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有多繁华，就有多畸形
里坊制度
自秦汉而下，中国古代的大城市有两个基本特点：
1. 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由政治权力推动建筑，在布局与管理上完全遵从权力的意志。
2.城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群体，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城中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全部依赖城中贵族的消费而存在，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从业者与行业俱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
号称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长安城也不例外。长安共计108坊（唐高宗龙朔至唐玄宗开元间为110坊，唐玄宗开元之后为109坊）。其中西54坊由长安县管辖，东54坊由万年县管辖，两县统属京兆府。全城呈规整的棋盘式布局。
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化的布局，其设计思路的出发点是为权力服务，而非便利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话说就是：“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
“宏伟的理想都市”追求的是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保障皇室的安全。这种追求对普通市民而言往往意味着束缚、禁锢与不宜居。布局上，街道纵横笔直，坊区四四方方，全方位的整齐划一追求的是神圣性。管理上，实施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严格控制城内居民的人身自由，追求的是安全。
唐长安城布局示意图。/《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里坊制度源于秦汉时代的闾里制。所谓闾里制，简单说来，就是在城内用围墙圈出许多方块状的“闾”或“坊”。居民住在墙内的房子里，不许临街开门，不许临街起楼，只能从官府设置的坊门出入。坊门设置有“弹室”之类的机构，配备了“坊正”“里正”之类的管理人员，用来监控居民的进出。
北宋定都开封后，里坊制才被抛弃——并不是赵宋王朝不喜欢里坊制，而是开封的自然环境不允许，取而代之的是《清明上河图》中那种较为开放的“街坊制”，城市居民不再被官府用高墙禁锢。及至清代，爱新觉罗氏入关后欠缺自信，用栅栏将北京城的居民住宅再次分割、封闭。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北京内城有大小栅栏1100余道，外城有大小栅栏440余道，栅栏门晨启昏闭。直到清代中叶栅栏才渐渐消失，“大栅栏”的地名则流传至今。
夜禁制度
再说夜禁制度，简单说来就是，长安城的外郭城门、宫城城门、皇城城门与坊市之门会在入夜前定时关闭，形成三层封闭结构（长安城—宫/ 皇城—坊），以控制城内人员入夜后的活动半径（坊内之人只能在本坊内部活动）。
为将夜禁制度落到实处，唐朝皇帝想了很多办法。具体包括：
1. 若有人不守夜禁出坊，严厉追责坊正。
2. 设左、右街使（由左、右金吾卫中郎将担任），左、右巡使（由殿中侍御史担任）。
3. 左、右金吾卫上街夜巡，遇到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砍杀、杖毙。
4. 于城门坊角设“武侯铺”，由武装兵士值班，巡查周边区域，兵士少则五人，多则百人。
5. 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须参与夜禁的落实。如此层层落实、级级追责，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来防范城中居民夜间行动，以满足皇权对安全的追求。
这种防范既针对底层百姓（使其散沙化，无力酿成群体性事件），也针对城内显贵。比如，唐肃宗时设有特务机构“察事厅子”，由宦官李辅国掌控，用以监督城中官僚、贵族，“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武则天时代，为了控制李唐皇室，又将包括李隆基在内的诸多李唐皇室成员控制在兴庆坊内集中居住。晚唐皇权落入宦官之手，宦官又将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有唐一代，长安城内先后出现过五王同坊、十王同坊、十六王同坊乃至“百孙院”。
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为上述监控与监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监控与监管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强度的大小取决于皇权的兴衰。皇权兴，打压显贵游刃有余，监控的力度就强；皇权衰，不得不笼络权贵以维系统治，监控的力度就弱，对突破坊墙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出台过政策，允许皇室及三品以上官员临街开门。比如，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里坊就出现了许多穿墙破洞的现象——显贵们不愿绕道走官府铸造的坊门，更喜欢在自家临街的墙上破洞开门。唐代宗下诏命京兆尹李勉严查“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的现象，要求一律拆毁私开的门，并予以重罚，但并无太大成效。
