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钦宗活着时不能归国，死后金人主动送还灵柩宋高宗也不接受

靖康二年（1127年）, 金灭北宋。金军掳获宋徽宗、宋钦宗等三千多宗室贵戚及大批财物典籍北归。

从此宋徽宗、宋钦宗等人就被囚在金国，自死不得归国。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双方战争告一段落。

绍兴和议后不久，宋高宗母亲韦氏和已死去的宋徽宗灵柩以及长期被金扣留的宋使等皆被遣送回朝。

宋徽宗宋钦宗

但是这里并不包括还活着的宋钦宗。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钦宗死，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高宗才获知死讯。

但是宋高宗仍没有迎回钦宗灵柩，甚至当金人主动要求送回钦宗灵柩时，仍被成为太上皇的宋高宗拒绝。

为何宋高宗不迎回钦宗，即便是他的灵柩呢？

绍兴和议时，宋钦宗还活着，此时南宋为何不迎回钦宗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高宗和权臣秦桧都不愿意看到钦宗回来。

绍兴和议后，宋钦宗是高兴的，盼望着能回到宋地。

正史中，没有记载宋钦宗此时的情况，但是文人笔记为我们留下了相关资料。

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道：“先是，太母（高宗母韦氏）归自北方，将发，得与天族别。渊圣（钦宗）偃僵卧车前，泣曰：‘幸语示相归我， 处我一郡足矣。’”

高宗母亲韦太后在回宋前，与其余被俘的皇族告别，宋钦宗哭着对韦太后说，希望韦太后回去对丞相秦桧说，迎回他，给他一郡生活就可以了。

周密的这个记载是引自和议后南归的宋使张邵故事，当时张邵就在旁边，“闻之，痛愤。”

宋钦宗

宋代无名氏留下的《朝野遗记》也有类似的记载：

“和议成，显仁后将还，钦庙挽其轮曰：‘蹛蹛，第与吾归，但得为太乙宫主足矣，无他望于九哥也。’后不能却，为之誓曰：‘吾先归，苟不迎若，有瞽吾目。’”

从这两则史料可见，宋钦宗是希望南归的，而且他也深知自己南归的阻碍在于弟弟高宗，主动表示对皇位没有想法了，不会和高宗争夺皇位，只希望得一“太乙宫”或一地终老。

作为皇帝，即便是亡国之君，宋钦宗对问题的洞察仍旧是清晰的，他看出了高宗的想法，当时的大臣文人也看出了高宗的想法，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笔记记载。

但是即便这样，宋高宗对钦宗南归还是不松口的。

既然坐上了皇位，即便是占了大便宜坐上的，又岂能主动挪开屁股。

除高宗外，实权人物秦桧也反对迎回钦宗。

绍兴十三年（1143年），自北南归的张邵“遗秦桧书，言金有归渊圣及宗室诸王意，

劝其遣使迎请。”

结果呢？结果是“桧寝怒之”。

同一年，金朝遣使来宋，索要赵彬等三十人的家属去金，而刚刚南归的洪皓向朝廷建议“侯渊圣皇帝及皇族归乃遣。”

结果仍是“秦桧大怒”。

很快，张邵和洪皓这两个刚刚南归的英雄就被朝廷贬黜远地。

秦桧的怒，一是在于迎合高宗之意，二是保住自身相位于权势。

宋高宗内心深处是不愿意迎回钦宗的，但不能明显地表露出来。顾忌民情舆论他至少要做做官样文章的。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宋高宗派遣巫伋为祈请使出使金国。巫伋在见到金主完颜亮时的一番对话显得意味深长。

完颜亮

完颜亮先是“问所请者何来？”

“伋首言，乞修奉陵寝。”

巫伋回答，来请修在河南的帝陵。

完颜亮“令译者传言，自有看坟人”，拒绝了巫伋的请求。

巫伋这时又提出了第二个请求，“伋第二言，乞迎请靖康帝归国。”

完颜亮来了兴致，饶有兴趣地“令译者传言，不知归后甚处顿放？”

完颜亮想知道南宋如何安顿回国后宋钦宗。

“伋第三言，本朝称皇帝二字。”

巫伋说，回去后称皇帝。

完颜亮笑了，“又令者传言，此是汝中国事，当自理会。”

巫伋“唯唯而退，以待辞而归。”

巫伋和完颜亮的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很多信息。一是巫伋此次出使金朝第一任务是“乞修奉陵寝”，哪知被完颜亮回绝。

