常的动态。长期以来，明朝和朝鲜一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但明朝在边境叛乱镇压未果的状况下，针对派遣援军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坚守明朝、朝鲜边境鸭绿江，有的主张直接派兵朝鲜。最后兵部尚书石星的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认为日军的目的是“侵略大陆”，所以应在朝鲜防御，不然战祸将会殃及中国。获悉日军抵达鸭绿江不远的平壤时，辽东镇部队应急命出动。

6月中旬，虽人数不多，明军已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7月16日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3千兵力攻击平壤的小西军。明军败。但自此战况发生了变化，战况渐渐扩大成日军对朝、明联军的三国间的战争。因祖承训战败，明朝痛切地感觉到有必要从南方调入炮兵。明朝最终派遣了刚刚镇压了西北边境叛乱的李如松。第二年（1593）正月七日，提督李如松率43000明军，与朝军联合，开始了收复小西行长军营的平壤城战斗。

与日军战斗的李如松（《绘本太阁记》收录）

在明军、朝军压倒性火力攻击下，小西军交出了平壤城，溃退至汉城。在明军的大规模参战下，朝鲜收复了平壤城，朝军看到了希望。小西军的败退大大打击了在朝日军。石田三成等在阵奉行（即督阵官）向秀吉报告了平壤的战败，并让加藤军等各军团集合在汉城防备明军。正月二十六日，日军在汉城近郊碧蹄馆一带为阻止势不可挡的明军南下，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败了李如松军以骑兵为中心展开的追击战，日军的碧蹄馆胜利挫败了明军的势头。但半个月之后，日军却在幸州山城之战中大败给权栗率领的朝军，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等负伤。汉城的在朝日军兵力消耗几近五成，军粮和物资也严重不足。

在碧蹄馆之战中，李如松军一败涂地、意志消沉，便想用议和的方式让日军撤退，游击将军沈惟敬和以小西为首的日军开始议和交涉。明朝的目的，是在鸭绿江以南的朝鲜领土上阻击日军，所以明朝也认为与其拼死战斗，不如尽力和平解决。沈惟敬是上一年（1592）8月兵部尚书石星推荐的谋士，他到朝鲜平壤与小西行长会谈，最后达成休战50天的协定。沈惟敬再次全方位地与日军交涉的结果，则是4月8日在龙山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内容即是当时日军返还俘虏的朝鲜两位王子，日军撤出汉城，明朝也撤离明军且派遣使者至日本。

4月18日，日军领着沈惟敬派来的假明朝使节撤出汉城。朝方欲追击撤退的日军，希望和平解决的明朝置之未理，侧面禁止了朝军的战斗行为。日军撤出了汉城，明军也就势南下。6月，李如松部队进驻汉城，宋应昌部队进驻定州，刘、吴惟忠部队进驻大邱，王必迪部队进驻尚州，骆尚志、宋大斌部队进驻南原。表面上他们包围了日军，却没有发生战斗，一直处在对峙状态。李如松谋划，拟将沈惟敬、徐一贯、谢用梓等派往日本，令日军撤走。

石田三成等3位奉行和小西行长，带着冒充明朝使节团的徐一贯、谢用梓和沈惟敬到达名护屋，5月23日拜见了秀吉。秀吉让明朝使节团滞留到6月28日，一边推迟和平交涉，一边动员在朝日军，欲占领去年惨败的晋州城（在本书第三部晋州之战中详述）。当时秀吉给明朝使节看的所谓“和平七条”，是自己随意拟定的。

致大明书（大明へ被遣御一書）

一、和平誓约无相违者，天地纵虽尽矣，不可有违变也。然则迎大明皇帝之贤女，可备日本之后妃事。

一、两国年来依间隙，勘合近年及断绝矣。此时改之官船商舶可有往来。

一、大明日本通好，不可有变更之旨，两国朝权之大臣，互可悬誓调事。

一、于朝鲜遣前驱追伐之矣。至今弥为镇国家安百姓，虽可遣良将，　此条目件之于领纳者，不顾朝鲜之逆意，对大明分八道以四道并国城可遂朝鲜国王，且又前年从朝鲜，差三使投木爪（＝契）之好也。余蕴附与四人口实也。

一、四道者既返投之。然则朝鲜王子并大臣一两员为质，可有渡海事。

一、去年朝鲜王子二人，前驱者生擒之。其人顺凡间不混和，为四人度与沉击可归旧国事。

一、朝鲜国王之权臣，累世不可有违却之旨，誓词可书之。如此者为四人向大明唐使，缕缕可陈说之者也。

文禄二年癸未六月廿八日 秀吉朱印

《太阁记》第15卷

迎娶明皇公主作为日本后妃，恢复勘合贸易，明朝和日本两国大臣永誓盟好，把朝鲜南部四道割让于日本，再把朝鲜王子及一至两名大臣作为人质。从其内容上看日本仿佛成了战胜国，但从战况上看，形势对日本却很是不利。石田三成和小西行长应该比谁都清楚，这种情况下朝鲜不会接受秀吉无视朝鲜的主张。而小西行长则想方设法达成和约，和沈惟敬谋划欺骗主君，把心腹内藤如安作为秀吉的议和特使派到北京。

另一方面，6月29日日军攻克晋州城，残杀居民数万，把那一带变成了废墟，然后全军按照秀吉之命令，撤到釜山浦周边加强守备。8月以后，日军相继回国。陆地战场，12月初安康之战是最后一战，之后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除了1594年李舜臣攻打日本水军的战斗，直到1597年丁酉再乱为止，再也没发生过武装冲突，只是维持了议和交涉的状态。当时，朝鲜是被侵略的当事国，但在议和交涉中却被排除在外。

1594年12月，内藤如安持沈惟敬和小西行长共谋伪造的“关白降表”前往北京。但朝鲜的《宣祖实录》和当时的义兵将领日记《乱中杂录》中也有“关白降表”，以此可推测沈惟敬等人事先告知过朝方。

“关白降表”的内容如下：

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关白臣平秀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请告。（中略）伏望陛下，廓日月照临之光，弘天地覆载之量，比照旧例，特赐册封藩王名号，（中略）世作藩篱之臣，永献海邦之贡；祈皇基丕（着）〔着〕于千年，祝圣寿绵延万岁。臣秀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饼）〔屏〕营之至。

《宣祖实录》宣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这是给明朝毕恭毕敬的降书。主要内容是把战争责任全部推给了朝鲜，记下了沈惟敬和小西行长在朝鲜的功绩，希望明朝能将他册封为藩王。这和秀吉提出的“和平七条”截然不同。明廷不知内幕，认为内藤如安是秀吉派来的降服使，便满足了如安的要求，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提出了以下3条：

一、自今釜山倭众尽数退回，不敢留住一人。

一、既封之后，不敢别求贡市，以启事端。

一、不敢再犯朝鲜，以失邻好。披露情实，果尔恭诚。

《两朝平攘录》

主和派石星提出了日军撤离朝鲜后，只册封而不准求贡，朝日修好，日本永不侵略朝鲜等要求。内藤如安担心议和失败，立即发誓遵守此项。明朝对石星和内藤如安的交涉内容表示满意，决定把秀吉册封为日本国王。明朝派册封正使李宗诚、副使杨方亨一行，于1595年11月，进入釜山小西军军营，继而打算前往日本。可临行前正使李宗诚却得知——秀吉压根儿没有想要得到册封的意思，秀吉只想诱引明朝使臣拘留、侮辱的消息（据说这也是沈惟敬的计谋），李宗诚吓得半夜逃走。无奈之下只好由杨方亨顶替正使，沈惟敬顶替副使前往日本。这期间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为了事前准备东奔西跑，反复谋划。朝鲜朝廷应沈惟敬的随行要求，派接待沈惟敬的黄慎为正使，携朝鲜使节团和明使节团一同前往日本。

1596年9月1日在大阪城，明朝册封使与秀吉会见授予封王金印，并向秀吉等武将按官级授予官服。第二天，日方为明朝使节摆宴，秀吉等穿明朝官服参加宴会，当天秀吉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明皇帝的敕书中，根本没有提到秀吉所期待的“和平7条”，只是提到“封你为日本国王”。秀吉大怒，马上命令动员大军。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经数年谋划的议和计划，一下子成了泡影。

第三节　丁酉再乱

1　再侵略

1597年2月21日，秀吉想以武力夺取朝鲜四道，日军总兵力达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人，各军团阵营构成如下：

第一军团　加藤清正　一万人

第二军团　小西行长、宗义智等　合计一万四千七百人每日由加藤清正及小西行长轮流做先锋，务求获胜。

第三军团　黑田长政、森吉成等　合计一万人

第四军团　锅岛直茂、锅岛胜茂等　合计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团　岛津义弘　一万人

第六军团　长宗我部元亲、藤堂高虎等　合计一万三千三百人

第七军团　蜂须贺家政、生驹一正等　合计一万一千一百人

第八军团　毛利秀元、宇喜多秀家等　合计四万人

守备军团　釜山浦城（小早川秀秋军一万人）、安骨浦城（立花统虎军五千人）、西生浦城（浅野幸长军三千人）、加德城、竹岛城　合计两万三百九十人

总 计　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人

在釜山海、壹岐、对马和名护屋四个地方分别安排船只，确保先锋队每日报告万无一失。

《毛利家文书》

日本大军依次渡海对朝鲜开始了二度侵略，7月到达庆尚道沿海一带。当时的朝鲜因多年战乱，国土荒芜，大饥荒和瘟疫不断，加上叛乱频发，根本无法采取相应的防备措施。与明朝册封使一起去日本的黄慎复命回来汇报后，朝方才知晓了事情的原委，一面防备一面向明朝派使节要求遣派援军。明朝知道议和条约的真相后，把推荐沈惟敬的兵部尚书石星下了大狱。明朝决定再往朝鲜派兵，朝、明再次以联军形式与日军战斗，朝鲜又一次变成了血海战场。

在海上，代替李舜臣作战的是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统帅元均。7月15日在漆川梁海战中大败于日军，元均阵亡，朝鲜水军损失巨大。龟船等朝鲜水军的主力战船全部消失在大海中。后朝廷再次任用李舜臣，但给他留下的仅有12艘战船。再度上任的李舜臣为了阻止日军进军西海，仅以12艘战船坚守南海，为南海的制海权而浴血奋战。

丁酉倭乱日军侵略图（1597）

8月开始，日军正式向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派军，各地展开激烈战斗。战斗结束后，日军占领全罗道的南原城、全州城和庆尚道的黄石山城，肆意掠夺、残杀。壬辰倭乱时未受伤害的全罗道地区朝鲜百姓，这次成了日军的第一目标，结果让人惨不忍睹。日军武将为立战功，将朝鲜人不分男女老少割下鼻子，腌制后送到日本。秀吉把朝鲜运来的15桶腌鼻埋在京都大佛寺入口，并于1597年 9月28日在“耳冢”（其实是鼻冢）前做了佛事。

雨森芳州（1668—1755）：江户中期的朱子学者。在朝鲜的记录中记载为雨森东。他是江户前半期儒学者木下顺庵的弟子，受木下顺庵的推荐，在对马岛做接待朝鲜使节团的工作。他精通朝鲜语和汉语，比之同时代的其他日本学者，他具有均衡的国际意识，曾与幕府的重要官员新井白石争吵。他的作品《交邻提醒》是与朝鲜交流的指南。他主张朝、日两国的交流注重信誉和诚心，该主张现受到很高的评价。

