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综艺舞台上，她们正被粉丝经济格式化？

作者：王彦

《青春有你2》又一次出现在了微博的热搜榜单前排，自3月12日节目正式上线，热搜对于这档节目已是常态。持续的热度在提醒着观众，又一年的选秀类综艺已拉开了大幕。

自2018年的《偶像练习生》以来，短短两年间，内地的偶像选秀迎来周期性爆发。把上线两周的《青春有你2》算在内，仅仅在爱奇艺、腾讯、优酷三大视频平台，已上线了六档“101系”的男团女团偶像选秀综艺，这还不包括《明日之子》等个人选秀。

制图：李洁

追逐梦想的大旗之下，年轻人熙熙攘攘地来，似乎每一次都声势浩大。但若以唱跳音乐作品来衡量，这两年的新偶像又似乎在演艺圈从未留痕。看着《青春有你2》的十多位练习生以各种稀奇古怪的话题占据网络热度，看着镜头只眷顾带来流量的她们，一个始于2018年的话题也是时候老调重弹了——除了成为粉丝经济的孵化器，选秀类综艺还能做些什么？

重新定义女团凭的是实力、风格，还是话题？

从一开始，《青春有你2》就抛出概念——想打造一个不被定义的女团，不被风格定义，不被固有模式定义，不被困难和质疑定义……换言之，除了实力是刚需，其他所有元素都可以被包容，甚至可以期待一批与“前辈”不一样的新偶像。

理念不错，观众也确实在108个练习生里看见了唱跳俱佳且突破固有女团审美风格的上官喜爱。可绝大多数时候，所谓的不被定义，恐怕换成另一种说法更为贴切——除了流量是铁打的刚需，其他所有元素都是流动的，至少是不那么重要的。节目的剧本、剪辑、镜头以及后期推广里，统统透着对流量的企图心。

每次初舞台表演后需要切到选手席反打，镜头多半会关照虞书欣，她不仅是热播电视剧《下一站是幸福》的熟面孔，更拥有108名练习生里最夸张的表情。当台上有练习生讲到与过往的情感挥别时，镜头就会有意无意扫过秦牛正威的方向，她是曾卷入过绯闻的女主角。在马来西亚广告“小女王”蔡卓宜哭得梨花带雨后，在拥有千万粉丝的“带货网红”林小宅舞台初亮相后，在“冰清玉洁”四胞胎抱团选择小组中心位后，这些练习生不只是偶像的后备役，更像是《青春有你2》的话题制造机、热度引流器。

话题和流量都有了，可网友却在群嘲。即便在业余的眼光评定下，这些自带流量者也不具备合格的业务水准。网友们总结，几位话题女生的唱功是靠后期修音的，舞蹈是在广播体操风格上凭机位剪辑营造效果的。仅仅因为举止够做作、私人情感受关注、带货能力强等，她们就被镜头青睐，被节目当成打开市场关注的“敲门砖”。这几位给节目带来巨大流量的女生，大概率只接受了一两个月的突击培训。她们参加选秀，与其说对舞台有多热爱，毋宁看作能促成双赢局面：节目因她们获取高流量，她们则为以后继续当演员和网红攒下更雄厚的人气。

只是，这些初心不在舞台、实力也配不上舞台的女生来到节目后，多半只是“划水小姐”。昨天，当其中一位练习生因被质疑涉嫌插足他人婚姻，真真假假的讨论再度为节目导流时，这档偶像选秀的最大症结更是暴露无遗——相对“凭实力出圈”“凭风格出圈”，《青春有你2》似乎更看重流量的转换。

若跳不出某些桎梏，选秀也许依然是娱乐资本的供给链

有人被流量驱赶着匆匆上阵，就有人已经磨砺了许多年。以孔雪儿、许佳琪、刘雨昕、陆柯燃等人为代表，她们的实力有目共睹，曾经的出道记录也在圈内众所周知。诸如“蜜蜂少女队”“夏日甜心”“加油美少女”“SNH48”等，都是这些练习生上一次为粉丝知晓的标签。