接下来，巫伋才有第二言“乞迎请靖康帝归国”，很明显巫伋面对完颜亮“甚处顿放”的疑问时的回答“称皇帝二字”并不是代表宋高宗的意思，很可能是巫伋自己的个人想法。所以当完颜亮一句“汝中国事，当自理会”，巫伋醒悟过来，以“待辞”——要等待高宗旨意的借口归国。

而且从巫伋这次出访来看，金朝并没有拒绝送回钦宗的意思。只是巫伋这一“待辞”就不见了音信，宋高宗再没有提及此事，可见宋高宗并不是让巫伋真的请归钦宗。

北宋帝陵分布图

在《金史》中也记载了巫伋的此次出使，“宋使奉表祈请山陵地”。

也就是说南宋在国书中只提了祈请修陵寝的事，这也和巫伋的“首言，乞修奉陵寝”吻合。

至于巫伋的第二言，国书中压根没有提，是南宋的次要任务，表表意思，回去好对舆论交代。至于巫伋的第三言则完全出乎巫伋的预料，巫伋没想到完颜亮有松口的迹象，顿时就失了方寸，回答失措。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次巫伋出使提及迎回钦宗只是一场表演，是一场闹剧罢了。

巫伋这次出使后，南宋再无迎回钦宗的行动，估计被完颜亮的松口吓住了。

直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钦宗死，然后又过五年，绍兴三十一年宋高宗才获知钦宗的死讯。

乾道六年（1170年），南宋遣范成大使金求归陵寝之地，金世宗不但答应了，而且还提出“归钦庙梓宫”。

当范成大带回这一消息时，南宋朝廷的表现更有意思了。

此时宋高宗已经禅位孝宗，但是仍把持着朝政。

听到金世宗主动提出送归钦宗灵柩的消息后，宋高宗立刻慌了，立刻派遣赵雄出使金国，提出拒绝迁回钦宗灵柩，同时也不迁其他陵寝了。

这一下金世宗生气了。

金世宗

金世宗对赵雄说道：“向来初讲和日，宋朝来祈请徽宗灵柩，已送还了。今再讲和，宋国自当来祈请钦宗灵柩，父子同葬，以时奉祀。去年使来，却妄请巩洛山陵，上国止许奉迁， 并许一就发还钦宗灵柩。上国已令搬取在此，侯来报闻。

人家金朝已经把宋钦宗的灵柩搬来了，就等南宋来人取了，现在南宋却说不取了，这不是耍我么，金世宗如何不生气呢？

金世宗指责南宋道：“今因聘使来，辄附书称‘久安陵寝，难以辄迁，及靖康灵柩亦难独请。’向来已许迁送，今返辞以为难，于义安在？”

南宋的行为连金世宗都看不下去，斥责“于义安在”。

如果宋钦宗活着，宋高宗出于私心拒绝迎回钦宗尚可以理解。

那为何钦宗已死，甚至是金朝主动提出送回钦宗灵柩宋高宗仍旧拒绝呢？

其实还是私心，还是帝位问题。

不管是活着的宋钦宗还是死了的宋钦宗，只要回到南宋，先不说活着的宋钦宗会不会重夺皇位，就说如何在礼仪上对待宋钦宗就是宋高宗头疼的一个问题。

宋高宗的皇位继承自哥哥宋钦宗还是父亲宋徽宗呢？

这个事关正统。

宋高宗

宋高宗给出的答案是：自己的帝位传承自父亲徽宗。

这就已经将哥哥钦宗排除在外了。

在钦宗刚死时，高宗没有迎回钦宗就已经说明这个问题，就更不用说死后十余年了。

迎回灵柩若是葬入帝陵，就等于承认钦宗的帝位，这又置高宗于何位？

高宗辛苦几十年确立的皇位正统岂不是徒劳了？

所以不迎回钦宗灵柩和不迎回活着的钦宗是一个道理。

可怜的钦宗在宋朝连个以皇帝身份的安葬之地都没有。

我们再回到无名氏留下的《朝野遗记》上。

佚名的《朝野遗记》

高宗母亲韦太后对面宋钦宗的请求发誓道：“吾先归，苟不迎若，有瞽吾目。”

结果，韦太后回去不久就双目失明了。很明显，她没有完成自己的誓言。

韦太后失明后，太医束手无策，后来有一个道士前来为太后治疗。

“有道士应募，中贵导之入宫，金针一揆，左翳脱然而复明。”

