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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人体试验，给自己人注射疫苗，坐拥全球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美军想干啥？

本文转载自瞭望智库

作者方长安

近来，全球网民纷纷举报美军多处生物实验室，曝光的名单越来越长。

韩国多个市民团体强烈要求驻韩美军关闭设在韩国境内的生物实验室。据韩媒报道，驻韩美军在龙山、釜山、群山和平泽四个基地设立了炭疽杆菌生物实验室，从2009年至2014年，这些实验室共进行了15次炭疽杆菌实验。

据俄新社5月26日消息，美国军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参与建设了8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存有非常危险的微生物感染样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美国正阻止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的核查机制，并在世界各地开展“军事生物学活动”。

目前，美国军方在全球25个国家设立200多个生物实验室，从事危险病菌等生物武器的研究开发。

作为世界头号科技和军事强国，美国是唯一一个迄今仍在极力阻挠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国家。

《生物武器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真正的军事革命》一文指出，“生物武器具有战略威慑作用的能力使它们对国家具有吸引力”“生物武器的扩散可能导致可与主要核大国之间发生的核革命相提并论的“生物革命”。

美国再一次将各国置于危险境地，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1 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意”

生物制剂在军事活动中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希腊人用动物尸体污染敌人的水井和饮用水。数千年过去，变本加厉的生物制剂军事化运用依然是困扰军事和种族安全的世界性难题。

随着技术发展，生物战剂不断增多，“生物武器”逐渐成为一种被禁止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注：生物战剂，指能在人员或动植物机体内繁殖并引起大规模疾病的微生物，是构成生物武器的核心。根据作用特性，可分为致死剂、失能剂、接触剂(在接触过程中传染)和非接触剂，以及长期或短期潜伏战剂等；根据微生物学特性，可分为细菌类、病毒类、立克次氏体类、衣原体类、真菌类。

应用生物武器来达到其军事目的的作战称为生物战。

2001年，联合国将52种生物制剂和毒素列入监控和核查清单，其中攻击人的43种、攻击动物9种、攻击植物4种。

2001年联合国列入监控和审查的生物剂和毒素比例

一般来说，生物武器成本仅为常规武器的0.05%，不仅价格便宜，还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可谓“经济适用”。同时，它可控性差、杀伤范围广、流毒遗患深远，甚至具有种族和生物灭绝性能力，因此，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被视为禁区。

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公约陆地战例条约、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陆战法规及惯例条约，均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毒药和有毒兵器。

然而，美国以怀疑敌人已经使用类似武器为借口，积极研发进攻性生物战武器。不仅如此，美国各相关方早已进行了大量人体试验。

1900年左右，美国陆军军医用瘟疫感染4名囚犯，在29名囚犯中诱发脚气病，导致4名受试者死亡；

1908年，3名研究人员在费城圣文森特一家孤儿院感染了数十名儿童，导致其中一些患儿永久性失明，另一些发生疼痛性病变和炎症，他们将这些可怜的孩子称为“使用的材料”；

191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医生向一些患者（有儿童）注入梅毒导致感染，被受试者及其父母起诉；

1941年，密歇根大学病毒学家托马斯·弗朗西斯和乔纳斯·索尔克等人，在当地一些精神病院进行流感病毒试验，将病毒喷射到精神病患者的鼻腔中，使其感染。

二战时期，应英国汇集同盟国资源的请求，1942年，美国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建立了一个大型生化武器基地。当时，美军在犹他州的达格威（Dugway）试验场测试自己开发的生化武器。

注：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即2019年7月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关闭的P4级实验室，美其名曰“因为没有足够的系统来净化实验室废水”“工作人员违规打开高压舱室的门”而关闭。

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诞生后，很快就建成了能够大量生产炭疽孢子、布鲁氏菌病和肉毒杆菌毒素的设施，并开始投入生产。不过，这些生化武器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战争就结束了。