自2016年至今，百来个女团在崛起、倒闭、重整旗鼓中循环。选秀综艺年年办，人才的成长根本赶不上节目对动辄百来位新秀的巨大吞吐，早就走到了竭泽而渔的临界点。如此一来，被讥讽为“回锅肉”的已出道练习生，反成了拯救选秀综艺的实力王者。

事实上，“回锅肉”已是这些年选秀综艺的顶梁柱。《偶像练习生》的蔡徐坤，《创造101》的孟美岐，《青春有你》的李汶翰等，都是在参加节目前已出道的艺人。青年偶像反复出道，因为他们的上一次，“出道即巅峰，成团就失业”。对于选秀出道的唱跳偶像而言，生命力在于舞台，但内地娱乐市场照搬了韩国的“101系”选秀模式，却没法照搬相应的出道后市场。当韩国的男团、女团在一次次“打歌舞台”上积攒人气、打磨实力时，内地的偶像艺人只能在舞台之外，靠有限的影视拍摄和娱乐综艺，维系热度。

对于缺少舞台的已出道艺人，新一次选秀，是他们寻求重新翻红的机会。而对资本，源源不断的选秀节目为粉丝经济提供了补给链。打开《青春有你2》的助力通道，除了点赞按钮，粉丝还能通过购买赞助商产品，拥有更多的投票权。换言之，粉丝购买力决定着偶像出道的概率与排名。而在出道后，偶像的热度或“商业价值”也始终与粉丝的“氪金”能力挂钩。谁代言的商品单链销售额更高，谁拍摄的时尚电子刊销量更多，谁演唱的数字专辑销量更惊人，即便明知这背后是粉丝们在攀比心理下，通过超常规非理性的消费“硬撑”出销量，但只要钱是真的，没有商家会戳破粉丝经济的泡沫。

这就难怪，近两年的一些男团、女团，在他们限定的两年成团期里，“合体”创作的时间屈指可数，值得称道的舞台作品凤毛麟角，不务正业拍时尚大片、做各种商品“代言人”“推广大使”“品牌挚友”的时间却有大把。只要舞台的市场继续匮乏，只要培养模式继续是以透支未来为代价，偶像选秀被资本绑架的恶性循环就不会停止。（王彦）

《新文学史料》40周年：中国文学历史现场的活化石

四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名家楼适夷、韦君宜、牛汉等创办了以收集和保存五四以来文学史料为宗旨的刊物《新文学史料》，呼吁老作家撰写回忆录，呼吁文学工作者挖掘、考证史料，希望以一刊之力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光荣传统，为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出幽闭、褊狭、僵硬之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活的新境界做出贡献。

创刊四十年，《新文学史料》刊发了众多知名作家的回忆录、自传、日记、书信等第一手史料；也刊登文学研究工作者撰写的作家小传、评传及偏重资料性的专题研究、访问、调查、考证、年谱等重要史料，既有亲历者个人回忆，又有研究者多方考证的“史家拍案”。阅读《新文学史料》，有助于走进历史现场、感受历史氛围，从而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现代作家作品，探寻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真相。

2019年3月20日，《新文学史料》杂志举行了创刊40周年纪念会。

还有不到两个月，将迎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1978年12月宣布创办的《新文学史料》，在创刊号上曾推出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专号。在五四运动100周年到来之际，《新文学史料》杂志举行了创刊40周年纪念会。2019年3月20日下午，纪念会在中国出版集团隆重召开。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在众多的文学期刊和学术刊物中，之所以《新文学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在于这本杂志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起到了还原历史、正本清源的文化作用。无论是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还是文学史上的潮起潮落，中国新文学每一次浪潮的总结定位和功过是非的评价分析，既需要从大局观上进行评说，也需要提供可资信任的史料作为佐证，所以基于史料和考证为特色的《新文学史料》在当代文坛存在的不可替代性不断彰显。

