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广告门”全剧终：“双面人”李娟被判14年，多家广告公司被拖垮

记者 | 马越

编辑 | 牙韩翔

法院的最新裁定书与媒体报道让比亚迪“广告门”事件重新回到公众视线。

“本院认为，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本案被执行人（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下达的裁定书，披露了曾经的核心涉案公司最新近况。根据“红星资本局”的报道，上海雨鸿现在已经没有在做业务，而这家公司也濒临破产边缘。

曾经的核心涉案人物李娟，也在2019年12月31日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轰动一时的比亚迪广告纠纷大案看起来已走向剧终，但它事实上仍遗留诸多问题待解——当初涉及的30多家广告公司和供应商仍陷在法律诉讼中，多家广告公司也处于经营危机。

“广告门”事件最早由比亚迪的声明引爆。

2018年6月13日，比亚迪上海子公司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有单位或个人伪造该公司司印章、冒用该公司名义开展广告宣传类合作业务。并且表示，犯罪嫌疑人冒用该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与该公司无关，请受害单位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7月14日，比亚迪又在其官方新浪微博上，发布了《关于李娟等人冒用比亚迪名义开展相关业务的声明》。声明提及的重点为，一个叫做“李娟”的人，和一个名为“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公司，使用假冒的公司域名邮箱以及伪造的比亚迪公章，并以比亚迪派出机构的名义，与多家单位与机构展开广告宣传类合作。

比亚迪起初强调称已经报警，并且表示涉及到的广告宣传和投放类合作，“比亚迪均不知情，也与比亚迪无关。”

但很快，包括“上海竞智广告”在内的更多广告公司、供应商与媒体开始曝光称，李娟以比亚迪华东区大总的名义招揽合作，30多家广告公司帮比亚迪在多个地区做经销商活动及广告投放，涉及欠款或高达11亿元。

而另一方面，李娟又以“上海雨鸿高管汪晓婷”的身份，与比亚迪达成合作，其中就包括赞助英超足球俱乐部阿森纳这一项目。

法院的判决书显示，李娟未经比亚迪公司许可，擅自设立“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推广部办公室”，自称负责人，使用私刻印章与几十家广告商签订比亚迪品牌广告推广合同，未付的款项高达2.47亿。

而李娟获取利益的方式，是冒用比亚迪的名义，许诺高息回报，以向与比亚迪品牌有关的广告项目垫资等为名，诱骗上海霜阳、上海睿思哲等在内的公司钱款1.75亿。这些款项最终流向了李娟指定的公司，部分用于支付前期广告合同，部分用于其运营开支、个人使用、购买房产等。

根据法院判决，上述刑事案件最终因李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其他公司名义与被害单位签订合同，骗取钱财1.75亿元，数额特别巨大，认定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等刑罚。

而曾经被卷入该事件、被拖欠广告费用的公司，如今不少仍处于经济纠纷与法律诉讼之中。

根据“红星资本局”的报道，包括上海速肯广告、上海霜阳文化、上海竞智广告在内的公司陷入了失信、限高、强制执行的局面。

比亚迪广告门事件，其实暴露出整个广告营销行业长期以来的种种弊病，诸如甲方乙方话语权的不对等、回扣等不规范行为，以及广告公关行业垫付款的合作模式，即乙方代理公司为甲方客户垫付金额，如果客户不能按时回款，乙方公司的资金链条就极其脆弱。

曾经的“腾讯与老干妈广告纠纷”事件被视作比亚迪广告门的翻版。

2020年，腾讯最初以老干妈在腾讯投放了千万元广告，但无视合同长期拖欠未支付为由起诉。老干妈随即回应称，腾讯公司被骗，老干妈从未与腾讯有过商业合作。后来贵阳公安通报称，3人伪造老干妈公司印章，冒充该公司市场经营部经理与腾讯签订合作协议，目的是为了获取腾讯在推广活动中配套赠送的网络游戏密码，3人已被刑拘。

最后该事件以腾讯与老干妈和解，向法院申请撤回财产保全申请及本案诉讼，就合同诈骗行为向贵阳公安报案而告一段落。

比亚迪广告门剧终：“双面李鬼”李娟被判14年，多家广告公司濒临破产

今年五一前夕，一则执行裁定书将几乎被遗忘的“比亚迪广告门”事件再次拉回公众眼前。

“本院认为，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本案被执行人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日前公布的这则执行裁定书也基本宣告，曾经处在“比亚迪广告门”风暴中心的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雨鸿”），如今已濒临破产边缘。

“（雨鸿）现在已经没做业务了。”5月12日，上海雨鸿的前负责人、曾被李娟“借用”身份的汪晓婷回复红星资本局称，现在已经不在上海雨鸿上班了，不清楚该公司目前的具体事情。

而引爆“比亚迪广告门”事件的主角李娟，也于2019年12月31日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彼时，一审判决后，李娟还曾上诉，但随后迅速撤诉。李娟的丈夫夏先生在回复红星资本局时称，对于撤诉等并不知情。