申维翰：《海游录》，《海行总载》第2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版，第14页。

“俳谐”是一种日本诗歌，以5、7、5调构成，在近代以后被称做“俳句”。

延广真治：《“忠臣藏”与蒙古高句丽》，《无限大》78号，日本IBM1988年，第9页。

《东照宫御实记》第4卷，《新订増补国史大系》第38卷，日本吉川弘文馆1964年版，第60页。

幕府体制是近世日本的统治体制。幕府位于江户，是日本最高的统治集团，监管各地藩主。

参见三鬼清一郎《关于江户时代朝鲜战争的评价》，《历史评论》373号，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编辑1981年版。

国学：　通过日本的古典文化与文学研究，了解日本固有的日本精神的学问——人们所“想象”的、从中国引进佛教和儒教之前的学问。著名的国学者有17世纪末的契冲，还有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大国隆正等。

书名大概的意思是，统治朝鲜和明朝时遇到的让人叹息的事情。

丰国神：神化丰臣秀吉的称呼。——译者注

本居宣长：《驭戎慨言》下，《本居宣长全集》第8卷，日本筑摩书房1972年版，第117页。

水户学：江户时代在水户藩盛行的学风，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编辑《大日本史》的过程中产生的一股学风或以儒教为中心，综合以国学、史学、神道为基础的国家意识。江户幕府末期，变为以天皇为中心、团结一致打败外国侵略者的尊王攘夷观，对明治维新和后来的近代史有很大影响。

“来朝”的意思是把朝鲜通信使看做朝贡使。

上田秋成：《安安言》，《上田秋成全集》第1卷，日本中央公论社1990年版，第47页。

参见金元龙《三纲行实图刊本考》，《东亚文化》第4集，韩国首尔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例如，中村荣孝《日鲜关系史研究》中卷，日本吉川弘文馆1965年版；内藤隽辅《文禄?庆长之役的被虏人研究》，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金泰俊《壬辰之乱和朝鲜文化的东渐》，韩国研究院1977年版等。

李参平认为，日本的代表性陶器“有田陶器（或伊万里陶器）”的祖先，朝鲜半岛出身。日本名为金江三兵或金江三兵卫。壬辰倭乱时期，侵略朝鲜的佐贺藩的藩主锅岛直茂于1598年从朝鲜带走的陶工之一。

沈寿官，沈当吉的14代子孙，壬辰倭乱最后一年即1598年被带到日本，和朴平意一起创造萨摩陶器。沈寿官家一直固执地使用韩国姓氏，继承家业400多年　，是萨摩陶器的宗家。

德富苏峰（1863—1957），评论家。原名为猪一郎。明治时期的有名的小说家德富芦花的哥哥。明治初期创建民友社，发行了《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

御三家，德川家康三个儿子没有成为幕府的征夷大将军，御三家是指家康的三个儿子所分到的尾张、纪伊、水户三个藩或指三个家族。这三个藩位于日本的重要地区，是支撑江户幕府的中心藩，与其他的藩有所不同，地位特殊。

内藤隽辅：《文禄?庆长之役的被虏人研究》，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298—310页。该书中记录了本妙寺日遥（余大男）和身在祖国的父亲余天甲之间交流的书信内容。

OTA JULIA （おたあ?ジュリア）：　朝鲜两班的女儿。丰臣秀吉的军队侵略朝鲜时，小西行长把她俘虏到日本，做德川家康的侍女。家康喜欢她的美貌和才能，想纳她做妾，但JULIA说这样会辜负上天的意思，拒绝了家康的要求。后来她和几位信徒被流放到岛上，但她的信仰丝毫没有改变，40年之后离开了人世。

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与朝鲜》，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第423页。

今村与志雄：《丁若镛与日本儒者》，《季刊三千里》（1975年2月由旅日朝鲜人金达寿、李进熙、姜在彦等创办的相关研究刊物）1978年第16号，第94页。

对明义理论：壬辰倭乱时期明朝拯救了朝鲜，朝鲜朝廷为了感谢明朝的再造之恩，提出了“对明‘义理’论”，并以此维持国家的本体性和社会秩序，这也正符合朝鲜继承了“天下正统性”的朝鲜中华思想。明朝灭亡之后，这种思想逐渐演变成对清朝的仇恨。清朝的统治确立之后，士大夫们虽然接触清朝的先进文化，但他们不愿接受，态度一直都很强硬。

《宣祖实录》第37卷，宣祖二十六年（1593年癸巳/明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四日（戊子）。

《宣祖实录》56卷，宣祖二十七年（明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辛酉）。

《显宗实录》第19卷，显宗十二年（1671年辛亥/清康熙十年）十月十七日（乙未）。

赵载坤：《壬辰倭乱时期朝鲜和明朝的文化交流》，《亚洲文化研究》，韩国嘉泉暻园大亚洲文化研究所2002年版，第31页。

第三章　壬辰倭乱的影响

第一节　相互间的印象根深蒂固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并非仅限于人员伤亡和诸般破坏，在以后的思想、文化等方面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乎历史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但壬辰倭乱这样发生于邻国间的、惨绝人寰的大战，固化了战争双方彼此的印象。

无论壬辰倭乱最初的目的是占领中国还是部分性地割占朝鲜半岛，这些计划终究未能变成现实，未能改变既有的领土归属。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取得胜利。壬辰倭乱的本质并不在于战争的成败，而在于日本打破了东亚的既有秩序。进攻朝鲜给其带来了莫大的损失，朝日两国间从此也产生了很深的隔阂。在朝鲜对日本认识的变化中，壬辰倭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从朝鲜对日本的称呼即可看出。例如壬辰倭乱结束120年之后，申维翰作为朝鲜通信使被派到日本，通过其《海游录》中与雨森芳州的对话，即可了解到一些情况。雨森芳州在长崎学过汉语，为了学习朝鲜语也曾在釜山倭馆滞留，乃当时一位罕见的既通汉语、又会朝鲜语的国际人士，受他的老师木下顺庵推荐，雨森年轻时即在对马岛谋事。作为外交官，他也曾跟随朝鲜通信使到江户，陪伴申维翰旅行数月后，他们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

雨森东（芳州）尝于江户客馆从容谓余曰：“吾有所怀，欲乘间言之。日本与贵国隔海为邻，信义相孚。敝邦人民皆知朝鲜国王与寡君敬礼通书，公私文簿间，必致崇极。而窃观贵国人所撰文集中语及敝邦者，必称倭贼蛮酋，丑蔑狼藉，有不忍言者（后略）。”辞色甚不平，怒肠渐露。

余（申维翰）曰：“此自易知，顾贵国不谅耳。君所见我国文集，未知何人所著，然此皆壬辰乱后刊行之文也。平秀吉（丰臣秀吉）为我国通天之仇。宗社之耻辱，生灵之血肉，实万世所无之变。为我国臣民，谁不欲脔而食之。所以上荐绅，下厮隶，奴之贼之，语无顾藉。发于文章者，固当如此。至于今日，圣朝仁爱生民，关市（釜山东莱的倭馆）通货，且知日东（日本）山河，已无秀吉之遗类。故遣使修睦，国书相望，大小民庶咸仰德意，岂敢复提宿怨。”

《雨森芳州像》芳州会藏

芳州懂朝鲜语，他对朝鲜人如此理所当然地使用蔑视日本的用语提出质疑，但对芳州的质疑，申维翰的回答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从侵略国的角度，那仅仅是过去的事情；但从受害国的角度，却是活生生的历史，战争给受害国的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申维翰对发动壬辰倭乱的始作俑者秀吉怨恨不已，芳州也不得不表示理解。朝鲜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害国，从申维翰的回答中可以了解，日本在朝鲜无辜百姓的心目中留下了何等印象。近代再次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后，这种印象不断加深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历史上，13世纪的元朝、高丽联军也曾侵略日本。当时高丽与蒙古征战40年，最终被蒙古打败，蒙古强迫高丽攻打日本。但当时战争的范围仅限定在北九州，日本受其害并不严重。巧合的是，当时的一场台风（后在日本称之为“神风”）令元朝、高丽的舰船悉遭毁坏，日本大获全胜。此为日本第一次受到他族侵略，这种记忆也牢牢地刻印在日本人心目中。对此，江户时代的诗人北村季吟的俳句书籍《山之井》（1648年发行）中记载道，在京都立春前日（2月3、4日前后）有一风俗，为了防止“蒙古、高丽”入家门，必须锁好大门，门上还要插上沙丁鱼头或刺叶桂花树枝。当时距元朝、高丽进攻日本（在日本叫做蒙古袭来或文永、弘安战役）已过去400年，却在远离九州战场的京都仍保留着这样的习俗。由此可见，要清除刻印于集体意识中的不良印象需要漫长的时间！太平洋战争末期，在美国的攻势下，为坚守日本本土而创建的“神风”特攻敢死队也是受到这种集体记忆的影响。

除了元朝、高丽的那次侵略日本，朝鲜、中国一直受日本的侵扰，如倭寇、壬辰倭乱及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加之日本对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统治等。中韩两国对日本的认识是否也在这样的历史中形成？不同文化间冲突的极端的表现方式——战争，给对方互相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韩国，壬辰倭乱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

第二节　日本国内对壬辰倭乱的不同评价

壬辰倭乱使朝鲜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惨祸，因此朝鲜认为，他们与日本有着“万世不共戴天之仇”，而战争的元凶丰臣秀吉就是国贼——“此国贼是我国100年不共戴天的仇家”。那么，近世日本对这场战争和丰臣秀吉作何评价呢？江户幕府主张自己与秀吉侵略朝鲜无关，并表示幕府已为朝鲜复仇，随之与朝鲜建立了友好关系。也就是说，江户幕府是谴责这场侵略战争的。

其实，有些人说此人（秀吉）有百战百胜的雄图伟略，却没有以德行治理国家的能力。穷兵黩武，他令我邦百万生灵死于敌人剑矢之下，无力将富强传到第二代。（中略）他为国家带来祸水、灾害。理当深刻反思。

《东照宫御实记》第4卷

前述《东照宫御实记》通常称《德川实记》，而“东照宫”是对德川家康的神化，乃江户后期1849年完成的作品，可称之为“幕府正史”。如上所述，《东照宫御实记》中对壬辰倭乱的记录是负面的。当然，这种评价与维持封建幕府体制、以天下安泰为基本方针的幕府政策有很大关系。

那么，日本国内有关壬辰倭乱的评价皆与幕府的态度一样吗？反观当今的日本便可想而知。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日本，很多人难以做到否定自己国家的行为和历史。战乱后的日本，赞美秀吉侵略战争的现象反而一直存续至今。各类记述中除了出兵朝鲜的武将“功勋谈”，还出现了肯定或赞美秀吉侵略朝鲜的各类文学作品。其中，江户时代前期有太田牛一的《太阁样军记之内》（“军记”指军事或战争故事）、竹中重门的《丰鉴》、堀杏庵的《朝鲜征伐记》；江户中期有山片蟠桃的《梦之代》、本多利明的《经世秘策》；江户后期，则有川口长孺的《征韩伟略》、青山延光的《征韩雄志》、会泽正志斎的《退食间话》、藤田东湖的《弘道馆述义》等。