另外，阎晶明认为，比起单调重复的学术腔，《新文学史料》随时可以读到让人心喜的资料，获知未曾听闻的逸事，帮助我们理清纠缠交错的人与事，补充未曾得到过的史料细节，打开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40年的《新文学史料》毫无疑问是一部沉甸甸的厚重之书，是一部鲜活的中国新文学史巨著。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表示，四十年来《新文学史料》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开放包容的心怀，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各种文学史料，发表了大量的“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刊登了这一时期有关文学论争、思潮、流派、刊物、作家作品及文艺团体等专题资料，以及调查、访问、研究、考证文章及不易见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等。四十年，162期杂志，已经形成丰富的史料库，为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新文学史料》不仅成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学者不可或缺的常备资料，也受到爱好文史的读者喜爱和收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勇，在《新文学史料》40周年纪念会上回顾了自己与这本杂志的交往。四十年前，刘勇到北师大学习时，正好赶上《新文学史料》创刊，四十年来这份刊物伴随着他的学习和研究生涯。从现代文学研究的角度，他认为《新文学史料》至少有三个重大贡献：

第一，四十年来，《新文学史料》见证了现代文学发展的许多重要时刻，对几十年来的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文学流派、文学刊物、作家作品等资料的整理、考证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丰富鲜活的历史途径，这些资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石，堪称历史现场的活化石。

第二，《新文学史料》四十年来不断为史料的定论与辨析、为现代文学的研究及时提供了许多新的论据和新的视角；从创刊以来设有考证、补证、来信摘登等栏目，及时对史料进行订正和辨析。

第三，《新文学史料》四十年来专注于史料的产生与研究，寻求一种研究方法的突破，同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带来新的突破。四十年来《新文学史料》最初以回忆录、历史现场为主，逐渐增加了史家拍案、口述历史、作家专辑等栏目，努力寻求一种史料与研究、史料与方法的结合和突破。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则希望《新文学史料》杂志能够拓展更大的文学视野：当代文学跟现代文学一大的区别是，现代文学的时间是封闭的，而当代文学的时间没有上限，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七十年了，它不断增加着各种运动、论争、事件、史料、“十七年”、“文革”，包括改革开放四十年。所以，他希望《新文学史料》按照主要的范围，在主要做新文学、做现代的同时，能够更多地向当代延伸，给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提供更多的史料的梳理、抢救、研究，推动更多的学科建设。

《新文学史料》创刊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回顾说，四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批编辑名家创办了这份刊物，呼吁老作家写回忆录，呼吁文学工作者挖掘考证史料，以一刊之力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中国文学走出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活的新境界做出贡献。

臧永清还谈及《新文学史料》杂志面临的当下困境。起止于1919-194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仅有三十年历史，而《新文学史料》已办了四十年，重大史料越来越少，内容荒是除了经济压力之外的另一个问题。臧永清认为，《新文学史料》还需继续深入挖掘并获得流落于民间、封存于海外的稀见的重要史料。另外，杂志还要拓展历史空间，一方面向前追溯到清末民初的近代，向后延伸到八九十年代的当代；另一方面从大文化概念入手，重构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外部环境，如教育、文艺以及作家的生活条件、稿费收入、经济状况等皆可丰富刊物的内容。与此同时，设立西译史话专栏，吸引中外文学交流史料。

在40周年纪念会上，胡风女儿张晓风代表作家家属发言，回顾了《新文学史料》杂志与他的父亲之间的记忆之外，还回溯了《新文学史料》对胡风史料的大量刊发和在学界的反响。1979年1月，胡风刚恢复自由之际，收到第二期《新文学史料》。该期杂志关于郭沫若、周扬、茅盾和冯雪峰的几篇重头文章，都涉及胡风亲历的三十年代和“两个口号”问题。后来以这期刊物为契机写下那篇十多万字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现在收录于《胡风全集补遗》。但是，胡风在《新文学史料》刊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1981年第一期上的《我的小传》，这篇短文成了当时刚开始的少数研究胡风的学者和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主要参考资料。再后来，从1984年第一期起开始连载胡风回忆录，包括胡风母亲的回忆文章和整理出来的胡风交代材料和日记、书信。甚至，当年的胡风分子和七月派也陆续在上面发表回忆文章和史料。

