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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法院比亚迪法官

“机车大佬”状告比亚迪交付“违规品”,比亚迪反击:与事实不符

又被质疑“在一起”,比亚迪这个“大哥”不好做。

作者 | 赵普

编辑丨高远山

来源 | 野马财经

就在比亚迪仰望U8上市当天,一则“机车大佬”起诉比亚迪延迟交付的消息被公开,并在长城汽车之后,再度质疑谁敢和比亚迪“在一起”。

9月20日,微博用户“松散小雷”发消息称,松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简称“松散科技”)已经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比亚迪,案由为“合同纠纷”。

来源:微博“松散小雷”

微博内容显示,松散造车20余年,投入全部资金2.35亿元委托比亚迪代工,但比亚迪却延迟交付长达25个月,而且最终交付的还是配件不合格、环保随车清单造假、未作RDE实验的“违规品”。

张小雷称,这些“违规品”让松散手握来自全球的数万台订单却无法前行,并指责比亚迪“完全没有契约精神,恃强凌弱,霸王条款,不顾合作伙伴死活”,这样的“带头大哥”谁敢和你“在一起”。

同时,张小雷还将上述信息上传到了个人抖音号,但比亚迪的反击随之而来,并成功将视频投诉下架。

比亚迪在投诉内容中表示,“经核实,视频中提及阐述的合作内容、合同约定、车辆试验与事实严重不符。视频作者罔顾事实,采用‘带节奏’的形式恶意引导舆论、干涉正常司法程序,且已经对比亚迪品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伤害,侵犯了我司名誉权。”

比亚迪还在投诉材料中提供了环保清单,但张小雷称其委托代工的车型仍在工信部未整改名录中。

比亚迪提供的环保清单截图 来源:微博“松散小雷”

公开信息显示,“松散小雷”为松散顶级机车博物馆创始人张小雷的个人微博账号,张小雷曾联合杨坤、李亚鹏、宋威、耿辉等90年代北京的老哈雷车主成立了松散MC美式机车俱乐部,在机车改装届非常有名。

从合作代工到对簿公堂

“70后”张小雷是北京最早接触“机车文化”的一代人,微博认证信息显示,他成立的松散MC美式机车俱乐部是中国最早的高端定制车俱乐部(1994年),也是高端古典汽摩定制车制造商,很多明星都定制过专属自己的“松散机车”。

随后,松散机车又开始进入汽车领域,区别于传统车企和“蔚小理”这种新能源造车新势力,松散机车主攻古典汽车定制业务。

2009年松散汽车与美国AMTECH合作开发高端定制摩托车及古典汽车,2019年AMTECH正式入资松散,成立合资公司在华投产新古典汽车系列产品,并通过AMTECH在美国工厂进行古典汽车定制生产。

2021年广州车展上的松散汽车

而从张小雷公开的工信部注册信息来看,松散最迟在2020年就和比亚迪进行了委托代工的合作,生产地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草堂科技产业基地泰岭大道西1号。

而这次松散科技起诉比亚迪的公司之一: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其地址信息也和上述生产地址一致。

松散汽车的车型包括三款轿车和一款MPV,分别是SSDOLPHIN(松散海豚)、MONTEREY、SSGT和SS SUMMER。

来源:汽车日报

其中最早面市的是2020款的松散海豚,报价70万元起,吸引了很多业内媒体对其报道。

报道内容显示,松散海豚是基于1958年款雪佛兰CorvetteC1打造的车型,拥有敞篷版和硬顶双座版,并且分为进口版本和国产两个版本。

不过,松散海豚和比亚迪海豚并不是同一款车。

张小雷在2021年2月发文称,松散机车和比亚迪汽车是以比亚迪技术为依托并委托代工的合作关系,SS DOLPHINS注册孕育近两年了,并非比亚迪新近推出的高端品牌之中的海豚。

2021年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还曾前往松散机车展台观看其展示车型,张小雷在微博发文表示“松散机车接受BYD领导检阅”。

从比亚迪的小伙伴,到成为比亚迪的原告,松散机车与比亚迪三年多的合作有很多不愉快,能否获得赔偿还有待法院进一步审理。

张小雷称,相关证据已经提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但由于张小雷尚未透露与比亚迪合作的具体信息,仅从目前公开信息看,还有很多细节待确认,其中至少有两个关键信息:

第一,合作代工一般是先付一部分预付款,所以张小雷所说的“投入全部资金2.35亿元”如果是预付款,那如何解释“全部资金”的说法?双方的合作金额究竟是多少?

