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后」从十万到百万
来源:沈阳日报-沈阳网
1945年8-9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打破国民党独占东北的企图,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数万兵力和干部开赴东北,实施控制东北的战略目标。
沈阳,是八路军接收的东北第一个大工业城市。这里既是东北局所在地,也是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所在地。在这里,八路军通过接收兵工厂、军用仓库获得了大批武器弹药,同时通过建立民主政府、开展减租减息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人民军队迅速扩编,装备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据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王思介绍,截至1945年底,出关部队共有约11万人。到3年后的1948年,东北解放军已扩充为百万大军。在全国解放战争的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是唯一一个我军力量超过敌军的战场,这一有利形势,为辽沈决战、东北全境的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八路军进城,风采征服沈阳人
△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伍修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8月19日,苏军伞兵部队空降沈阳,俘虏了正准备飞往日本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开始接管沈阳。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终于脱离了日本侵略者的统治,迎来光复。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曾克林部按照八路军总部命令挺进东北。9月5日,第一梯队2000余人乘火车抵达沈阳,准备接收沈阳。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
由于事先未进行联系,驻沈苏军对突然出现的八路军充满疑虑,火车一进沈阳站即被苏军包围起来。经反复协商,苏军才同意曾克林部八路军驻扎到距沈阳市区15公里以外的苏家屯。
战士们在站台上集合时已天近傍晚。为了显示八路军的军威,曾克林要求战士们头戴钢盔,枪上刺刀,把子弹袋换成了方方正正的子弹盒,每个连再配发9挺轻机枪,然后队列整齐地从火车站向城外开去。
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不胫而走,成千上万的沈阳市民集聚在站前广场,自发地前来欢迎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在沈阳的广大民众中,早就流传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传奇故事,如今这支传奇的队伍来到沈阳,沈阳的人们都争先恐后涌向街头,亲眼目睹这支人民军队的风采。
当部队向苏家屯进发时,近万名群众与部队并肩而行。在驻沈苏军两辆装甲车的前导下,曾克林和唐凯率领2000多人的队伍排成整齐的4列纵队,高唱着“八路军进行曲”,以威武的军姿向着苏家屯方向进发。苏军被这空前热烈的场面所震惊和感动,改变主意同意八路军进驻沈阳市内小河沿,八路军队伍转而向沈阳故宫以东小河沿附近的临时驻地开进。
队伍由沈阳站经中华路、大西路,进怀远门、西华门,出东华门、抚近门,成群结队的学生、工人、店员以及各界民众一路欢迎,高呼“抗日战争胜利万岁”“欢迎八路军”的口号,与人民子弟兵并肩前进,场面蔚为壮观。
直到深夜,人们还簇拥在小河沿附近同泽男子中学的八路军驻地门前,热烈鼓掌,高呼口号,久久不愿离去。八路军威武雄壮的军姿,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作风,给沈阳市民留下深刻印象。
·接收武器,队伍迅速扩编
八路军进驻沈阳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社会,同时深入宣传党的城市政策,打破日伪反动势力的造谣污蔑,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广大工人、学生、市民特别是产业工人纷纷要求参军。由晋察冀和胶东党组织派到沈阳的地工也派人来联系,要求面对面跟敌人斗争,这为部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冀热辽军区的八路军部队,进驻沈阳时只有2000多人,不到两个月时间,已发展到6万余人。
△东北人民自治军接收的大批武器装备。
随着接收沈阳等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人民军队在迅速扩编的同时,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和改善。
1945年9月,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曾克林部接收沈阳时,从苏军手中接收了大批日伪军武器装备。曾克林后来在其自述中回忆道:“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个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20000余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20多万发子弹,还有155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也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有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