韦太后大喜，希望道士把她右眼也治好，定有厚赏。

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视，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

道士只治好韦太后的一只眼，留一只眼“存誓”——让她记着对宋钦宗所发的誓言。

《朝野遗记》的记载虽有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色彩，但也反应了民间对宋高宗不迎回宋钦宗的不满，更清楚宋高宗不迎回的原因。

揭秘中原大战：阎锡山被蒋介石赶出山西，凭啥能8个月就返回？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30年，蒋阎冯混战，阎冯在陇海、津浦两线失败。张学良进关。冯玉祥主力西撤入陕。阎锡山所部及一些杂牌部队，如孙殿英、张人杰等部队，逐渐撤入山西。

阎锡山从石家庄前线回到太原，又作最后安排，他以父亲有病，需要服侍“亲疾”为借口，通电下野；但是蒋介石不买账，继续派飞机轰炸太原。

1、阎锡山的出路

蒋介石还指使何应钦、孔祥熙等联电阎锡山“百公不出洋，无以谈善后”。阎锡山无奈，他把徐永昌找到太原，与之商议：“看来我是非走不可了，你将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此前阎锡山已把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和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撤销，改为晋绥警备总司令部，委徐永昌为总司令、杨爱源为副。

徐永昌思考片刻，回答：

“蒋介石已将黄河以北善后交给张学良处理，蒋军不过河。如果西北军宋哲元、孙连仲入晋的军队与我们合作，东北军不足虑。即使宋、孙不与我们合作，估计张学良也不会对我们用兵。所以我想，张学良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我们亦用政治办法应付。真要打，我们也不在乎。”

阎锡山说：

“局势已到了这一步，我看你要向张学良、蒋介石两方都派出代表。”

但是徐永昌不愿意派任何代表出去。俩人对坐良久，无话可说。

阎锡山对外声称准备去苏联，并且派太原航空学校校长仲跻翰，前去绥远五原察看去苏联的道路。暗下，阎锡山收拾准备到大连。行前，阎锡山给其亲信文武僚属按官职大小等级每人赠送3000元至3万元不等，以安其心。

阎锡山对伴行人员进行周密的选择，经过与赵戴文反复选择，决定李如骧、王怀奇两人伴行。李、王均曾留学日本，李为五台县人，与赵戴文既是同乡，又是世交，曾任得胜口税务监督、内政部科长等职，深得赵器重；王是沁县人，曾任山西省省长公署秘书、县长等职，为人小心谨慎，踏实可靠。

前晋南镇守使张培梅闻讯赶到河边村，坚决要求护送阎锡山赴天津，阎慨然允之。

2、从天津到大连

行前，阎锡山电告蒋介石定于12月1日起身，由正太铁路经石家庄赴天津。

11月29日凌晨6时许，阎特提前两天由河边村乘车出发，仅有阎父阎子明、总参议赵戴文、行营办公处处长梁汝舟以及阎的表兄曲清斋等4人相送。

阎锡山化装成商号老掌柜模样，穿青布长袍，黑缎子马褂，外披一件青色毛呢便衣大氅，着直贡呢压条老头棉鞋，戴上土耳其式毛线风帽，厚厚的羊毛围巾把脸捂得严严实实，出门前特地叫厨师准备了一小口袋的烧饼，以备路途食用。

张培梅、李如骧、王怀奇等3人扮作伙计。线路是从河边村出发北上经大同转京绥铁路转赴天津。

阎锡山与李如骧共乘一辆“道济牌”小卧车，张培梅与王怀奇乘另一辆轿车在后护送，故意装作不相识。

当晚6时左右，行至大同城，汽车穿过北大街直至大同火车站。距约定的开车时间还早，阎锡山怕人多眼杂，特寻一家简陋龌龊的小店“泰来客栈”安顿下来。李如骧匆忙买了两听罐头，阎锡山匆匆进食后，歪倒在炕上小憩。

是夜11时，一辆从包头开来的货车抵达大同。阎锡山一行直接上了货车的锅炉车，李如骧把行李展开，让阎在锅炉旁躺下。一夜无话。阎锡山一行抵达天津时，已过深夜。第二天，李如骧与南桂馨接上头，南赶紧把阎接到家里，李如骧即以暗语“货已买妥”电报告阎父，以示平安。

