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未来规划有地铁吗?
谢邀: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确实问在了点子上,下面深圳观察君给大家详细解读,为什么要发展深圳。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佳产物”,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深圳用了四十年时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座国家创新都市。深圳能有今天,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就是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莲花山公园,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到邓小平的铜像前献花,以此来表达对伟人的思念和敬仰,深圳能有今天,可以说邓小平起到了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率先在深圳成了特区,因为这毗邻香港,当初建设深圳,很简单的原因就是要向香港学习搞经济。模仿香港人办企业,管理模式,解放劳动力。
根据城市地理的理念,一般的大都市都是建立在有大河流、或者优良港口、或者交通发达的地方,比如南京、武汉、重庆都是长江沿岸的超大都市,广州和上海是珠江和长江的入海口,所以发展成了国际大都市。北京市首都,经济自然发达,而深圳因为有非常优良和港口和毗邻国际大都市香港,所以短时间内也跻身为世界级都市。
综上所述:国家发展深圳,是想让深圳快速对接香港,学习香港的经济模式,复制到内地。
中山未来规划有地铁吗?
《道德经》: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
当年的深圳不论是地形还是经济发展的确不是什么重要地带,还是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
不过改革开放的时候却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沿海地区划为第一批经济特区,这是处于深远的考虑和高超的施政手段。
我国以前搞改革开放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按照总设计师的说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当时的环境下,开放已经是必然要走的路,不能以没有经验就打退堂鼓,经济发展有些跟不上世界潮流了。
改革开放作为整个国家的根本大计,是一盘大棋,也是一步必走的道路。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国情复杂,不能轻易胡乱一通搞,对待此时必须要慎之又慎。
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设立经济特区,从吸引外资,建立工厂的便利角度来说,沿海城市是最符合条件和要求的。
经济特区将会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说白了有些权力会下放,经济特区有一定的自主权,甚至会用整个国家资源进行支持。
我国沿海城市有很多,比如上海,广州,天津,福州,杭州,青岛等,这些城市人口众多,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工厂也很多,重要程度来说不言而喻。
如此重要的城市没有任何经验下就权力下放,政策突然开放,反而会发生一些突发事情,就算是要管控也是比较难办的。
如果一开始就将上海,广州,福州,杭州等沿海重要城市划为经济特区,那么,开放的政策必然会受到巨大的阻力,政策的执行必然会大打折扣。
还有一旦开放的过程中发生什么突发事件,意外状况,由于这些城市的重要性,必然会引发对开放政策的巨大非议,造成舆论上的巨大压力。
当时对改革开放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力量,一旦借着舆论优势进行反扑,必然会让开放政策无法如期举行。
甚至有时候为了平息压力,做出让步,还得叫停开放政策,等到风头过去,声浪平息,如果还想开放,那还得进行论证,跟一些顽固的人进行论证,扯皮推诿。
等到结论下来,开放政策必然会趋于保守的方向,而等到一切都稳定,那么时间已经过去三五年了,甚至七八年也是有可能,肯定会让我国经济错过好几年的发展时机。
耽误了我国发展不说,还将会危及整个开放政策,这件事情不能不谨慎,不能不慎重考虑,这就是《道德经》中讲的“治大国若烹小鲜”。
如果将经济特区选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几个城市,情况则又不同了,这几个城市处于沿海,符合开放的条件。
在当时并不是重要地区,经济也不发达,工业基础薄弱,城市重要性来说微不足道。
深圳还是一个贫穷的宝安县,虽说有县的名头,其实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而已,知名度远远不如杭州福州,更不要说上海广州可。
深圳的名字也很土,其意思就是深水沟。当地人将田野间的水沟为“圳”或“涌”,宝安县里面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就叫做了深圳。
当时的深圳,道路泥泞交通不发达,没有任何工业,更不要说金融,就是一个破旧、荒凉的小乡村。
当地人也没有什么产业,只能以出海打渔为生,收入十分微薄,住房十分简陋,日子非常艰苦,每年因为贫穷逃港的人不在少数。
珠海,汕头和厦门的情况其实比深圳也好不到哪里去,都不算什么十分重要的城市和地区。
将这样的地方划为经济特区,经济搞好了给全国淌出一条路来,经济搞不好也是发展迟滞几年的问题,阻力自然减小很多,也不会波及整个开放政策。
而且这些地方也容易控制,权力下放下去,也容易收回来。不容易出乱子,舆论压力也不大,出了事也好收拾局势。
1980年设立深圳等特区,靠着承接香港转移过来的处级工业,和香港优势雄厚的资本,深圳在1982年就搞得非常好。
以前对于搞经济特区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开始说特区的好话了。1982年,总设计师说: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特区要坚决办下去,不能动摇。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
到了1987年,深圳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再也没有人去怀疑开放政策,去怀疑经济特区了。
同年,总设计师说:“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总设计师的话语中透露的信息,不可谓不多,当时的情况下,顶着巨大的压力,不过他老人家还是扛下来了。
圉于当时的局势和情况,开放的事情上只能谨慎小心,总设计师还是有遗憾的。他将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把上海加上,认为是自己的一个大失误。
视察上海浦东的时他就感慨到:“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他还说:“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次,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其实,这并不是他老人家的失误,实在是当时的情况拖累了开放的步伐。所以,只能将深圳等地方划为了经济特区。
深圳的发展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从一个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摇身一变成了繁华富丽的现代化大都市。
开放政策在深圳也透露出了巨大的效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改革淌出了一条道路,为开放取得了巨大突破口,一下就消除了反对的声音和意见。
由点带面,从局部带动了整个国家,其他地方也打破了疑虑,纷纷行动,才有了整个今天的局面。这就是《道德经》所说的: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因此歌曲《春天的故事》说:“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奇般地崛起一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深圳没有辜负期望,是四个经济特区中发展最好的一个,也是走的最远的一个,北上广深的排名就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