1945年9月下旬前后,苏军为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1945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心从军事上援助中共。
之后,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不久,苏军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
兵员和武器装备的大量补充,让进入东北的我军各部迅猛扩编。仅以晋察冀军区出关部队为例,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晋察冀军区从冀热辽军区抽调8个团零1个营兵力,加朝鲜义勇军共1.3万人,还有两千多名地方干部,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同志率领出关”;“还从冀中抽调3个团:沙克带31团到锦州,周仁杰带62团、71团到热河,共4千多人和200多地方干部,挺进东北”。“出关部队迅速进行了补充、扩编,由原来出关的一万多人,猛然扩大到十多万人,十个步兵旅,两个炮兵旅和若干独立团。”
·人民坦克部队在沈阳诞生
1945年9月,八路军进驻沈阳后,即组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领导机构建立后,立即派出侦察人员了解武器装备库存情况。侦察员高克一个偶然的发现,催生了人民军队一个新的兵种——坦克部队。
△高克与缴获的坦克合影。
参与侦察的高克同志,回司令部向吕正操副司令员汇报,在九一八兵工厂,就是原来的日本关东军坦克修理厂,有数辆“七九”式日制坦克。吕正操对这一情况很感兴趣,但考虑到我军刚进沈阳,立足未稳,而且国民党马上还要进驻沈阳,不宜动用很大兵力去弄几辆坦克。再说我军从来没有过坦克,很难找到懂坦克的技术人员,一时间有些踌躇。当吕正操得知高克懂一些坦克技术时,就把接收坦克的任务交给了他。
高克接受任务后,挑选了八九名战士和一辆卡车,经过短期培训和一些必要的准备之后,于11月上旬的一天,带着队伍,乘着卡车出发了。队伍在来到距九一八兵工厂约百余米的地方,高克发现情况有了变化,前几次护厂守门的全是日本工人,当天却换上了国民党保安队,这无疑给他们完成任务增加了很大困难。
高克让战士们把事前准备好的伪军制服换上,人人戴上“保安队”臂章,他自己戴上了“保安大队长”臂章。布置停当后,他们开着卡车向工厂大门驶去。当卡车快到门口时,守门的伪军大声问:“干什么的?”高克神气十足地回答:“厂里的!”司机猛踩油门冲进大门,战士们跳下车缴了守门保安队的枪。
高克急速率领战士冲进停放坦克的厂房,只见一群人正在拆卸坦克,而且多数已被拆毁,只剩两辆尚未拆动。高克跳上坦克炮塔,举起手枪大吼:“都给我住手!”然后指着未拆动的两辆坦克说:“快把它们加上油、水,立即发动,谁要违抗命令,这枪可不认人!”这群人停下来,急忙给坦克加油加水。
随后高克命令战士启动坦克,自己飞身跳进坦克,脚踩马达,“轰”的一声,隆隆鸣响,这说明坦克可以开出工厂了,于是找一个会开坦克的工人配备两名战士开另一辆坦克。两辆坦克相继要开出时,厂房大门被撞开了,外面有人喊:“别让共产党跑了!”战士们在坦克里,听到子弹像雨点儿一样打在坦克甲板上。每个人脸上挂着胜利的笑容在高克的带领下驾驶坦克绝尘而去。
高克等人将坦克开到一个破旧的工厂里隐藏起来。之后,高克等人白天找车辆和器材、零件,晚上修理。在临时拉来的几名工人十几天的努力下,修好了两辆坦克。工人中混进来的敌特分子,破坏一辆坦克后逃跑。这时,国民党军已逼近沈阳,高克等人驾驶坦克和一辆装满器材、零件的汽车,向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司令部所在地马家湾子开进。
当他们到达马家湾子时,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方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的朱瑞,兴奋地握着高克等人的手说:“你们开来的不是一辆坦克,而是给我军带来了一支装甲部队。”
1945年12月1日,中国人民武装第一支特种兵部队——“东北坦克大队”于马家湾子正式组建。高克同志任副大队长。这辆日式坦克被取名为102号,成为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辆坦克。
据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周霁欣介绍,这支坦克大队组建起来后,参加过绥芬河剿匪,三下江南,攻打锦州;以后又随队入关,参加解放天津战役。这辆编号为102的“七九”式轻型坦克战绩卓著,被上级命名为“功臣号”坦克,并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后来这辆坦克作为革命军事文物,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收编日本航空队,奠定人民空军基础
在沈阳,我军还收获了另外一份惊喜: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让筹建人民空军的事业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曾作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的汤公馆。
建设一支自己的空军,是党中央、毛主席多年的愿望。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即作出决定,派出一批航空人员立即赴东北,利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在第一批6人奔赴东北前,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带队的王弼、常乾坤两名同志,并作了具体指示。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扎在沈阳东南郊奉集堡机场的日本关东军第2航空团第四练成飞行大队乱成一团,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一支训练飞行员的机动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99式高级教练机等40多架飞机。9月9日,队长林弥一郎带着部下和家属300多人,抛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本溪、丹东方向逃跑,企图混作难民寻机回国。