不久阎锡山到天津的行踪很快被蒋介石得知，命令戴笠设法把阎干掉。由于阎住在日租界，防范周密，躲过一劫。

12月22日凌晨4时，阎锡山从天津码头搭乘日本邮船“武昌丸”号，前往大连。

在船上，阎锡山写了一封函件，专致《大公报》记者：

“大公报先生鉴：鄙人此次过津，厚承中外各界诸先生过访，不克延晤，至为抱歉。现因下野之初，闭门谢客，当荷原凉。兹已定于离津，经大连东渡，续游欧美，自问行能无状，何幸获得闲暇，身亲两洋文化。”

当日阎锡山由津登上日轮后，而轮船因为风浪和潮汐关系，到了开船时间未有开行，阎锡山又恐蒋、张特务上船捣乱，因而颇表不安。

当时日籍船长亲到阎锡山面前说：“请大帅不必恐慌。”

阎锡山则竭力表白，他是商人赴大连。日籍船长说：

“你不必否认，当你昨天使人买船票时，我们就知道是你了。不过请你放心，你的安全我们是绝对负责到底的，绝对不会使你发生意外。船迟开原因是因风浪太大，再迟二小时船一定要开。”

最后又说一句：“请你完全放心。”

阎锡山于当日即到大连，驻黑石樵预先赁妥的原张宗昌的公馆。

阎锡山在大连名义上系在野身份，所以随他在大连人员也不分阶级，一律月送生活费150元（日钞和国币各半)，另外食宿均由阎供给，相当丰盈。

随阎在大连人员，普通是上下午两次开会。上午由赵戴文讲四书，下午由阎锡山讲他的物劳主张。至于阎锡山处理机要或秘密会议，则另召有关少数人员参加，地点多在二楼阎锡山寝室内。阎锡山本人不敢下海游泳，但间或也将海水运到家里洗个海水浴；早晚阎锡山多到海边散步，人们无事时，亦多随着闲话桑麻，消磨时光。

阎锡山在大连，是在日本卵翼下的政治避难。随阎在大连的人，都是吃闲饭，没正当工作可做，将来又不知如何结局，所以心颇不安。

阎锡山在大连期间共花了五十多万元，大部是由天津市长崔廷献担负的。

4、阎锡山的返回

在阎锡山远在大连，山西军队人心惶惶之际，蒋介石趁机分化利诱，企图瓦解阎锡山对山西的统制。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首先带上所属两个师，出兵石家庄，转道河南，脱离了山西阎锡山指挥系统。

商震在离太原前，将房产向山西省银行押借银洋数万元，连同私蓄约二三十万元，由正太铁路运出山西，路过榆次，被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强行扣留。

商震率部到河南后，又利用蒋介石名义，命令六十六师周思诚旅、独二旅周原健部（该两部都和商震有过隶属关系）继续开出山西。

此风一开，阎锡山统治资本，逐渐瓦解了。阎锡山大为恐慌起来，乃不顾一切风险，重金雇用日机，由大连飞返山西，才看住了他的旧摊子。这才是阎锡山急于离大连飞返山西的基本原因。

至于第六十六师周旅长思诚，最后本人是脱离山西了。而由师参谋长徐鸿林将该旅的团长姜玉贞说服，并许他将来充任旅长，仍率该旅，所以该旅没有拉走。独二旅周原健已集中大同，正准备向河南开拔之际，阎锡山忽然飞到大同，周旅长原健当下又向阎表示忠诚，不再开拔了。结果该两旅均未被商震拉出山西。

阎锡山决定回山西后，即派靳祥垣（留日学生）与日方接洽租赁飞机，初次接洽尚颇顺利，民用飞机公司还承诺在大连附近供阎锡山所带人员飞行游览。

可是半途，日方忽然变卦了，推说什么诚恐引起国际交涉，未便从命。因而租赁飞机消息，就沉闷下来了。

其实这是日方的花招，要价还价的一种手段，故意提出更加毒辣的圈套，使阎锡山上钩。究竟当时所提条件的具体内容，阎锡山则讳莫如深，无从知其详。

1931年8月上旬，阎锡山以美金五六万元，租妥小型飞机一架（可容五六人)，由该民用飞机局局长亲自驾驶。乘客中除阎锡山外，尚有张凯、靳祥垣二人担任翻译。飞机于当日晨由大连附近机场起飞，沿平奉平绥铁路线西飞，正午左右，即安抵大同。阎亲笔给赵戴文写了回信，仍由飞机驾驶员带大连交赵戴文，以作阎到大同凭据。