大唐长安城。/纪录片《大明宫》截图
后来，皇权落入宦官之手，长安城向街开门的现象更普遍了。唐文宗（计划诛杀宦官，却反遭宦官软禁的那位）时期，负责落实夜禁政策的左右巡使曾在报告中哀叹说，向街开门的太多，有皇帝特批可以开的，有未得特批自己就开了的，总之无法遏制，那些住户常常不等晨钟响就开门，暮鼓怎么敲也不关门，使得长安城的夜禁制度形同虚设。
城市监控力度的衰弱确实增加了安全隐患。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晨钟敲过，天色未明，为了赶上早朝，家住靖安坊的宰相武元衡骑马走出了家门。他穿过靖安坊东门，进入大街时，突遭埋伏在侧的刺客围杀，被割去了头颅。同日，家住永乐坊的另一位高官裴度也遭遇了刺客袭击，他滚落到街旁水沟之中，头颈负伤，因毡帽厚实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事后查明，刺客来自地方藩镇（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因武元衡与裴度正协助皇帝加强中央集权，试图对藩镇用兵，故遭遇此劫。
皇权衰微之下的商业
但另一方面，监控力度的衰弱也让城市有了更多的活力，城市的灵魂——商业有了很大发展。
唐长安城虽设有东、西二市，但因位置固定（所有交易只能在东、西二市进行），且营业时间短（中午开市，日落闭市），服务对象始终非常有限。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东、西二市带来的生活便利——市中不但可以买到各种商品，包括米、麦、肉类、酒类、蔬菜水果、衣物、纺织品、金银、宝石、药品、马匹、车辆等，还有酒宴、戏曲等娱乐项目，唐长安城的官僚、贵族在置办住宅时，首先考虑的是靠近位于城市东北部的大明宫和兴庆宫（那里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其次就是靠近东市和西市——二市营业时间短，长安城又实行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住得离二市远了，既没有办法痛快地购物，也有可能因为购物耽搁时间太久而赶不及回坊，被巡夜的金吾卫抓住打个半死。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东市。
为皇室的安全而施加的限制直接导致东市周边地区（该区域靠近大明宫和兴庆宫）成了长安城官僚、贵族府邸最为集中之处，也是唐长安城住宅价格最昂贵的地区。事实上，不止官僚、贵族的府邸，整个长安城的住宅分布也基本处于“东贵西贱”“南虚北实”的状态。具体来说就是：以纵贯全城的朱雀大街为界，“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东”，街西则“浮寓流寄不可胜计”——官僚、贵族和有钱人集中住在街东，平民百姓和外来人口集中住在街西。而“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从皇城向南数，第六条横街以南的地方大多无人居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最南边的四排坊，从东城墙到西城墙只偶尔有人居住，已被开垦为“阡陌相连”的农田。
长安城示意图。/纪录片《大明宫》截图
当皇权衰微，对城市的监控力度减弱时，长安城才渐渐有了烟火气，出现了宜居的一面。宜居的变化如下：
第一个变化是穿墙破洞与临街开门现象增多，前文已有叙述。
第二个变化是商业活动突破东、西二市的范围，扩展到了其他坊。崇仁坊里出现了造乐器的工匠作坊，平康坊里有人卖姜果，宣阳坊里开设了彩缬铺，长兴坊里有毕罗店，宣平坊里可以买到油，升平坊里可以买到胡饼，延寿坊里出售各种金银珠宝……诸多的酒肆与旅店也出现在了东、西二市周边，“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夜市随之兴起。唐德宗时期，旅人可以在酒肆里喝到酩酊大醉，不必担心天黑后回不了旅店；韦庄也在诗里说“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早上去朝廷上班，晚上去酒楼买醉。这都是只有在皇权衰微、城市控制放松的中晚唐才有的快活。
权力之城
遗憾的是，这些快活与长安城内的普通百姓关系不大。
无论皇权如何衰微，唐代的长安终究是一座权力之城。金吾卫奈何不了达官显贵，对付底层百姓却绰绰有余。所以，草民照样不敢临街开门，照样暮鼓一响就得撒丫子往坊内跑，照样与城市的喧闹繁华无关。
与底层百姓有关的只有掠夺与汲取。
唐人诗词中常有“长安城中百万家”一类的句子，这当然是夸张之辞。开元、天宝年间的长安城，总人口约为70万，除去军队（约10万左右），簿籍所载宗室、宫人、宦官、外国人等（共计5万余人）、僧人和道士（约2万—3万人）以及脱漏人口（约10万人），长安城内由长安县与万年县管辖的普通百姓约有三四十万人。这三四十万普通百姓在这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并没有过上舒适的生活。除了负担所有唐帝国百姓都必须负担的常规的赋役、徭役外，他们还得不断承受来自皇权的“随兴掠夺”。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截图。