当然也有不少否定及严厉批判秀吉发动侵略战争的作品。如江户前期小濑甫庵的《太阁记》、林罗山的《七武余论》；江户中期新井白石的《读史余论》、贝原益轩的《惩毖录》序文、山本常朝的《叶隐》；江户后期则有伊达千广的《大势三转考》等。这样，在日本对壬辰倭乱的评价，就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赞扬秀吉发动的朝鲜战争，称之为东亚展示日本国威的壮举；一是谴责秀吉侵略战争，认为给周边国家和日本民众带来了痛苦与灾难。

这里列举两位近世日本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一位是日本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1730—1801），另一位是儒学家、国学家上田秋成（1734—1809），后者受中国白话小说之影响创作了《雨月物语》一书　。他们两位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在语言和思想等诸多方面却有过多次对立性的论争，对秀吉的评价也截然不同。

本居宣长否定太古时代至秀吉发动壬辰倭乱前日本与中国、朝鲜之间的外交关系，他主张日本中心主义的皇国意识，其在《驭戎慨言》中高度评价秀吉出兵朝鲜。从“驭戎慨言”（或“治朝唐中的叹息”）这一书名也可看出其主张。以下引文即为《驭戎慨言》中的一段评述：

那些士兵气势汹汹，勇猛如虎，给朝鲜无辜的百姓带来了无尽灾难。真正是百害而无一利。（中略）他们如此炫耀皇国之荣耀，令人畏惧。这种印象在后世的朝鲜和中国经久流传，这自然是丰国神的功绩。

《驭戎慨言》下

文中言及“朝鲜无辜的百姓”时虽有批判的语气，但在本质上，他认为秀吉侵略朝鲜是向朝鲜、中国宣扬日本国威的壮举。本居宣长对秀吉功绩的赞扬与江户后期水户学中对秀吉的赞扬相结合，曾一度风靡近代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社会。近代日本的“尊王攘夷”论和对外膨胀主义，正体现了本居宣长崇拜秀吉的思想主张。

本居宣长似乎对朝鲜也很感兴趣，在本居宣长的纪念馆里，收藏着他亲笔撰写的关于朝鲜通信使访日的《延享五载戊辰朝鲜王使来朝》，以及其令长子抄写的《朝鲜谚文》（1786年抄写）和《朝鲜国小图》（1592年完成，1779年抄写）。

国学家本居宣长的长子本居春庭抄写的《朝鲜谚文》，本居宣长纪念馆所藏

与宣长观点截然相反的是上田秋成。他汇编了宣长反对论，编写了《安安言》（1792年完成）。上田秋成在《安安言》中对秀吉的评价如下：

丰国公征伐外国，对朝鲜的兴师问罪搁置不谈，其实是要征伐明朝，经朝鲜攻打北京，然后占领南京。这种想法非常可笑。一大世界如人之九脏，区别分置，即便掠夺了他国，也不会属于你，而将复归自然原样。（中略）武力镇压也只是一时之逞。正如清朝推翻了明朝之后，联合已有的力量飞扬跋扈，但清朝亦无可能统治数千年。

《安安言》

秋成认为，即使武力可以一时地侵略乃至吞并他国，但终究无法永远持续那种状态。他用自然的规律——“自然的分配”，来说明并批评秀吉侵略朝鲜是荒谬无理的。18世纪末他即断言，清朝虽然推翻了明朝，但清朝的统治同样不会持久。秋成的预言性主张，明确、彻底地表露了否定外国侵略的历史观。

除了褒贬不同的两种丰臣秀吉评价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近代日本对李舜臣将军的评价。从日本的角度看，李舜臣将军是24次打败日本水军的朝鲜英雄。下文将对此加以详述。李舜臣是壬辰倭乱时期的朝鲜名将，殉国的英雄，他在日本人心中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成为他们崇拜的对象。

第三节　《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

1392年，朝鲜王朝成立以来，执政者为强化王权和建设儒教国家体系殚精竭虑。外交方面，朝鲜本着如下外交原则推进国际交流——对中国是“事大”关系而对日本和周边国家则是“交邻”关系。朝鲜王朝将儒教作为政治和教育的基本理念，坚持推行“崇儒抑佛”政策，以镇压高丽时代的中心势力——佛教势力。朝鲜在完善儒教制度的同时，还实施了相关奖励制度并力求普及儒教道德的书籍。其中的代表作《三纲行实图》，是以全民为教育对象的儒教教材。“三纲”即形成儒教道德的君臣、父子、夫妻间须要遵守的道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三纲行实图》主要将忠、孝、烈——忠臣、孝子、烈女的简单传记作为模范予以绍介。

现存最早的朝鲜《三纲行实图》是1434年（世宗十六年）发行的汉文版，它从中国和朝鲜的古今书籍中选出最符合三纲伦理的330人，每本记载110人，将之分门别类记述于介绍忠臣、孝子、烈女的三部书中。图书构成是前图后文式，第一页是与人物事迹有关的图画，第二页是有关人物事迹的介绍或赞美诗。这样的构成对后来的《三纲行实图》系列作品起了先导的作用。《三纲行实图》搜集的人物以中国人居多，如110名烈女中，中国人有95人，朝鲜人有15人，中国人占了很大的比例。这说明，当时朝鲜时代初期的政治、文化制度都仿效了明朝。

世宗时代发行了《三纲行实图》后，成宗（1470—1494在位）时代印刷了拔萃注解本（从汉文版中拔萃而以朝鲜语解释的书），中宗（1506—1544在位）时代从朝鲜和明朝建立以来的忠臣、孝子、烈女中选出76名（其中收录朝鲜人56名），编写了新的《续三纲行实图》。这样，从世宗时代发行《三纲行实图》到壬辰倭乱时期为止，为实施国民教育，共印刷了10次《三纲行实图》，令该书得以普及。书中宣扬儒教精神的国民教育乃一项国家大事，正是因为受到了儒教的影响，壬辰倭乱时期才涌现出无数的义兵、忠将及烈女。

但因长期的残酷战争，朝鲜国力极度衰退，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种状况下，原来的伦理秩序便无从谈起。在战乱惨祸中，人们开始谴责无能的朝廷，为了追求来世，人们开始热衷于佛教。但战乱之后，朝鲜朝廷为了恢复战乱前的儒教道德，稳定统治秩序，整顿民心，将汉城的佛教徒赶出了城外，并严惩违背儒教秩序者。另一方面，则奖励伦理道德的模范。尤其是继宣祖之后即位的国王光海君（1609—1623在位），他在致力于战乱后复原的同时，也积极推进孝子和烈女旌表（奖励）政策，其代表性的举措则是编纂《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专设撰集厅，记录以前的忠、孝、烈人物事迹。此外还搜集壬辰倭乱爆发以来的相关人物事迹，从各地报告资料中挑选并进行大规模的编写工作。《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历经5年时间，1619年（光海君九年）终于出版。《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共18册，即孝子8册、忠臣1册、烈女8册、续附1册，搜集了从奴婢到两班各阶层人物1725人，记载了朝鲜全部忠、孝、烈事迹。书中搜集的人物中，壬辰倭乱时期的人物有孝子94人、忠臣54人，烈女436人，共584人。烈女和孝子所占比例较高，说明了壬辰倭乱时期除将士外，普通百姓的受害程度之大。朝鲜全国百姓都饱受了壬辰倭乱带来的战乱之苦。朝廷宣传、表彰了壬辰倭乱时期在敌人面前坚持儒教精神的人，明确将他们视为典范，以期再度实现儒教教育的目的。

因国家财政窘迫，前述《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的发行数量受到限制，无法实现大量印刷，主要的发行对象是全国的乡校（地方的文庙及附属学校）。朝鲜时代后期，社会渐趋稳定，便更加强调儒教孝行之道，《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成为朝鲜统治阶层子女的教育用书。

第2次晋州之战中金千镒阵亡的场面《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收录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表彰方法，便是根据《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立“旌门”，即在忠臣、孝子、烈女的家门口树立红色的“旌门”，这对普通百姓产生了很大的喻示作用，也可以说是最为生动的儒教伦理教育教材。而且散立于全国各地的旌门，也警示后代勿忘壬辰倭乱国耻从而更加憎恨日军。总之朝鲜朝廷编写的《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不仅强化了儒教伦理教育，还将壬辰倭乱战祸和百姓郁愤的主要责任从朝鲜政府推到日本身上，对朝鲜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节　陶瓷战争、书籍战争、活字战争、俘虏战争

后世之人也将壬辰倭乱称做陶瓷战争、书籍战争、活字战争、俘虏战争。由此可知，壬辰倭乱的另一个特征是日本从朝鲜抢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关于这方面的先行研究很多，总体而言，朝鲜文化对日本近世文化的影响很大，远远超过了战争中普通文化的传播与融合，而涉及到诸多方面的文化迁移。其中最具体、最突出的就是陶瓷。

众所周知，以壬辰倭乱为契机，日本陶瓷文化得以迅速发展。从朝鲜半岛掠去的很多陶工，被分散到九州为中心的各地制造陶器。有名的有萨摩陶器、唐津陶器、有田陶器、上野陶器、高取陶器、萩陶器等，陶器流派皆源自李参平等朝鲜陶工之手。如今时过400余年，萨摩陶器14代陶工沈寿官的存在，说明朝鲜陶工的后代子孙继承和发扬了家业。当时的陶器是高价商品，日本各地大名（领主）专门建立了与外界隔绝的朝鲜人村庄，使他们维持朝鲜风俗，同时让他们制造商业陶器。随着陶器产业的发达，陶器的使用扩大到餐具、酒具、茶具等，这对日本的饮食文化和茶道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参平像

萨摩苗代川制陶所，《三国名所图绘》收录

作为战利品，从朝鲜掠夺至日本的其他代表性物品还有书籍和活字。明治（1868—1911）初期著名的评论家德富苏峰说过：“当时诸武将仿佛要做书籍生意，带来了很多书。这些书能在神田神保町（当时即为有名的古旧书店街）开好几个书店。”可以看出，朝鲜的很多书籍被劫掠到日本。尤其是当时驻汉城的司令官宇喜多秀家、僧侣安国寺惠琼等，争先抢掠了朝鲜书籍。1600年关原之战结束后，这些书籍被新的统治者德川家康收集，家康以这些书籍为中心建立了“骏河文库”，且令当时的著名学者林罗山和僧侣崇传负责管理。德川家康死后，“骏河文库”的书籍分别由尾张的“蓬左文库”、纪伊的“南葵文库”、水户的“彰考馆文库”等御三家收藏。另外统治加贺地区（当时产量达百万石的广阔地区、现石川县）的前田家的“尊经阁文库”、江户初期巨商角仓了以的“角仓文库”以及西日本地区诸侯毛利家的“毛利文库”等，也藏有很多朝鲜书籍。

早在1234年，朝鲜印刷技术已达到世界的最高水平，朝鲜印刷了世界最早的金属活字本《详定古今礼文》，堪称典范。宇喜多秀家把汉城铸字所的铜活字和印刷机献给了秀吉，后来又献给了皇室。之后1593年，日本发行了用朝鲜活字印刷的《古文孝经》。日本的骏河版铜活字也是从朝鲜铜活字学来的。因此，可以说日本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壬辰倭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现在日本还保存着当时朝鲜的铜活字。当时因日本的油性墨制造技术不足，使得从朝鲜掠夺的10万个以上的铜活字无法使用，所以日本模仿朝鲜的铜活字制造了木活字。

与日本印刷技术突然发展的情况相反，朝鲜却因日军掠夺了活字和相关器材，陷入了70年无法铸造活字的困境。日军抢走了书籍、活字，还掠夺了朝鲜钟、佛画、门、匾额，甚至抢走了石桥。日本人出兵朝鲜，究竟获取了多少战利品？现在具体在何处？留下了多少？以什么形式留传下来？相关的真相至今仍无法全面了解。