当阎锡山飞返大同的那天，赵戴文在大连宣布，办公会议停开一天。人们吃饭后，都到街上或海边游散去了。等到下午，赵戴文接到阎锡山安抵大同的回信后，才宣布阎回大同的消息。接着赵就给在大连人员发了津贴和旅费，让各返太原或原籍。阎锡山在大连的日子就告结束了。

5、徐永昌、杨爱源为质北平

阁锡山到大同的第二天即返五台县河边村原籍，以观国内各方面反应。蒋介石和张学良就一而再的立逼阎锡山从速再行离晋。

阎锡山无奈，才派上徐永昌、杨爱源到北平作质，以事缓冲。

8月上旬，徐永昌、杨爱源到北平后，因为知道东北快发生事变，张学良不久就自顾不暇了，所以有所恃而不恐。当时徐永昌对张学良答复，措辞不亢不卑，很为得体。

徐永昌大意说：

“阎先生终究还是山西人，今回山西居住，理直气壮。如果怕阎先生回到山西图谋不轨，我们二人愿以身家生命作担保，并且我二人愿久住北平，以释众疑。”

张学良亦不便过于相强。

到了“九·一八”风声渐紧，阎锡山诚恐张学良对徐永昌、杨爱源为难，授意徐、杨设法脱离北平，徐永昌不同意，如果那样作，恐弄巧成拙，事情更不好办，并推断张学良对徐杨本人不会太过意不去，因而未听阎锡山劝告。

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虽然手忙脚乱起来了，但对阎锡山压迫仍不放松。而阎锡山本人，则以为有机可乘。

最后徐永昌还对张学良说：“阎先生若不想离晋，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张学良还特备专车，送徐、杨回山西办理善后。对迫使阎锡山离晋，也就不了了之。

6、阎锡山再次割据山西

日本的飞机降落大同，把阎锡山送了回来。

这条新闻首先通过日本通讯社传了开去，震惊了蒋介石和南京的官场，大同驻军司令赵承绶给太原去的电报，报告总司令已坐日本飞机到达，也立刻轰动了晋军内部。

这时，商震恰巧带了所属的两个师开出娘子关，脱离了山西的势力范围，被他拉动了的周原健（山东人，老五军将领，保定军校一期生)骑兵师正由大同开拔，列车已升火待发，听到这个消息，随而拨转马头，本来可以安心当省主席的徐永昌，也为之大吃一惊，一时慌了手脚。

除了徐永昌以外，杨爱源、周玳以下的一般将领、各厅厅长、大学校长等军政名流立刻坐火车北上到大同欢迎，并且与阎锡山同乘专车南下，在南距太原145里的忻县下车，换乘汽车，恭送他到五台县城以西东冶镇河边村。

因为这次阎东山再起，是经过一段曲折、艰难的历程的，很不容易，阎锡山和他的部下都很高兴，认为前程远大，只有徐永昌情绪不好，连阁举行就职典礼时，也称病没有去参加。

经过了相当时间，阎向蒋介石推荐徐到中央任职，任职参谋次长（总长是何应钦)，一个是顺水推舟，统一内部，自己兼了省主席；一个是顺水人情，晋材楚用，既达到了分化山西的目的，又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助手；三方面皆大欢喜。

但徐毕竟是山西人，仍是想借山西以自重，所以同阎仍是藕断丝连，成了阎安插在中央的一条高级内线，连阎放在中央的另一个“眼”，贾德耀也得听他的，因为蒋介石确对他言听计从。徐早年在老毅军兵棚当“小孩”，先在随营学校学习，后被保送陆大，有了资格。他性格是沉默寡言，不言则已，言必有中。

