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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原因也不复杂，不敢得罪沙俄。

清末同治时代，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西北大乱。

西北陕甘的回教叛军作乱，导致三省出现惨烈的种族屠杀情况，乱成一团糟。

而满清在新疆的统治又有一定问题，大体由各民族自治，地方大量少数民族伯克和贵族实际控制。

此刻西北大乱以后，新疆一度处于独立状态，地方直接自治起来，但形式上还是归属满清。

而中亚浩罕汗国的大将阿古伯，利用这种有利的机会，以和卓家族圣裔作为宗教旗号和政治旗号，带着大军攻入新疆。

当时新疆已经缺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地方政权一是畏于阿古伯的军力强大，二是和卓家族在新疆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所以纷纷不敢抵抗。

没多久，阿古伯就控制了新疆几乎全境。

而阿古伯的背后就是英国和俄国人，没有他们的支持也不可能成功。

趁着阿古伯进攻的机会，沙俄借口保护在伊犁的俄国侨民，出名占领了伊犁地区。

1877年，左宗棠抬棺出征，彻底打垮了阿古伯，逼走了杀人魔王白彦虎，几乎占领了整个新疆。

但是，面对沙俄在伊犁的驻军，左宗棠并不敢轻举妄动。

主要是沙俄军队实力远远强于阿古伯，甚至一口吃掉了阿古伯的母国浩罕汗国。

客观来说，以左宗棠在新疆的二三万人马，是无法打退沙俄军队的。

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一面将主力向伊犁集结，做出进攻的样子，一面通沙俄进行外教交涉，据理力争。

但沙俄并没有把左宗棠那些军事实力放在眼里，并不予理会。

1879年，清政府派崇厚赴俄谈判收回伊犁问题。

崇厚是个靠买官出头的糊涂蛋，见到声色俱厉的俄国外交官就吓破了胆，加上也不懂得外教谈判技巧。最终，崇厚糊里糊涂的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仅仅能收复伊犁上游谷地，却丢失伊犁西部、南部和南、北疆边境大面积的领土，还需要赔款500万卢布。

此举对于清政府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同割地赔款没有区别。

如果是被沙俄打输了，这么操作倒也可以接受，现在根本就没打，怎么能屈膝投降呢？

沙俄也颇为得意：“谁说战争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这不是得到了吗？”。崇厚因此被革职入狱，随后才被罢官赦免。

1880年，清政府该派富有外教经验的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前往俄国谈判。

曾纪泽是一个书生，和父亲不同，他从没打过仗。

然而，所谓虎父无犬子，面对凶恶狠毒的俄国外交官，曾纪泽不悲不抗，不受各种恐吓和威胁。

资料记载：这期间，沙俄外交官大施淫威，时而要“举起拳头”和“使用这个拳头”，时而要“把剑拔出鞘来”，甚至要“用大炮来提出明确的要求”“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口”，还以撕毁条约、不交伊犁、召回驻北京使馆人员等相威胁。

但曾纪泽认为沙俄刚刚在1878年打了俄土战争，损失很大，因扩张太快，受到英法的扼制，奥匈帝国也恼怒自己巴尔干地盘被沙俄染指。

此时沙俄要全力在欧洲对抗这几个列强，没有精力在东线和中国开战。

大家可以看看上图，近代吞并中国领土最多的是什么国家。

所以，双方激烈谈判后，终于沙俄做出很大让步。

沙俄归还了整个伊犁地区，中国赔款900万卢布（500万两白银）。

虽然沙俄仍然借此侵占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但在当年这里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在满清看来意义不大。

况且，曾纪泽以多付200万两白银代价，换回了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已经是尽全力了。就满清看来200万两白银也没什么了不起，相当于北洋水师一艘军舰罢了。

左宗棠大军势如破竹，为什么不收复新疆全境?

光绪二年，65岁的左宗棠抬棺入疆，历时1年多，收复乌鲁木齐，打败阿古柏，收复南疆！此时，伊犁仍被沙俄占领，为什么势如破竹的左宗棠，没有率军攻打伊犁，收复全境呢？

1、想通过和谈收复伊犁

左宗棠打败阿古柏后，伊犁成了唯一被沙俄占领的孤岛。此时，俄土之间爆发战争，清廷有人建言，令左宗棠借机整兵，全力收复伊犁。

话好说，事难做！只是打一个阿古柏，年近古稀的左宗棠就四处筹款募捐，最终还要抬棺出战，此时面对更加强大的沙俄军队，应该何去何从？

此时，一个叫完颜崇厚的人，进入了清廷的视野。

完颜崇厚，时任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以擅长办理洋务而闻名。如果能通过谈判收复伊犁不是更好吗？