第二,张小雷说因为比亚迪交付“违规品”,导致松散手握全球数万台订单无法前行,这个订单数量有待考证。

从张小雷公开的工信部注册信息来看,比亚迪代工的车型近似“松散海豚”,而松散海豚报价70万元起,比亚迪代工费用也应不菲。而按照2.35亿元代工1万辆车来算,代工费仅2.35万元/辆。

具体合作情况,还有待张小雷和比亚迪双方进一步披露。

谁和比亚迪“在一起”?

张小雷是在长城汽车之后,又一个质疑和比亚迪“在一起”的人。

自从王传福在比亚迪8月份的发布会上喊出“在一起才是中国汽车”,这个口号就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

有人认为王传福格局大,是中国汽车行业的代表,得到一汽红旗、东风岚图、长安深蓝、奇瑞汽车、广汽Hyper昊铂、广汽埃安、理想汽车、小鹏汽车等多家新能源车企的响应。

至少,在喊口号上,愿意和比亚迪“在一起”的同行还是很多的。

但也有人认为,比亚迪是“道德绑架”,长城汽车CTO(首席技术官)王远力在个人微博上发布观点称,“我们不要道德绑架的在一起......商业还是要用商业的逻辑来解决,如果只是口头上强调在一起,那一定是嘴上蜜糖,内心砒霜,那还不如先打一架再在一起吧。”

来源:微博

此前,长城汽车曾举报秦PLUSDM-i、宋PLUSDM-i采用常压油箱,涉嫌整车蒸发污染物排放不达标,并于4月11日向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递交举报材料。

王远力还在8月份发微博称,6月25日,生态环境部已就上述举报展开联合调查。

虽然有同行质疑,但像松散科技这样和比亚迪走到对簿公堂的案例其实并不多。

今年以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002594.SZ)涉诉关系中,处于被告身份的有7宗案件,案由基本为服务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其原告包括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阳狮网帆(上海)信息传输有限公司、江苏中航蓝科车辆科技有限公司。

其中阳狮网帆的诉讼请求并未得到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且已移交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所在的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

大步向前的比亚迪并没有因为上述质疑或诉讼停下脚步。

最新产销数据显示,比亚迪8月销售274386辆,乘用车销售274086辆,同比增长57.5%。其中王朝/海洋销售262571辆,同比增长50.9%,腾势汽车销售11515辆,乘用车出口25023辆。

今年1月~8月,比亚迪累计销量1792184辆,同比大增82.16%;累计生产汽车1832887辆,同比大增84.89%。

来源:比亚迪公告

此前,王传福曾在投资者沟通会上表示,比亚迪2023年的目标是年底前成为中国第一大汽车制造商,年销量目标300万辆起步,争取翻倍增长到360万辆。其中280万辆为国内市场,80万辆为海外市场。

截至8月份,比亚迪已经完成年度300万辆销量目标的60%。

不可否认的是,和比亚迪“在一起”的还是大多数,而且不限于汽车行业。实际上,比亚迪提供代工的汽车企业并不多,反而是手机代工业务占比更大。

据2023年半年度财报,比亚迪有超过510亿元的营收来自手机部件、组装及其他产品,在总营收中占比高达19.64%,而安卓客户、海外客户是比亚迪主要客户之一。此外,比亚迪还在智能家居、游戏硬件、无人机等领域拓展。