此时,设在沈阳大帅府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为一件事情发愁: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但是办学校可不那么容易,没有飞机可以找些旧的来用,学员也可以从部队中挑选出来,可是没有教员却是个大问题。
恰在此时,参谋长伍修权接到报告,在沈阳以东发现一支日军,正向朝鲜方向撤退。根据侦察报告,这是日本关东军第2航空团下属的一支飞行训练大队,多数是飞行教官和技术人员。这个消息令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十分振奋,马上上报党中央。中央非常重视,指示要把这支队伍全部争取过来。
20天后,林弥一郎一伙人在凤凰山被我方包围,我军组织了一支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林弥一郎。
刚开始,林弥一郎等人深感侵华罪行严重,对向我军投降顾虑重重。我方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是唯一出路。接着又向日军交代了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你们虽然参加了侵略战争,但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成朋友,以礼相待。”
这番话使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决定接受我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并交出武器,我军为其举行了受降仪式。
△东北人民自治军搜集航空器材。
日本航空队被解除武装后,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这时东北因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14年之久,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我军官兵和老乡一样吃高粱米和玉米,但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部队千方百计买了一些大米给日军飞行大队送去。
在正式收编日本航空队时,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伍修权在沈阳自治军总部(原三经街汤公馆)召见了林弥一郎。会见临近结束时,林弥一郎突然提出:“伍将军,能不能把您的手枪送给我?”一个刚刚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第一次见面,就索要我军高级将领身上佩戴的手枪,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可是,伍修权经短暂而又认真的思考后,毅然从腰间掏出自己心爱的手枪,放到林弥一郎手里,对他说:“这支手枪从长征到现在,一直带在我的身上,今天把它送给你,作为这次幸会的纪念。”
伍修权这一举动,使林弥一郎及其主要部属深受感动,也使他们感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和诚意,这批日本俘虏表示愿意为八路军服务。曾克林高兴地把他们带回奉集堡机场,经过清理,共收编46架飞机、17位飞行员、24名机械师、72名机械员以及地勤人员180多人。
在收编了林弥一郎的航空队后,东北局正式成立了“沈阳航空队”。11月初,从延安来的刘风、蔡云翔等第一批航空技术人员到达沈阳。东北局派刘风、蔡云翔和林弥一郎共同负责航空队的工作,带领技术人员修复能修复的飞机,分头到周边的辽阳、营口、四平等机场去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
1946年初,东北航空总队成立。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林弥一郎被任命为主任教官。东北航校为我军培育出大批空军人才,为人民空军的建立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张萍
邓小平与麾下爱将刘华清
文/宋毅军
2001年2月,已经离休的刘华清上将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和许多同志相比,我的幸运是较早接触了小平同志,并多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一份长达近60年的革命情谊,也是一次次让我终生受益的教诲和指引。”“小平同志的离去令我格外悲痛,有种难离难舍的感觉。这种情感,来自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同志情谊,来自半个多世纪他对我的爱护、教诲和信任,也来自我对他的政治智慧的钦佩和人格魅力的无比敬重。”“作为下级,我完成了小平同志的重托,将来汇报,可以不用汗颜。”
一、护送邓小平到八路军第129师“走”马上任
在刘华清记忆中,和邓小平相识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带领警卫排保卫刘伯承去八路军总部开会之时。1937年11月,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召开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研究如何应对进一步恶化的华北时局,八路军三个师师长都出席。第129师刘伯承师长前往与会,时任师部秘书处主任、22岁的刘华清带队随行。会议结束后,蒋介石要在洛阳召见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三个师长,因为警卫工作由总部负责统一安排,刘华清等随员和警卫原地待命。