倒是赵戴文被阎认为是“准蒋派”，从此被留在山西，不让去南京了。

7、军队整编

中原大战硝烟刚刚熄灭，国民政府即开始对庞大的军队进行整编。

首先撤销了名存实亡的编遣委员会，军队的缩编、整理由新组建的陆海空总司令部负责。

修订了1929年制定的《陆军暂行编制表》，重新规定陆军师分为甲、乙、丙三种师。

甲种师编3个步兵旅，每旅辖2个步兵团，师直分队编炮兵、工兵、辎重兵各1个营及骑兵、特务各1个连。

乙种师编2个步兵旅，每旅辖3个步兵团，师直分队编程与甲种师同。

丙种师辖2个步兵旅，每旅辖2个步兵团，师直分队编炮兵、工兵各1个营，骑兵、特务、辎重兵各1个连。

同时对步兵旅、步兵团的编程作出规定，每个步兵团辖3个步兵营、1个步炮连、1个通信排；营辖3个步兵连、1个机关枪连；连辖3个步兵排，排辖3个步枪班，每班编10人。

每团编制1685人，其中官佐106人、士兵1579人。

10月初，吉鸿昌第二十二路在淮阳整训，所部第十一师改编为甲种师第三十师，吉兼任师长，辖3个旅，第八十八旅旅长彭振山、第八十九旅旅长彭国桢、第九十旅旅长徐华荣。张印湘师改编为甲种师第三十一师。每师另辖1个炮团。

12月初，梁冠英第二十五路在商丘集训20天，随后开到苏北。第二十五路辖第三十二师、独立第五旅、手枪团、炮兵团、迫击炮团和骑兵团，总兵力2万多人石友三占据河南北部、河北南部30个县，自行委任县长，俨然一方诸侯。

但是，兵多钱少，石遂利用自己是东北人关系与张学良套近乎，先派参议毕广垣为驻北平办事处处长，与东北军高层建立关系，随后于1931年1月初亲赴沈阳晋谒张学良。

经过一番打点，张学良答应其听候点编，统一发饷，并先发协饷20万元。不久戢翼翘、富占魁来到顺德、安阳等处点编石部。

石部共编2个甲种师、4个乙种师，炮兵团、轻重迫击炮团、工兵团、手枪团、骑兵团各一，另有装甲车一个大队，计6.4万人。

点编后，张学良核定每月给饷60万元，后增加10万元。

孙连仲部被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后，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所部辖2个甲种师和1个骑兵师。孙连仲自兼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董振堂、季振同分任旅长；高树勋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施积枢、池峰城、吕如珂分任旅长；每师另辖炮兵、工兵、辎重通信各1个营。张华棠、祝常德2个旅编为骑兵第四师，关树人为师长。总兵力约3万人。

张维玺、田金凯、任应岐等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名义，所部全部被解除武装。

葛运隆第三十三师由洛阳开赴湖北。

8、晋军的整编

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后，旋赴南京与蒋介石会晤，商讨华北善后事宜。蒋介石要张学良负责晋军编遣全职。张学良返回天津，立即把晋军高级将领徐永昌、商震、傅作义、杨爱源等召集到天津开会，张学良指派万福麟、于学忠、王树常负责接待，万福麟主持，研讨晋军编遣方案。

徐永昌、商震等人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多保留几个军，二是请将“客军”调离山西。

张学良不同意，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把晋军14个军、40多个师压缩为4个军、8个师（每军辖两个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

编遣方案一出台，晋军高级将领一片哗然，尤其是孙楚、赵承绶、李服膺等均表示不服。

赵承绶找到杨爱源大骂：

“你这军长是我和孙楚捧起来的。人家杀我们，你不能刀下留人。真是软蛋！”

赵承绶还特地通过关系找到张学良派往大同的点编大员戢翼翘，送其两箱烟土。戢翼翘为他在张学良面前说了不少好话。

赵承绶还亲自赶到沈阳，花了好几万元打点张学良的亲信左右。结果，张学良说，赵承绶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出身，怎么能像张宗昌呢？孙楚也不甘示弱准备发出不接受编遣方案通电。

张学良闻讯，在返回沈阳后，立即电约孙楚、周玳、冯鹏翥等人到沈阳面商。

经过反复磋商、讨价还价，最后，张学良答应增加一个正太护路军和骑兵4个旅、炮兵11个团以及3个独立旅。

并作出4项规定：

（1）晋军的编制及饷项以能适合晋绥两省财力为度；

（2）以平绥铁路西段、正太铁路娘子关以内，为晋军驻防地区；

（3）西北军暂住晋南；

（4）孙殿英等驻地及饷项，由张学良与中央商定之。

编遣后，晋军各军师以及旅的序列和主官如次：

步兵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辖第六十六师，师长杨效欧，第六十七师，师长冯鹏翥；

第三十三军，军长徐永昌，辖第六十八师，师长李服膺，第六十九师，师长杨澄源；

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辖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第七十一师，师长杨耀芳；