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

此时，美国海军建立了批量生产生物战剂的工厂，并配有明确的使用方法、程序和方案。

1944年，美军情报人员误以为日本制定了高级生物战计划，次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东京审判前夕，对生物战早有研究的美军对日本细菌战展开调查，并与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20多名731部队罪犯进行秘密接触、达成见不得光的龌龊交易——以免除战争罪为条件，获得大量日本731部队细菌战与人体试验研究资料。

多年以来，美国、英国和日本一直否定这项秘密豁免协议的存在，导致公众对日本使用生物武器的后果一无所知。

日本731生化武器部队

对进攻性战略生物战武器的渴望，促成美军对罪恶的妥协甚至纵容，这是抹不去的历史原罪。

2 大量人体试验，令人发指

生物战剂是从自然界存在的病原体、毒素中提取出来的，主要用来对人、动物、植物进行杀伤，特别是针对人类本身。

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不进行人体试验，无法掌握生物战剂的真实作战效能和可控范围程度，亦不能研究出“解药”，一旦使用可能危及自身。

于是，美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秘密进行了大量的不道德的人体试验。此后，政府部门、军方、情报、大学等大量机构和研究人员，使用儿童、囚犯和患有各类疾病的患者做试验，甚至还打出免费治疗、自愿试验等的幌子，骗取试验品。

比如，在解决梅毒困扰方面，美国可谓不遗余力。

1932年到1972年，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公共卫生部门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以亚拉巴马州400名非洲裔男子当作试验对象，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直到试验报告被媒体曝光，美国政府才不得不中止了这一研究。

1946年到1948年，为测试青霉素治疗性病的有效性，美国政府机构研究人员在危地马拉利用妓女感染监狱囚犯、精神病患者和危地马拉士兵，导致约700人被感染。

上述提到的试验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军方在相关研究上表现出更为高涨的热情。

美国军方等进行的部分人体感染试验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其中，在种类繁多的生物武器研发和试验计划中，持续了13年“生物战计划”影响最大。

1950年10月，基于对苏联威胁的担忧，美国国防部批准了扩大的生物战计划。

1952年，根据军队医疗政策委员会的报告，陆军参谋长批准并发布了CS385-30命令，公开遴选人体试验志愿者的政策，由阿姆斯特朗少将（陆军军医署署长）领导下的陆军医疗部负责生物战防御研究中的人体试验部分。

1954年，国会批准了此项人体医学试验项目，即后来的“白色外套计划”（Project White-coat）。1954-1973年，教友会派出了约200名人体试验志愿者。试验者人数最高时达895人。

注：教友会，1917年成立的美国宗教组织，以救济各国难民为己任，重点目标是妇女和儿童。

在数十个试验场，该人体试验进行了数百轮。通过生物战计划，美国陆军研发出兔热病、Q热、裂谷热、VEE、EEE、基孔肯雅热症、阿根廷出血热、炭疽热、肉毒杆菌、鼠疫、落基山斑疹热、加利福尼亚脑炎、圣路易斯脑炎、B型葡萄球菌肠毒素、马雅罗病毒、辛德华斯病毒、兰格特病毒等17种疫苗，以及多种人体免疫球蛋白制剂。

通过大量人体试验，美国科学家获得了大量数据，掌握了某些生物战剂的危害程度，从而产生和提高生物战医疗应对的手段的有效性。更关键的是，美国还能以此为蓝本，研制和生产生物战武器。

到1969年，美国研制了大量的生物战剂，包括炭疽杆菌、兔热病菌、布鲁氏菌、Q热等细菌，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黄热病等病毒，腊肠菌毒素、葡萄球菌病毒等毒素，以及水稻裂殖胞、小麦锈病等反庄稼战剂。

而且，美国还开发出了能够携带生物战剂的中士导弹弹头、无人机撒布器、喷气机安装的战剂撒布箱、轰炸机投掷的集束炸弹、B-47和B-52轰炸机的小炸弹投放器等武器系统，并进行了相关模拟演练。

3 各国在努力，美国忙拆台

正如细菌学家和历史学家汉斯?辛塞尔（Hans Zinsser）所说，“传染病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项真正的冒险活动之一。” 与此相关的生物研究和军事化冒险活动，可能引发的不只是人们对于公共卫生问题的担忧，甚至可能威胁国家乃至世界安全。

