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地名学研究综述
原创 牛汝辰
前苏联很早就开始了地名学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广泛，研究队伍庞大，主要是从语言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的角度从事地名研究。在地名学理论研究方面，Э·M·穆尔扎耶夫和В·А·茹奇克维奇为代表人物。
1、前苏联地名研究的三个阶段
前苏联地名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812年～1958年为第一阶段：1959年～1973年为第二阶段；1974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以地方性地名研究及地名考为主。首先以A·X·沃斯托阔夫院士的长文《词源学爱好者的任务》 (1812年)为标志，首次提出了水命名的一些观点。他已认识到了地名的形态，并把谱系形态学的方法运用于地名研究。
在19世纪从事地名研究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有A·M·舍格连，M·A·卡斯特连，ДΠ叶夫洛佩乌斯，Ю·Ю·特鲁斯曼，M·П·韦斯克等。1885年Н·П·巴尔索夫编辑了《俄国历史地理文集》，书中对俄国编年史中的地名做了大量考证。1837年Н·И·纳吉日金注意到了地名研究对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性。他认为，地名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它仿佛是化石，能帮助考古学家确定民族的迁徙和居民的演变阶段。他不赞同对语源解释的随意性：“从语言学方法中想象出全部语族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他建议使用通行的定义：“地名就是地球的语言，而地球则是一部人们在地名录中书写的史书”。
到19世纪末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语文学家所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地名系统科学的重要性和有效性的获得上了。如B·И·拉曼斯基，И·维尔赫拉济斯基、Н·Ф·苏穆措夫、И·А·依孜诺斯阔夫、Ю·Ю·特鲁斯曼、А·А·阔丘宾斯基等。
1977年，Е·М·诺斯聂洛夫在总结18-19世纪俄国地名研究时写道：“苏联地名学这一时期的发展潮流，已成为一门应用史地学而出现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东方学家：В·В·拉德洛夫院士和В·В·巴尔托里德院士。前者可称为一位西伯利亚一突厥和蒙古语地名研究之父。后者根据历史材料，对中亚突厥、伊朗、阿拉伯、蒙古地名进行解释。
1907年出版了А·Ф·奥尔洛夫的《苏联和西欧河流、城市、部落和地区名称的由来》一书。作者着重在书中指出了古代芬兰语对苏联大面积的河名形成中的巨大影响。1926年在伊尔库茨克发表了В·В·绍斯塔科维恰的一篇长文《西伯利亚名称的历史民族学意义》，此文标志着西伯利亚地名研究的开始。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集中注意的对象就是地名形态。苏联卫国战争后，开始了系统的地名研究工作。苏联地名学研究的繁荣时期，正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
第二阶段，以Б·А·谢列布列尼科夫院士的《论地名的研究方法》(1959)一文为标志。此文系统地论述了地名学的方法问题，为地名学方法论奠定了基础。1959年一1973年在苏联召开了大约三十次地名学会议，出版了许多地名文集和专著。如Б·А·尼科诺夫的《地名学导论》如Б·А·茹奇克维奇的《普通地名学》等，文集有《地名学原则》、《东方地名学》、《东方地名学的新研究》、《苏联中部地名》等。还有Э·М·穆尔扎耶夫的《地名学文集》、《地方地理通名词典》等。这时期颁布的地名文献有数十种。这时期最主要的特点是：一方面地方地名系统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地名学理论研究更广泛而深入。