老舍的长女舒济，同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志，她也回忆了自己与《新文学史料》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这本杂志和父亲老舍之间的关联。在《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登载了怀念老舍的一组纪念文章，其中就有舒济的一篇文章。在接下来四十年的杂志中，断断续续还刊登有老舍的很多佚文、书信以及对他的回忆，为老舍研究做了不少贡献，是老舍研究必备的参考资料。

左：胡风之女张晓风；右：老舍长女舒济。

作为不断寻找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不仅回顾了自己推荐给《新文学史料》的新挖掘的现当代文学作家的史料和文章，还特别谈到了杂志对两岸文学交流之间的历史作用。据陈子善回忆，台静农、秦贤次等人的文章，都是经由他首先推荐给《新文学史料》刊载的，还有诸如钱歌川先生回忆郁达夫的文章等。

学者孙郁回忆起自己担任鲁迅博物馆馆长时，《鲁迅研究月刊》和《新文学史料》经常共同举办学术活动。而如今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他，认为这本杂志的史料研究非常值得认可。在学院派的文学文本研究越来越八股化、教条化、格式化的情况下，《新文学史料》因为队伍的丰富性和话语的多样化，杂志以非学院派的史料研究方法，对学院派僵硬的研究起到了稀释作用，使没有温度的研究变得有趣味，真正使文学研究多样化和丰富化了。在他看来，《新文学史料》是一个众声喧哗、南音北调的平台，在史料研究或者史料编辑方面功莫大焉。

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从2016年开始带着学生组成研究团队，整理民国档案中新文学作家的手札和书信，现在已经翻印了没有收入全集、选集、文集或者年谱的新文学的手札、书信一千多件，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等学者的手札六千多件。作为文学史的研究学人，沈卫威认为这些史料档案逐步揭开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真实情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将会对作家的全集、文集、年谱和自传有直接实证性的增补修正，同时将对新文学研究提供最可靠的档案文献的支持和帮助，对已往有关作家生活或者某些重要事件的传说、推测等虚构性叙事进行纠正。在他看来，档案作为第一现场，作家回忆录50%是假的，因为记忆有失误。但是，档案是最真实的，可以与当事人的自传、回忆录、书信、诗集进行互证，将时间、地点、人物同步呈现，并且有前因后果的、纪实的、清晰的展示。所以，他在未来想跟《新文学史料》联手推出一批中国现代作家的手札，逐步整理出来给《新文学史料》连载。

史料大家朱正回忆，他接到创刊号后立即读了一个通宵，判断道：“这份刊物是必将传世的。”其后的几代办刊人始终不放弃文化责任，于滚滚红尘、商业大潮中保持国家级学术期刊的学术品质，受到作家、学者及读者高度赞扬，被海内外学界视作探究历史、省悟历史、回味历史的一份新鲜可读、饶有趣味的名刊。

作者 新京报记者 吴鑫

编辑 安也 校对 翟永军

清华简十年：古书重现与古史新探

《筮法》的卦位图

记载了周文王遗言的《保训》

【特别关注】

厘清中国古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与十三亿多人口的泱泱大国，经过四十年的全面建设与飞速发展，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受到全世界的关注。除了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提升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植根的精神沃土，尤其是作为中华文化发源的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应在提升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历史影响和重要作用。然而，中国的古史曾遭受关于真实性的质疑。例如，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主张对传统的古史观及其史料基础——传世古书进行全面审视。“古史辨”派的疑古工作在突破封建藩篱、树立史料批判意识等方面当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针对古史与古书的过度疑古也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当然，作为传统古史基础支撑的先秦古书也确实存在一些原生缺陷。由于传世古书的流传过程极其复杂，因而总会或多或少地遭受带有主观意图的改易。再加之成书时代过于久远，流传中的脱、衍、讹、误等自然损伤现象也难以避免。凡此种种，都会导致传世文献史料品质的下降，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古史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在传世文献无法一力承担构建古史体系的情况下，出土文献作为时代相对明确、基本未经扰动的原始资料，对于补充、印证、纠正古史的重要作用就凸显出来。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大量出土的简帛古书与其他文字资料，经过学界长期的整理与研究，已经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史料体系，具备了厘清相关史实、重建系统古史的基本条件。如今，充分利用重现的古书、重建值得信赖的古史，可以说既符合应对外界质疑与挑战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是对出土文献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总结的实际需要。