1938年1月5日,中央军委决定调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需要马上调回延安另有重任的张浩改任129师政治委员。这样,刘华清没能等到刘伯承从洛阳回来,就受领了负责警卫邓小平马上到师部上任的任务。离开总部驻地时,他问总部管理人员,自己没带钱,路上吃住怎么办?对方回答不知道。由于时间紧他一时又想不出办法,就跟随邓小平匆忙上路了。因为他们乘坐的两台日本造烧木炭卡车质量差,加上道路狭窄,坑洼不平,经常抛锚。特别是到了武乡县没人接待,刘华清很紧张。因为行动保密,不能公开找地方干部。虽然他找到房子先请邓小平住下来,但是吃饭问题因为没带钱却无法解决,就只好硬着头皮向邓小平报告,说自己身上一文钱都没有,首长吃饭不好解决。邓小平有些不解地看了他一眼说:“我身上有钱,你同我一起去吃,其他人你找村干部商量。” 刘华清心想,没有解决首长吃饭问题,哪能还用他的钱一起吃饭。便急忙说:“首长,你带你的警卫员去吃饭,我和其他人找村干部安排。”邓小平同意了。
◆1945年9月,刘华清同志率部攻克夏津县城后留影。
晚上,大家挤在一间房子里,别人都很快睡着了,刘华清却难以入眠:今天吃饭没有解决,明天汽车千万别出事故。天还没亮他就提前起来帮助发动汽车,结果就是发动不起来,就只好又去请示邓小平怎么办。随后,他按邓指示去县政府找马。结果只带回来4匹。刘华清、警卫员随同邓骑马先行,其余人徒步行军。好在以后的路程不远,一天时间就赶到了师部驻地辽县西河头村,受到了张浩等热烈欢迎。由此开始了刘、邓统率大军13年的辉煌历程。邓小平对这次随卫自己走马上任的刘华清也就自然有了印象。
步入晚年之时,刘华清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艰苦岁月中的许多趣事。有一次,他随邓小平到河北邢台地区检查工作,地方党送来了一布袋现大洋做军费。邓小平叫他清点一下数目。由于他很少接触银元,更不用说一下子有这么大一堆,眼睛都看不过来了。见到他很认真地一块一块数得很慢,邓小平笑着说:“看来你真是穷人的孩子,没见过银元”,便教他先用10元摞成一柱,其余的比着堆就行了。他仿照着做,很快就数完了,正好400块。
二、受到刘邓表扬的刘华清“一生中最难忘的战斗”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刘华清在刘、邓指挥下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上党、平汉(邯郸)战役胜利之后,刘华清出任刚刚正式组建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六旅政治委员。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46年“2月11日夜晚,(邓小平)和刘伯承分别指挥南北作战集团向民权以西郑庄砦地区的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五师发起进攻。两作战集团以运动防御吸引王敬久集团主力于冀鲁豫地区,打破其东进参加‘鲁南会战’计划。”二野战史记载:“第二纵队(第六旅)第十六团,英勇果敢地一举突入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部驻地郑庄砦,向敌首脑部狠击。由于仓促投入战斗,侦察、通信和协同动作没搞好,致使我第十六团蒙受重大损失。”这就是刘华清回忆中非常痛苦之处——“郑庄寨(砦)之战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战斗。”
战前的困难显而易见:刘、邓联名致电中央军委的报告说:“从最近几次作战看来,各部已连续作战五十天,战士体力大为削弱,疲惫不堪”;“国民党军已看准我之疲劳状态和我主力没有集中(两个纵队在陇海路南)的弱点,而我已相当被动(疲劳、兵员不足加分散)又不能休息,如敌突进到郓城使我背靠黄河,则困难更多”;“南渡黄河后因连续作战,战果不小,但损耗甚大。伤亡约一万三千人,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经费已不足半月开支”。敌八十五师驻地郑庄砦墙高约五米,周围地形开阔,防御工事较强。寨内驻有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部及直属的炮兵营、步兵团等;周围村庄也有敌人驻守,火力可互相支援。
但是,为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刘、邓决定采用“打敌所必救”战法,各自率南、北作战集团同时发起攻击。刘还亲自到二纵指挥部部署,指出只要把国民党第五军拉回来就是胜利。战斗发起后攻占郑庄砦未果,而我调动敌第五军向西回援整编第八十五师的作战意图已经实现。攻击部队遂奉命撤出战场,而攻进郑庄砦的十六团主力只有少数人突围,牺牲重大。作为旅政委的刘华清心中久久无法平静。抗战时期,他在冀南军区任组织部长、第六分区任政委时,就和这个团指战员特别熟悉,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纵队领导对刘华清等讲,这次六旅虽然遭到严重损失,但受到刘、邓首长表扬。原来,战斗刚一结束,纵队领导就十六团受损失情况准备向刘、邓检查。邓小平说,二纵打得好,特别是十六团打得好,五军被我们拉回来了。不要检讨了。刘伯承说:不要难过,打仗总会有伤亡,要看全局。你们部分牺牲换来了全局胜利,这是值得的。终于把五军拉回来了,配合了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的胜利,整个豫皖边战役也歼敌1.6万余人。当然,这次伤亡大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但不能过分悲伤。后来,刘华清等认真总结了此战的教训:攻前准备不足;组织指挥不严密,协同配合不好;通讯联络不好。
刘、邓率大军于1947年8月底进入大别山以后,经过一个月作战,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军,初步打开了局面。为了总结经验教训,9月27日,刘、邓主持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即被通称的光山“王大湾会议”(当时为了保密,会议通知说是在王大湾开会,实际是在砖桥的一个祠堂里秘密召开的)。刘华清清楚地记得,当时刘、邓神情严肃,紧绷着脸,端坐不动。特别是他们讲的两句话记忆犹新:刘伯承说:“我们有的干部打起仗来缺乏勇气,没卵子,不像男子汉,这是不允许的!”邓小平说:“今天开会不拉手,原因大家应该明白!”
◆1949年12月,刘华清在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