大地测量、航测、制图中心科学研究院莫斯科地名分院集中研究地方地理通名，地名译音及标准化同题。苏联地理学会莫斯科地名委员会以及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莫斯科大学的语言学系、俄语系，民族学系和斯拉学系等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阶段，地名研究在前苏联得到了全面和深入的发展，各自治和加盟共和国都出版了各地的地名专著及工具书。Э·М·穆尔扎也夫对苏联地名学作了系统的历史总结，并出现了地名学的一些学派。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大学，研究者的俄语和普通语言讲座，就是关于北部地名研究的，并时常出版《专名学问题》文集。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乌法、契博克萨雷的楚瓦什大学、高尔基教育学院、喀山——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和分院都在从事这些工作。伏尔如地名学家的力量放在了出版《伏尔加的方言和地名》及《伏尔加流域专名学》、西伯利亚的地名研究则是在托木斯克教育学院收集和编辑西伯到亚地理通名和专名的大型地图，并出版了《西伯利亚的语言和地名》文集。在南西伯利亚对阿尔泰地名进行了研究，出版了《阿尔泰的语言和地名》论集，目前已有许多关于北俄罗斯联邦，鄂毕河流域、伊尔库次科州和阿塞尔拜疆共和国的布里亚特斯克、阿尔泰山、乌拉尔、普里乌拉利亚，丘科茨基自治州，阿塞尔尔疆的雅库茨克和堪察加的地名著作大量问世。关于北高加索的地名在北奥谢京斯基、卡巴尔金一贝加尔湖和阿塞尔拜疆的切琴因古什斯克都有撰写的专题地名论文。
乌克兰的地名水平相对要高些。乌克兰共和国科学院专名委员会在共和国各城市经常召开专名会议，并出版了专著。1980年出版了乌克兰共和目的水名词典，收词二万余条，是苏联第一本水名词典。
在白俄罗斯也撰写了大量综合性报告及论述历史和现代地名的论文。1977-1980年出版了韦捷布、布列斯特、明斯克州的地名辞典。在中亚各共和国及哈萨克斯坦，同样也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如《中亚专名学》、《南部吉尔吉斯的地名》。
近年出版了一些边缘学科的专著，如Э·M·穆尔扎耶夫的《名称地理学》，以及《什么是地名学》等。
关于地名学的性质和研究方法，В·А·茹奇克维奇指出：“语言、历史和地理科学的代表人物过去和现在多在进行地名研究，但他们对待同一现象的态度是不同的。语言学家在地名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只限于语言学范围内研究，就难免不出现错误。对地名作纯历史的或纯地理的研究也是不够的。要使地名学对其他科学有所帮助，就必须对地名进行综合研究“以语言学研究为主，辅之以统资料及历史和地理分析”。
2、前苏联突厥地名学的发展
在前苏联，较早从事突厥地名研究的还是十九世纪阿塞尔拜疆的学者A·A·巴基哈诺夫(1794-1848年)，他首先提出应当注重地名的研究。“不仅是一个世纪，就是十个世纪也不能消除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和部落的原始名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著名的突厥学家B·B拉德洛夫院士刊布了四卷本的《突厥方言词典》(1893-1911年)。词典中收入了大量的地方地理通名和专名，并对地名含义作了详细解释。如书中可以见到对阿尔泰“喀拉苏”（水源、泉、小河）的有趣解释。Г·Ф·波拉果瓦(1967、1972)专门从事这位学者的地名学遗产的研究。他写道：“深入研究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名、地名命名的原则有助于对古代突厥鄂尔浑一叶尼塞鲁尼文献大量的地名解释。”中亚著名史地学家B·B巴尔托里德在其多产的著作中涉及了许多地名注释和地理名称的语源。他原准备完成一部关于中亚各共和国的地名概论，可惜，没有来得及完成。他认为区别中亚的突厥、伊朗、阿拉伯和蒙古语地名要借助历史材料才更加有效。
大量的突厥地名学研究是前苏联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地理学家于20年代开始的。其中较早刊布地名学文章的是乌孜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塔塔尔的Л·B·维亚特金的《撒马尔罕地区历史地理文献》（1921年）；E·Д·波利瓦诺夫的《论塔什干名称为由来》(1925年)；X·X·啥萨诺夫的《中亚地名》(1945年)，还有C·阿里耶夫的《哈萨克斯坦的地理名称》载《中学地理》(1939.4)，A·阿曼诺洛夫的《地理名称》载《先驱》（1941.3），К·吐依克的《研究之路》载《Магариф》(1928.6.7)，Э·M·穆尔扎也夫的《土库曼的地理通名》载《地理通报》（列宁格勒1939. 71卷6期）。
