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交通事故，我负全责，对方的车怎么定损，怎么理赔

女孩在印度出生，并不会受到忽视，家人也会庆祝，但如果是个男孩出生，就会受到更多祝福。在印度，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３０代的人还是６０代的人，无论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

为什么重男轻女？有很多理由，有些理由似乎正在变得过时，但随着社会问题的演变，新的理由成为男孩受偏爱的原因——就像上文说的，这无关年龄，无关受教育程度。

男孩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传统的印度社会观认为，儿子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要赚钱养家，要赡养年老的父母。尽管很多印度女孩已经实现经济独立，但很多老人认为，女儿是“外人”，不能用女儿的钱，否则女婿会有意见。

女孩是经济负担，男孩是财富

在印度，养育女孩更贵，不仅要让她受教育，还要给她攒嫁妆，或者为她一生中的其他事情买单，而且女孩是要嫁人的，不能为父母养老送终。此外，男孩能做的事，女孩不一定能做，所以养女孩不划算。

女孩需要额外的保护

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父母在养育女孩的时候要更精心，尤其是在印度这个强奸和性骚扰事件频发的国家。女孩出门，父母都要提心吊胆。

传宗接代

印度很多老人认为，要继承香火，只能靠男孩。但传宗接代的想法多是老人的想法，印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已经不那么在乎这一说法了。

男孩更优秀

印度传统传统观念认为，男孩“更优秀”、“更冷静”、“更聪明”、“更可靠”、甚至男孩作为司机逗比女孩优秀。

尽管印度政府出台政策积极应对男女失衡的局面，但关键还是要个人做出改变，接受新思想并将男女平等的思想教授给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严重的性别偏见。

印度重男轻女的现象有多严重?

“印度重男轻女的现象有多严重？”——这是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国共同存在的严重问题，基层社会尤其严重。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不同的是，印度本来在全国性法制等规定上面比巴基斯坦对妇女权益要好一些，但一些特殊规定等因素导致其妇女权益保护大面积落空；而且，印度上流社会女权精英花了太多精力用于推进一些过度激进的女权主义主张，反而导致许多基本的妇女权益得不到保障。

从2000年第9期《国际贸易》杂志论文《励精图强——印度外向型软件业的成功和启示》起，我至今发表过大概两百篇左右关于印度经济社会分析、评论的文章，2010年在《香港传真》刊发五六万字论文《低烈度内战及其贫困和社会矛盾根源——政府军兵败揭破印度软肋》，2015年在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专著《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其中对印度妇女权益问题也做了些探讨。

就总体而言，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南亚三大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性别不平等指数排名全部在110名开外，中国排名在第35位左右小幅浮动。在经历了亲身生活感受之后，印度女记者妮莎·安·库利亚科斯（Neetha Ann Kuriakose）前几年曾撰文《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称自己虽然汉语说得不好，但还是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不仅是因为妇女在中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因为妇女在中国生活要安全许多，遭受性骚扰和强奸的风险比印度低得不可比，类似犯罪在中国受到的惩罚迅速、有力得多。

传统印度社会下的女性不能在外抛头露面，年轻女性外出工作被视为“失德”行为，甚至被视为可供丈夫出售的商品。今日印度有时候4000卢比（约合人民币500元）就能买来一个妻子，这类报道并不少见。

在妇女人身安全方面，虽然英印殖民政府19世纪已经立法将寡妇自焚殉夫定性为犯罪，怂恿或强迫寡妇殉夫者定性为杀人罪判死刑；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于1961年制定实施了《禁止嫁妆法》（），但时至今日，印度女性因陪嫁少遭婆家杀害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无法承受虐待而自杀的女性每年至少数以千计。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我整理了印度内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国家犯罪统计局（National Crime Records Bureau）有关统计数据，发现直到近几年，印度每年因为嫁妆犯罪死亡妇女高达八千名以上，印度女性每年自杀人数也从1960年度的1.6万余人上升到2010年代的4万余人，其中确定死于嫁妆争议（Dowry Dispute）者每年数千之众，北方邦竟然发生过8岁女童因为听到父母为给她筹备嫁妆伤神而自杀未遂的案件。

即使是那些接受了现代教育、得以跻身现代经济部门和社会生活的职业女性，也难以逃脱种种骚扰和压迫。

在法律法规纸面上，印度对妇女权益保护其实不算少，问题是其政府太弱，无法落实，而且还有一个法律大漏洞和一个重大思想误区。

法律大漏洞是对穆斯林群体中侵害妇女权益行为很大程度上放弃管辖权。印度独立时，为了“团结”穆斯林，印度国大党在法律上开了一个口子，准许穆斯林在婚姻等许多问题方面实行伊斯兰教法，而不是奉行印度国法；结果印度相关法规已经与时俱进了许多，在差不多两亿人口的印度穆斯林中，仍然能够“合法”地童婚，男性连喊三声“塔拉奇”就可以把妻子休掉。莫迪执政以来想堵住这个漏洞，为国法夺回这方面的管辖权，下了很大功夫。2017年8月，印度最高法院裁定，穆斯林男性连喊三声“塔拉奇”就可以离婚的做法违宪；印度政府还起草了《穆斯林妇女婚姻权利保护法案》交由印度国会在冬季会期内讨论，但能否通过、通过之后能否落实，很难说。

重大思想误区是乱作为。未能保证广大妇女众多基本权益，印度政府和社会活动家们却把许多精力投向呼吁、制定某些激进的女权主义主张，这些“白左”主张貌似“进步”，却没有合理性、可行性，结果只能是浪费了本可用于维护最广大群众基本权益的资源，却未必能够满足一小部分女性政治、经济、舆论精英的激进女权主张，还因为这些激进主张不可行而进一步损害法规的权威性。如印度妇女及儿童发展部（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Ministry）曾起草提案，要求印度的丈夫必须每月向妻子发工资，准备将其提交内阁讨论，理由是体现家庭主妇所做家务工作的重要经济价值，以免继续被印度男性所忽略。但这样的主张是否可行，可想而知；政府如此深入地干预国民家庭生活，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后果，也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