综上所述，从朝鲜抢掠来的物资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对日本的产业和文化带来更大影响的是那些被押送而来的朝鲜俘虏，据说人数达数万甚至数十万。这些俘虏和陶工一样，只能靠自己的技术维持生活。下面列举目前学界掌握的一些情况。例如，当时日本高知地方不懂得豆腐的制造技术，朝鲜人朴好仁第一次向他们传授了制造豆腐的秘方；在萨摩藩，郑宗宦传授了防虫剂樟脑的制造法；在九州熊本藩，道庆、庆春兄弟的造纸技术居领先地位；佐贺藩的九山道清传授了制药技术和绢纱制造法；土佐藩中村市近郊的朝鲜织女传授了织布技术；加贺藩的金如铁，建造了叫做玉泉园的日本庭园。金如铁（日本名叫胁田直贤）7岁时，被宇喜多秀家带到了日本。宇喜多秀家是加贺藩主前田利家的女婿，所以，金如铁作为第二代加贺藩主前田利长的亲信长大，成人后成为武士，在德川进攻大阪的时候立了大功，后来又在金泽长期任町奉行之职，在藩里担当了重要职位。除此之外，也有像土佐藩的经东那样凭借精湛的医术声名远扬的人。当然亦可推测，无数没有特殊才能的俘虏在日本各地备受歧视，他们或者默默无闻地死去，或者逐渐融入日本社会。

日本从朝鲜得来的一切，基本都是掠夺所得，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各种人力、物力资源纷纷流入日本。朝鲜文化迅速而广泛地被近世日本社会接受且在日本扎下了根。由此我们亦可看出日本向来具有积极吸取外界先进文明的文化态度。

据推测，从朝鲜带来的人也有不少孩童。例如晋州城陷落后，余大男被加藤清正军带走。他在日本长大后成为供奉加藤家牌位的本妙寺第三代住持——受人尊重被称为日遥上人或高丽上人。另外基督教徒OTA JULIA也很有名。JULIA被小西行长劫持到日本，在日本成长为忠实的基督教徒，面对迫害她从未屈服，一生信守着基督教信仰。至今，她在韩日的天主教界，仍被看做基督教殉教者及基督教信仰的象征而备受敬仰。长崎等九州一带是日本基督教传教中心，当时很多朝鲜俘虏居住在九州的长崎一带，在异国他乡他们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所以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数千人成为基督教信徒。江户幕府强烈地实行基督教镇压政策，要求他们改换信仰。但基督徒们没有屈服。在日本基督教殉教史的记录中，来自朝鲜的殉教者超过20人。

《穿韩服的男子》鲁本斯，J.Paul Getty 博物馆所藏

在押往日本的朝鲜俘虏中，最悲惨的是作为奴隶被卖到欧洲。在长崎大村的奴隶市场，日本的诸侯和葡萄牙商人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奴隶买卖。当时的传教士开会研究对策，甚至把与奴隶买卖有关的人从教会里开除。但效果并不大。当时在意大利旅行家弗朗西斯科?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的记录中提到，作为最廉价商品被卖到世界各地的无数朝鲜人中，留名至今、为后人传颂的人物唯有卖到意大利的安东尼奥?高丽（Antonio Corea）。据推测，佛兰德斯的画家鲁本斯画中的“穿韩服的男子”，可能就是以安东尼奥为模特的画作。这反映了壬辰倭乱同时也是一个俘虏战争。

与此同时，日本投降、归化朝鲜者（也叫降倭）也达数千人。众所周知的降倭为沙也可（1571—1642，朝鲜名叫金忠善，号慕夏堂），其出身至今不明，一说是以九州为根据地的松浦党出身，另一说是日本中部地区以杂贺（和歌山市西南地区）为根据地的杂贺众出身，总之出身不明。他向庆尚道兵使朴晋投降后，教朝鲜人火绳枪的制造技术。丁酉再乱时他作为实战部队长和日本人交战，而且立了战功。战乱结束之后，他又参与了国境警备和叛乱平定，在满族入侵时也立下战功，因此受到朝鲜国王的表彰，被升至正宪大夫（正二品）。其后世子孙编写的《慕夏堂文集》留传至今。金忠善的后代目前有5千人以上，自先人开始信仰儒教精神。现在他的宗家在庆尚北道大邱市近郊的麀鹿洞。

金忠善（沙也可）的族谱

第五节　朝鲜性理学与江户幕府

我们在思考日本文化的影响时，儒学家姜沆（1567—1618）与日本近代儒学创始人藤原惺窝（1561—1619）的相遇十分重要。姜沆是朝鲜时代初期有名的学者姜希孟的第5代孙，师从成浑，深受朝鲜儒学代表人物李退溪、李栗谷影响，是一位开辟了儒学思想新境界的杰出学者。丁酉再乱时期，1597年9月在全罗道灵光前的海上，姜沆全家被藤堂高虎的水军所掳。从大洲移至京都后，姜沆为医生吉田意安撰写的《历代名医略传》写过前言，而吉田意安又将姜沆介绍给了藤原惺窝。1590年，藤原惺窝曾与朝鲜通信使有过交流，那时，藤原惺窝正处于佛教思想向儒教思想转换的过渡期。藤原惺窝在姜沆的协助下，学习了朝鲜的科举制度与春秋释奠（阴历二月和八月在文庙祭祀以孔子为首的四圣、十哲、七十二贤的仪式）等儒教礼仪。另一方面还抄写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等所谓“姜沆汇抄十七种”。当时的大学者藤原惺窝已被德川家康任用授课，与姜沆的交流成为一个契机，令之完全陶醉于性理学中，这种思想后由其弟子林罗山等继承。经藤原惺窝推荐，儒学家林罗山掌管了刚刚成立的江户幕府官学（关乎教育、文书、法令、外交等），并在性理学的基础上，树立了江户幕府的政治理念，为幕府官学奠定了基础。林罗山大量收藏、嗜读掠自朝鲜的朝鲜版书籍。姜沆1600年在藤原惺窝、吉田素庵等人的帮助下回到朝鲜，并留下了著名的日本扣留记《看羊录》。

姜沆铜像

朝鲜性理学中的李退溪学说及以林罗山、松永尺五等藤原惺窝门下四天王为首的学说，很长一段时期对整个江户时代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退溪在江户时代受日本儒学家尊重的程度，在朝鲜通信使的记录中也能得到考证，阿部吉雄在其研究著作《日本朱子学和朝鲜》中，比较深刻地论述了李退溪思想对江户早期儒学家代表人物之一山崎暗斋的影响。根据阿部吉雄的记录，朝鲜人编写的相关儒学著作，在江户时代发行的有数十种。但“只有李退溪的重要著作全部得以发行，某些著作还获得再版发行，历经岁月的考验而广为流传”。“甚至有人断言，这些书在日本比在朝鲜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阅和普及。”

除姜沆外，另有纪伊藩儒学始祖李真荣、佐贺藩鸿儒洪浩然等，为朝鲜性理学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日本的朱子学在日本多样化的思想环境中，尤其是在引入并发展了朝鲜性理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

到了朝鲜时代后期，朝鲜也出现了关注日本儒学的儒学家。例如朝鲜后期的大学者丁若镛（1762—1836）在读过近世日本儒学代表人物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的著作后，也在《论语古今注》中这样论说过日本的“文”。

日本今无忧也。余读其所谓古学先生伊藤氏所为文及荻先生太宰纯等所论经义。皆灿然以文。由是知日本今无忧也。（中略）文胜者。武事不竞。不妄动以规利。彼数子者。其谈经说礼如此。其国必有崇礼义而虑久远者。故曰日本今无忧也。

《论语古今注》

丁若镛认为，日本有了懂得礼仪的儒学家，应该不会再度侵略邻国。他表露了对日本无须担心的乐观的看法——“日本无忧论”。丁若镛认为野蛮的民族没有“文”，所以肆意妄为。而儒学思想在日本发展得很好，遵守礼教的文明之国是不会倚仗武力的。虽说他并不赞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太宰春台之于经书的解读，但是反对将朱子绝对化的性理学，主张回到朱子以前的、复古主义的儒学古学，在这一点上，丁若镛与他们找到了相通之处，丁若镛也反感之于朝鲜性理学绝对信仰的态度。在《论语古今注》中，丁若镛对日本性理学学者的学说持正反相参的态度，认为儒学是人类理性之基本。就是说，丁若镛和那些日本学者的世界观有相同之处，因之感受到一种欣慰。当然也怀有朝鲜儒学家的良好心愿，期望不再发生壬辰倭乱那样的战争。但此后过了不到一个世纪，朝鲜就再度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殖民地。

第六节　朝鲜的关羽信仰

壬辰倭乱验证了中朝两国唇亡齿寒的关系，明朝不希望自己的国土成为战场，特派援军助朝鲜抗日。明朝的帮助使朝鲜国土得以保全，朝鲜感谢明朝的救国之恩，壬辰倭乱后朝鲜的大多数有识之士也开始对明朝表达了尊敬之意。同时，这种意识在明亡以后则以“对明‘义理’论”的形式展开。因此，我们可以说壬辰倭乱不仅带来了朝鲜对明朝认识的变化，也成为中国文化流入朝鲜并得以传播的契机。

从文化层面上看，通过壬辰倭乱，一方面流入日本的朝鲜文化引领了日本近世文化的潮流；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对朝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史无前例的朝、中、日三国战争也成就了意想不到的文化交流。

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朝鲜与中国的主要交流有阳明学的传播、关羽信仰的形成、中国小说的流入及朝鲜汉诗的传入中国等。众所周知，阳明学是明朝中期以王守仁为代表建立的一门学说，批判了朱子学说，排斥朱子学的教条化与形式化，重视实践性，主张“心即理说、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王守仁（阳明）的思想很早就传到了朝鲜，却在尊崇朱子学的朝鲜吃了闭门羹，未能在朝鲜得以扎根。然而出战朝鲜的明武将中却有不少是阳明学者，他们让朝鲜改变了自朝鲜王朝建立以来向朱子学一边倒的学问风气。例如，明朝最高指挥官宋应昌的参谋袁黄，曾对朝鲜人宣讲当时的明朝学风，并将朝鲜人看做异端的阳明学推到了议论的风口浪尖。再有，丁酉再乱时，派遣军官万世德曾向朝鲜朝廷提出，要求在朝鲜文庙供奉阳明学的创始人陆象山和王阳明（王守仁）的铜像。明朝的武将探究了曾经兴盛的朝鲜、足以击退隋唐两朝攻击的朝鲜衰落（文弱）的原因，决定通过阳明学的思想建立一种新的风气。这给当时重形式、疏实事、重文轻武的朝鲜敲响了警钟。但处于战乱中的朝鲜王朝无暇接受他者对其学风的批判。在独尊朱子学为正统的世风下，朝鲜朝廷并不关心是否接受阳明学的争论，而更加希望明朝的将帅们取消与日军的议和，在决战中尽快击退日军。

上曰：“遣讲官，学异学而来耶？其言明德、亲民等语（以亲作新为非云云）可知其为学也。虽为阳明之学，用兵亦如阳明，则我国当瞻仰之矣。”

在这样的险境中，朝鲜国王宣祖的心理可见一斑：无论什么思想，只要能击败日军就是好思想，就能给予肯定。对于崇尚义理的朝鲜社会，主张与侵朝日军议和的宋应昌的阳明学很难为朝鲜社会所接受。