比如“金融榨取”，自唐帝国铸造“开元通宝”之后即已开始。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朝廷率先铸造减重的铜钱敛财，民间随之跟风盗铸。唐高宗时期，“恶钱”（含铜量不足之钱）即已充斥长安城。恶钱是一种官方称呼，它流行的根源其实是唐帝国官方不愿为市场提供足量的合格铜钱——铸造合格的铜钱成本很高（主要是缺铜），没有多少收益，多数时候还会亏损，但官府又不愿将铸币权下放民间。铜钱不足导致通货紧缩、钱贵物轻，民间只好流通私铸的恶钱。
开元通宝。/wiki
对朝廷而言，铸造“好钱”会亏损，收缴“恶钱”却有利可图。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下令“以五恶钱酬一好钱”，命百姓用五个恶钱向政府换一个好钱，在长安率先实行。结果百姓不愿换，“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等着朝廷取消不许恶钱流通的禁令。唐高宗无奈，改为“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两个恶钱换一个好钱，百姓仍然不愿。百姓又不傻，换了就等于将自己的部分财富无偿让给了皇帝。
于是，六年之后，唐高宗采取了另一种敛财之法：铸造一种名为“乾封泉宝”的大钱，官定新钱一文等于旧钱十文（一文新钱的含铜量远低于十文旧钱），且给出期限，一年之后将废除旧钱，禁止旧钱流通，实际上仍是逼迫百姓拿旧钱来换新钱，将部分财富转移给朝廷。作为率先执行换钱政策的地方，长安百姓深受其害，史称“京城纷然，卖买殆绝”。
类似的手段，唐肃宗也用过。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唐肃宗采纳铸钱使第五琦的建议，铸造发行了“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是1︰10——乾元重宝每缗重十斤，开元通宝每缗重六斤四两，朝廷以一个“十斤”强行兑换民间的十个“六斤四两”，这显然是赤裸裸的抢劫。稍后，第五琦变本加厉，又主持铸造了“重轮乾元钱”（每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是1︰50。这场敛财运动制造了巨大的民生灾难。史载：
“法既屡易，物价腾跃，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京师人人私铸……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
刚刚重归李唐的长安百姓成了这场敛财运动最直接的受害者。为了止损，为了活下去，他们选择冒死私铸乾元重宝与重轮乾元钱。自然，这是皇权不能容许的，仅仅一个月，长安城内就处死了800余名盗铸者。
而相比遮遮掩掩，收效迟缓的“金融榨取”，皇权有时候更喜欢直接暴力掠夺。
唐德宗时期，长安城的百姓有过这样的遭遇。当时，为了支持与藩镇之间的战争，唐德宗采纳韦都宾、陈京的建议，决定搜刮天下富商，尤其是长安商人。史载：
“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捶。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卢杞始慰谕之，势不可遏，乃疾驱自他道归。计并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缗，人已竭矣。”
杜佑具体负责搜刮长安城中百姓，他的做法是搜查长安所有商人的财货，动辄以申报不实为由对他们进行鞭笞、棒打。如此搜刮之下，所得也不过8亿文。朝廷又决定对其他行业动手，结果导致整个长安城的百姓罢市，集体跑去拦宰相的马诉苦。宰相卢杞开始还开导他们，实在挡不住群情激奋的百姓，从别的道跑了。最后总计搜刮到了20亿文。
以上种种，只是长安底层居民命运无常的几个典型案例。
在当时，长安确实可以称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城池规模大，城内人口多，官僚、贵族的宅邸占地广阔，而且相当雄伟，城内还有许多外国人带着外国的货物来来往往。但长安的繁华终究只是权力的繁华，不是民生的繁华。
来源：硬核读书会
作者：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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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长安发展！一组老照片带你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长安
长安镇乌沙村委会招牌旧照
每一张老照片、每一个老物件都珍藏着回忆。闲来无事，今年70岁的敬祖荫再次翻出了家里的一些老物件、老照片，照片里的公司老招牌，放在抽屉里许久没动且已失去通讯功能的BB机，一件件色泽黯淡的“影集”勾起了他的难忘回忆……
1990年，敬祖荫在长安镇德政东路留影
放弃稳定工作来莞创业