地名研究深入发展的时期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塔尔和卡巴尔达巴尔自治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和地名学的发展，这在专题研究及突厥专名学家和地理学家的文章中能反映出来。地名学在苏维埃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有40多种专著和大量的论文，以及博士、副博士论文。突厥地名学专集有《东方地名》(1962)，其中收有前苏联著名地理学家和地名学家Э·M·穆尔扎耶夫的长文《新疆地名》，《东方地名的新研究》(1964)，《东方地名一研究及资料》(1969)，《东方专名学》(1980)，《中亚专名学》 (1978)，《中亚专名学》(1980)，《西伯利亚的语言和地名）、(1970、1972、1976)，《伏尔加流域的方言和地名》(1972、1973)等等。
以上论集收录的是突厥语地名的研究报告、文章及前苏联地名会议的论文。另外还有《全苏地名会议报告提纲》(1965)，《西伯利亚土著及其语言的由来》(1969、1973)，《现代突厥学问题一第三届全苏突厥学会议材料》(1976.9在阿拉木图召开，1980)，《第三届全苏突厥学会议材料一报告提纲》(塔什干1980)等。
突厥语地名专著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其中最早的是H·П·阿尔汉格利的《中亚地理名称的通名和译音问题》(塔什干1935)。1959年出版了A·A·阿布德拉赫曼诺夫的专著《哈萨克斯坦的地理名称》(阿拉木图1959)。作者通过语言分析，考查了哈萨克斯坦的800多条大的城市、乡镇、居民地、地区、中心区和火车站名称，作了词汇意义的分类，提出了词组类型及地方地名的正字法和译音问题。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刊布了Г·Ф·萨特塔洛夫、X·X·哈萨诺夫、κ·A·阿波季木拉托夫、P·M·尤孜巴舍夫、C·κ·卡拉耶夫，A·玛梅多夫等人的著作。
Г·Ф·萨特塔洛夫的《苏联塔塔尔自治共和国的小地名》 (喀山、1965)一书是一部大学塔塔尔语言文学专业的教科书。作者认为：小地名的收集，是塔塔尔地名学专业课和专业研究班的任务。在第二部专著《塔塔尔专名学的发展阶段和当前的任务》中，简述了塔塔尔语地名和人名的历史由来、产生和现代发展。关于该书的科学价值，著名突厥学家Э·P·捷尼舍夫写道：“此书的主要内容在于阐明渊源，同时既是专业著作，又是普通读物。关于塔塔尔专名学研究史，作者分为三个研究阶段。Г·Ф·萨特塔洛夫的著作，对前苏联塔培尔自治共和国专名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Э·P·捷尼舍夫，Г·Ф·萨特塔洛夫《塔塔尔专名学的发展阶段和当前的任务》载《前苏联突厥学》1971.5）。
著名地理专名学家X·X·哈萨诺夫在《地理名称正字法》(塔什干1965)的报告中指出：译音和正字法、语源、含义问题将丰富中亚地理名称。P·M·尤孜巴舍夫的《阿塞尔拜疆地理通名》(巴库1966)一书详细地叙述了阿塞尔拜疆地理通名的结构、组成、词组类型、特殊类型。
科普书籍有H·П·布金阔的《吉尔吉斯的俄罗斯人名性地名》(伏龙芝1966)，C·κ·卡拉也夫的《地名学》(塔什干1970)。这有助于读者了解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卡拉卡尔帕克地理名称的词源和历史由来。
关于突厥地名学，后十年(1971-1981)出版了三十多种科学理论的论文集和专著，叙述了地名的语义分类、结构类型、词汇一语法的特殊构词法、语言结构、语音变化，地名学与地名系统的语义、历史、地方地理通名的相互关系，地方地理名称的译音和正字法等许多问题。
其中Г·Ф·萨特塔洛夫的《为何这样命名》（喀山1971）和《苏联塔塔尔自治共和国的人名性笔名》（喀山1973）。前者对前苏联塔塔尔自治共和国的首都的市区、街道和城市、地区的地名进行了分析，后者则科学地指出了前苏联整个塔塔尔加盟共和国的人名性地名系统。各方面的论文都指出了人名的地名化过程。历史词源学的比较分析使人们对人名性地名开始产生怀疑。（参见《苏联突厥学》1975、2）。
Э·M·穆尔扎耶夫的大部头地名学论著《地名学文集》(莫斯科1974)对中亚和啥萨克斯坦地理名称的发展、演变和构成作了有重要价值的地方的比较分析研究。