大部分朝鲜时代的官僚，在壬辰倭乱后仍维持着向朱子学一边倒的态度，他们否定阳明学，视之为异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名为郑齐斗（1649—1736）的学者应势而出，他是构建知识、行动统一（知行如一）的阳明学思想体系的朝鲜第一人。虽为少数，但以郑齐斗为中心始见的江华阳明学派潮流，为之后近代朝鲜对抗日本的侵略、为朝鲜的近代化和独立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朝鲜朱子学的优点暂且不谈，朝鲜阳明学的接受过程也证明朱子学独霸天下的思想体系是有缺陷的。

与此同时，现代大部分韩国人对红面长髯、赤兔坐骑、手握青龙偃月刀的关羽有着无比的亲近感。崇尚关羽并将之称为“关帝”，是壬辰倭乱时期明朝传至朝鲜的新的信仰。查阅战乱中1594年的《宣祖实录》，有记载曰：“凡战功，无大将独成之理。故古之祠宇像设之处，必使当时行阵褊裨之属，同在左右。如关王庙，周仓、关平辈。”可知朝鲜朝廷在一定程度上也知道关王庙的存在，当时明朝的将帅们把关羽当做军神来侍奉或敬拜。到即将结束战乱的1598年，朝鲜国土上真正意义上的关王庙也已建成。驻扎在汉城的明朝将帅杨镐也动员士兵在崇礼门（南大门）外修建关王庙，并向朝鲜朝廷申请木匠等技工的后援。朝鲜最初的关羽祠堂南关王庙（南庙）就这样落成了。1598年5月13日为迎接关羽生辰，朝鲜皇帝宣祖还亲自焚香祭拜关羽。按照明朝崇拜关羽的风俗，朝鲜在明朝军队长期驻扎的地方也修建了关王庙。

韩国汉城的东庙及关羽像

明朝神宗皇帝认为，关羽显灵帮助朝鲜在壬辰倭乱中取得了胜利。日军败退后第二年（1599），明朝向朝鲜赠送了匾额。朝鲜政府在汉城东大门外开始修建比南庙规模更大的东关王庙（东庙）。不同于南庙的是，与工程有关的兵役、劳役均由政府承担，尽管当时有所顾虑，担心东庙工程加重百姓之负担，朝鲜政府还是果断启动了东庙工程并于1601年竣工。东庙祠堂的中央有比南庙更大的关羽塑像，关羽像两侧是关羽的养子关平与关羽的爱将周仓。东庙的建筑样式不同于朝鲜其他的建筑，它仿效了中国祠堂与众不同的建筑样式。此后，东庙成为明朝使臣来朝鲜时的必经参拜之地，朝鲜的历代国王在建筑的修缮方面也倾注了不少心力。

如上所述，在神化并崇拜关羽的明朝将帅影响下，关帝信仰传入朝鲜并在壬辰倭乱时以拯救朝鲜的武神形象扎根于朝鲜社会。关羽不仅象征着忠义，此后也渐渐作为道教的关圣帝君成为民间信仰与崇拜的对象。

“南关王塑像,水气润湿,有流下之痕。京城民争传血泪流下云。”

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与关帝信仰初期传入朝鲜社会的情况不同，17世纪后半期，平民百姓在信仰与崇拜中将关羽视为某种神妙能力的存在。与朝鲜社会对阳明学的态度不同，朝鲜社会对关王庙一直持有肯定的态度。关王庙的修建与《三国志演义》在朝鲜的广泛流传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国志演义》在壬辰倭乱后成为深受朝鲜百姓欢迎的读物，关王庙的修建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在中国文化扎根朝鲜的过程中相辅相成。17世纪《三国志演义》在朝鲜社会颇受欢迎，社会普遍认为，凡不了解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的人都应自惭形秽，此后，其内容甚至也出现在科举考试中。在韩国，《三国志演义》普遍被称为《三国志》，《三国志》中三顾茅庐、桃园结义、出师表等典故已融入到韩国语之中，《三国志》在当代韩国依旧备受欢迎。

步入近代以后，朝鲜遭到了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外国势力的侵略，陷入了战争的水深火热中。当时，国家主导再次启动关羽祠堂工程。因此在已存的南庙、东庙以及汉城北部、西部新建了关羽祠堂，其他地方也相继增建了很多。当时高宗皇帝（1863—1907在位）积极推动了关羽祠堂的修建，无疑出自对于关羽的信仰，希望关羽能像壬辰倭乱时一样灵验，将朝鲜从灭亡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朝鲜后，关王庙有关祭祀活动被正式废除，关羽信仰从国家主导的信仰变成了一种民间信仰，持续至今。400余年后的今天，格调迥异的东庙依旧存在于汉城且为国家指定的第142号文物。汉城地铁1号线与6号线换乘站——东庙站，正是壬辰倭乱时中朝关系的象征。

文学方面，壬辰倭乱后，除《三国志演义》外，《西游记》、《水浒传》也传入了朝鲜，逐渐成为朝鲜的大众化读物，且对朝鲜的文学创作界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壬辰倭乱是一个契机，可将朝鲜时代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朝鲜时代后期可谓受中国小说影响的时代，出现了800多种小说创作。如朝鲜最初著名的朝文小说——许筠（1569—1618）的《洪吉童传》。《洪吉童传》是批判性地表现壬辰倭乱后朝鲜社会制度矛盾的一部小说。作品通过主人公洪吉童（庶子）的一系列活动，体现了打破嫡庶身份差异、纠改腐败政治体制的改革思想。据悉，《洪吉童传》的创作也直接、间接地受到了《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小说的影响。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壬辰倭乱时，明朝的使臣与将帅对朝鲜的诗赋与书籍等颇感兴趣，也曾收集或索求。通过这些过程，朝鲜的诗歌也曾传入中国。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在朝鲜评价最高的著名女诗人许兰雪轩（1563—1589）。许兰雪轩是许筠的姐姐，死于壬辰倭乱爆发之前。她的诗据说在中国曾颇受欢迎。壬辰倭乱时曾参战的蓝芳威编纂的《朝鲜古诗》中收有她的诗作25首，《朝鲜诗选》中收录340首诗中也有许兰雪轩的诗作58首，所占比例最大。《朝鲜诗选》（7卷2册）是1598年曾参加壬辰倭乱的明朝文人吴明济于1600年编集而成的一部诗歌选集——收集了他所感兴趣的朝鲜汉诗。如上所述，中国对朝鲜文化也曾颇为关注，即使在壬辰倭乱的战争旋涡中，两国仍坚持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这些文化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中，经过了保留、湮灭、融合、变异等诸般过程发展至今。

纪念壬辰倭乱400周年，围绕壬辰倭乱和韩国文学间的综合性联系，进行了各领域的考察，出版了共同研究书籍《壬辰倭乱和韩国文学》，韩国大宇学术丛书民音社1992年版。

第二部　战争、记忆、

从根基上震撼了东亚或世界格局的壬辰倭乱，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被世人所遗忘。尤其是在朝日两国，留下了数不清的关于壬辰倭乱的记录和系列作品，令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壬辰倭乱带来的冲击。壬辰倭乱当时就已成为各种形式的文学、文艺作品的题材，这种状况延续至今。相关作品有历史记录、战乱日记、从军记、见闻谈、俘虏体会记、武勋谈，以及小说、神话、汉诗、时调、民谣、川柳（近世日本平民定型诗）、歌舞伎（近世日本的平民戏剧）、人形净琉璃（近世日本的平民人偶戏，也叫文乐）等文学类型。通过散文、韵文、戏剧，将壬辰倭乱以文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作品涉及极端冲突中的两国之于战争敌方的相互认识，也凸显出特定时代的作家精神等。在文学上，两国对壬辰倭乱这同一历史事件分别进行了不同的虚构，比较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也可以了解两国的文学特征。

但到目前为止，两国的研究皆忽略了壬辰倭乱与文学的关联性——即到现在为止，关于壬辰倭乱的研究主要是以历史研究为中心，当然在日本也有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研究倾向——例如关于丰臣秀吉的研究，关于壬辰倭乱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最近也有所增加。但是，相关于壬辰倭乱的文学的体系性和整体性研究尚显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本书将以截至目前的研究结果为基础，以比较文学的角度或方法来概括说明两国反映壬辰倭乱的作品。

带到日本的俘虏的代表性研究书籍有：内藤隽辅的《文禄?庆长之役的被虏人研究》，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

张孝铉：《六美堂记　韩国古典文学全集17》，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1995年版。

第四章　壬辰倭乱在韩国的文学化

第一节　文学化的背景

壬辰倭乱中，损失最大、受到创伤最多的是朝鲜。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立后，近200年间一直处于和平之中，但这和平却因日军突如其来的侵略被打破。国王弃城而逃，经平壤至义州避难，整个朝鲜半岛卷入了战争的旋涡。壬辰倭乱期间，战乱几乎祸及了所有的村落，各地发生的战役超过100起，死伤者不计其数，甚至有满城百姓皆遭屠杀的惨象。因食物匮乏惨死者亦不计其数。作为邀功证据被日军切鼻或虏回日本者，据推测也达数十万之众。在家人面前被欺辱或杀害，一家人妻离子散不知生死，战乱中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朝鲜家庭，不计其数。壬辰倭乱不仅是将士的战争，上至国王，下至奴婢，整个朝鲜民族都经历了这场磨难。全国一片废墟，部分幸免于难的山间村落日后被传为“乌托邦”。国民历经的凄惨磨难，在朝鲜是史无前例的。为此，相关经历和体验的记忆，必然在朝鲜民族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以各种形态无数次地反复呈现。

在朝鲜，日本被描绘成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是朝鲜不共戴天的宿敌，而派出援军的明朝则被塑造成了施恩之国。最初朝鲜人民对明军是全力支持的。后来明军也渐露了横暴与掠夺的一面，朝鲜人民才强烈体会到自主自强的迫切性及必要性，才客观认清了国际时局。同时朝鲜内部也开始反思导致此等惨祸的原因，诸如朝鲜的备战与防御疏漏百出等问题。

朝鲜社会长期处于和平之中，因此战争初期，朝鲜显得惊慌失措、毫无对策。后历经数次抵抗，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才开始发挥作用。壬辰倭乱使朝鲜人民空前团结，各地无数义兵自发地组织起义，社会各界和各阶层百姓也纷纷起义，最终完全打乱了日军的侵略计划，使日军的策略不断落空——战局亦从攻势转为守势。历史向来是乱世出枭雄，壬辰倭乱造就的英雄多于以往任何一场战争。壬辰倭乱造就的乱世英豪有以李舜臣为首的金时敏、权栗、金应瑞等朝廷武将，也有郭再祐、金千镒等义兵将帅，甚至还有论介、桂月香等风尘女子。他们的战功和忠义精神通过作品和传说广为流传。

前面已经提过，壬辰倭乱不只是朝日两国间的战争。明军及随明军参战的东南亚地区、非洲和欧洲的参战人员、以日军随军神甫身份访朝的基督教传教士及作为俘虏被携至日本后经中国逃回本国者，也都留下了当时的记录。这些记录描写的是他们的实际体验——即超越朝鲜半岛的、东亚视角下的实际体验。壬辰倭乱成为朝鲜的一个文化交流契机，使朝鲜的对外意识由以往的本国中心扩大至东亚乃至世界。