于是，在光绪四年，完颜崇厚任特使前往俄国，交涉伊犁归还事宜。

出人意料的是，完颜崇厚在俄国拿回来一个被认为是“丧权辱国的条约”——《里瓦几亚条约》。

刚刚被左宗棠的胜利，打了“鸡血”的清廷一片鼓噪之声，纷纷要求撕毁条约、与俄国开战，完颜崇厚也被判处了“秋后问斩”……

2、李鸿章反对开战并发出警示

在清廷的一片群情激愤中，年迈的左宗棠再次被委以重任。而左宗棠也抱以必死决心，坐镇哈密，兵发伊犁……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一向强调“海防”重于“塞防”的李鸿章，再三表示反对与沙俄开战，并给好友王壬秋写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士大夫之愚惑，朝廷之无人，亦可笑矣……天下事无一不误于相互牵挚，遂至一事办不成，良久感叹。处今时事，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益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自秦政变法而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

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这群士大夫思想僵化，朝中无有志之士，到了可笑的地步……现在的天下大事，没有一件不是贻误于相互牵制、扯皮的，大事一件也没办成，我感叹良久。如今国家面临的形势，对外必须与西洋和睦相处；对内必须改革变法。如果继续守旧不变，国家将日益衰败，签一个和约无异于增加一个敌手。自秦二世而亡人们归咎为变法，后世君王都以遵循旧制为根本。自从商鞅、王安石变法遭诛绝之祸，后世臣属都以遵循旧制博取皇帝欢心。现在天下各国都改革创新，每天都在进步，只有我们还小心翼翼维护着旧法，即使国亡人灭，这些保守派也不会痛惜后悔。苍天之祸？还是人之祸？这些人怎么才能明白其中道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李鸿章一味强调海防，对内陆腹地的防卫比较消极，是大错特错的！也是必须批判的。

但是，他在信中的几句话还是令人深思的，如“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这些都真实反映了当时清朝所面临的困境。

3、“大清三杰”之一竟然想出“火烧赤壁”之计

签订的合约清廷不认，沙俄可是当真的。此时，得知条约不被认可，沙俄一方面不断增兵伊犁，另一方面向辽东派出远东舰队，气势汹汹地从海参崴出发，向中国近海驶来。

清廷立刻感受到强大压力。既要从伊犁到辽东的图们江一线，布设大量陆军，又要沿海布设大量水师，不免有些捉襟见肘。陆地还好说，可以让左宗棠顶上，海上怎么办呢？

危急时刻，有人建议起用彭玉麟！

彭玉麟，被后世称为同曾国藩、左宗棠齐名的“大清三杰”，同时又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清末“中兴四大名臣”，是湘军水师的创建者。

当时彭玉麟已经61岁，贵为太子少保。在人们心目中，他是唯一能总督长江水师打赢沙俄海军的人选。

在清廷上下的期待中，彭玉麟走马上任，经过军情研判和分析，毫不含糊地献上一计：让数百艘木船载满桐油、木柴，趁着大风起时驶向沙俄军舰，施行火攻。

不知道彭玉麟是真这么想的，还是为了躲避承担这个差事。总之，他献上的这一计，不免使人们联想到《三国演义》的“火烧赤壁”。

竟然把千余年前的战例搬出来，打算用火去烧钢甲铁舰，这，这——太让人无语了。

4、“三个条件”促使清朝在战前急刹车

以通晓水师战法而闻名的彭玉麟，搬出“火烧赤壁”后，第一个站出来挑战权威的是两汉总督刘坤一，他上书称——

现今已不是三国时代，统帅也不是曹操、周瑜和孔明，如千余年前那样实行火攻之计，恐怕不行……

话说得虽然比较委婉，但足够警醒众人。在争议不休下，清廷也许觉得彭玉麟的办法太不靠谱，就向李鸿章问策。

一直等待机会贩卖自己观点的李鸿章十分滑头，没有把彭玉麟的“火烧赤壁”贬得一无是处，也没有理会刘坤一的质疑，他把英国军官戈登找来了。

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戈登有常胜将军的美名，因此在众位大员中说话比较有分量。摸清了原委后，戈登说可以跟沙俄开战，不过开战前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要迁都于西安。

二是至少有开打10年的准备。

三是满人要做好放弃政权的准备，因为长期战争下，政权将无法维持……

戈登此言一出，清廷上下彻底打消了与沙俄开战的打算。收复伊犁也只好被搁置起来……

参考文献：《清史稿》、《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感兴趣者可以详细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