在会议上,邓小平严肃指出:我们已经到达大别山,下一步就是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对此不能有丝毫动摇、怀疑。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的时候不勇敢地去作战。能不能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能不能立足生根,主要看我们能否歼灭敌人,能否发动群众。他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错误思想情绪。他特别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好头。
紧接着,刘伯承讲话。他特别强调作战要勇敢,勇字就是男字头上有一顶光荣花冠。我们有的干部打起仗来缺乏勇气,“没卵子”,不像男子汉,这是不允许的。这次会议对所有与会人员震动很大。是一次反对畏难情绪、鼓舞斗志、夺取大别山斗争胜利的总动员,对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斗争,迅速实施战略进攻,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王大湾会议”上,刘华清另一个特别感受是邓小平特别重申,部队必须认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
为了贯彻落实“王大湾会议”上刘、邓关于加强部队纪律指示,刘华清为政委的六旅党委还专门作出具体规定:不准到老百姓水塘里放水抓鱼;不准砍群众田里的甘蔗吃;不准用群众的柴火烤火做饭;不准进群众的内房住宿;不准上群众的厕所等等。违犯纪律者不论是谁,一经发现从严处理。时隔多年,有些事情他仍然难以忘怀:十八团直属机枪连副指导员在水塘边抓了些鱼,捡了几个鸭蛋,团党委发现后,命令他把东西送还老乡,并给他撤职处分。有个小孩爱和团直通信班长小赵玩。一次两人玩枪不慎走火,小孩不幸被打死。部队召开公判大会,孩子亲属抱住赵班长失声痛哭,请求别处决他。但是,团领导为严肃军纪,仍然严厉惩处。正是由于军纪严明,深得群众拥护。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8月,刘华清赴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1958年回国,担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兼旅顺基地司令员。1961年8月,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开展新型舰艇的自主设计研究。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79年2月,刘华清也由中科院调回部队,先后任总参谋长助理、军委科装委委员会副主任、副总参谋长。主要分管装备、军务和动员。邓小平工作抓得很紧,重要文件送他,批得很快,处理问题简明扼要,决策果断。作为老部下又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刘华清非常高兴。针对当时国防科技工业混乱状况,他协助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措施,加强对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和整顿。
1978年4月至8月,邓小平先后分数批找国防工业部门与对口军兵种负责人,听取汇报,研究存在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他说:这“是要了解陆、海、空军究竟装备什么,将来要发展什么,特别是空军和海军的装备,我要一个部一个部地谈一谈。”刘华清基本上参加了上述汇报,聆听了邓小平的重要指示,他归纳为:1、立足国情,量力而行。2、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学习和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3、科研先行,科学管理。4、缩短战线,突出重点。5、军品质量第一。6、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这些讲话和指示,既明确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很多方针政策性问题,又为国防科技工业的整顿工作指明了方向。
◆1953年,刘伯承在大连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右为刘华清。
“军队要整顿”,是1975年初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做出的重大决策。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继续抓了两年前夭折的军队整顿工作,其中包括军队“消肿”。刘华清到任不久,便和张才千一起,上报了《关于我军编制体制情况的汇报材料》。使邓小平等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进一步了解了当时我军编制体制的具体状况,开始酝酿军队再次精简整编问题。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对全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减少部队数量,提高部队质量。邓小平作《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重要讲话。他不仅阐明了“消肿”的必要性、迫切性和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而且提出了军队体制的全面改革问题。这些以及后来关于按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平战结合原则来编组军队、组建集团军等方面的指示,成为我军新时期精简整编、改革编制体制的基本指导思想。据此,刘华清等着手拟制精简整编方案,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上报的《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由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这次精简整编工作,从1980年开始至1982年完成。