清华简重现了多少古书，重建了哪些古史

2008年7月，清华大学从境外抢救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学界称之为“清华简”。清华简的内容多为早期的经史类典籍，其中除了可与《尚书》等传世古书对照的篇目外，更多的则是已失传两千年之久的前所未见的佚篇，对于准确认识先秦古籍的原貌、重建中国早期历史均有重要价值。为了更好地说明清华简这批出土古书对于重建古史的显著作用，我们将已公布的篇目大致按照断代进行划分并加以阐释。

1.对于夏代历史的印证

关于夏代存在与否，学术界目前仍有争议。《史记·夏本纪》以及多种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虽然都有关于夏朝的记载，但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它们大多被认为是靠不住的。正因如此，本世纪初发现的西周中期铜器遂公盨，由于其铭文中对“禹治水土”的记载可与《禹贡》等文献相印证，曾经引起了古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清华简中可以印证夏代历史的古书，可举出《厚父》一篇。该篇属于《尚书》的佚篇，在先秦时期曾广泛流传，还被《孟子》引用过。篇中王与厚父回顾了夏朝的兴衰，除了提到禹、启等开国先王，还特别讲到了皋陶、孔甲等人的事迹，具体细节虽然与《国语》《史记》等文献稍有出入，但大致框架仍是可以契合的。关于《厚父》的时代，学界有“夏书”“商书”“周书”等不同看法。而在我们看来，该篇当是周武王代商后向夏朝后裔厚父“乞言”时所作。也就是说，至迟在周武王所处的时代，夏人后裔所自述的夏代历史已经与《夏本纪》的记载没有太大差异。如此一来，《史记》对夏代历史的记载大体可信，便是不言自明的了。

除了《厚父》之外，日前发布的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收录的《虞夏商周之治》篇，也有与夏代相关的内容。该篇所记载的夏代礼乐制度，虽然反映的可能只是战国人的认识，但是与相关文献对读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2.对于商代历史的补充

商代的史料较之夏代无论是在体量还是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升，但据之重建商代史依然面临着不小的困难。甲骨文研究虽然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但其内容过于单一、材料过于分散。《史记·殷本纪》是关于商代历史的系统记述，司马迁在篇末归纳编纂该卷的方法是“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也就是说相关记载绝大部分乃是化用《尚书》《诗经》之文。但是在司马迁的时代，能够看到的商代“书”篇就已经不多了，大致仅剩《汤誓》《盘庚》《高宗肜日》等寥寥几篇。受此影响，从《殷本纪》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该篇记成汤、盘庚事较详而其他诸王则十分简略。这当然是由于成汤、盘庚功业赫赫需要浓墨重笔地进行描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司马迁所面临的史料匮乏的困境有关。

值得庆幸的是，清华简中发现了多篇前所未见的记载商代历史的古书，大大充实了商代史料。属于成汤时期的有《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等篇，详细记述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伐桀的过程以及代夏之后的治国之道。属于武丁时期的则有《傅说之命》三篇，完整地展示了武丁梦得傅说并以之为相的历史。此外，《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篇虽是后代托古之作，但也侧面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属于可资借鉴的间接史料。这些重要史料的重新发现，虽然不足以完全覆盖商代历史的全部链条，但对于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史来说已经是重大推进。