当然，壬辰倭乱令朝鲜全国一片废墟，同时带来的是国民的战争体验、排日情绪以及因战乱而生的无数英雄。壬辰倭乱也引发了对战乱的客观认识乃至对外意识的扩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壬辰倭乱被记录化和文学化。

第二节　实记文学

壬辰倭乱的战争局面在朝鲜王朝正史《朝鲜王朝实录》中有详细记载。另外朝鲜也出现了很多描述战争的记录文学。当然各自所持立场不同——有朝廷执政者的立场、一线武将和义兵将领立场乃至百姓的立场。这些记录文学统称为有关壬辰倭乱的“实记文学”。实记文学数量众多，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地被发现。其中主要的作品列举如下：

*　柳成龙《惩毖录》：　1592—1598年的记录。作品中作者的爱国之情表现得尤为突出，被公认为是有关壬辰倭乱的最基本的文献资料。该书后来流传到日本且在日本刊行出版，是朝鲜通信使的必读刊物。

*　李舜臣《乱中日记》：　（1592年1月1日——1598年11月17日）李舜臣的阵中手记。

*　李鲁《龙蛇日记》：金诚一的幕僚李鲁所著详细记载战斗情况的作品。

*　赵庆男《乱中杂录》：当时参战的起义军将领所写的野史杂记。

*　赵靖《壬辰倭乱日记》：是参战的起义军所写的见闻与体会。

*　吴希文《琐尾录》：记录名门望族子弟颠沛流离到各地的见闻与体会。

*　郑荣邦《壬辰遭变事迹》：描写书生一家战争中的悲惨遭遇。

*　尹国声《闻韶漫录》：某朝廷官员的随笔。

*　柳袗《壬辰录》：写柳成龙之子柳袗战乱中的体会，朝文版。

*　金涌《扈从日记》：是记录史官忠君的作品。

*　安邦俊《隐峰野史别录》：作者所写的关于壬辰倭乱主要战斗的见闻录。

由此可见，壬辰倭乱留下了众多记载切身经历与体会的纪实作品，其中很多作品作为历史文献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另外还有一部分作品，是战乱中被抓到日本的朝鲜俘虏的他国体验、见闻。其中著名的有姜沆的汉文版纪实录《看羊录》，描写其在日本四年期间的俘虏经历和日本当时的社会现状。书中有他作为朝鲜官吏、儒学家对当时时局的清醒认识，作者的忧国之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以外，郑希得的《月峰海上录》也是比较有名的作品，郑希得的学识在日本也获得认可。还有从日本逃脱经中国后辗转回到朝鲜的鲁认所著的《锦溪日记》。与上述诸作品不同的还有降倭金忠善的《慕夏堂文集》，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备受关注。此外还有李肯翊的《燃藜室记述》47卷，编者未详的《大东野乘》72卷等，其中也收录了关乎壬辰倭乱的史书、随笔、漫录等。

1849年在日本发行的《隐峰野史别录》封面

第三节　小说文学

1　梦游录系列小说

对战争的记录和描述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终止。战争结束后不久，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虚构作品。例如战乱结束两年后，1600年出版的尹继善的《达川梦游录》，就是一部追悼战争中牺牲的忠君爱国烈士的作品。这部作品是朝日两国首部将壬辰倭乱虚构化的作品。从作品的题目即可看出，这是以梦境为中心的梦游录系列小说。该作具有开拓性，是一部以外敌侵略为背景，讲述作者梦境中倾听冤魂诉说的作品。

作品中的达川是壬辰倭乱初期申砬将军全军覆没的战败地，他摆下背水阵势决一死战，结果大败于小西行长军。作者尹继善来到这样一个历史故地，将自己的感受写成作品。作品描写壬辰倭乱时，以李舜臣为首的27名忠君爱国将领战死沙场，作者让他们一一登场诉说各自的心路历程。故事中各位爱国将领先是诉说各自的郁愤，接着将保家卫国的重任转托给作者的化身——坡潭子（作者尹继善的号），坡潭子从梦里醒来之后，为抚慰爱国烈士撰写祭文，举行祭祀，追悼牺牲的忠君将士。这部作品用特别的方式纪念烈士们的忠君爱国，并使此次战争作为历史的教训铭记于世。

除此之外，描写壬辰倭乱的梦游录系列小说还有《皮生冥梦录》、《龙门梦游录》以及关于丙子胡乱的小说《江都梦游录》。

2　《壬辰录》

朝鲜时代全面叙述壬辰倭乱的代表作品是《壬辰录》。从作品的题名就能看出，这是有关壬辰倭乱题材的作品。作品宣扬的是朝鲜民族精神的振兴和朝鲜对日的民族优越感。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一度被列为禁书大量销毁。然而至今发现的异本达70余种。这些异本系列作品只是书名相同，皆谓《壬辰录》，但作品的内容、风格却不尽相同。《壬辰录》由不同的故事所构成，故事及其意义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作者可以取舍某一段故事，还可以反映各阶层人士对壬辰倭乱的不同认识。总之《壬辰录》作者不详，写作的年代据推测大致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有朝文本、朝汉混用本、汉文本等多种异本。虽然异本众多为研究其间的关联性带来了难度，但作者与著书年代的不详及形式的多样，正说明它是朝鲜各阶层人士参与编写的关于壬辰倭乱的国民小说。《壬辰录》描写的英雄人物故事以李舜臣为首，包括郭再祐、金德龄、论介、崔庆会、桂月香、金应瑞、四溟堂等。他们的传说直到今天仍被各地作家所引用。

3　关于俘虏的小说

壬辰倭乱时，据推测被强行带到日本去的朝鲜人有几万甚至几十万。这些朝鲜人有的逃出了日本，有的在朝鲜与江户幕府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时返回了朝鲜，有的在日本安家定居，有的则作为奴隶被卖到东南亚或欧洲，在那儿结束了坎坷的一生。在壬辰倭乱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很多朝鲜人沦为俘虏，他们的感受形成了一种新内容的小说——俘虏小说。例如赵维韩的小说《崔陟传》，内容就是妻子被抓到日本，丈夫崔陟逃到明朝，随后夫妻在越南戏剧化重逢，并一起排除艰难险阻回到了祖国。作者不详的《南胤传》讲述的则是，主人公南胤被日军俘获当了俘虏，却与倭王的公主成婚，后在公主帮助下，经中国辗转跋涉奇迹般地返回祖国。此外还有权韠的汉文小说《周生传》，作者不详的朝文抄本《李翰林传》等。

4　其他

还有一系列受壬辰倭乱影响的、内容独特的作品如徐有英的《六美堂记》讲述的是，新罗时代倭寇企图再次入侵朝鲜。新罗金太子挂帅出兵大胜日军，占领了日本的首都江户，逼得倭王投降后凯旋。也有以高丽时代为背景、击退倭敌入侵的故事《李尹求传》，及明朝派出援军的传奇故事《李长白传》等小说。

毫无疑问，近代日本侵占朝鲜，令朝鲜再次陷入了国难。在此背景下，朝鲜再次掀起了另一波创作的高潮——以壬辰倭乱时期救国救民的英雄传奇故事为中心的创作。小说主要宣扬朝鲜对日的民族优越感，讲述英雄们克服国难、弘扬民族精神。此类新兴小说有《李舜臣传》、《金德龄传》、《四溟堂传》、《金应瑞实记》等。近代之后，出现了许多前述故事的再创作，或以小说或电影的形式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

第四节　诗歌文学

和壬辰倭乱相关的作品还有汉诗和朝文诗。汉诗在士大夫的文学创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很多经历了壬辰倭乱的知识分子包括官吏、僧侣等，都通过汉诗叙述了自己的战乱经历，表达了战乱时的特别感受。

通过朝文歌词表达和壬辰倭乱相关感受的作品有：李元翼的《雇工答主人歌》，高应陟的《陶山歌》，崔的《龙蛇吟》，朴仁老的《太平词》、《船上叹》、《陋巷词》、《岭南歌》，以及在日本度过9年俘虏生活的白受绘的《在日本长歌》、《和安仁寿歌》，还有投降并归顺朝鲜的金忠善的《慕夏堂述怀歌》等。至20世纪初期，金仁谦的《日东壮游歌》（1764）、东学教主崔济愚的《安心歌》（1860）、《汉阳五百年歌》（1913）等，仍以歌词形式述说着壬辰倭乱。时调作品还包括李舜臣、金德龄、高敬命、李德一、白受绘及一些无名氏的创作。

这一时期的朝鲜国文诗歌以亲历战乱者讲述战乱经历的内容为主，表达了对朝廷官员的不满，作者的忧国忧民之情，朝鲜百姓渴望和平及被俘后的痛苦生活等。诗歌从多个角度直接表述了身处战乱的感受。后世有关战争的作品较少，主要内容也都是表现对日本侵略的愤怒。

大阪冬季战役（1614）和大阪夏季战役（1615）。

在岛原之乱中，叛军首长益田时贞（即天草四郎）以及他的同伙大多与小西行长有关联。煎本增夫：《島原之乱》，教育社1980年版，第82页。

《宣祖修正实录》，宣祖三十九年十一月一日。

江户时代的人们普遍把神话故事“神功皇后的三韩征伐”当做历史事实来理解。而且，江户时代人们认为秀吉是继神功皇后之后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

江户幕府有关丰臣秀吉的禁言令持续了200多年，这段时期江户幕府不仅禁止政府对丰臣秀吉进行公开的记录，民间有关秀吉的出版物也受到处罚。

以下为完成日期较为可靠的参战武士记录——《吉野日记》、《清正记》、《清正高丽阵备忘录》、《朝鲜征伐记》、《高丽日记》、《立花朝鲜记》、《朝鲜渡海日记》、《西征日记》、《朝鲜日记》等。

御咄众：日本战国时期到江户初期诸侯手下的谋士或亲信。丰臣秀吉带领很多御伽众，与主君谈论主君的政治和军事，谈古论今。亦有御伽众、相伴众、谈判众等称谓。

该时期人物中相当于此类人物者有大村由己（1536—1596）和太田牛一（1527—？），大村由己的《天正记》和太田牛一的《太阁样军记之内》等。

津田三郎：《秀吉·英雄传说的轨迹——人所不知的历史背阴》，日本六兴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岛津久通：《征韩录》6卷6册，1671年有他的“跋文”，因此可以得知，该书正是此期完成的作品，该书收录在《战国史料丛书　岛津史料集》中。

岛津久通：《征韩录》，《战国史料丛书——岛津史料编》，日本人物往来社1966年版，第321页。

北岛万次：《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日本吉川弘文馆1996年版，第246页。

主要作品有《天正记》、《太阁样军记之内》、《川角太阁记》、《太阁记》、《丰镜》、《丰臣秀吉谱》等。

继出版了《朝鲜征伐记》之后，人们开始对《太阁记》中改编的资料议论纷纷。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有桑田忠亲校订的《太阁记》，日本岩波书店1984年版；柳泽昌纪的《太阁记》和《朝鲜战事相关纪事的虚构——以日期改变的样态为中心》，日本近世文学会《近世文学》1997年第3期。

《太阁记》中，与壬辰倭乱有关的明朝和朝鲜的人名，有第14卷的“晋州城攻防战”记录中的木曾（此人物在壬辰倭乱文艺化中的重要意义将在后面详述），第15—16卷的“明日会谈记事”中的申惟敬、谢用梓、徐一贯。