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辖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第七十三师，师长傅作义（兼）。

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辖第一旅，旅长孟宪吉，第二旅，旅长陶振武，第三旅，旅长马延守。

另有独立第一旅，旅长杜春沂，独立第二旅，旅长周原健，独立第三旅，旅长丰玉玺。骑兵司令赵承绶，辖第旅，旅长孙长胜，第二旅，旅长吕汝骥，第三旅，旅长彭毓斌，第四旅，旅长郭凤山。

炮兵司令周玳，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团。

西北军残部陆续退进山西，不仅增加了山西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军纪十分恶劣，给山西老百姓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

晋中驻有西北军支应遴部和高桂滋师（汾阳）；晋南驻有宋哲元部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永济、解县）和鲍刚、张人杰师（浮山、翼城）；晋东南驻有孙殿英（晋城）、庞炳勋（屯留、辽县）等部。

这些部队粮秣及一切用品都是向当地老百姓摊派，稍有不周，非打即骂。除冯玉祥的西北军官学校和宋哲元的卫队以及庞炳勋师不致公开抢劫外，其余部队强取豪夺，奸淫掳掠，日有所闻。

孙殿英部居然制造吗啡金丹，勒令驻地县长代为推销。刘汝明等部则把烟土向各村摊派，在解县驻扎不到一年，一切供应花费高达100万元：临汾一县在数月内，支应过往“客军”开支，现洋达50万元。

中原大战后，原随着晋军势力扩张流通到外省的晋钞全数涌回山西。豪绅大贾争用晋钞囤积实物，连棺材都强买一空。

1931年11月山西省政府为了维持军政开支，竞发出虞电，声明7天以后，老百姓用晋钞完纳赋税，两元折合一元。老百姓深受其害。

9、中原大战的损失

中原大战历时七八个月，战线连绵数千千米、10多个省，投人战争的兵力高达百万，死伤30万军人，支出军费5亿元。其动员之广、历时之久，以及人民财产损失之严重，在军阀战争史上是无可比拟。

另据蒋介石在1931年3月10日国民政府举行的陆海空讨逆将士追悼大会上的报告中说：

“自15年（民国十五年，1926年）出师北伐以来，6年间先后死亡士兵为数竟达30余万，而尤以讨伐阎冯牺牲为最巨”，“去年阎逆叛变及剿灭红军，所死亡官长，约2480人，士兵死者34453人，受伤者达7万余人。”

又据1930年北平政务委员长黄郛在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本年国内战起，战线之长，在近代史上，除欧战外无可与匹。战争之烈，在国内战史上，亦少其例。双方死伤总数达30万人之巨，而战地人民之伤亡流离者当十百倍于斯。”

中原大战所耗军费亦是罕极。

据上海银行界统计，自北伐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战开始，国民政府所用去之军费，已达5亿元。而19年大战，南方（蒋军）每月所耗军费3000万元，北方（冯阎联军）每月所耗军费约1000万元。

另据时事新报1930年12月23日社论统计：“南北大战，民间以兵燹而直接损失者，不可以数计。即就中央支出之军费之一端而言，已逾2万万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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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上参加新政协，谁上了宋庆龄的专列？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给住在上海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编者注）寓所的宋庆龄发去电报，恳请她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6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分别给宋庆龄写了亲笔信，信不是寄往上海，而是派邓颖超亲自带到上海。曾任宋英文秘书的廖梦醒这次是陪邓颖超同去上海，劝说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写信诚邀宋庆龄北上。

宋庆龄很为难，24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北京（1928年前称北京）去世，北平是她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尽管她并未直接答应，但廖梦醒看出宋庆龄的情绪“很兴奋”，于是向邓颖超汇报说“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两天后，6月29日宋庆龄在寓所看到了邓颖超带来的毛、周亲笔信，并同意北上。宋庆龄当年患有高血压、肠胃病和荨麻疹，邓颖超对宋庆龄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拟暂缓长途旅行。周恩来据此提出：“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由专人护送宋庆龄赴京。那么专人都有哪些人？

护送者管易文，最后一名觉悟社成员

据当年《人民日报》报道：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军管会交际处长管易文陪同下，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北平。