随着比亚迪产销规模的额进一步增长,未来和比亚迪“在一起”的还会越来越多,包括车主、供应商、合作伙伴等等,这对比亚迪来说既是动力也有压力,要做好“带头大哥”仍是任重道远。

比亚迪广告门剧终:“双面李鬼”李娟被判14年,多家广告公司濒临破产

今年五一前夕,一则执行裁定书将几乎被遗忘的“比亚迪广告门”事件再次拉回公众眼前。

“本院认为,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本案被执行人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日前公布的这则执行裁定书也基本宣告,曾经处在“比亚迪广告门”风暴中心的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雨鸿”),如今已濒临破产边缘。

“(雨鸿)现在已经没做业务了。”5月12日,上海雨鸿的前负责人、曾被李娟“借用”身份的汪晓婷回复红星资本局称,现在已经不在上海雨鸿上班了,不清楚该公司目前的具体事情。

而引爆“比亚迪广告门”事件的主角李娟,也于2019年12月31日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彼时,一审判决后,李娟还曾上诉,但随后迅速撤诉。李娟的丈夫夏先生在回复红星资本局时称,对于撤诉等并不知情。

看起来,这起曾经轰动全国的“广告罗生门”,随着李娟被判刑已经剧终。但事件的背后,当初涉及其中的30余家广告公司和供应商仍陷于法律诉讼当中,纠缠至今,且多家广告公司处于濒临破产的绝境。

“比亚迪广告门”简要回顾

根据红星资本局早前报道,2018年7月12日,比亚迪(002594,SH)官方发布一则《关于李娟等人冒用比亚迪名义开展相关业务的声明》,其中称2017年5月,李娟使用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名义,以自有资源(广告及活动)试用及免费使用为切入点,主动与比亚迪联系并开展免费广告宣传,随后伪造比亚迪公司印章、冒用公司名义开展业务。

比亚迪在声明中表示,该公司以李娟涉嫌伪造其印章及合同诈骗罪向上海警方报案。警方在李娟处查获了多枚伪造的比亚迪印章,后者因涉嫌犯罪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比亚迪对李娟等人用伪造印章与相关公司签署的合同等事宜,概不知情,也与该公司无关。该事件被称为“比亚迪广告门”,一度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分包商”上海雨鸿涉30条法律诉讼

超3000万元欠款无力归还

2021年4月29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执行裁定书:“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本案被执行人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故无继续执行的条件,应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截图自裁判文书网

这起执行源于上海雨鸿与霍尔果斯同领立胜广告传播有限公司的一则服务合同纠纷,而类似的执行裁定还有5个。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雨鸿共涉及30条法律诉讼、10条限制消费令、11次失信被执行人,均是在“比亚迪广告门”之后产生。另有8个终本案件,执行标的总金额超过3000万元,全部未履行。

曾经处在“比亚迪广告门”风暴中心的上海雨鸿,如今已濒临破产边缘。

在“比亚迪广告门”事件中,上海雨鸿是唯一一个比亚迪集团入库的供应商,而“上海雨鸿高管汪晓婷”则是李娟在面对比亚迪谈判时的“官方身份”。上海雨鸿在比亚迪“广告罗生门”事件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一度让人匪夷所思。

5月12日,红星资本局拨通了上海雨鸿的电话,当问到该公司是否还有正常业务时,对方表示“已经没做业务了”;而汪晓婷也告诉红星资本局,“现在已经不在雨鸿上班了,不清楚雨鸿的事情”,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回顾“比亚迪广告门”事件,这是一场至今未揭底牌的罗生门,涉及其中的比亚迪、上海雨鸿以及30余家广告公司在事发后都以受害者自居。

对外界自称为“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的李娟是引爆广告门的当事人。对外界,李娟以上海比亚迪的名义与多家广告商洽谈,3年间,30余家广告公司帮比亚迪在多个地区做了经销商活动及广告投放;对比亚迪,李娟又打着上海雨鸿文化的名头,以低价和免费为诱饵与比亚迪达成合作,其中就包括赞助英超足球俱乐部阿森纳这一明星项目。