全军这次精简整编,不但裁减员额幅度大,还进行了三项较大的体制调整变动:一是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军委科装办合并,成立国防科工委;二是为机关“消肿”;三是撤销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建制。1982年7月,邓小平主持召开军委座谈会并讲话。会议主要研究决定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和高层干部调整、实现年轻化问题,这是第二次精简整编。这两次精简整编是适应新形势,加强国家经济建设和我军现代化建设采取的重大行动。刘华清积极协助邓小平完成了这一复杂艰巨的任务。紧接着,按照邓小平下达的命令,他又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
四、刘华清重回海军,被称为“中国航母之父”
“文革”中,邓小平就把刘华清《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转发给海军政委苏振华:“请你考虑一下,我看有些意见值得重视。”“文革”十年动乱,海军是公认的“重灾区”,问题成堆,积重难返。1982年7月,刘华清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邓小平,被告知:“你还是要回海军工作。海军的问题不少,要整顿。”他表示坚决接受这份重托。8月,中央军委发布了邓小平关于海军领导机构的任命:刘华清担任海军司令员。
上任不久,刘华清就下部队进行前后延续一年半时间的调查研究。情况了解,胸有成竹。他首先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着手,使各级干部深刻理解邓小平“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军队必须进一步消肿”,“虚胖子是打不了仗的”等思想,并联系海军实际情况,为把海军编得更科学、更合理,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改善装备,提高战斗力,进行了两次精简压缩定额。1985年8月,杨尚昆代表军委表示:这次海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是海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动;海军的工作,这几年是不错的,邓小平有评价,军委的同志也这样一致认为。
◆1983年2月,刘华清与南海舰队驻岛水兵交谈。
1983年国庆,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刘华清敏锐地意识到,“三个面向”对海军院校的教育改革,也有极大的指导作用。他明确提出,要以邓小平的“三个面向”为指导思想,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全军院校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和《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搞好海军院校的教育改革。当时,军内还没有提出以邓小平的“三个面向”思想指导教育改革,刘华清的这些意见引起总部和新华社关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在1984年7月和8月作了摘要报道,总参《军训通讯》也在当年第11期详细摘发了刘华清的讲话内容。1986年2月,在第十三次全军院校会议上,军委总部明确了以“三个面向”作为全军院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使刘华清更坚定了海军院校改革的方向。
航空母舰的应用,是20世纪舰艇发展的伟大成就。刘华清一直有中国海军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的梦想。早在1970年,他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1980年5月访问美国时,美国军方安排刘华清参观了“小鹰”号航空母舰。就任海军司令员后,航空母舰在刘华清的心中越来越重要。他多次提到:航空母舰总是要造的。海军有了航空母舰,海军的质量就会发生大变化,海军的作战能力也将有较大提高,有利于提高军威、国威。刘华清为中国海军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87年10月,刘华清已经71岁,任海军司令员已经5年多了。他已经作好了退休准备。然而,邓小平却又给他作出担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重要安排。
五、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一次特殊小型会议
1987年11月18日上午,刘华清奉命来到邓小平家里参加一次特殊小型会议。与会的还有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等。邓小平以军委主席身份主持会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手指着洪学智和刘华清问:“他们两个人的命令下了没有?”“下了,都已经签了。”“老帅们看了没有?”“正在几个老帅那里传阅。”这是指下达调刘华清和洪学智担任军委副秘书长的命令。其实,关于这个安排,几个月以前就开始酝酿了。邓小平“7月1日,在住地同杨尚昆、李先念、邓颖超等谈话;7月6日,在住地同杨尚昆等谈话;7月7日,在住地同杨尚昆、万里、薄一波、胡启立谈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7月25日,同杨尚昆、薄一波谈话。”仅仅是在7月份,他就同许多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谈话,提出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人事安排建议。
◆刘华清上世纪80年代登上美国航母参观,近景与美军官员说话者为刘华清。