《大公报》（上海版）报道宋庆龄自沪抵平消息

邓与廖大家熟知，管易文是谁？大家可能不熟。但看过《百年恩来》纪录片的人，或许对第一集中的感人一幕有印象：一位百岁老人，连守在身边的亲属都已经不认识了，但当把周恩来的形象送到他面前时，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他大喊三声：音容宛在，永别难忘！这令在场的人们动容，令全体摄制人员洒泪。五十多天后，这位老人离世。他就是管易文——最后一位告别世界的觉悟社成员。

《百年恩来》纪录片中的管易文

管易文(1896.8—1995.12)，原名关锡斌，广东廉江人，其父为御前卫士及两广水师提督。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和觉悟社，与周恩来是南开同学。在觉悟社，周恩来编号5号(伍豪)，管易文编号18(石霸)。后来，他与周恩来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

1926年，管易文回国后在岭南大学任教，继续从事进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抗日活动和地下情报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统战部隶属的接待处处长、上海市军管会第一任交际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1958年任国务院参事（副部级）至逝世。

急寻政治可靠的粤菜名厨

邓、廖、管护送宋庆龄上了专列，当时国内报纸、诸多资料及回忆文章都有记载及详述。除此3人，还有谁上了宋庆龄专列，因保密等原因，记载极少。

笔者近年来翻阅了不少公开和内部资料、私人档案、笔记、证明材料及当事人口述回忆等，发现上专列有名有姓的还有杨逸、蒋兴权、柳无垢、何元昌，另有警卫一个连。杨逸当时是宋庆龄秘书，蒋兴权为随行医师(离休前为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柳无垢是柳亚子次女，曾为宋秘书，负责文件、信件英文翻译。何元昌，当时是南京路味雅粤菜馆名厨。

何元昌

闻讯宋同意赴京后，上海市市长陈毅亦非常高兴，十分重视，指示管易文组织专列，并负责护送。专列上需一位政治上绝对可靠、烹调技术高超的专厨。宋虽出生于上海，但祖籍广东，平时偏爱广东菜，时间紧迫，临时去哪找这样一位特别的粤菜厨师？

管易文是笔者的小姑父，他将此任务交给了笔者的父亲范文伟。父亲推荐了大姑父何元昌，并奔走说服他参与此项任务。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市领导也觉得管易文的亲戚较可靠放心，即同意何元昌上专列主勺。后来据管易文说，宋庆龄在专列上吃了何元昌烧的广东菜十分满意。回沪后不久，何元昌便正式调入东湖招待所，后又调入市政协俱乐部、社科院直至退休。

毛泽东究竟上了专列与否？

专列车厢铺了地毯，一头是三四排软席坐位，中间布置成客厅状，一张长方桌上铺了台布，周围放了几张椅子，另一头是几间卧铺房间。专列并非直达北京，中间曾有几次停靠。一路上，宋与邓相对而坐，畅谈甚欢。

宋庆龄在专列上

专列是25日晚7时20分离开上海北站(今上海站)，26日上午6时30分达南京下关站，江苏省负责人接她们几位下车，专列开到郊外一小站停靠等候。下午4时20分,专列渡江北上。

27日上午7时20分专列到达徐州，专列约停半小时，7时55分开车。中午，管处长安排杨逸、蒋兴权等与朱、邓、廖一起用餐。下午3时30分专列达济南，山东省负责人接她们下车。晚9时专列离开济南，于28日晨6时30分抵天津，天津市市长黄敬接她们下车，同时打电话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他要亲自到车站去接宋庆龄。

28日下午l时30分专列离津，于3时30分抵达北平前门站。这天午后，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有重要活动才穿的浅色中山装，催着工作人员提前出发，乘坐一辆黑色吉斯防弹轿车直奔前门。

据蒋兴权所撰《护送宋庆龄晋京记》一文中回忆：列车停稳后，管处长首先下车，走到毛泽东前面，两人握手，管讲了几句话，大约是报告到达的情况。随后有一位领导上车来陪同宋庆龄等下车。宋下车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迎上前去，一一同她握手。这段描写与管易文回忆录及其他几篇公开资料上描述相同，即毛泽东并非上了专列接宋下车，但也有不少公开资料均描述车达北平，毛泽东等上专列与宋握手。毛泽东究竟上了专列与否？目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讲法，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考证。

1980年邓颖超与管易文在人民大会堂重逢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70周年。上宋庆龄专列本来就人数不多，笔者的两个姑父均上了专列，笔者父亲也曾为此奔走出力过，笔者也觉十分光荣，特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题图来源：宋庆龄乘专列抵达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