堀正意：《朝鲜征伐记》，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3年版，第37—40页。

堀正意：《朝鲜征伐记》，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3年版，第85页。

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有以下值得关注的地方。一是出版年份，《两朝平攘录》的出版年份为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朝鲜征伐记》的出版年份为1659年；二是《两朝平攘录》的有些内容十分相似于《朝鲜征伐记》，比较《朝鲜征伐记》第6页“朝鲜国始末之事”、《两朝平攘录》第442页的相关记述、《朝鲜征伐记》第37—40页“日本两使入朝笔谈”和《两朝平攘录》第463—468页之内容，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

属于“朝鲜征伐记系列作品”的作品，主要有《朝鲜征伐记》和《增补朝鲜征伐记》，还包括《朝鲜征伐军记讲》、《朝鲜征伐记评判》、《绘本朝鲜征伐记》等。

追记壬辰年期间发生事件的早期作品，名为《惩毖录》，后流传于世，《宣祖修正实录》，1607年（宣祖四十年）。

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第二册，日本国书刊行会1975年版，第1491—1554页。

1695年发行《惩毖录》之后出版的壬辰倭乱系列作品有《朝鲜太平记》、《朝鲜军记大全》、《朝鲜征伐军记讲》、《朝鲜征伐记评判》、《绘本朝鲜军记》、《征韩杂志》、《绘本朝鲜征伐记》、《朝鲜征讨始末记》等。

琴秉洞：《耳冢》，　日本总和社1994年版，第138—141页。

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日俄战争时期出版的松本爱重辑《丰太阁征韩秘录　第一辑》（日本成欢社）由《朝鲜征伐记》、《吉野日记》、《朝鲜南大门合战记》、《西征日记》构成，公告中记载了之后将陆续发行的目录即《朝鲜征伐记》、《朝鲜记》、《高丽阵日记》、《清正松云问答录》、《高丽船战记》、《高丽渡》、《小西一行记》、《本山丰前守备忘录》、《立花朝鲜记》、《征韩录绍幽物语》、《朝鲜往还日记》、《増补朝鲜征伐记》、《竹内备忘录》、《清正家》等。樱井义之：《朝鲜研究文献志　明治·大正编》，日本龙溪书舍1979年版，第66页。

北岛万次：《丰臣政权的对外认识与朝鲜侵略》，日本校仓书房1990年版，第23页。

“北关大捷碑”，在北岛万次的《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日本吉川弘文馆1996年版）中有详细记载。2005年从靖国神社遣返韩国政府，后来送到朝鲜。

高柳光寿：《近世初期的文艺》，日本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25—36页。

杂贺众：占据纪伊半岛西南部的军事集团，以火绳枪武装，是日本战国时期最强的雇佣兵团。

如2005年出版的江宫隆之的《沙耶可——降倭义将》（日本桐原书店）等。

宫本德藏的《虎炮记》和《王使》、小田实的《民岩太阁记》、神坂次郎的《海的伽耶琴》、长谷川勉的《帰化侵略兵》，已被译成韩国语出版。

第五章　壬辰倭乱在日本的文学化

第一节　文学化的背景

前面也已提到，壬辰倭乱是日本首次发动的海外侵略战争，战争中，日军同样死伤众多，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就撤了军。但是另一方面，日军从朝鲜带走的无数的人力、物力资源，对近代日本的思想、产业、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下面从文学化的角度，了解一下壬辰倭乱之后日本的情况。1598年秀吉去世，日军从朝鲜半岛撤军，随后日本政局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旋涡。没有秀吉的丰臣政权势力急速衰落，此后在日本形成了两大政权对立的局面。一方为势力逐渐壮大、后居日本第二的德川家康（1542—1616），另一方则是深受秀吉宠爱的石田三成（1563—1600）。1600年两大势力终于在关原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战斗中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获胜，曾参加壬辰倭乱的石田三成、小西行长（？——1600）率领的西军战败。家康成功掌握了日本政局的主动权，又经两次大阪战役平息了扶持秀吉幼子的残余势力，小西行长部下与九州地区的武士也在岛原之乱（1637）中全部战死。

在以上接连不断的几次战斗中，曾参加壬辰倭乱的部队多属战败方。死伤者数量上也是参加过壬辰倭乱的士兵占更大比例。在江户幕府的统治下，幸存者无法自由地留下记录或诉诸发行。因此，壬辰倭乱虽经长期战斗，大规模动员了人力，但其的直接经历者留下的记录相对很少。另外，江户幕府宣布与秀吉或秀吉发动的壬辰倭乱全无瓜葛，幕府恢复了和朝鲜的邦交。因此，江户幕府不可能积极地留下任何有关壬辰倭乱的记录。

江户幕府严禁与外国进行交流，对朝鲜也不例外。但是对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来讲，他们对朝鲜的认识与其他国家不同，对他们而言，朝鲜已由先前的战争敌对国变成当时唯一一个与日本正式建立邦交的国家。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秀吉侵略朝鲜在时间上是最近的一次海外侵略战争，壬辰倭乱对当时的日本人是无法抹去的记忆。此外，被押送到日本的无数朝鲜俘虏的存在及随后朝鲜通信使的到访，也加深了日本社会之于壬辰倭乱的认识。

江户幕府强化了出版物管制，不但禁止有关基督教的书籍流入或发行，甚至禁止提起任何与家康有关的事件及其武士尊名，与秀吉及壬辰倭乱相关的书籍也在管制的对象之列。在日本，反映壬辰倭乱的相关记录和文学作品是在幕府政府未公开整理记录资料、民间活动受到幕府管制的背景下完成的。对于壬辰倭乱的记录，韩国有称做《朝鲜王朝实录》的正史和称做《惩毖录》的准正史，中国有《明史》、《神宗实录》等正史，而日本却没有正式的记录。因此可以说，日本在这方面与韩中两国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也是日本有关壬辰倭乱的记录类作品的特征　。

壬辰倭乱在日本的文学化形式，大体可分为短篇记录类、壬辰倭乱系列作品（日语称朝鲜军记物）、文艺化的系列作品等几类，以下我们将逐一介绍各种形式文学作品中壬辰倭乱的文学化过程。

第二节　与壬辰倭乱相关的短篇记录类

江户幕府在对以前政权的历史不做整理的同时，也限制幕府以外的任何民间整理活动，因此日本有关壬辰倭乱的记录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首先，朝鲜、明朝有关壬辰倭乱全貌的整理均出自国家层面。相比之下，日本有关壬辰倭乱的记录篇幅却较短，视野也相当狭窄。初期仅有参战者见闻谈、报告书、武勋谈等。然而，江户幕府越禁止越让那些壬辰倭乱曾经的经历者心有不甘，他们无法忍受自己及其将帅或先人的战争经历被世人遗忘。因此，诸多经历了战争胜利及痛苦的记录类作品应运而生。这样的记录只是以抄写本的形式留传下来，并未获得发行，幕府对此也无可奈何。

综上所述，江户初期壬辰倭乱的相关作品多数以壬辰倭乱参战武士的武勋及其战争经历为主题。显然主题是有限的。相关作品大致有代录、备忘录、书信、报告书、日记、见闻谈等。

此类有关壬辰倭乱的记录按作者的身份、地位分类，可分为有学问的参战武士记录与从军僧侣记录两类。日本战国时代的军记（日语的“军记”是指军事故事、战争故事）多为将帅随从——御咄众的记录，他们的记录主要持拥护本部将帅之立场。与此相同，壬辰倭乱中名将带领的御咄众（部下或是领属之地的僧侣），同样基于本部将帅的立场留下了相关记录。

下面我们仅举其中一例有关加藤清正的短篇记录。这篇记录曾是众多的短篇记录中数量最多、也最受欢迎的一篇。参加壬辰倭乱的武将记录中，有关加藤清正及其手下的记录很多，这是此类文学作品的特点之一。除在前面的注释中提到的《清正记》、《清正高丽阵备忘录》，还有一度被称为《木村又藏备忘录》的木村又藏的《清正记》、天野源右卫门的《清正记》等，各种初期的记录都被保存下来。尤其是江户时代，对加藤清正感兴趣的江户人增多，讲述壬辰倭乱时况的加藤记录也越来越多。这种对于加藤的崇拜逐渐膨胀，与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相关评价的逐渐降低趋势形成鲜明的对比。江户时代人们关注加藤清正的另一个理由，也可能是因为加藤的处境和秀吉很相似。秀吉死后其子秀赖被灭门得到了江户人的同情。 1611年加藤清正死后，加藤家族因和幕府在政治上有些冲突，1642年幕府将加藤的儿子忠广和孙子光正逐出领地，加藤家族自此败落。当时，经历了壬辰倭乱的那一代人已不在人世，已经到了他们的儿子或孙子的时代。某种意义上来讲，正如同《清正记》序中看到的那样：通过某个参战者之子收集编写的众多参战者记录，反映了17世纪中叶日本社会对加藤清正的肯定的态度。这些初期乃至后世有关加藤的记录均展现出了一个正面的加藤清正，对此后加藤在日本社会中被神化的过程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把这些短篇记录类按照作者的出生地或其所属军队分类，就能发现其中的一些倾向性。即作品中有关先锋队第一军小西行长的记录很少，而有关先锋队第二军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等的文字记录却很多。这说明后者更多地受到江户时代的关注。另外，关于第四军岛津的记录，很多是由他的后人参与完成于壬辰倭乱结束数十年之后。例如关乎岛津的记录更多是对于先人的颂扬，尤其是《征韩录》，作者岛津久通是壬辰倭乱时期率第四军攻打朝鲜的岛津义弘（1535—1619）的后代。岛津久通在序文中说：“本想宣扬奕代功勋功德，但工作繁杂，无暇一一辑写。近代吾之祖先，随秀吉参与了征伐朝鲜，在异域弘发武威，为国立功，扬名四海。后世诸家族反而责难于彼，吹毛求疵。”为颂扬祖先伟业，岛津久通完成了这一记录。自此我们可以看出，岛津曾热衷于宣扬壬辰倭乱时期包括自己在内的日将的战功。1597年他以供奉那些战争中遭其杀戮的朝军与明军将士之名义，在高野山立下“高丽阵敌我方供奉碑”，大肆夸耀自己的战功。在这方面，《征韩录》与之完全是一脉相承。

此外，有关《征韩录》值得一提的还有，明治维新以后，“征韩论”曾震撼日本政局，也是日本最后发动1877年西南战争的原因。此内容将在近代日本关系史中详述。

日本高野山上的《高丽阵敌我方供奉碑》

第三节　壬辰倭乱系列作品（朝鲜军记物）

如上所述，有关壬辰倭乱的短篇记录类作品在日本逐渐累积。这些短篇记录大多仅以作者的直接经历与感受为记录对象，范围、视野受到限制。上文也曾提到，江户幕府并没有拿出全面整理壬辰倭乱的举措，幕府的立场并不希望百姓知晓任何与丰臣秀吉有关的故事。但数十万日军长达7年在朝鲜半岛与朝军、明军交战，战争带来的震撼是经历者无论如何都无法轻易忘掉的。同时，好奇是人的普遍心理，幕府越是封锁消息，日本民众就越想了解壬辰倭乱的全过程。尽管有幕府的严格管制，但在综合、整理参战者短篇记录的基础上，一种与壬辰倭乱有关的新型的纪实性作品终究问世。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壬辰倭乱军记作品，统称而为“壬辰倭乱系列作品（日语称‘朝鲜军记物’）”，上述与壬辰倭乱有关的短篇记录类，广义上同样属于壬辰倭乱系列作品，但本书所称的“壬辰倭乱系列作品”指的是狭义的记录壬辰倭乱全貌的作品。