李娟的“双面生意”持续了近3年,直到2018年,多个广告商收不到回款,涉及金额高达11亿元。几十家广告公司找到了比亚迪总部,但之后,比亚迪官方以受害者的身份发布了一份《关于李娟等人冒用比亚迪名义开展相关业务的声明》,称李娟冒用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的身份,伪造多枚印章,以比亚迪名义,与多家单位及机构展开广告宣传类合作。对此,比亚迪并不知情。

这则声明迅速引爆了广告公司的愤怒,李娟到底代表哪一方?谁才是受害者?谁又是最终受益者?随着舆论的发酵,一时间众说纷纭。

“双面李鬼”李娟被判入狱14年

一度上诉后又撤诉

2015年,李娟从广告公司的普通职员,摇身一变成为“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华东区域市场部总经理”,在上海时代金融中心租了一间办公室,招聘了员工,随后开始了她的“双面生意”。

李娟向供应商解释“上海比亚迪”存在的理由是:比亚迪的高层洗牌,对总部市场部门并不满意的某高管希望在外另立门户,随后逐渐取代总部的市场部门。

这样的“双面生意”持续了近3年,2018年6月,李娟因无力支付30余家广告供应商的欠款,最终无法收拾局面。随后用与此事无关的理由(一处价值1200万元来历不明的房产)向警方自首,于6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逮捕羁押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在“比亚迪广告门”事件过去一年后,这起扑朔迷离的罗生门终于迎来了结局。

在法院判决书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谜团的结论:李娟未经比亚迪公司许可,擅自设立“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推广部办公室”,自称负责人,使用私刻印章与几十家广告商签订比亚迪品牌广告推广合同,未付的款项都高达2.47亿。

除了获取广告商的信任,李娟还冒用比亚迪的名义,许诺高息回报,以向与比亚迪品牌有关的广告项目垫资等为名,诱骗上海霜阳、上海睿思哲等在内的公司钱款1.75亿。这些款项最终流向了李娟指定的公司,部分用于支付前期广告合同,部分用于其运营开支、个人使用、购买房产等。

2019年12月31日,李娟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财产人民币500万元,已查封的房产予以折价后发还被害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裁判文书中表示李娟是“虚构受他人指示”。也就是说,经法院审理,当年李娟称是受老板陈振宇的指示并无此事。陈振宇是李娟在瑞安房地产工作时的前同事,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否认了自己与比亚迪广告门有关系。

前面提到,李娟用一处1200万元来历不明的房产向警方报案,据媒体报道,李娟的家属曾表示,这处房产是她老板给她的奖金。但在裁判文书中提到,李娟冒用比亚迪的名义骗取上海千乘文化1780万元,其中1200万元用于其个人购房,但并未说明是否是同一处房产。

红星资本局发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李娟表示不服后提出上诉,但就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过程中,李娟却申请了撤诉。

“比亚迪广告门”主角李娟在一审判决后上诉,随后又撤诉

2021年5月12日,红星资本局致电李娟的丈夫夏先生。关于李娟撤诉的事情,夏先生称并不知情。对于当年的“比亚迪广告门”,夏先生也反复强调:“我不清楚这个事情,你去问别人吧。”

比亚迪面临多起诉讼

一度被指管理漏洞

从李娟的判决书来看,比亚迪似乎也是无辜的受害者,全身而退。但实际上,比亚迪也面临多起法律诉讼。

2018年,比亚迪被上海千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告上法庭;2020年4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上海威瑞广告诉比亚迪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上海速肯广告也在2019年左右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了比亚迪,但今年初已撤诉。