X·X·哈萨诺夫的《Ep Tulu》（塔什干1977），《地理名称的含义》 (塔什干1978)，Л·Г·卡利莫娃的《乌孜别克北部方言的地名》(塔什干1972)，胡德扎莫别尔季也夫·雅利克勤的《苏尔汉达里亚河地区地名的历史词源学研究》(塔什干1974)等文阐明了乌孜别克地理名称的含义、结构、词语组合方式和词源。
阿塞尔拜疆出版了大量的著作。P·尤孜巴舍夫，K·艾里捷夫和赛季捷夫的《阿塞尔拜疆的地理名称》（巴库1972），C·M·毛拉一扎吉的《地名与阿塞尔拜疆语的历史》（巴库，1978）；K·艾里捷夫的《阿塞尔拜疆戈尔波地区的地名》（巴库1975）和P·M·尤孜巴捷夫的《阿塞尔拜疆地理通名》一书。后者根据Э·M·穆尔扎也夫的意见，认为此书是“具有丰富的地方通名的材料，如地形地貌学、气象水文学。作者详细阐述了共和国阿塞尔拜疆地理通名的作用及科学的地理通名和译音形成的历史”Э·M·穆尔扎也夫的《地名学文集》(莫斯科1974)。C·M·毛拉一扎吉的《北阿塞尔拜疆地区的地名》一书，提出了阿塞尔拜疆北部地带所有水体地名的分类法，并做了亲属语言材料比较的详细语言学分析。书中确定了许多古代阿塞尔拜疆地名的词源，明确了研究区域地名词汇系统、结构类型和词汇语法的特殊构成。
C·A·阿塔尼雅佐夫的《大地的语言》 (阿什哈巴德1971)和《土库曼斯坦的地名》（同上1981），前者科普性地解释了土库曼地理名称的含义，后者分折了地名的结构和系统，提出了年代和语义分类法，揭示了共和国地名系统的词汇词法学、词汇语义学的特殊构成。
К·阿杜季木拉特的小册子《为何这样称呼——关于喀拉卡尔帕克斯坦地名的历史》(努库斯1965)和《为何这样称呼》 (努库斯1970)对前苏联是有影响的，他从词源学角度阐述了前苏联喀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的地理名称。A·A·阿波德拉合曼诺夫的《地名学与词源）》 (阿拉木图1970) 一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词源学和地名学”，作者提出了词源研究的方法；第二部分是“哈萨克斯坦简明地名词源词典”，作者对哈萨克斯坦140条地名作了词源分析。他的另一部著作是《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地名学》(阿拉木图1979)，他叙述了民族与地名的相互关系，并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对аргын、дулам、алчхн、канглы、керей等十多个民族地名进行了历史词源分析。
0·A·苏勒坦雅也夫称自己的书为《易懂的莫名其妙》(понятныенепонятносми) (阿拉木图1973)。此书是哈萨克斯坦地名学的第一本课外教科书，Г·Д·贾努扎阔夫的《哈萨克专名学文集》(阿拉木图1982)一书叙述了哈萨克斯坦地名的结构类型和系统，特殊构造和语源。
吉尔吉斯地名方面有两部专著和论文问世。Д·依沙也夫的《地名之谜》 (伏龙芝1977)一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叙述地名的普遍问题：地名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专名学术语问题、地名词汇的组词和含义及词汇—一语义分类。第二部分确定了阿拉伯一伊朗和蒙古来源的地名的一般构成并做了语源分析。К·孔阔巴耶夫的《南部吉尔吉斯的地名》（载《苏联突厥学》 1981.5）一文以丰富的实际材料进行叙述。作者从地名的共同体划分出伊朗（粟特一雅诺布、塔吉克、图瓦、维吾尔一乌孜别克），阿拉伯，蒙古，斯拉夫（俄罗斯，乌克兰）语言的层次。对所列地名进行了词汇一语义和结构分析并做了层次、词汇一语义分类。
巴尔卡尔语言学家B·X·穆苏卡也夫的《巴尔卡尔的高山地名》 (纳尔奇克1981)一书叙述了巴尔卡尔的整个地名系统，阐明了地名的历史来源和发展，确定了地名的基本层次，根据地名的词汇语义进行了分类和结构分析，叙述了地名的特殊构成。
近年来较有影响的有О·T·莫勒恰诺娃的文集《阿尔泰山突厥地名的结构类型》 (萨拉托夫1982)是对以往著作的理论总结。在这一新的报告中，作者对阿尔泰突厥语地理名称作了语言学比较，研究了地名的词组，着重从症状学(Семиотические)角度揭示了地名类型的结构、许多专名的理论问题等，首先在突厥地名资料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在C·巴格达伦的《雅库特地名》(雅库特1982)一书中，叙述了雅库特地名的词汇系统、结构和命名原则。除了刊布的专著和研究文集外，还有大量的科学理论文章。1920年至1982年间就有上千篇。这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地名的词义、词源、词组、组成和结构、转写（音译）和形意。