我们可以推断，壬辰倭乱系列作品是分三个阶段完成的。

第一阶段，壬辰倭乱系列作品作为“太阁记系列作品”（是丰臣秀吉生平传记的统称）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了壬辰倭乱7年的全过程。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小濑甫庵的《太阁记》。此书第12—16卷，是关于壬辰倭乱的内容，作为整个《太阁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主导了《太阁记》的整体脉络。

第二阶段，超出《太阁记》仅整理丰臣秀吉传记的范畴，专门记录壬辰倭乱的“朝鲜征伐系列作品”。此系列的最初作品是堀杏庵的《朝鲜征伐记》。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它不仅参考了《太阁记》中提到的有关壬辰倭乱的全部情况与诸多短篇记录，同时，还吸收了中国部分资料中的内容。第二阶段尽管比第一阶段有所进步，却依然未能展现作为主战场的朝鲜对壬辰倭乱的看法，因此叙述中存在不符合事实的一面。

第三阶段，在“朝鲜征伐记系列作品”的基础上，增添了1695年日本京都发行的朝方资料《惩毖录》，此时“壬辰倭乱系列作品”才名副其实具备了完善的体系。日本完成了壬辰倭乱的整体构图。比较同时期的韩国、中国，日本此时对此段历史的确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日本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在这一时期有关壬辰倭乱的作品中明显表现出某种二元性——追究事实的初衷与日本中心主义的观点。这二者是互相矛盾的。这种矛盾被后来的壬辰倭乱系列作品以及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有关壬辰倭乱的研究继承下来。

1　太阁记系列作品（太阁记物）

如上所述，在记录各武将壬辰倭乱武勋的作品流行过程中，也许就已经显现出了某种趋势——将出现记录秀吉和壬辰倭乱的军记作品。但对秀吉的记录与其他武将不同，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秀吉不是普通的武将，他是日本的统治者，所以在规模上对他的记录超过了对其他武将的记录。其次，7年的壬辰倭乱加上壬辰倭乱前后的一段时间，占据了秀吉的后半生。记录其他武将时，仅记录了其与壬辰倭乱有关的部分。而关乎秀吉的记录，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理所应当地会展现出壬辰倭乱的整个过程。因此，与秀吉相关的记录统称为“太阁记系列作品”（日语称“太阁记物”）。

太阁记系列作品中，最初的代表作是《天正记》。《天正记》的作者木村由己（？——1596）是秀吉的侍从，每当发生重要大事，他就以备忘录的形式记录下来，后汇总这些记录写出了《天正记》。除了《天正记》，木村由己还为秀吉撰写了由秀吉亲自上演的“能”剧剧本。他与秀吉交往甚密，《天正记》里记录的内容对后来同类作品的创作影响很大。《太阁样军记之内》的作者太田牛一也曾是秀吉的随从，他以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及后来的德川家康为记录对象，留下了亲权力派的一些作品。其中记录秀吉的有《太阁样军记之内》和《丰国大明神临时御祭礼记录》，记录织田信长的有《信长公记》，记录家康的有《关原御合战双纸》等。他对各个时期的执政者并未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其所记作为记录历史重要时期的初期作品不可或缺。尤其是《太阁样军记之内》和《丰国大明神临时御祭礼记录》，记录了壬辰倭乱前后秀吉的活动情况。小濑甫庵的《太阁记》原封不动地参考了这两部作品。

《太阁记》卷十三

小濑甫庵在汇总这些初期记录的同时，也留下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从江户时代开始一直广受欢迎。前面提到，太田牛一对小濑的写作影响很大，小濑甫庵本着增补或改编太田牛一作品的初衷，参照《信长公记》编写了《信长记》，参照《太阁样军记之内》和《丰国大明神临时御祭礼记录》编写了《太阁记》。尤其是小濑甫庵的《太阁记》，更是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欢迎。后来，这类作品统称为“太阁记系列作品”，可以说江户时代发行的“太阁记系列作品”，多少都受到过小濑甫庵的影响。而且，小濑甫庵的《太阁记》是壬辰倭乱以后第一次整理壬辰倭乱整个过程的作品，意义重大。虽在搜集先行研究资料方面仍有局限，整理资料方面也带有主观倾向，对战争敌国朝鲜与明朝也知之甚少，但是，小濑甫庵的《太阁记》毕竟是整理壬辰倭乱全史的最初作品，后在它的影响下出现了“太阁记系列作品”以及江户时代的无数相关文艺作品。

2　朝鲜征伐记系列作品（朝鲜征伐记物）

太阁记系列作品和短篇记录类相比，在理解壬辰倭乱全貌的角度上，明显比短篇记录类更占优势。但在太阁记系列作品中，即使最全面记录壬辰倭乱的小濑甫庵的《太阁记》，也难免受到资料限制或眼光狭隘的影响。这一层面上，《太阁记》（1633）发行20多年后，堀杏庵发行的《朝鲜征伐记》（1659）进步却很大。《朝鲜征伐记》是专门记录壬辰倭乱的划时代的作品。小濑甫庵记录《太阁记》时对资料进行了诸多改编，而《朝鲜征伐记》的作者则仅仅汇总了其所搜集的所有资料。我们可以推测，《朝鲜征伐记》客观性较强的最大原因是参考了中国方面的资料。

据考察，《朝鲜征伐记》参考中国方面资料的根据有如下几点。第一，《朝鲜征伐记》里出现了很多明朝和朝鲜的固有名词，而《太阁记》里除日本的固有名词和用日语读音标记的朝鲜地名外，明朝和朝鲜的人名几乎都是空白。如此说来，《太阁记》发行之后的20年间明朝和朝鲜的资料流入日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第二，《朝鲜征伐记》频繁出现“倭”字，说明参考日本资料的可能性不大。第三，《朝鲜征伐记》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壬辰倭乱时明朝廷内部的动态、明军的人员构成及活动情况。尤其是在第四卷里，记录了明朝皇帝和日本使臣之间详细的对话内容，可以肯定这绝对不是日本的内部资料。此处要补充说明的是，《朝鲜征伐记》里记录的有关明朝方面的信息比柳成龙的《惩毖录》更详细。柳成龙的《惩毖录》是朝鲜壬辰倭乱相关资料中最权威的作品。另外，《朝鲜征伐记》里记录的朝鲜固有名词和一般的朝鲜资料称呼不一致（例如，对于朝鲜壬辰倭乱时期最伟大的英雄李舜臣，文中仅仅标记为“李统制”）。除此之外，作品中处处强调明朝形象，却出现了对朝鲜的负面评价。据此我们似可知晓《朝鲜征伐记》参考的不会是朝鲜的资料。

壬辰倭乱的相关记录中，小濑甫庵的《太阁记》等“太阁记系列作品”，对壬辰倭乱的记录是秀吉人生传记中的一部分。《朝鲜征伐记》是江户时代初期完成的最初的全面记录壬辰倭乱的作品。《朝鲜征伐记》对后来的“壬辰倭乱系列作品”有很大的影响，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出现了以“朝鲜征伐○○”为题目的一系列作品，壬辰倭乱系列作品中的很多作品也延续了它的基本框架。

3　壬辰倭乱系列作品的完成

“壬辰倭乱系列作品”　中叙述的壬辰倭乱和壬辰倭乱的实际展开情况基本一致。小濑甫庵在《太阁记》里对壬辰倭乱有很多主观的叙述。在这一点上，“壬辰倭乱系列作品”与《太阁记》大有不同。如前所述，壬辰倭乱是日本发动的历时7年的大规模海外侵略战争。但前述作品中对战争的纪实性记录却相对较少。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参战武士与将帅御咄众（谋士）的短篇记录类作品，也有初期搜集、整理前述记录的小濑甫庵的《太阁记》等。但这些作品片面地强调了一方的勇猛或一方的观点，战争对象国朝鲜与明朝之于战乱的看法却未能传至日本。幕府施行锁国政策，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地知晓发生在海外的离奇故事。然而步入近代成熟期之后，日本大众开始有了新的要求，越发强烈地想要知道壬辰倭乱的真相。此时正值明清交替之际，日本与朝鲜开始交流，日本引进了朝鲜和明朝有关壬辰倭乱的作品。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接受和重新解释这些作品后，将之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中，此即“壬辰倭乱系列作品”。如前所述，位于壬辰倭乱系列作品第二阶段的朝鲜征伐记系列作品，估计已收集到了中国方面的相关资料。另外，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朝鲜的准正史《惩毖录》流入日本后开始发行。

说起壬辰倭乱，《惩毖录》不可忽视，它对壬辰倭乱系列作品的完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惩毖录》。

《惩毖录》作者柳成龙像

《惩毖录》的作者柳成龙（1542—1607，号西厓）是李退溪的弟子，也是慧眼识珠提拔李舜臣的政治家和儒学家，战乱期间历任兵曹判书、领议政、四都体察使等，身居统筹国政的朝廷要职。战乱后他被撤职，回故乡后开始专心投入有关战乱文书的整理及写作。1604年（宣祖三十七年）终于完成了草本《惩毖录》。《惩毖录》是战乱时期朝廷执政者对战争的反思，也表达了作者忠君爱国的精神。朝鲜是壬辰倭乱的当事国之一，也是壬辰倭乱的主战场，因此在朝鲜发行了很多关于壬辰倭乱的作品。有的作品是客观记录事实真相的历史书，有的则是以幻想方式施行重构的传说，各自基于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但其中的《惩毖录》在内容和历史观上都远远超越了其他作品，作品记录了历史真相，获得了高度评价。《惩毖录》由“总论”、“芹曝集”、“辰已录”、“军门謄录”和“录后杂记”构成。

《惩毖录》是以草本《惩毖录》→16卷本《惩毖录》→2卷本《惩毖录》的顺序完成的，16卷本或2卷本《惩毖录》大致出版于1647年。柳成龙死前，《惩毖录》在朝鲜国内已广泛流传，在此过程中由译官带到日本的可能性很大，但未有确凿证据。

《惩毖录》传入日本后，主要以和刻本的形式发行。1695年（元禄八年）正月京都二条街的大和屋伊兵卫以朝鲜的2卷本《惩毖录》为基础，添加了当时儒学家代表贝原益轩的序文和朝鲜地图以及日本式读音标记。日本版《惩毖录》共有4卷，内容和朝鲜的2卷本完全一样，只是卷册分法不同而已。其实《惩毖录》介绍到日本的时期更早，1695年4卷本《惩毖录》发行前，早在1693年发行的松下见林的《异称日本传》里，《惩毖录》即以摘编的形式被收录。

总之，可称为朝鲜国家机密的《惩毖录》能够在日本发行，是值得一提的大事。那么，当时日本是怎样接受《惩毖录》的呢？通过贝原益轩的《惩毖录》序文便可知道。他在序文中说：“《惩毖录》，柳相国（指柳成龙）著。惩毖即‘惩前毖后’之义，通过考察以前的祸乱来防备后世的祸乱。此书文章简洁，语言质朴，后世夸大事实的作品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欲论征伐朝鲜之事，可藉此书作依据。”日本版《惩毖录》的发行，对意欲了解壬辰倭乱真相的日本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如上所述，包含明朝观点的《朝鲜征伐记》发行之后，日本又发行了详细记录朝鲜方面内幕的《惩毖录》。可以说日本有关壬辰倭乱的信息与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明朝和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