除了法律纠纷之外,比亚迪一度深陷广告罗生门的阴影,股价大跌市值蒸发,公司声誉也蒙受损失,被外界质疑公司内部管理存在漏洞。

当年比亚迪的业绩也未达预期,2018年营业收入虽然同比增长22.79%,但净利润为27.80亿元,同比减少31.63%,这还是在获得大量新能源补贴的背景下。

“比亚迪广告门”发酵后,对于广告商,比亚迪曾连发三次声明表示“毫不知情”。但是,2018年7月16日,比亚迪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发布公告称,愿意与相关公司沟通,并按照警方针对事实和金额的核查认定,与相关公司商讨合理解决方案。

但商讨的后续如何,外界不得而知。

2019年的上海车展期间,比亚迪展台曾发生现场维权,有7名身穿黑白两色T恤的青年人站上比亚迪展台,T恤上印着“BYD还钱”等字样。有部分舆论认为,此事与比亚迪广告门有关,然而车展之后,维权的事情也没了后续。

2019年上海车展比亚迪展台维权

数十家广告公司受牵连

多家公司如今面临诉讼、破产

“比亚迪广告门”引爆之后,一家广告公司上海竞智曾发文质问比亚迪:“3年,这么大的活动量,这么声势浩大的品牌宣传,贵司,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吗?”。

这篇文章也牵出几十家广告公司的隐情。另一家广告公司上海速肯称,其作为比亚迪华东区、华北区商场静态展的供应商,执行了多达三十几场静态展;在唐山高铁站、机场等地进行了户外广告投放,拍摄了比亚迪新能源车平面广告,比亚迪新能源车TVC广告视频等等,大大小小的合同金额将近人民币3000万元。

如今,除了濒临破产的上海雨鸿,波及其中的几十家广告公司现状如何?

红星资本局搜索发现,上海速肯广告因未支付广东卫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30万元广告资源费及违约金,已被列为失信公司与限制高消费企业;另一家广告公司上海霜阳文化也多次陷入借贷纠纷,如今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失信、限高、强制执行;上海竞智广告也面临同样的处境。

实际上,比亚迪广告事件涉及的广告商远不止于此。据媒体报道,在李娟操盘过程中,她曾鼓励一些有实力的广告商发展下线,将一些具体事务交由更多二级广告商落实,这些二级广告商的数量远超30家。

红星资本局发现,上海雨鸿曾经与上海郡谷文化签订了某卫视跨年演唱会的广告投放合同,而上海郡谷又将部分广告项目打包给四川熊猫梦工场。“比亚迪广告门”事发之后,后两家公司也因为广告合同纠纷诉诸法庭。

可以看到,涉事其中的广告公司和供应商们仍陷于法律诉讼当中,纠缠至今。

对于比亚迪如此体量的公司来说,广告罗生门的影响是短暂的。就在去年,比亚迪的股价暴涨9倍,2021年1月股价最高点冲上273.37港元。但对于上海速肯等几十家广告公司来说,面临的就是倒闭、破产、被拖垮的结局。

上海速肯负责人吴先生曾对媒体表示:“打官司起码一两年时间,我们广告公司也拖不起,公司要被拖垮的。当时就说跟比亚迪总部坐下来聊一聊,这些钱如果你有困难不用一次性付给我,哪怕你分个一两年分期给我,你让我们活着,我们都很好说话的。”

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强亚铣

责编 任志江 编辑 邓凌瑶

被开除,员工将企业告上法院,比亚迪:你占用宿舍,影响公司声誉

前言:

很多职场人从来不把劳动法当作一项技能,一遇到事,瞬间就傻。还有部分职场人,什么事都不做,只会说劳动法没有用。就笔者认识的一部分大厂员工,他们现在已经把每天视频打卡跟录音取证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来完成了。那些认为劳动法没有用的人,请问问自己,在没遇到裁员前,自己做过些什么?