此时,邓小平指着刘华清对其他人说:“调他来,就是抓现代化,抓装备。”同时他严肃地对刘说:“调你到军委来工作,就是考虑到军队要搞现代化,现在全军熟悉科研装备的就你了。调你来就是抓装备,抓现代化!”他提出,新一届军委班子,将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军委委员以及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国防部长组成。接着,对杨尚昆关于大军区、军兵种干部调整方案和实行军衔制度等问题的汇报,他态度坚定:“这个问题不能拖,步子快点,要用制度来解决,有骂娘的让他骂去。军队减100万,军费控制,是我定的。现在机关太大,要减,从三总部做起,三总部机关构成不合理,要选些军长来当部长,有些人知识少、素质差,要调整。”刘华清清楚地记得邓小平的话:“对那些老大难问题,老人们在好解决一些。”重新授衔涉及老同志,“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交不了账的。这就是说,我们这些在部队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对部队是不好交代的。这是第一件大事。”此时,刘华清深深地体会到邓小平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同志殷切期望,也深感到身负的重任。他首次参加这种高层会议,简短,务实。邓小平那种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领导风采,给他留下极深印象。
11月30日下午,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举行首次会议。根据邓小平意见,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人数少不分工。军委日常工作由杨和洪、刘三人研究处理,对各总部、各军兵种起领导作用。洪、刘也可以主持会议研究工作,起协调三总部作用。
六、邓小平提名刘华清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1989年11月,刘华清列席了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会上印发了邓小平9月4日上午与江泽民等谈话要点材料。其中谈到自己辞去军委主席职务;提名江泽民任军委主席;提议杨尚昆、刘华清任副主席,杨白冰为秘书长。他又一次吃惊了:提名自己当军委副主席!他感到自己难以胜任。于是,他打电话给邓办转请报告:“还是选别人好。”邓办同志转告:“邓主席已经定了,不会改变。”
◆1989年6月,刘华清与解放军某部基层官兵在一起。
刘华清从谈话要点材料中看到,邓小平是从长远考虑国家安全和未来。此前,邓小平在8月17日在北戴河同杨尚昆、王震谈话中就由衷地表示:“我希望退,要在今年完成。” 9月4日上午,他在住地与江泽民等谈话中明确地表示:“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他强调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的,也是国家的。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中央的话,选人也是要选听党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既然变动军委主席,也要考虑军委组成人员和工作机构问题,连同我的问题一同解决比较好。我提议江泽民当军委主席。江泽民过去与军队联系少一些,但也不是没有联系,他当主席比较顺。”对军委今后工作他也有细致谋划:主席要有助手,就是副主席、秘书长。有两三个助手,这个主席就好当了,有事可以找人办,否则什么事情都要主席出面受不了。
邓小平还特意提到了刘华清任副主席问题。他说刘身体好,知识面比较宽,在苏联还学了几年。解放后一直搞国防工业、搞科技装备。他懂科学,搞卫星、导弹都参加过,是聂荣臻的主要助手。选这么个人当军委副主席恐怕比只看资格好。他还联系我军发展历史强调:我们军队中老干部四方面军的占大多数,这个副主席应该是四方面军的,刘是四方面军的,是听党话的。当然,听党话的人多得很,但是他几个条件都具备。“我比较倾向这次加一个副主席,搞一个新秘书长,作为泽民同志的主要助手。”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根据邓小平提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中央军委人事安排,对此,刘华清衷心拥护。但决定他担任新军委领导职务,却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的。他只有真诚感谢党和邓小平等同志的极大信任,尽职尽责,努力工作。
11月10日至1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是江泽民当选军委主席后主持的首次会议。他和杨尚昆、刘华清等讲了话。首先高度评价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10年期间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刘在讲话中谈到:邓小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者,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是举世公认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是深受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爱戴的领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提出的建军思想和一系列方针原则,是引导我军胜利前进的旗帜。会议闭幕当天,邓小平来到京西宾馆,接见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并十分高兴地和大家合影留念。邓小平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果断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这一举动,更增添了刘华清对他的留恋和崇敬之情。