因此，从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到1917年《凡尔赛条约》，再到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第一次明令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国际社会早就在为禁止生物武器而努力。

但是，《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保留了“为报复进行实物武装的权利，即准备在遭到首先攻击时可使用生物武器进行打击”的关键例外，使国际规范从“全面禁止”变为“不首先使用”，因此，相关国家得以利用“防御名义”疯狂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

1975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TWC）正式生效，但是，由于缺乏监督和核查条款、各国政府拖缴或不缴会费使支持履约的机构经费紧张等问题，想要大家真正照章办事，前路困难重重。下图为近年来闭会期公约履约支持机构推动成员国履约所需经费预算情况。

BTWC闭会期进程预算情况汇总

数据来源：斯德哥德尔国际和平研究所

不过，作为一项人道主义限制，它使生物武器的研发从“台面”转到了“地下”。强如美国，也必须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从事相关研究。

国际与美国生物安全相关行动大事记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由上表内容可见，自1969年单方面宣布放弃使用进攻性生物武器以来，美国始终打着生物武器防御的旗号推进国家生物防御计划，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美国已经停止研发生物武器，反而有大量证据证明其仍在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越战期间，为对付善于在丛林中作战的越南游击队，美军喷洒了大量的“落叶剂”，使2.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受到了污染，约有1.3万平方公里的农作物被破坏，造成150多万人中毒，3000多人死亡。

*1999年，美国爆发西尼罗河病毒事件，矛头直指美国人畜生物试验。

*据《今日美国》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人类意外接触致命微生物事故，可能导致直接接触者被致命病毒感染，病毒经由这些个体传播到社区，形成流行病疫情。

*美国审计署200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10年中，美国P3实验室发生了400起事故。

*同年，老兵状告美国国防部，揭露了美军在士兵身上进行骇人听闻的人体试验丑闻。

*2014年，美国政府生物实验室连续曝出多起安全事故，涉及炭疽杆菌、天花病毒、H5N1病毒等。当年10月，美国暂停多个病毒改造项目，其中包括禽流感病毒改造试验。然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于2017年12月解除了相关资助禁令。

*2016年，DARPA启动“昆虫盟国计划”，持续投入2700万美元已支持相关科研进行。

DARPA主要在研项目及研究方向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整理

2019年2月，美国《科学》杂志网站披露，美国重启禽流感病毒改造试验，引发巨大争议。

俄罗斯武装力量防核生化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表示，俄方经过多年调查确信，美国正在研制多种大规模生物杀伤武器。

此外，为了继续这些被禁止的秘密研究，相关部门通过将生物实验室迁往全球各地，从而有效躲避监督和审查，试验经费也无法追踪。

从上文举出的种种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在世界生物武器军备控制与裁军领域举足轻重，然而，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长期践行着双重标准：

一方面，积极推进生化武器军备控制与裁军，如以生化武器威胁为由攻打伊拉克和生物恐怖主义；另一方面，以“生物防御”为借口，大力发展生物战能力，逃避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审查。

如此做法，连美国人自己都担惊受怕，认为这是“危险的试验”。不难想见，若放任这种研究继续下去，危害将越来越大。

4 四大疑点，无法自圆其说

此外，无论美国打着什么样的幌子，也无法掩盖暴露在世人面前的重重疑点。

疑点之一：美军为什么针对性注射疫苗？

美国国家科学院2002年《保护我们的军队:改善美国陆军的疫苗获取和供应》报告显示，美军专家认识到军事行动的威胁来自微生物领域的传染病，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疫苗采购和免疫接种，到1999年，经过批准给陆军军事人员的疫苗就达51种，还有21种疫苗在研发之中（如下图）。

2002年，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发布《炭疽疫苗：GAO对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调查》报告显示，1997年12月，国防部长宣布了一项计划，对美军接种疫苗，以防在战场上将炭疽作为生物战剂使用。

GAO估计，截至2000年9月，有37％的警卫和预备役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已收到一枚或多枚炭疽热疫苗。在这些接受者中，有85％的人表示经历了某种反应。