原载牛汝辰《名实新学——地名学理论思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6。
新疆人会说几种语言？
新疆人会说几种语言？我从新疆来，不少成都的朋友会问我，你会不会说新疆话啊？你在新疆长大，一定会和少数民族一样，会说他们的语言吧。
嗯，实际上，我只会汉语和英语。汉语是汉族人的母语，英语是从四年级开始学习的外国语。至于其他种语言，实在是为难我，我不认识、也不会写，会说的也是寥寥无几。
开始接触维吾尔语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当时学校搞民族班级联谊，我作为一个汉族班的代表和少数民族班的代表接触，成为了好朋友。来张她的美照吧！
她是维吾尔族和乌孜别克族的混血儿，所以特别美、特别美。她会说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汉语和英语。
等我上大学的时候，和很多少数民族朋友交了朋友，真的感觉到他们具有语言天赋。
学习汉语言的维吾尔族考沙尔古丽，会说维吾尔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汉语和英语。
哈萨克族的朋友会说哈萨克语、维吾尔语、汉语和英语。
来自克州的柯尔克孜族的朋友会说柯尔克孜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汉语和英语。
其实，在新疆，只要是阿拉伯语系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可以听懂彼此的语言。维吾尔语类似于通用语言，但是让维吾尔族人说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就会有点为难了。
因为各个民族的母语，还是有不少区别的，所以，更像地方方言一样。
总而言之，在新疆，可以用汉语交流，但是能用少数民族语言交流的汉族极少了。而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用自己的母语和汉语，还是比较方便的。毕竟，从小的语言环境很重要的。
简单学几句维吾尔语吧：
你好：亚克西木森斯
兄弟：阿达西
再见：好细
对新疆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关注我哦~
唐山方言形成的简史与特点
说起唐山方言，我们就会想起老一辈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当年赵丽蓉的小品以唐山方言为主，火遍大江南北，唐山这座凤凰涅槃的城市给人幽默，乐观，坚韧的正面形象。
唐山方言跟周边城市方言都不相像，北京，天津，秦皇岛口音都互不相同，怎样形成的方言岛，我们梳理一下：
唐山方言属于中国北方方言华北次方言中的小地域语言，是漫长历史进程中，东北次方言、西北次方言、江淮次方言不断交流融合后，吸收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部分词汇后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方言小语种，得到过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等少数民族语及日语、俄语、英语、德语、法语等国语言补充，是存在大量外来语的方言。
唐朝以前，唐山方言演变比较缓慢。唐朝开始，唐山方言进化逐步加快。陕西省西安的方言，其否定词插入动词语素中。比如：知不道、好着呢等构词方式曾经因为李世民东征而影响过唐山。唐山古冶，开平一带留下“八套拉一辇”的地名传说。唐山方言具有了陕西方言的构词方式和某些具有特征的词汇。唐山方言的“我知不道”、“我好着呢”就是陕西方言的影响结果，至今经久不衰。这种构词方式，违背汉语构词方式，具有一定的逻辑毛病，但能够长期在唐山流传和使用。
宋辽金元时期，北方流行《广韵》，36个声母、62个韵母、四个声调对唐山方言影响较大。当时，社会呈现各少数民族向南发展的趋势，移民受《中原音韵》影响，使唐山方言增加许多新的外来方言词汇。流行在东北的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影响过唐山方言。比如：肮脏，普通话表示外貌不干净，或指某些行为卑鄙丑陋，由东北传入唐山后，读naza，逐渐增加埋汰之意。受东北方言影响，唐山方言元音中没有o，许多词语遇到o时被读成e。比如：玻璃，普通话读boli，唐山读beli；传播，普通话读chuanbo，唐山读chuanbe；模范，普通话读mofan，唐山读mefan。