3.对于西周历史的纠正

西周时期的历史，由于其文献留存在三代中最为丰富，加之大量长篇青铜器铭文的发现，本身已具备了深化细化的条件。而清华简中重新发现的古书，对于丰富西周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个别重要问题的纠正方面。比如周人所艳称的“文武受命”与“文王称王”等问题，过去由于文献记载多有抵牾，长期以来都是聚讼纷纭。清华简的《程寤》篇，虽然存目于汉人所编的《逸周书》中，但是文本在唐宋之后就亡佚了。简本的重新发现，为我们还原了文王去商在程，与武王并拜吉梦代商受命的全部过程，“文武受命”问题也可据之彻底厘清。清华简中最早公布的《保训》篇，内容是周文王去世前所作的遗言，开篇的“惟王五十年”一句，明确指出是时文王已在位称王，有力回击了汉代以来文王生前未称王的观点。此外，关于“西伯戡黎”是哪位西伯、武王卒年、成王即位年龄以及周公“居东”还是“征东”等经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在《耆夜》《金縢》《系年》等篇中均有重要线索。

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也存在着关于早期的记载多而中期、晚期少的情况。传世《尚书》的“周书”中，属于西周中期以后的只有穆王时期的《吕刑》一篇。清华简中多篇西周中晚期古书的重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这种差距。穆王时期作成的《祭公之顾命》篇虽然在《逸周书》中有文本传世，但比照两种文本可知传本多有舛误，简本在“三公”制度等关键之处可以补充相关史事。新近公布的《摄命》，是一篇西周中期的重要册命文书，篇幅将近千言。关于其作者，目前有穆王与孝王两种意见。如果后说可以成立，那该篇就更加珍贵，因为此前并没有任何一篇孝王时期的文献得以传世。《芮良夫毖》虽属诗歌体，但是该篇借厉王名臣芮良夫之口阐述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关于厉、宣、幽三朝历史的记载，还见于前所未见的史书《系年》篇。《系年》关于国人暴动、共和行政、宣王中兴、西周灭亡等历史事件的记载与古书或依或违，为我们理解西周晚期以及两周之际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古族与古国在这一时期迁徙、发展与融合的过程，也可以在清华简中找到记载。《系年》第三章记载了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曾将秦人从商奄迁徙到邾吾，十分明确地讲秦人来自于东方，颠覆了过往对秦人起源的认识。出自楚人自记的《楚居》篇则详细叙述了楚国的族源，包括先君季连的降生、楚人称号的得名以及历代国君在南方迁徙与发展的过程等，为研究楚国的历史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珍贵史料。

4.丰富了春秋史研究的材料

春秋时期是中国早期社会剧烈变革的一个重要阶段。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认识，由于有《左传》《国语》等文献的支撑，相对而言是比较明晰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左传》《国语》对春秋历史的记述并非面面俱到。正如童书业所说，“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春秋》与《左传》记晋楚之事尤为详尽，其他诸侯国则明显要逊色得多。《国语》虽有八国之语21卷，但其中仅《晋语》就独占9卷，甚至根本就没有“秦语”，这与秦国在春秋时期的历史地位也是不相匹配的。

幸运的是，清华简中新发现了多篇属于“语”类的春秋文献，可以大大弥补《左传》《国语》的不足。其中记载秦穆公与楚国申公子仪对话的《子仪》，开篇讲“既败于崤”，从省略的主语“秦穆公”或“秦”来看，应是一篇佚失的“秦语”。而《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等有关郑国的古书或可归为“郑语”，提供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左传》《史记》的记载，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状况与政治形势的认知。而有关晋国的记载虽然已经很丰富，但史料的发现当然是多多益善。清华简中的《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讲述了晋文公重耳流亡、复国以及一战而霸的历史。《赵简子》则是晋国赵简子始为卿入朝，范献子与成鱄对其训导劝诫的文辞。这些大概都属于“晋语”。最值得注意的是《越公其事》一篇，其中讲吴越争霸的内容大都可与《国语》的“吴语”“越语”对读，显示了它们之间密切的关系。除了丰富的“语”类文献，史书《系年》篇对于重建春秋史也有较大价值。该篇以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形式对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的兴衰更替进行了详细描述，许多地方可以纠正传世史料的错误。