《炭疽疫苗：GAO对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调查》报告截图

此外，美国陆军医疗司令部还在进行艾滋病研究与疫苗研发活动，由6个研究实验室司令部和6个行政部门负责，仅2002年就斥资6300万美元。

对部署期间可预见的传染病接种疫苗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美军如何预测、按照什么规则给美军接种疫苗？应该说，战争时期除传统易引发的疾病外，除非预测到有人故意使用生物战武器，那么，又是谁会使用？

敌人可能使用，不过，弱国只会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铤而走险；美国自己准备使用的可能性更大。

疑点之二：美军拿着生物防御研发经费做了什么？

自1969年宣布不再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以来，美国一直打着生物防御旗号进行生物武器研发。美国生物防御蓝带研究小组《国家生物防御蓝图:优化工作所需的领导和重大改革（2014）》报告显示，2001至2014财年，近800亿美元用于生物防御，其中大部分用于多危害项目，约10%用于生物防御项目。

那么，各政府机构拿着这么多的费用干了什么？

注：美国生物防御蓝带研究小组，是美国生物防御与国家安全领域的知名智库，2014年成立，由前高级政府官员和学术专家组成，2019年7月改组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并向美国政府和业界公开提出著名的“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

美国2001-2012财年生物防御经费情况

除DARPA外，军方的生物防御费用也不在统计之中，而且不公布。实际上，从有限的信息可见，美军存在诸多经费用途不明的情况，而且比例还很高。

军方的其他经费到底是用来做什么？

疑点之三：美国军政研的生物实验室在干什么？

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透露，目前，美国在全世界建立的生物实验室已超过200个。而且，部分实验室所在地曾出现大规模的危险传染病。

今年2月，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统计，美国目前有13家P4实验室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P3实验室有1495个，这还不包括美国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地区和世界各地建立的多家生物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尤其是在海外的）在研究什么？对于功能、用途、作用、经费、危害、影响等重大问题，光说清楚还不够，需要国际力量介入调查以防发生不测。

疑点之四：美国是不是还在搞人体试验？

美国曾进行过大量人体试验，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囚犯等深受其害。时至今日，美国有没有继续做这样的试验？美国军方的疫苗计划中有没有强行使用人体进行试验？

还有能够实现种族灭绝的基因武器问题，美国能否说清楚？

比如，2017年，普京曾公开之处“有外国人有目的地采集俄罗斯人生物样本。”随后，美国空军出面澄清：美国空军最大医疗部队第59医疗部队的先进分子监测中心，的确搜集了俄罗斯人生物样本，但是，目的不是用于制造细菌生化武器。

然而，他们似乎无法解释大家的疑问：这些样本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为什么不拿美国人的样本进行分析？

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以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为目的，而非追求绝对权力。

鉴于其曾经与日本731细菌部队秘密交易、研发生化武器和进行大量人体试验的“前科”，以及在相关经费趋向和一系列疑点重重的举动，各国有必要且必须敦促美国尽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并尽快签署相关协议，以及按其中规定接受审核。

栏目主编：顾万全 文字作者：董思韵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作者：朱瓅

傍上731，大搞人体试验，给自己人注射疫苗…坐拥全球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美军想干啥？

近来，全球网民纷纷举报美军多处生物实验室，曝光的名单越来越长。

韩国多个市民团体强烈要求驻韩美军关闭设在韩国境内的生物实验室。据韩媒报道，驻韩美军在龙山、釜山、群山和平泽四个基地设立了炭疽杆菌生物实验室，从2009年至2014年，这些实验室共进行了15次炭疽杆菌实验。

据俄新社5月26日消息，美国军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参与建设了8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存有非常危险的微生物感染样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美国正阻止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的核查机制，并在世界各地开展“军事生物学活动”。

目前，美国军方在全球25个国家设立200多个生物实验室，从事危险病菌等生物武器的研究开发。

作为世界头号科技和军事强国，美国是唯一一个迄今仍在极力阻挠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国家。