北京曾经长期是首都，唐山位于畿辅地区，所以受北京方言的影响也比较深，比如：太好，北京读tui好，唐山方言也比较流行。北京方言的儿化、轻声对唐山影响也比较显著，儿化后词语的含义一般会发生改变，甚至出现贬义现象。比如：不言语，普通话读buyanyu，北京某些地方读不yanyi，唐山某些村落也这样说。暖和，普通话读nuanhe,唐山某些村庄读nanhuo；底下，普通话读dixia，唐山某些村庄读dixie；东西，本来指方向，唐山有指某些事物的习惯。头一般指动物最顶端或最前面的部位，儿化后形成头儿，意思完全变化，发生含义改变的情况。勾当原指办事、事情，后来发展为坏事情，贬义非常明显。
契丹族、女真族将河北定州、顺德地区的民众，掠夺安置在唐山，隆尧一带的25个声母41个韵母及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声调的方言开始影响唐山。唐山先后吸收过许多方言词汇。例如：日头（太阳）、日头地（被太阳晒过的地方）、天狗吃日头（日食）、天狗吃月亮（月食）、打闪(闪电)、戗风（逆风）、冷子（冰雹）、毒日头（烈日）、夜个儿（昨天）、早起（早晨）、头晌午（上午）过晌午（下午）、起先（以前）、到底儿（最后）、牙狗（公狗）、牙猪（公猪）、刀螂（螳螂）、蚂蚱（蝗虫）、知了（蝉）、老天爷（天空）等。
唐山方言还曾经吸收许多契丹族统治者的国语，契丹语大量保存在唐山方言中，如：瓦里、便宜、阿里达、捺钵等。瓦里，是辽代犯罪人员居住的地方，滦县有瓦里村。管理瓦里的官吏称为瓦官，路北区有瓦官庄。便宜，是辽代便宜从军府所在地的名称，意思指招收奴隶、乞丐为兵员便宜，路南区有便宜街。达是辽代政区阿里达名称的省略，路南区有达道、达谢庄。捺钵是辽代首都以外的别宫或行在，也被指贵族住地，被方言保留后转写为那母，丰润区有那母庄。
大金国的国语为女真语，唐山方言也大量吸收过女真语，如：巴刹、完颜等。八刹原意是市场，在交流中出现变异，逐渐写作扒齿，有了贬义，原意不再清晰，滦南县有扒齿港。
元朝国语为蒙古语，唐山方言曾经大量吸收蒙古语，如：八里、海子、胡同、那母等。八里的原意是城，专指为各级官吏收取租税为俸禄的部门驻地，开平区、丰润区有八里庄。海子原意是湖泊，古冶区有海子沿。那母一说是那达慕的省略和音转，丰润有那母庄。那颜原意是贵族，可译为官吏、王公、长官、官人等，滦南县有那颜倴盏驻地倴城。站、歹、戈壁、哈达、达赖喇嘛等也是蒙语。般若为佛教用语，原意是智慧，唐山有般若院。洞贞是道教用语，唐山有洞贞观。朝代更迭方言有所变化，这是唐山方言演变的一个特征。
明初，山东、山西移民将山东、山西方言带到唐山。土民编社，使用当地语言；移民编屯，使用外来语言。社、屯交流，唐山方言发生改变。本地方言与山东、山西方言交融加快，唐山方言变得更加复杂。唐山本地方言、山东方言、山西方言的通用部分成为共同语，部分个性方言词语被抛弃。唐山方言区逐步演变成不同的小区域语言系统，构成不同方言区。
唐山方言受到山东25个声母、36个韵母和平上去入轻5个声调方言的影响，吸收的词汇有：日头（太阳）、多咱、一把、贼星（流星）、棒子（玉米）、萝贝(萝卜)、坷垃（土块）、巴棍（木棍）、茅房（厕所）、板凳（长条凳子）、茶壶(烧水的壶)、瓦盆（陶盆）、电棒儿（手电筒）、牲口（干农活的牲畜）、叫驴（公驴）、草驴（母驴）、长虫（蛇）、蛛蛛（蜘蛛）使着了（累着了）等。
唐山方言受到山西24个声母33个韵母及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6个声调方言的影响，吸收的词汇有：地板、天河（银河）、响雷（打雷）、打闪（闪电）、后儿个（后天）、前儿个（前天）、前晌（上午）、晌午（中午）、后晌（下午）、大尽（大月，指31天的月份）、小尽（小月，指30天的月份）、上粪（施肥）、大车（骡马车）、叫驴（公驴）、草驴（母驴）、蛛蛛（蜘蛛）、泔水（刷锅水）、伙房（厨房）、胰子（肥皂）、小子（儿子）、谢顶（秃顶）、打尖（吃饭睡觉）等。其中如蛛蛛、叫驴、草驴、牲口、大车等基本相同的词汇，成为唐山方言的基础通用语；那些不同称谓词语在交流中或者抛弃、或者转变，形成相对区域的小词汇。
到明朝后期，唐山本地、山东、山西方言基本同化，逐步显现出唐山独特的方言特征。但随着明朝边防朝长城一带的转变，唐山方言又开始受到来自吴越特别是江浙地区移民、军队的影响，特别是戚继光部队将江浙、吴越方言融入唐山方言。唐山方言受到江浙地区31个声母45或43个韵母以及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阳去、阳入、阴入7个声调方言的影响。比如：诗人，吴语读si人，闽语读xi人；大鱼读大yi；kayou读成揩油（kaiyou）。