看起来，这起曾经轰动全国的“广告罗生门”，随着李娟被判刑已经剧终。但事件的背后，当初涉及其中的30余家广告公司和供应商仍陷于法律诉讼当中，纠缠至今，且多家广告公司处于濒临破产的绝境。

“比亚迪广告门”简要回顾

根据红星资本局早前报道，2018年7月12日，比亚迪（002594，SH）官方发布一则《关于李娟等人冒用比亚迪名义开展相关业务的声明》，其中称2017年5月，李娟使用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名义，以自有资源（广告及活动）试用及免费使用为切入点，主动与比亚迪联系并开展免费广告宣传，随后伪造比亚迪公司印章、冒用公司名义开展业务。

比亚迪在声明中表示，该公司以李娟涉嫌伪造其印章及合同诈骗罪向上海警方报案。警方在李娟处查获了多枚伪造的比亚迪印章，后者因涉嫌犯罪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比亚迪对李娟等人用伪造印章与相关公司签署的合同等事宜，概不知情，也与该公司无关。该事件被称为“比亚迪广告门”，一度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分包商”上海雨鸿涉30条法律诉讼

超3000万元欠款无力归还

2021年4月29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执行裁定书：“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本案被执行人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故无继续执行的条件，应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截图自裁判文书网

这起执行源于上海雨鸿与霍尔果斯同领立胜广告传播有限公司的一则服务合同纠纷，而类似的执行裁定还有5个。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雨鸿共涉及30条法律诉讼、10条限制消费令、11次失信被执行人，均是在“比亚迪广告门”之后产生。另有8个终本案件，执行标的总金额超过3000万元，全部未履行。

曾经处在“比亚迪广告门”风暴中心的上海雨鸿，如今已濒临破产边缘。

在“比亚迪广告门”事件中，上海雨鸿是唯一一个比亚迪集团入库的供应商，而“上海雨鸿高管汪晓婷”则是李娟在面对比亚迪谈判时的“官方身份”。上海雨鸿在比亚迪“广告罗生门”事件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一度让人匪夷所思。

5月12日，红星资本局拨通了上海雨鸿的电话，当问到该公司是否还有正常业务时，对方表示“已经没做业务了”；而汪晓婷也告诉红星资本局，“现在已经不在雨鸿上班了，不清楚雨鸿的事情”，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回顾“比亚迪广告门”事件，这是一场至今未揭底牌的罗生门，涉及其中的比亚迪、上海雨鸿以及30余家广告公司在事发后都以受害者自居。

对外界自称为“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的李娟是引爆广告门的当事人。对外界，李娟以上海比亚迪的名义与多家广告商洽谈，3年间，30余家广告公司帮比亚迪在多个地区做了经销商活动及广告投放；对比亚迪，李娟又打着上海雨鸿文化的名头，以低价和免费为诱饵与比亚迪达成合作，其中就包括赞助英超足球俱乐部阿森纳这一明星项目。

李娟的“双面生意”持续了近3年，直到2018年，多个广告商收不到回款，涉及金额高达11亿元。几十家广告公司找到了比亚迪总部，但之后，比亚迪官方以受害者的身份发布了一份《关于李娟等人冒用比亚迪名义开展相关业务的声明》，称李娟冒用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的身份，伪造多枚印章，以比亚迪名义，与多家单位及机构展开广告宣传类合作。对此，比亚迪并不知情。

这则声明迅速引爆了广告公司的愤怒，李娟到底代表哪一方？谁才是受害者？谁又是最终受益者？随着舆论的发酵，一时间众说纷纭。

“双面李鬼”李娟被判入狱14年

一度上诉后又撤诉

2015年，李娟从广告公司的普通职员，摇身一变成为“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华东区域市场部总经理”，在上海时代金融中心租了一间办公室，招聘了员工，随后开始了她的“双面生意”。

李娟向供应商解释“上海比亚迪”存在的理由是：比亚迪的高层洗牌，对总部市场部门并不满意的某高管希望在外另立门户，随后逐渐取代总部的市场部门。

这样的“双面生意”持续了近3年，2018年6月，李娟因无力支付30余家广告供应商的欠款，最终无法收拾局面。随后用与此事无关的理由（一处价值1200万元来历不明的房产）向警方自首，于6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逮捕羁押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在“比亚迪广告门”事件过去一年后，这起扑朔迷离的罗生门终于迎来了结局。

在法院判决书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谜团的结论：李娟未经比亚迪公司许可，擅自设立“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推广部办公室”，自称负责人，使用私刻印章与几十家广告商签订比亚迪品牌广告推广合同，未付的款项都高达2.47亿。

除了获取广告商的信任，李娟还冒用比亚迪的名义，许诺高息回报，以向与比亚迪品牌有关的广告项目垫资等为名，诱骗上海霜阳、上海睿思哲等在内的公司钱款1.75亿。这些款项最终流向了李娟指定的公司，部分用于支付前期广告合同，部分用于其运营开支、个人使用、购买房产等。