《生物武器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真正的军事革命》一文指出，“生物武器具有战略威慑作用的能力使它们对国家具有吸引力”“生物武器的扩散可能导致可与主要核大国之间发生的核革命相提并论的“生物革命”。

美国再一次将各国置于危险境地，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文 | 方长安

作者 | 李雪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意”

生物制剂在军事活动中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希腊人用动物尸体污染敌人的水井和饮用水。数千年过去，变本加厉的生物制剂军事化运用依然是困扰军事和种族安全的世界性难题。

随着技术发展，生物战剂不断增多，“生物武器”逐渐成为一种被禁止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注：生物战剂，指能在人员或动植物机体内繁殖并引起大规模疾病的微生物，是构成生物武器的核心。根据作用特性，可分为致死剂、失能剂、接触剂(在接触过程中传染)和非接触剂，以及长期或短期潜伏战剂等；根据微生物学特性，可分为细菌类、病毒类、立克次氏体类、衣原体类、真菌类。

应用生物武器来达到其军事目的的作战称为生物战。

2001年，联合国将52种生物制剂和毒素列入监控和核查清单，其中攻击人的43种、攻击动物9种、攻击植物4种。

2001年联合国列入监控和审查的生物剂和毒素比例

一般来说，生物武器成本仅为常规武器的0.05%，不仅价格便宜，还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可谓“经济适用”。同时，它可控性差、杀伤范围广、流毒遗患深远，甚至具有种族和生物灭绝性能力，因此，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被视为禁区。

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公约陆地战例条约、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陆战法规及惯例条约，均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毒药和有毒兵器。

然而，美国以怀疑敌人已经使用类似武器为借口，积极研发进攻性生物战武器。不仅如此，美国各相关方早已进行了大量人体试验。

1900年左右，美国陆军军医用瘟疫感染4名囚犯，在29名囚犯中诱发脚气病，导致4名受试者死亡；

1908年，3名研究人员在费城圣文森特一家孤儿院感染了数十名儿童，导致其中一些患儿永久性失明，另一些发生疼痛性病变和炎症，他们将这些可怜的孩子称为“使用的材料”；

191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医生向一些患者（有儿童）注入梅毒导致感染，被受试者及其父母起诉；

1941年，密歇根大学病毒学家托马斯·弗朗西斯和乔纳斯·索尔克等人，在当地一些精神病院进行流感病毒试验，将病毒喷射到精神病患者的鼻腔中，使其感染。

二战时期，应英国汇集同盟国资源的请求，1942年，美国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建立了一个大型生化武器基地。当时，美军在犹他州的达格威（Dugway）试验场测试自己开发的生化武器。

注：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即2019年7月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关闭的P4级实验室，美其名曰“因为没有足够的系统来净化实验室废水”“工作人员违规打开高压舱室的门”而关闭。

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诞生后，很快就建成了能够大量生产炭疽孢子、布鲁氏菌病和肉毒杆菌毒素的设施，并开始投入生产。不过，这些生化武器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战争就结束了。

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

此时，美国海军建立了批量生产生物战剂的工厂，并配有明确的使用方法、程序和方案。

1944年，美军情报人员误以为日本制定了高级生物战计划，次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东京审判前夕，对生物战早有研究的美军对日本细菌战展开调查，并与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20多名731部队罪犯进行秘密接触、达成见不得光的龌龊交易——以免除战争罪为条件，获得大量日本731部队细菌战与人体试验研究资料。

多年以来，美国、英国和日本一直否定这项秘密豁免协议的存在，导致公众对日本使用生物武器的后果一无所知。

日本731生化武器部队

对进攻性战略生物战武器的渴望，促成美军对罪恶的妥协甚至纵容，这是抹不去的历史原罪。

2 大量人体试验，令人发指

生物战剂是从自然界存在的病原体、毒素中提取出来的，主要用来对人、动物、植物进行杀伤，特别是针对人类本身。

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不进行人体试验，无法掌握生物战剂的真实作战效能和可控范围程度，亦不能研究出“解药”，一旦使用可能危及自身。