吴越方言将声母zh、ch、sh与z、c、s混合使用，造成唐山部分地域zhi、chi、shi语词混在z、c、s或j、q、x中。唐山吸收吴越、江浙方言词汇，主要有：叫花子、要饭的（乞丐），蛤蟆（青蛙）、八仙桌（大方桌），扫帚星、笤帚星（流星、彗星），走棋（下棋）、瞌睡冲（打瞌睡，演变成瞌睡虫）、屋里（房子）等。
唐山方言有别于北京、天津、承德、辽宁等特点更加明显。比如：日头打西边出来了，意思是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打，就是吴越、江浙方言的影响和吸收。头的本义是上方，引申后就有了顶端、末梢、残余之意。由上方之意引申出头儿、头人、头头、头子、老头、当官儿的、领导等；由顶端之意引申出针头线脑、看头、劲头、听头、说头、想头、前头、后头、上头、下头、甜头、苦头、头天、河头、桥头等；由残余之意引申出布头、裤头、滩头等，词汇比比皆是。核的本义是物体内比较坚硬的部分，如梨核、桃核、杏核、煤核等。山东方言将肉核儿指为瘦肉，核也读乎（hu）音，桃核、煤核、肉核等被读作桃乎、煤乎、肉乎。肉乎不再指瘦肉，语义开始宽泛，而指人相对较胖，这里的乎起到助词作用。
多咱是山东方言的词汇。山东人说：“咱们多咱去？”，多咱是什么时间去的意思。唐山方言吸收后，多咱慢慢变成咋了。咋被儿化，变成咋儿了，有了怎、怎么了的意思。比如说：“咋了，你咋儿不去？”虽然保留着疑问，但已经不再表示时间而开始表示状态了。咋后来被普通话吸收，有了咋呼、诈唬、吆喝、显摆、炫耀意思。
咋儿则留在唐山方言中，形成比较独特的词汇，被称为老奤儿话、老呔儿话。一的本义是最小的正整数，语义很实，在山东、山西方言影响下，一逐渐有了整个、全的含义，语义出现由实向虚的演变趋势，比如:一冬、一班、一身等不再很实，但仍然能够看出实的内涵，而歇一歇、听一听、停一停、问一问、闻一闻等词汇中的一，就没那么实了，显现出明显虚化的感觉，发展到听一把、做一把、玩一把、尝一把时，虚的色彩就更大了，到走一下、来一下时，一的本义恐怕就极少了，甚至可以是一次或者好多次。
清代唐山方言一方面受到满语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粤语方言的影响。唐山方言在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大量词语被唐山方言吸收，有了明显特征。比如：广东人喜欢h、f互用，开花读成开fa，发明读成hua明，唐山出现这样的读音。垃圾、二流子、别扭、蹩腿儿、扯皮、名堂等成为唐山方言词语。广东方言由大广东街、小广东街、南厂、开滦、西山口、马家屯、乔屯一带向外传播；山东方言由山东街、东缸窑、乔屯、开滦一带向外传播；山西方言由西缸窑、山西刘庄、乔屯、马家屯一带向外传播。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使唐山方言越来越有地方特色。
民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唐山方言吸收外来语的频率增加。唐山方言吸收许多国家的语言，出现多语种并存特色。吸收英国语的词汇有扑克、浪漫、打、摩托、卡车、细敏土、士敏土、巧克力、雷达、马达等；吸收法国语的词汇有法兰西、模特、咖啡、巴黎河谷等；
吸收日本语的词汇有日本、新闻（报纸）、东京、写真（照片）、工场（工厂）、景气、取缔、故障、副食、剧场、场合、手续、见习、家私(家具)、会社（公司）、松下、三洋、本田、小池酸素、神户、丰田、本田、浅见、松本、富士山、特高课（科）等；吸收俄语的词汇有拖拉机、瓦西里、莫斯科、海参崴、斯大林格勒、彼得格勒、伊尔库兹克、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等；来自意大利的词汇有法西斯等；吸收德国语的词汇有昆德、汉斯、巴高克等；吸收美国语的词汇有别克、雪佛兰、胡佛、布什、奥巴马、基辛格、华盛顿等。
唐山方言特点非常明显。海格雷是外来语，翻译时吸收中国金木水火土观念，注意海中有水，格中有木，雷中有土，瓷器绘画用金，烧瓷用火，海格雷展现着中外文化的完美结合。唐山方言中的外来语有些不是词汇的原意。比如：万达广场的广场，不是汉语广场的本义，而是居民区或商业区的通名。都市花园的花园也不是花园的本义，也是居民区的通名。部分词语原意消失是唐山方言的一个特点。肯德基、麦当劳、圣诞节、豆捞坊、加州、丰田、本田、松下、巴高克、别克、雪佛兰、阿迪达斯、加乐福、大润发等都是外来语。唐山方言的许多词汇在交流中，声母曾经出现变异，有的声母b词语读成声母p、有的零声母词汇交流中需要添加声母使用，有的词语声母、韵母出现异读，有的词语的词缀韵母因为儿化产生异读。异读词汇、习惯用语保留在唐山方言中比较普遍。
某些词语的声母b变异成p。 比如：波浪，普通话一般读bolang,而唐山方言则读pelang，声母b变异成p；南堡bao读成南pu。但是也有不发生改变的。如：布、不、部、补、别等字的声母b读音就不变，这要加以区别。