5.丰富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清华简新见古书中所体现的丰富思想内涵，便可以进一步推动对早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以及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比如《尹诰》篇中商汤、伊尹对“民”与“众”的珍视，体现了早期的民本思想。《厚父》篇反复强调敬天重德，反映出周初的德治较商代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厚父》篇中的“民心惟本，厥作惟叶”一语，在古代文献中最早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理念。

清华简的第八辑整理报告集中公布了多篇讲述治国理政之法的古书。《邦家之政》篇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将会导致国家兴盛与衰败的种种行为，告诫执政者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邦家处位》篇则从肃清吏治的角度强调了选贤任能的重要性，以及用人失度带来的严重后果。《治邦之道》篇全面分析了治理国家应当遵守的准则，并特别强调了尚贤、节用、节葬、非命等思想。《天下之道》篇则借用攻守之道来说明古代圣王得天下的关键仍然在于得民心。《心是谓中》是一篇充满思辨智慧的文献。该篇试图把古人深信不疑的“天命”与本篇重点论述的“身命”概念辩证统一起来，并最终提出了“人定胜天”的理念。篇中的“人有天命，其亦有身命”“断命在天，苛疾在鬼，取命在人”等语，可以说是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这一哲学思想在古代文献中较早的体现。

6.丰富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材料

历史不只是王侯将相的记事本，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也是历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方向。清华简的内容虽然多是“王者书”，但其中也不乏研究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清华简中的《算表》，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最早的实用算具，利用这套《算表》，不仅能够快速计算100以内的两个任意整数乘除，还能计算包含分数1/2的两位数乘法，甚至可以用于开方运算。以《算表》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科技成就的重新发现，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高超智慧与实践精神。

卜筮祭祷是先民重要的日常生活之一。卜筮方面，清华简第四辑整理报告公布的《筮法》，是一篇讲述占筮理论和方法的专书。在《筮法》的占算体系中，只有八经卦而不用六十四卦，展现了与《周易》截然不同的占筮系统。与《周易》卦名、卦画相一致的，清华简中又同出了《别卦》一篇，充分展现了当时丰富多样的占筮体系。祭祷方面，第三辑整理报告收录了一篇《祝辞》，内容是祝祷行为中格式化的咒语。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目前仍在整理过程中的《祷辞》篇，记载的是祭祀仪式中的祷告神灵之辞。

除此之外，清华简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乐谱、马经等内容尚待整理与研究。假以时日，这些古书一定会对我们深入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提供更多新知。

清华简在完善古史重建方法论方面的意义

清华简中重现的古书对于古史重建的意义，相对于补正具体的史实，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如何看待古书、如何认识古史始终莫衷一是，疑古、信古、释古各有其信从者。对于古史基本态度的严重分歧，导致了古史研究难以进一步深化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华简等出土文献虽然重现了大量古书，但是对传世古书与传统古史仍然只是局部补充与修正，并没有全面颠覆。在这些失而复得的古书里，禹、汤、文、武还是明王圣君，夏桀、商纣也依然失道寡助。这就说明传世古书作为长期流传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它的真实性是有依据的，不能被轻易否定。

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同时也批评了“疑古之过”。他认为疑古学者“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现在看来，重新认识古书以及重建古史，不仅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出土文献，也要对传世史料的价值进行充分估量。实践证明，大部分情况下即便没有“地下之新材料”的证据，对于“纸上之材料”的记载也可以姑且信其有。“二重证据法”强调两者互相印证，并不意味着没有出土材料印证的传世古书便不可相信，抹杀任何一方的独立价值都绝非王国维本意。有些问题在考古材料里虽然没有涉及，并不代表当时就没有，更不能因之推论传世文献的记载有问题。先秦的古书卷帙浩繁，真正流传下来的可谓十不存一，以有限的已知去推论无限的未知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当然，我们提倡不要过分疑古并不意味着要走上轻率信古的老路，重建古史的正确态度依然是对任何材料都预先进行史料批判。无论疑古还是信古，归根结底都是要靠材料说话。

(作者：程浩，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