七、十四大上刘华清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刘华清经常告诫自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贯彻落实他的军事思想,也是我军工作的指针。
邓小平去世后,刘华清曾一次次翻看相册,回忆他的音容笑貌。有一张是自己1992年1月在深圳与他握手的合影。当时,邓小平在深圳接见省市党政干部,自己正好在广州战区考察工作,也参加了这次会见。邓小平视察南方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讲话,中共中央把讲话综合成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和传达。4月,中央军委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学习邓小平讲话。刘华清强调:“邓小平在规划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还规划了军队改革的蓝图,提出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提出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1992年10月,中共举行十四大。大会重要成果之一是把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进党章。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等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同时,选举他为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20日,刘华清第一次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明确由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87年12月,聂荣臻与新的军委领导人亲切交谈。前排右起:刘华清、洪学智、聂荣臻、杨尚昆、秦基伟。
刘华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使他又一次深感意外。此前,邓小平于“7月13日,同江泽民谈中共十四大筹备问题。”“10月6日,就中央军委人事安排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这就是刘华清后来谈到的10月6日,邓小平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信中说明: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在江泽民领导下主管军委日常工作。据我了解,刘华清、张震很熟悉军队。将来挑选接班人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要在全军范围内选拔一批40岁到50岁的人,放到一定岗位上进行培养。他特别交代,“军队要保持团结一致,保持老红军的本色,这点十分重要。”信中还有对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的其他建议。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刘华清深感责任重大。
八、难舍难离邓小平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病逝。他是在年前12月12日上午因患病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的。年初他的病情明显加重,党中央要求领导同志不要离京。刘华清一边忙工作,一边要求工作人员随时注意病情通报。几天后,通报说病情稳定。2月4日,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一起前往医院看望,表达春节问候。邓小平还请江泽民等转达他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今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这两件大事办好。可是,2月14日,刘华清又接到中央紧急通知:邓小平病危。2月19日,他晚上准备休息时接到通知: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邓小平同志逝世了!虽然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但听到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刘华清在思想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当晚,政治局常委集体赶到医院,向邓小平遗体告别。邓小平的离去令他格外悲痛,有种特殊难离难舍的感觉。一连数日,他的心情都很沉重。
2月24日,刘华清参加了在三○一医院举行的邓小平遗体告别仪式。告别厅里,邓小平面容安详,静静躺在鲜花丛中。他立正敬礼,泪眼模糊。恍惚间回到了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岁月……2月25日,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凝望邓小平遗像,刘华清泪眼难干。当天下午,中央军委召集邓小平治丧委员会成员中的军队在职干部和部分在京外的老同志开会,江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刘华清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邓小平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落实邓小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示。邓小平90华诞时,刘华清曾挥毫写过四个大字:“功德无量”。这是他对这位世纪伟人的由衷之言。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