零声母词语需加声母使用 比如：安、袄、爱、欧等，普通话读an、ao、ai、ou，但唐山方言中必须加n，这几个词就读成了nan、nao、nai、nou；迁安、棉袄、爱护、欧洲等，在唐山某些区域就是这样发音的。此外，俄、哀、熬、偶、鞍、昂、暗、恩、矮等词语，都是这样发音的。
声母、韵母异读现象明显 酵母（jiaomu）读xiao母，镀铬（duge）读镀luo；zhi、chi、shi有时与z、c、s不分。龙泽路有的人读成龙zhe路；第一册有人读成第一chai或第一che；羞涩有人读成羞she；颜色有人读成颜she或颜shai。某些词汇在使用韵母u时，常常会在前面加o使用，相当于韵母ou。比如：叔、熟等在普通话中读shu，而在唐山方言中则读shou，韵母中增加了o，老叔、饭熟了一般读老shou、饭shou了；但是，书、数、树、苏等词汇的韵母u则不变。
复韵母使用时常常丢u，比如：乱应读luan，唐山一些人读lan；滦读luan，唐山读lan。uo有时变成ao，比如：唐山落子中的落普通话应读luo，唐山读lao。某些词汇的韵母u（读遇）发音时读i。比如：绿、吕、旅等读li，变成li化、姓li、li馆的读音。鱼、剧、距、雨等均存在这种读法。有些时候e变异成uo，有些时候uo变异成e，有时变成ai。比如：河流的河有的人读成huo流。挪一挪的挪有些人读成ne，变成ne一ne；骆驼读luotuo，有人读lete。颜色，有人读成颜shai。ue变异成ao，ao变异成e、u。比如：相约，读成相yao；跃进，读成yao进；乐亭，读成lao亭；南堡读成南pu。
词缀韵母儿化异读 入社，普通话读rushe，社被儿化，读入社儿。人家，普通话读人家，唐山方言读人家儿（renjiaer）。木棍、钢窗、罗锅、写字、小米等读作木棍儿、钢窗儿、罗锅儿、写字儿、小米儿等。许多词在口语中都被儿化使用。在异读词语中：镀铬，一般念成镀luo；酵母，一般说成xiao母；滦南县的滦一般念成lan南县；丰润县一般念成丰ren县；龙泽路，一般读成龙zhe路；颜色，一般念成yanshai或yanshe。在习惯用语中，星期与礼拜同义，唐山人不习惯用星期，而习惯用礼拜；糯米习惯说江米；医生民间习惯说大夫，医生、大夫可以并列使用。
唐山方言是唐山局部地域使用的语言，受古代政治、经济集中、交替影响较大。一个朝代灭亡后另一个朝代兴起，唐山方言就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改变结果是：语汇中许多旧单音节词语被废弃或者吸收，形成新的双音节或三音节词语。同时，来自不同民族的多音节词语被废弃或省略吸收，出现许多新的双音节词语。
也就是说，唐山方言具有两个特征：其一，许多单音节词语不断被双音节词语所取代。如：现代的“眼睛”取代古代的“目’；同时大量古代单音节词语变成现代双音节词语语素，如：习成为学习、练习、实习、习题的语素，唐山现代方言词以双音节为主。其二，多音节短语一般减缩为双音节使用，如唐山工学院简称唐院、开滦矿务局简称开滦；许多多音节音译词被双音节意译词所取代，如：赛因斯被科学、德谟克拉西被民主、细敏土被水泥所取代。双音节、三音节语词占绝对优势，到四音节以上时，必须使用简称。唐山交通大学习惯简称交大，唐山铁道学院习惯简称唐院，交大、唐院是一所学校不同时期的简称。人民公社简称公社、生产大队简称生产队、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新华东道、新华西道习惯简称新华道。词汇由多音节变为二音节、三音节。
唐山方言经常利用词根复合法构词，其词尾喜欢使用虚词语素的子、头、们等。比如：地名新城子、老庄子、许鄄子中的子并没有实际含义，却不能随便舍弃。轻声、儿化、重叠或附加等方式也可以组成新词。子与儿在唐山方言中承担不同功能，有的不能同时使用，有的可以同时使用。比如：新城子不能写作新城儿，帽子可以说成帽儿。构词方式的多样化是唐山方言的一个特点。
读音一般没有阳平声调，门、难、牛、油、糖等一般读阴平调；骑、齐、强等一般读成上声调。受不同地域方言影响，唐山方言有不同声母区、韵母区、声调区及交汇区的区别。按照声母多少可以划分成23个声母、22个声母、20个声母、19个声母区；按照韵母多少可以分成35个韵母、34个韵母、31个韵母区；按照声调可以分成三声四调区、三声三调区。唐山市区方言系统由22个韵母区或23个声母区、36个韵母区、三声四调区的交汇形成。外县市方言受周围地市影响比较大，呈现出周围地市方言向唐山方言过渡的特点，分别具备秦皇岛的昌黎、卢龙，承德的兴隆、宽城，天津的蓟县、卢台、塘沽、汉沽及北京方言的特点。唐山方言受山东、山西、江浙、广东方言的影响，具备多方言交汇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