于是，美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秘密进行了大量的不道德的人体试验。此后，政府部门、军方、情报、大学等大量机构和研究人员，使用儿童、囚犯和患有各类疾病的患者做试验，甚至还打出免费治疗、自愿试验等的幌子，骗取试验品。

比如，在解决梅毒困扰方面，美国可谓不遗余力。

1932年到1972年，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公共卫生部门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以亚拉巴马州400名非洲裔男子当作试验对象，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直到试验报告被媒体曝光，美国政府才不得不中止了这一研究。

1946年到1948年，为测试青霉素治疗性病的有效性，美国政府机构研究人员在危地马拉利用妓女感染监狱囚犯、精神病患者和危地马拉士兵，导致约700人被感染。

上述提到的试验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军方在相关研究上表现出更为高涨的热情。

美国军方等进行的部分人体感染试验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其中，在种类繁多的生物武器研发和试验计划中，持续了13年“生物战计划”影响最大。

1950年10月，基于对苏联威胁的担忧，美国国防部批准了扩大的生物战计划。

1952年，根据军队医疗政策委员会的报告，陆军参谋长批准并发布了CS385-30命令，公开遴选人体试验志愿者的政策，由阿姆斯特朗少将（陆军军医署署长）领导下的陆军医疗部负责生物战防御研究中的人体试验部分。

1954年，国会批准了此项人体医学试验项目，即后来的“白色外套计划”（Project White-coat）。1954-1973年，教友会派出了约200名人体试验志愿者。试验者人数最高时达895人。

注：教友会，1917年成立的美国宗教组织，以救济各国难民为己任，重点目标是妇女和儿童。

在数十个试验场，该人体试验进行了数百轮。通过生物战计划，美国陆军研发出兔热病、Q热、裂谷热、VEE、EEE、基孔肯雅热症、阿根廷出血热、炭疽热、肉毒杆菌、鼠疫、落基山斑疹热、加利福尼亚脑炎、圣路易斯脑炎、B型葡萄球菌肠毒素、马雅罗病毒、辛德华斯病毒、兰格特病毒等17种疫苗，以及多种人体免疫球蛋白制剂。

通过大量人体试验，美国科学家获得了大量数据，掌握了某些生物战剂的危害程度，从而产生和提高生物战医疗应对的手段的有效性。更关键的是，美国还能以此为蓝本，研制和生产生物战武器。

到1969年，美国研制了大量的生物战剂，包括炭疽杆菌、兔热病菌、布鲁氏菌、Q热等细菌，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黄热病等病毒，腊肠菌毒素、葡萄球菌病毒等毒素，以及水稻裂殖胞、小麦锈病等反庄稼战剂。

而且，美国还开发出了能够携带生物战剂的中士导弹弹头、无人机撒布器、喷气机安装的战剂撒布箱、轰炸机投掷的集束炸弹、B-47和B-52轰炸机的小炸弹投放器等武器系统，并进行了相关模拟演练。

3 各国在努力，美国忙拆台

正如细菌学家和历史学家汉斯?辛塞尔（Hans Zinsser）所说，“传染病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项真正的冒险活动之一。” 与此相关的生物研究和军事化冒险活动，可能引发的不只是人们对于公共卫生问题的担忧，甚至可能威胁国家乃至世界安全。

因此，从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到1917年《凡尔赛条约》，再到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第一次明令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国际社会早就在为禁止生物武器而努力。

但是，《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保留了“为报复进行实物武装的权利，即准备在遭到首先攻击时可使用生物武器进行打击”的关键例外，使国际规范从“全面禁止”变为“不首先使用”，因此，相关国家得以利用“防御名义”疯狂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

1975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TWC）正式生效，但是，由于缺乏监督和核查条款、各国政府拖缴或不缴会费使支持履约的机构经费紧张等问题，想要大家真正照章办事，前路困难重重。下图为近年来闭会期公约履约支持机构推动成员国履约所需经费预算情况。

BTWC闭会期进程预算情况汇总

数据来源：斯德哥德尔国际和平研究所

不过，作为一项人道主义限制，它使生物武器的研发从“台面”转到了“地下”。强如美国，也必须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从事相关研究。