“这是我与两个徒弟正在赶制长安镇的规划建设模型，当时还是手工制作的。” 敬祖荫拿着照片，感慨地说，1989年，他从肇庆来到东莞长安镇，创立了金阳美术广告社，主要经营美术绘画 、设计制作 、招牌广告、霓虹灯等。敬祖荫原本在老家肇庆有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在一家大型的工艺厂从事绘画工作。“杞人无事忧天倾”，当敬祖荫提出要出外创业时，同事们都这样取笑他。但敬祖荫不以为然，认为自己的人生应该多姿多彩，不能安于现状。
“那时的长安镇才刚刚发展，虽不及太平镇（现虎门镇）繁荣，但就像与自己一样，初出茅庐，感觉更适合自己。”敬祖荫介绍，当时自己的姑丈也在东莞工作，在姑丈的建议下，敬祖荫只身来到了长安。
创业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不过敬祖荫早已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准备，由于资金困难，他第一家店的总面积只有不到20平方米，包括自己只有三名员工。坚持对艺术的品质追求，用创意打动客户，这是敬祖荫对自己的要求。他告诉记者，做事情一定要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品质是产品的生命，对自己的要求要高些。
1993年，长安综合市场
几个霓虹灯大字打响公司招牌
“当年长安镇唯一的市场——长安综合市场那个霓虹灯广告牌就是我们公司制作的，是全镇最热闹的地方。”敬祖荫翻出了另一张相片，那是1993年拍摄的，说起这段经历，敬祖荫心中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这个项目成为了全镇的“焦点”，被敬祖荫称为“第一桶金”，也打响了“金阳”这一招牌。
据敬祖荫介绍，霓虹灯广告牌并不常见，而高达4.8米的大型霓虹灯广告牌更是少之又少，这几个大字也正式打响了公司的招牌。“当时的设备还比较落后，为了设计、制作这几个大字，一班人几乎每天加班加点，花费了近两周时间。”据了解，该霓虹灯广告牌是用玻璃管制造的，利用煤气催热玻璃管，直到玻璃弯曲成字型，因此每次工作时都会大汗淋漓，就像泡了个热水澡。
1994年，长安镇德政东路口，长安工业城招商引资的广告宣传牌
在这个项目后，长安工业城、长安镇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霄边社区、长安中学都逐步成为了金阳的长期合作伙伴，还有一些来莞发展的台资企业也成为了金阳的客户，生意越做越大。敬祖荫在广告行业的贡献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2007年3月份，他获得了长安镇“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
2003年，长安中学建校45周年校庆
“选择真的很重要，如果没有迈出创业这一步，可能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来务工人员。” 敬祖荫鼓励年轻人，要敢于拼搏，开拓自己的一番天地。
2018年，敬祖荫在生日宴会上与妻子的合照
见证长安近三十年发展变迁
敬祖荫是个怀旧的人，至今还收藏着刚来东莞时购买的BB传呼机。据他介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BB传呼机挂在腰间皮带上不但使用方便，更觉得是一种时尚的表现。
“现在看到曾陪伴我在东莞长安创办事业的它，宛如遇见久别的兄弟一样感到欣喜， 一幕幕难忘的往事像电影般浮现出来。” 敬祖荫说，BB传呼机只是起一个提醒功能，打电话还得使用固定电话。5533434这一串数字便是当时他们公司的座机号码，吃饭、找客户全靠它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敬祖荫的通讯工具也在发生着变化，BB机、大哥大到如今的智能手机，不过这一台仍保存完好的BB传呼机却成了他珍藏的宝贝。
转眼间，敬祖荫来莞创业已有29年，“看，这是我当年来到东莞长安镇，爬上将军山公园拍摄的照片，当时整个镇里都没几条街道。” 敬祖荫介绍，当时的长安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照片里面那个低矮的山丘便是如今的长安公园，莲花山底下还是以农田为主，现在却发展成为了一片别墅区。
现如今，古稀老人敬祖荫正享受着退休的晚年生活，当年由他一手创立的金阳美术广告社已升级为金阳广告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交由子女进行打理。不过，敬祖荫并没有打算让自己闲下来，仍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摄影与山水画，还调侃道：“自己是退而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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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溜走，曾经青春的你如今变了模样，生活不再傍徨。一张老照片，或者一件珍藏的生活用品，一本旧书的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种人生，见证的恰是人们生活的变化，城市的发展。如果你有这样见证岁月的照片、物品，请晒出来，一起回忆;如果你有关于光阴的故事，请慢慢道来，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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