希望各位每天哪怕花5分钟在“互联网坊间八卦”上学一点点职场技能,看一个劳动案例,笔者就可以肯定,你足以干掉80%混日子的职场人了。

近日,据企查查披露的判决书显示。原告李自华与被告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07月0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求:

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62,000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赔偿金金额为189,000元。

事实与理由:

原告于2006年12月5日进入被告处从事机修工作。双方签有劳动合同,末次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4年1月10日原告被鉴定为职业病,2014年4月4日因工受伤。2020年3月17日,被告以原告收取新来应聘人员曹xx费用30元,占用公司宿舍为由解除劳动通知书。现在原告不服仲裁,起诉至法院。

被告答辩:

被告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告私自收取员工的培训费用,影响了公司声誉,且占用公司宿舍,均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故被告属合法解除,不应支付赔偿金。

法院查明:

原告于2006年12月5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岗位机修工,双方签有劳动合同,末次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0年3月17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由为:

1、原告在2020年3月11日08时30分左右,在公司门口违规收取应聘人员费用30元,经调查情况属实,根据《比亚迪公司员工日常行为考核细则》第6.4.9.16条规定,给予四级处罚;

2、原告私自占用公司宿舍,存放被子、桶等生活用品售卖给公司新进员工,经调查情况属实,严重违反《比亚迪公司员工日常行为考核细则》第6.4.9.14条规定,给予四级处罚,解除劳动合同,取消当月表现奖或者绩效奖并且不得再次进厂。

对于原告是否存在以被告名义收取培训费,被告提供了人力资源部对曹xx的询问笔录及上海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该回执单记载民警到场经了解,系曹xx通过中介公司前往被告处应聘工作,当时工作人员给了曹xx一个电话,曹xx联系该电话后,一个自称比亚迪的员工从厂区出来,向曹xx收取了30元的资料费,后曹xx发现被告招聘员工不收费,遂前往保安部报警,据曹xx称和其一样情况的大约有十多名员工。

被告同时还提供了刘xx及李xx的治安事件访谈表,其中刘xx陈述到了比亚迪门口,上了一个人的车,交了30元,然后让其下车称会有人带他进去。原告则提供了曹xx的书面证明,载明当日劳务所派车送曹xx至被告处时,司机收取了30元,后面保安科给其看的照片与司机长得比较像,故误认为司机就是李xx,实际与李xx无关。

另查明,关于是否收取30元培训费一事,原告向被告出具了一份事情经过,载明中介所的小陈系其儿子朋友,有时送人进比亚迪,原告会在有空时帮一下忙接一下,至于他们收多少钱不清楚。

原告会在松江xx劳务信息交流总群中发布被告面试信息,且所留的联系电话也系原告电话,但原告称实际是其儿子在操作。对于原告是否侵占公司宿舍一事,原告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20年3月16日凌晨1时许,因为我工作的比亚迪公司要辞退我,然后他们发现我除了分配的宿舍,还私下弄了两间空宿舍放我贩卖的被子。我们就发生了纠纷……”,至于宿舍钥匙是哪里的,原告称:“是以前比亚迪一个主任叫赵xx的给我的钥匙,当时我们关系比较好,当时我问他说有空的宿舍就给弄一间放放东西,现在赵xx已经离职了”。对于使用两间宿舍多久了,原告称:“2019年11月份”,原告对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内容为不实记录,被子其实际就在2020年3月16日、17日放了两晚。

法院认为: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现被告以原告收取应聘人员费用及占用公司宿舍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对于原告是否收取费用,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曹xx等人所述的人均未明确是否为原告,曹xx陈述收取其30元的人员也非带其进厂的人,原、被告提供的曹xx证言也存在矛盾,所涉证人也某某到庭接受询问,故对真实性本院难以采信,法院对原告收取培训费30元的事实难以认定。

对于占用宿舍一事,原告在派出所作出了明确陈述,系从2019年11月份开始使用,用来放置其贩卖的被子,现其认为只是放了两天本院难以采信,法院认为,原告私自占用被告公司宿舍放置私人物品,应属侵占公司财务的行为。原告处的日常行为考核细则及员工手册,原告都予以了签收,现原告不予否认收到本院难以采信。现被告据此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属合法解除,原告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院不予支持。

判决结果

驳回原告李xx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李xx负担(已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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