2019年12月31日，李娟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财产人民币500万元，已查封的房产予以折价后发还被害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裁判文书中表示李娟是“虚构受他人指示”。也就是说，经法院审理，当年李娟称是受老板陈振宇的指示并无此事。陈振宇是李娟在瑞安房地产工作时的前同事，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否认了自己与比亚迪广告门有关系。

前面提到，李娟用一处1200万元来历不明的房产向警方报案，据媒体报道，李娟的家属曾表示，这处房产是她老板给她的奖金。但在裁判文书中提到，李娟冒用比亚迪的名义骗取上海千乘文化1780万元，其中1200万元用于其个人购房，但并未说明是否是同一处房产。

红星资本局发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李娟表示不服后提出上诉，但就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过程中，李娟却申请了撤诉。

“比亚迪广告门”主角李娟在一审判决后上诉，随后又撤诉

2021年5月12日，红星资本局致电李娟的丈夫夏先生。关于李娟撤诉的事情，夏先生称并不知情。对于当年的“比亚迪广告门”，夏先生也反复强调：“我不清楚这个事情，你去问别人吧。”

比亚迪面临多起诉讼

一度被指管理漏洞

从李娟的判决书来看，比亚迪似乎也是无辜的受害者，全身而退。但实际上，比亚迪也面临多起法律诉讼。

2018年，比亚迪被上海千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告上法庭；2020年4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上海威瑞广告诉比亚迪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上海速肯广告也在2019年左右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了比亚迪，但今年初已撤诉。

除了法律纠纷之外，比亚迪一度深陷广告罗生门的阴影，股价大跌市值蒸发，公司声誉也蒙受损失，被外界质疑公司内部管理存在漏洞。

当年比亚迪的业绩也未达预期，2018年营业收入虽然同比增长22.79%，但净利润为27.80亿元，同比减少31.63%，这还是在获得大量新能源补贴的背景下。

“比亚迪广告门”发酵后，对于广告商，比亚迪曾连发三次声明表示“毫不知情”。但是，2018年7月16日，比亚迪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发布公告称，愿意与相关公司沟通，并按照警方针对事实和金额的核查认定，与相关公司商讨合理解决方案。

但商讨的后续如何，外界不得而知。

2019年的上海车展期间，比亚迪展台曾发生现场维权，有7名身穿黑白两色T恤的青年人站上比亚迪展台，T恤上印着“BYD还钱”等字样。有部分舆论认为，此事与比亚迪广告门有关，然而车展之后，维权的事情也没了后续。

2019年上海车展比亚迪展台维权

数十家广告公司受牵连

多家公司如今面临诉讼、破产

“比亚迪广告门”引爆之后，一家广告公司上海竞智曾发文质问比亚迪：“3年，这么大的活动量，这么声势浩大的品牌宣传，贵司，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吗？”。

这篇文章也牵出几十家广告公司的隐情。另一家广告公司上海速肯称，其作为比亚迪华东区、华北区商场静态展的供应商，执行了多达三十几场静态展；在唐山高铁站、机场等地进行了户外广告投放，拍摄了比亚迪新能源车平面广告，比亚迪新能源车TVC广告视频等等，大大小小的合同金额将近人民币3000万元。

如今，除了濒临破产的上海雨鸿，波及其中的几十家广告公司现状如何？

红星资本局搜索发现，上海速肯广告因未支付广东卫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30万元广告资源费及违约金，已被列为失信公司与限制高消费企业；另一家广告公司上海霜阳文化也多次陷入借贷纠纷，如今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失信、限高、强制执行；上海竞智广告也面临同样的处境。

实际上，比亚迪广告事件涉及的广告商远不止于此。据媒体报道，在李娟操盘过程中，她曾鼓励一些有实力的广告商发展下线，将一些具体事务交由更多二级广告商落实，这些二级广告商的数量远超30家。

红星资本局发现，上海雨鸿曾经与上海郡谷文化签订了某卫视跨年演唱会的广告投放合同，而上海郡谷又将部分广告项目打包给四川熊猫梦工场。“比亚迪广告门”事发之后，后两家公司也因为广告合同纠纷诉诸法庭。

可以看到，涉事其中的广告公司和供应商们仍陷于法律诉讼当中，纠缠至今。

对于比亚迪如此体量的公司来说，广告罗生门的影响是短暂的。就在去年，比亚迪的股价暴涨9倍，2021年1月股价最高点冲上273.37港元。但对于上海速肯等几十家广告公司来说，面临的就是倒闭、破产、被拖垮的结局。

上海速肯负责人吴先生曾对媒体表示：“打官司起码一两年时间，我们广告公司也拖不起，公司要被拖垮的。当时就说跟比亚迪总部坐下来聊一聊，这些钱如果你有困难不用一次性付给我，哪怕你分个一两年分期给我，你让我们活着，我们都很好说话的。”

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强亚铣

责编 任志江 编辑 邓凌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