国际与美国生物安全相关行动大事记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由上表内容可见，自1969年单方面宣布放弃使用进攻性生物武器以来，美国始终打着生物武器防御的旗号推进国家生物防御计划，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美国已经停止研发生物武器，反而有大量证据证明其仍在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越战期间，为对付善于在丛林中作战的越南游击队，美军喷洒了大量的“落叶剂”，使2.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受到了污染，约有1.3万平方公里的农作物被破坏，造成150多万人中毒，3000多人死亡。

*1999年，美国爆发西尼罗河病毒事件，矛头直指美国人畜生物试验。

*据《今日美国》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人类意外接触致命微生物事故，可能导致直接接触者被致命病毒感染，病毒经由这些个体传播到社区，形成流行病疫情。

*美国审计署200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10年中，美国P3实验室发生了400起事故。

*同年，老兵状告美国国防部，揭露了美军在士兵身上进行骇人听闻的人体试验丑闻。

*2014年，美国政府生物实验室连续曝出多起安全事故，涉及炭疽杆菌、天花病毒、H5N1病毒等。当年10月，美国暂停多个病毒改造项目，其中包括禽流感病毒改造试验。然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于2017年12月解除了相关资助禁令。

*2016年，DARPA启动“昆虫盟国计划”，持续投入2700万美元已支持相关科研进行。

DARPA主要在研项目及研究方向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整理

2019年2月，美国《科学》杂志网站披露，美国重启禽流感病毒改造试验，引发巨大争议。

俄罗斯武装力量防核生化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表示，俄方经过多年调查确信，美国正在研制多种大规模生物杀伤武器。

此外，为了继续这些被禁止的秘密研究，相关部门通过将生物实验室迁往全球各地，从而有效躲避监督和审查，试验经费也无法追踪。

从上文举出的种种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在世界生物武器军备控制与裁军领域举足轻重，然而，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长期践行着双重标准：

一方面，积极推进生化武器军备控制与裁军，如以生化武器威胁为由攻打伊拉克和生物恐怖主义；另一方面，以“生物防御”为借口，大力发展生物战能力，逃避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审查。

如此做法，连美国人自己都担惊受怕，认为这是“危险的试验”。不难想见，若放任这种研究继续下去，危害将越来越大。

4 四大疑点，无法自圆其说

此外，无论美国打着什么样的幌子，也无法掩盖暴露在世人面前的重重疑点。

疑点之一：美军为什么针对性注射疫苗？

美国国家科学院2002年《保护我们的军队:改善美国陆军的疫苗获取和供应》报告显示，美军专家认识到军事行动的威胁来自微生物领域的传染病，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疫苗采购和免疫接种，到1999年，经过批准给陆军军事人员的疫苗就达51种，还有21种疫苗在研发之中（如下图）。

2002年，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发布《炭疽疫苗：GAO对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调查》报告显示，1997年12月，国防部长宣布了一项计划，对美军接种疫苗，以防在战场上将炭疽作为生物战剂使用。

GAO估计，截至2000年9月，有37％的警卫和预备役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已收到一枚或多枚炭疽热疫苗。在这些接受者中，有85％的人表示经历了某种反应。

《炭疽疫苗：GAO对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调查》报告截图

此外，美国陆军医疗司令部还在进行艾滋病研究与疫苗研发活动，由6个研究实验室司令部和6个行政部门负责，仅2002年就斥资6300万美元。

对部署期间可预见的传染病接种疫苗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美军如何预测、按照什么规则给美军接种疫苗？应该说，战争时期除传统易引发的疾病外，除非预测到有人故意使用生物战武器，那么，又是谁会使用？

敌人可能使用，不过，弱国只会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铤而走险；美国自己准备使用的可能性更大。

疑点之二：美军拿着生物防御研发经费做了什么？

自1969年宣布不再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以来，美国一直打着生物防御旗号进行生物武器研发。美国生物防御蓝带研究小组《国家生物防御蓝图:优化工作所需的领导和重大改革（2014）》报告显示，2001至2014财年，近800亿美元用于生物防御，其中大部分用于多危害项目，约10%用于生物防御项目。

那么，各政府机构拿着这么多的费用干了什么？

注：美国生物防御蓝带研究小组，是美国生物防御与国家安全领域的知名智库，2014年成立，由前高级政府官员和学术专家组成，2019年7月改组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并向美国政府和业界公开提出著名的“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

美国2001-2012财年生物防御经费情况

除DARPA外，军方的生物防御费用也不在统计之中，而且不公布。实际上，从有限的信息可见，美军存在诸多经费用途不明的情况，而且比例还很高。

军方的其他经费到底是用来做什么？

疑点之三：美国军政研的生物实验室在干什么？

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透露，目前，美国在全世界建立的生物实验室已超过200个。而且，部分实验室所在地曾出现大规模的危险传染病。

今年2月，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统计，美国目前有13家P4实验室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P3实验室有1495个，这还不包括美国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地区和世界各地建立的多家生物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尤其是在海外的）在研究什么？对于功能、用途、作用、经费、危害、影响等重大问题，光说清楚还不够，需要国际力量介入调查以防发生不测。

疑点之四：美国是不是还在搞人体试验？

美国曾进行过大量人体试验，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囚犯等深受其害。时至今日，美国有没有继续做这样的试验？美国军方的疫苗计划中有没有强行使用人体进行试验？

还有能够实现种族灭绝的基因武器问题，美国能否说清楚？

比如，2017年，普京曾公开之处“有外国人有目的地采集俄罗斯人生物样本。”随后，美国空军出面澄清：美国空军最大医疗部队第59医疗部队的先进分子监测中心，的确搜集了俄罗斯人生物样本，但是，目的不是用于制造细菌生化武器。

然而，他们似乎无法解释大家的疑问：这些样本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为什么不拿美国人的样本进行分析？

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以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为目的，而非追求绝对权力。

鉴于其曾经与日本731细菌部队秘密交易、研发生化武器和进行大量人体试验的“前科”，以及在相关经费趋向和一系列疑点重重的举动，各国有必要且必须敦促美国尽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并尽快签署相关协议，以及按其中规定接受审核。

主要参考资料：

1.田德桥等，《美国生物防御经费投入情况分析》，军事医学杂志，2013年02期，P141-145；

2.刘汝佳，《二战时期海军生物战的研究状况述评——对美国保存档案的初步解读》，学理论，2016年07期，P140-146；

3.张艳荣、杨微、李志平，《攫取与交易:美军对日本731部队的调查》，医学与哲学，2017年6月第38卷第6A期总第574期，P81-85；

4.赵丽梅、于群，《美国军方生物战计划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北方论丛，2014年第2期，P108-111；

5.科技日报，这种“死神”才会使用的武器再受关注，转引中国军网，；

6.国际锐评，《疑云重重的美国生物实验室该说说清楚了！》，；

7.上观新闻，华春莹反击蓬佩奥：开放德特里克堡，让专家调查，?id=245850；

8.Jeanne Guillemin，Scientists and the history of biological weapons: A brief historical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weap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9.Stanley M. Lemon，Protecting Our Forces: Improving Vaccine Acquisition andAvailability in the U.S. Military，2002；

10.GAO，ANTHRAXVACCINE:GAO's Survey of Guard and Reserve Pilots and Aircrew，；

11.BIPARTISAN REPORT OF THE BLUE RIBBON STUDY PANEL ONBIODEFENSE，A NATIONAL BLUEPRINT FORBIODEFENSE: LEADERSHIP AND MAJOR REFORM NEEDED TO OPTIMIZE EFFORTS，October 2015；

12.Biological warfare，；

13.Unethical human experimen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4.SIU SCHOOL of MEDICINE，Overview of Potential Agents of Biological Terrorism，；

15.S.B.Martin，The Roleof Biological Weap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Real Military Revolution，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2002-Issue 1，Pages 63-98。

16.Zheng Jie Marc Ho, Yi Fu Jeff Hwang, Jian Ming Vernon Lee，Emerging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Mili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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